西方控制世界的一张巨网，不可轻视！

作者：夏斐君
来源：斐君思享汇（ID：feijunsixianghui）

我们真的了解西方吗？大国博弈，重在知己知彼。只有深入透彻的了解西方，了解其各种布局，以及控制世界的无形纽带，才能知己知彼、未雨绸缪。

一说起西方的老底及其如何控制世界，许多人很自然的想起所谓共济会、光明会，关于这些神秘组织，分析讨论的很多，不再赘述。本文从新自由主义这个小切口切入，基于事实和已经发生的事件，尝试剥一剥西方这个洋葱，尽量接触其内核。

之所以选择新自由主义这个切口，是因为它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控制世界的核心秘籍，虽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揭批，但至今西方仍在使用，而且流毒无穷，祸害至深。更重要的是，从新自由主义的发明、鼓吹、使用、输出、祸乱世界、吸血全世界的一连串过程中，我们能窥见西方控制世界之术的全貌。

文章较长，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今天刊出前四个部分。

一、西方权术大师的四步棋

二、“经济学只是方法，终极目标是改变灵魂”

三、削减“垃圾人口”，他们从未停止

四、那些在全世界奔波的经济学家们

五、污水深潭和一个诡异源头

六、一场“盛宴”，西方经济学的迷魂汤

七、游戏终点

一、西方权术大师的四步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自由市场”、“私有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式开始在全球大规模推广。随之在全球扩散的，是被许多主流学者传播的一个“定论”：“全球化” 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历史“必然”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不可逆转”。

在西方主宰全球信息、垄断话语权的这个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大批精英、学者、舆论领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误导决策者及普通大众，让社会上下形成了一个虚假印象，仿佛“自由经济”是西方从古至今的理论与实践，但他们却对一个事实三缄其口：

20世纪70年代之前，“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算不上主流，而且一直被主流学术界忽视，甚至被蔑视。然而，从70年代开始，却摇身一变，被打造成“唯一的正统主流理论”，得到疯狂推销。玄机何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撒切尔治下的英国、里根治下的美国同步开始启动，并向全球大规模推动。

为什么大西洋两岸同时推动“新自由主义”？从那时至今，世界表面上看似彼此孤立、毫不相关的事件幕后，为什么众多人物与组织的名字都如魔影般时隐时现？仅仅是“阴谋论” 的无稽之谈？还是真相被有意无视？

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与里根这两位具有强烈基督教圣战情结的政客几乎同时上台，分别在大西洋两岸达到权力顶峰，并迅速形成蜜月般的完美伙伴关系，二人对内、对外战略的同步可谓前呼后应、心有灵犀。

从此，一个以“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这股潮流导致全球一系列国家发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新一轮无形“十字军东征”摧毁着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传统凝聚力和主权国家的屏障。

这实际上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战争，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金融力量成为主角。与此同时，目标国家的防护屏障被拆除，允许天量资金自由涌入，拥有错综复杂关系网的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条条“全球化” 大道，堂而皇之的把“投资”输送到各个目标国的战略要地，广撒蜘蛛网，为全面掌控全世界的命脉而紧锣密鼓的布局。

这个过程中，一些新生力量从金融系统崛起。这些金融力量虽各有特长，但一个共同点是：美国政府对它们有意采取了不作为的“松绑”政策。给金融松绑，让这些新生力量避开传统的金融监管，它的一个直接效应是打开了金融吞并的洪闸，让英美及其遥控的国际金融网络对世界进行渗透，最终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控制这些国家的战略命脉，在各国培育少数利益集团，形成一个个完美的隐蔽渠道，服从、服务于西方。

这个精心而周密的计划，通过四个决定性步骤展开。

第一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做出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决定。这实际上是把美元从一切国际规范中解放出来，美元从此成为一个可根据战略需要、被随心所欲操纵、杀伤力巨大的金融杀手锏武器。

第二步：1973年秋天，美国与中东国家王室同谋，制造石油价格暴涨，即俗称的“石油冲击”。这步棋，不仅沉重打击了在制造业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的日本及其它新兴工业国，而且也为“石油美元”铺了路。将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收利用”再循环，注入世界经济系统后，又把它们带回美国或输送到美国所需的世界任何地方。华尔街由此成为与伦敦金融城并肩的世界金融中心，并为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使命铺路。克林顿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正式开启对亚洲的金融大战。

第三步：在基辛格等权术大师的主导下，尼克松政府利用对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导与控制，构建了一个隐形的国际金融体制，不仅承担“回收再利用”石油美元的角色、有效调控境外美元的流动，也为下一步全球战略铺路：以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为核心，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无形蜘蛛网，伺机待命。

第四步：1974年，废除进出美国的资金流动管制。至此，国际金融力量的开闸泄洪准备工作完备就绪。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流行和全球化的正式开闸，整个世界被置于西方的餐桌之上。

西方由此在全世界布下一张巨型蜘蛛网，在这张网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国际金融资本、一系列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西方的卫星国同盟、秘密社会、NGO、媒体、跨国公司等等密切配合、紧密协调、各显神通，共享世界财富分配大餐。

这是极少数人的盛宴，绝大多数人的灾难。

二、“经济学只是方法，终极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在“新自由主义”蔓延全球的进程中，有那么一批特殊人物、组织以及一系列重大事件，表面上看彼此孤立，实际上都是那张庞大蜘蛛网上的节点。只有在这个全景视野下，才会看清楚一个游戏规则——“新自由主义”遮掩着更深远的战略蓝图：一个是同化并主宰全球各民族的命运；一个是在全球大规模实施有针对性的人口消减计划。

看清西方，必须从宗教和文明角度。

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入主唐宁街十号正式上任。这个女人的不同寻常，并不在于她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而在于她作为一名基督教圣战者，携手里根，通过“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动基督教圣战，从此深刻而无形的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有一个重要智库，叫“传统基金会”。该基金会期刊《政策评论》对撒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曾有一个著名评论，道破了撒切尔 “自由”经济政策的本质：即将横扫全球的“自由市场”、“全球化”、“私有化” 大潮，它的目的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如果撒切尔失败了，英国的大门将大开，一头栽入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化的灾难中；如果她胜利了，而且她会胜利的，那么，她将为英国国运的复兴做出重大贡献，并因这样一个伟业而载入史册，即不仅引领了她自己的国家，也引领了整个西方世界。”

这个评论强调了撒切尔政策对 “整个西方世界”的重大意义。这个重大意义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成败，关乎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沉浮兴衰，是西方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转折点。它准确揭示了西方经济政策的真正本质：自古至今，在西方社会，宗教-军事-政治从来就是一切政策的基石。

撒切尔在回忆录里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执政哲学：“我信仰基督教价值观，我的整个政治哲学就是基于这些价值观。”

实际上，早在1951年，当年轻的撒切尔还没有正式从政时，她就声明，“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少数一些男女，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且甘愿在海外实践并传播这个信仰。”

里根-撒切尔的伙伴同盟，实际上开启了一个基督教西方全球征服的新时代。这场征服战要进行的，是以 “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的名义，步步推进全方位主宰全球的基督教圣战。

拜他们所赐，世界进入一个通过金融操控，将千百万社会最底层、最脆弱的弱势群体进一步抛向贫困旋涡与绝望，并为西方精英利益服务的时代。

在这个进程中，“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也永久撕裂了世界诸多国家的传统社会凝聚力，并为西方操控全球、吸血全球铺设了宽阔大路。

向底层弱势群体开战，是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的一记重拳，对罢工工人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在扶植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势力的同时，大西洋两岸都发起了对工会及蓝领工人阶层的打击，这种政策上的同步与时间上的吻合，绝非偶然巧合。

里根的第一步棋，是摧毁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的强大集体力量；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则对英国强大的煤矿工会开刀。这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警告：任何工人组织，若想通过罢工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工作条件，由此引发与金融资本的利益冲突，都必将遭遇相同的命运。

不仅对社会底层弱势人口，“新自由主义” 要打击的还有更大的目标。撒切尔有一句时常被重复的名言：“不存在社会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只是一个个个体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新自由主义”下的英国政府，正是这个信念的忠实践行者。撒切尔发动了一场大战，瞄准的是“社会凝聚力”，因为它阻碍“竞争灵活性”。一切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被消失，她的政府忙于大规模削减国民福利，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大力支持私有资本。

对其真正目的，撒切尔也毫不含糊：“经济学是方法，而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你没有听错！经济学不过是方法、是工具，真正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灵魂！

撒切尔入主唐宁街十号不久，在大西洋彼岸，里根也正式上台。撒切尔-里根的伙伴同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英美为轴心的基督教西方大一统联盟征服全球。

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上帝的名义、以《圣经》为佐证，为一切政策、行为、战争提供合理合法的证明。在他们的基督教圣战喧嚣中，这场要“改变人的灵魂”的大潮也如滚滚洪流，大规模推向全球。

到90年代，英美的主要大学、学术机构，都被“新自由主义”主导、掌控；不仅如此，这些学术机构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为各国培养精英和专家权威，通过他们把这些理念输送到全球。这些在英美镀过金的精英们，回到各自国家后，忠实的照搬被灌输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的棋子。

三、削减“垃圾人口”，他们从未停止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动，撒切尔与里根的完美搭档关系十分关键，但并非偶然，二者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

在里根1980年总统竞选中，幕后组织、“民间”智囊机构与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撒切尔夫人的施政过程中，这些组织与个人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 “新自由主义”向全球蔓延的推动力量，它们名字各不相同，但大体上有三个共同点：

1、都具有强烈的基督教军国主义倾向；

2、都携带着浓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心态；

3、反共是这些组织的“圣战”使命之一。

在苏联东欧轰然倒塌的历史一幕中，这些组织与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某个以“道德”挂名的智库，在里根上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智库塞满了基督教组织领导、政界、工商金融界、媒体等领域地位显赫的人物。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向全球推进过程中，许多基督教组织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这些宗教、经济精英们，有着浓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白人至上”优生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什么关联吗？大有关联。

简言之，现代“白人至上”优生运动的一个明确目标，是要大规模减少地球“垃圾”人口，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初衷不谋而合。他们口中的“垃圾”，不仅指有色人种，也包括底层白人等弱势群体。

这并不奇怪，在美国建国后的漫长岁月里，贫穷白人与有色人种一样，都没有公民权。对这些“垃圾”人口进行削减，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设计的游戏终点。

“人口削减法”鼻祖之一，就是英国教会的一名助理牧师与学者马尔萨斯（1766—1834）。马尔萨斯堪称现代生物战、基因战的精神导师与理论先驱。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论》，深深影响了达尔文。实际上，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深受马尔萨斯“人口论” 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浓厚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背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一个背景。当时的欧洲，伴随着殖民扩张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崛起，精英阶层与底层平民的矛盾激化，作为精英的一员，马尔萨斯提出“削减人口”的一些手段。

马尔萨斯十分痴迷于一件事：对“低等种族”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让这些贫穷人口的婴儿死亡，因为这些婴儿“对社会没有什么价值”。马尔萨斯把这视为“正义”和“荣誉”的义务。而为了履行他的义务，他对贫穷人口进行减灭的手段，包括通过传染病减少这部分人口的数量。由此可见，马尔萨斯堪称现代生物战、基因战的精神导师与理论先驱。

不仅如此，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建议把街道修建得狭窄，让更多的人口居住在拥挤的环境中，村庄修建在污浊的死水塘边 ，由此便利瘟疫的发生和传播。他还提出“强制性绝育”，其实践就不多说了。

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削减“垃圾”人口理念，一直是西方各国制定内外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它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社会自己的底层贫穷人口，更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有色种族人口，对这些“垃圾人口”进行削减、甚至灭绝，是它们对外战略的一大核心考量。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宣告：“美国一切外交政策的根本着眼点，是人口过剩。”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世界，西方国家的一系列行为，让善良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这些行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无视与抛弃，是“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现实写照。

在西方疫情中，死的最多的是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疫情对西方各国的影响虽然大小不同，但在一点上惊人相似：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瑞士银行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亿万富翁的财富平均增加了27%，其中一些更是成倍增加。

四、那些奔波在全世界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们

1979年夏天，为撒切尔夫人鼎力相助的传统基金会的兄弟组织之一、美国企业研究所派遣了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教授在英国待了足足三个星期。

赫伯特·斯坦教授何许人也？在英国究竟有什么要事？

斯坦教授曾在尼克松/福特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新自由主义”是盎撒主宰世界的转折性战争，撒切尔在英国的改革，则是这场战争的头炮战役，为顺利打响头炮，身负重任的斯坦教授不仅在英国花费了他宝贵的三个星期，而且在《财富》杂志上执笔，力主英国抛弃凯恩斯主义。

在撒切尔的美国增援大军中，还有其他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

图为弗里德曼

为积极投入这场大战，弗里德曼利用自己的强大影响力，向大西洋两岸的战友们呼吁，吹响战争的号角。在精英势力喉舌《新闻周刊》杂志上，弗里德曼以《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欢呼喝彩》 为题，撰写了一篇评论，督促美国精英们仿效撒切尔。

实际上，在美国精英群体内，自建国至今，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就是“恋根”，明里暗里，把自己视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一部分，大英帝国就是美国的母体，英国与美国就是同一个大家族内的两大兄长。

弗里德曼也毫不掩饰这种同宗同族感：“自从在新世界创建诸殖民地以来，英国就一直是我们经济与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英国方向的改变（即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得以成功，它必将强化美国国内的压力，让我们的政府相形见拙。”

弗里德曼撰文不久，哈耶克的文章也十分默契地出现在《财富》杂志上：“我非常敬仰她，她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1980年2月，弗里德曼再次到英国，启动了一场经济学意识形态“闪电战”。在他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舆论造势战役中，包括在唐宁街十号与撒切尔见面、并主持了一系列电视讲座。在这些讲座中，弗里德曼大力倡导“剔除政府对自由企业的一切干预，从最低工资到社会福利项目……”

通过《华盛顿邮报》，弗里德曼还向世界宣告：“如果撒切尔成功了，将会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事。这是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试验。” 他接着宣告：“英国，乃至大部分世界，在经历了五十到六十年的费边社会主义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弗里德曼发出了一个预言：撒切尔夫人的选举胜利，标志着从福利社会转向，回归19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弗里德曼等人顶礼膜拜的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是实打实的自由侵略、自由剥夺、自由占领殖民地。

也不奇怪，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新一轮殖民掠夺也在所谓的 “新自由主义” 名义下，基于同一个模式，新自由主义实质是“新殖民主义”，不同的只是20世纪的殖民扩张和战争更加无形，也具有更强的摧毁性，同时辅之以生物基因战、金融战、文化战、心理战、舆论宣传战、文明战等等。这一切远比19世纪的殖民扩张更强大、更无形、也更致命。

今天，尽管西方相对衰落了，但新殖民主义仍在进行，流毒依然无穷，思想钢印依旧……即使旧秩序崩塌了，彻底清理遗毒和隐患，也是一项长期浩大的工程。任重道远，不可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