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地理解毛主席——只有用成功才能看清挫折！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07-13 14:15:13 围观 : 次 评论
作者：汪涛
来源：纯科学（ID：chunkexue）
上篇“如何科学地理解伟大领袖——正确的认知从哪里来”发表后，引起了大量网友的震惊，测量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对这个角度感觉有些奇怪。此处先提一下，并不仅仅是社会和军事领域原来存在词汇统一性问题，几乎所有科学的学科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词汇统一性问题。所以，用社会测量来定位伟大领袖推崇的“调查研究”，并不仅仅是单纯针对社会科学领域，而是需要在一切学科领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词汇统一工作，包括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农学等所有的学科。为什么要用测量一词进行统一？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科学就一定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例如，用“调查研究”这个词汇，如果要问如何才能真正做好“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很难有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在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几乎只是限于最初始的浅层（要不要调查研究，它的意义和价值等最基本的问题），而难于深入。以测量的观点来看，已经有系统完善的方法体系。这个方法体系如果只限于各个学科领域自己去摸索，是很难完善的。这个问题不仅仅在社会测量领域存在，甚至在物理学、化学这些被认为是最科学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会在后续的文章中逐步介绍并证明。首先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讨论如何科学理解伟大领袖的问题。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就将体会到，如果没有测量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统一指导，仅仅使用“调查研究”这个概念是难于甚至不可能真正做好调查研究的。例如，测量与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测量误差处理问题等。很多人也经常去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但为什么有人能真正看清问题所在，而有人就不一定看得清。很多调查研究中基层领导会安排被调查的过程，会安排汇报，这里面可能存在的误差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不是简单地说基层“弄虚作假”就可以解释清楚并找到有效解决方法的。一切测量过程都存在误差问题，测量误差如何进行处理，在测量学中有完善系统的方法，社会学中一切测量误差（调查研究的误差）都不会超出相应方法的有效应用范围。但在采用统一的测量概念之前，仅仅靠“调查研究”这个词汇，是难于让人具备完善的调查研究能力的。很多时候只能靠伟大领袖这样个人天生悟性特别高的人才能有效掌握，大多数时候不能成为一种可以进行大规模系统培训来传递的方法体系。因此，仅仅用“调查研究”这种非统一的词汇，难于有效地大规模培训出具备高超“调查研究”能力的人才，难于使它成为一种规范的，人人可为的方法。
作为杰出社会测量学家的伟大领袖其能力和知识结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所处时代影响的结果，只是他最为深刻地接受了当时社会传递的科学观念。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救亡图存的强烈社会氛围之中。其中最大的两个观念是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伟大领袖可以说在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当时所处时代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最虔诚地去执行的人。这构成了伟大领袖思想核心的两大基础：对“德先生”“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演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对“赛先生”的继承在社会领域就是全面系统地采用社会测量学的方法。他当年募集资金送很多人出国留学，寻求救国的途径。但他自己却留在国内，因为他意识到必须有人直接来系统地测量并研究清楚中国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最为关键，却很少有人深切意识到的问题。社会测量学的方法应用贯穿于伟大领袖的大量文章中。看《伟大领袖选集》五卷，基本就是以上两大核心的体现：“为人民服务”与社会测量学、军事测量学（调查研究）。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伟大领袖说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一论述，基本就是培根时代对原始的测量（培根和其他科学哲学家用的词汇是“观察”）与科学关系的表达。伟大领袖的这一观点，基本上也是以往全球科学界对实验的作用和地位的表达。只是要将实验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学领域，采用了“实践”这一词汇。伟大领袖特意将“科学实验”包含在他所说的实践之中，充分表明了他对于现代科学最核心要点的把握和洞察。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需要采用“测量”这一词汇作为最基础的概念来定义实验与实践的原因。尽管现代科学界充分意识到实验对科学的基础作用，但在过去却并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什么是科学的实验。因为以往没有真正实验和测量学专业出身的人来做这一工作，可以说我是第一个具备这个专业素养并且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只有系统地掌握测量学，才能将“测量”“实验”“实践”“调查研究”“观察”等概念本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研究清楚。我一直强调，要科学地解释一个问题，必须要有一致性。要用完全统一的原因来进行解释，不能遇到一个问题这么解释，遇到另一个问题那样解释。好像解释得都有道理，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建国前后伟大领袖的评价，我们同样要采用社会测量学的角度才能得到准确的科学的理解。一种科学的理解不是今天这么说，明天把它完全否定改另一个说法，后天又全否定再改回来，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科学的理解是不断地获得更为精确的测量数据，小数点后面的有效数字不断地增长，获得的理解越来越准确。不是那么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要精准地理解其原因所在。虽然正式和公开的说法中总是讲伟大领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如果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理解伟大领袖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各个著作就会发现，仅仅这么说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可以清晰地发现，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非常多，因为可以从很多人的讲话和著作中发现引用这本书中的语言。但真正能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如《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等都读完的人并不多。真要清晰地理解他们还得把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黑格尔等人的书作为参考资料也读完。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语言，我们从伟大领袖的著作和讲话中更多发现的是科学的实验与测量观念，也包括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尤其在伟大领袖的诗词中，最能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渊博了解。在他的讲话有对大量中国典故的引用。《诉衷情 致周恩来》
父母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因此，如果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伟大领袖思想，应当说是现代科学的核心观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共产党宣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核心实验与测量观念，是伟大领袖思想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果不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伟大领袖能成为神的原因所在，也不可能准确理解为什么伟大领袖本人对伟大领袖思想的形成是如此的特别和不可或缺。在其他方面，别的人可以掌握，甚至可能比伟大领袖掌握得更多，但在把现代科学的测量和实验思想如此严格和彻底应用到社会领域的，只有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的著作从头到尾都在讨论调查研究（社会测量）的重要性，但在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却并没有充分讨论过这个课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最适合伟大领袖的头衔是伟大的“社会测量学家”“军事测量学家”的原因所在。仅仅讲故事是没有用的，只有当我们用公理化的军事理论，用数学公式严格证明了：伟大领袖的军事思想是各种敌我实力对比的边界条件下近似最优解，才能真正体会他的军事思想不是艺术，而是科学。
要全面地科学理解伟大领袖，当然不能绕开建国后的经历。前不久，王岐山在政法系统培训班的开学演讲中谈到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的问题，提到不能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前三十与后三十年不能简单对立”也是一度被讨论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显然是有人想用后三十年去完全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如果更深入地去分析这个话题，是有人要在伟大领袖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间制造对立，这不是想真正科学地认识问题，而只是想挑拨是非。不同时代的领导人的确不会是完全一样，但制造这个对立显然是荒唐至极的事情。因为并不是说前三十年都是伟大领袖做的，后三十年就都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做的。事实上，前三十年具体负责经济建设工作的核心领导之一正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伟大领袖只是负责战略层面的工作，并不负责具体经济工作。在刚刚建国没多久，1952年7月邓就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虽然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总理，但周总理主要负责的一直是内务和外交，大多数精力并没有放在直接搞经济工作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刘少奇是前三十年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员（除不在任和刘少奇去世之外）。而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主要是负责战略，具体工作真不是他做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正是很少有的贯穿了前后三十年的人，怎么可能用前后三十年在伟大领袖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间制造对立呢？这显然是没有做任何系统测量得出的结果。中央对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判断，至今相对权威的文件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对建国后前三十二年的工作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总体上说，对建国后十个方面的成就作了积极的肯定（参见该决议“（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更具体一点说是：建国后最初的七年（1949年10月到1956年），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且使用了“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里面的“完全正确”体现了基本的全面肯定的态度。尤其是这期间还获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对这十年是肯定与否定参半，或成绩略大于过错。持批评的事情主要是大跃进、批判彭德怀和此后的反右。文革的十年。这十年中依然是有很多成就的，但对这十年总体上是否定显著大于肯定。拨乱反正的五年。这已经是伟大领袖逝世之后的事情，逐步转向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对反右和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员进行了全面平反，数量高达几百万人。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55万人带有右派的帽子，但除极少数的90人外，其他人可以说是整体上进行了平反，因为人数实在太多，记得当年曾发过一个通知，不再一一去查了，除了那极少数个案外，其他所有人员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对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大量的平反、找回或补偿被查抄的财物等。除此之外，对“地富反坏”等划分阶级成份的也进行了全面的摘帽。
毫无疑问，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大跃进、反右、文革等肯定不能被说成是“成功、胜利或者成就”，但是不是用“错误”一词进行描述就足够了呢？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追根究底的事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错误”一词是比较笼统的，它可能因多种不同的原因引起：动机、判断、战略方向、路线或路径、方法、策略等，这里面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最终会失败的结果。但是，不同失败的原因其性质却是差异巨大的，一个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存在问题，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失败。但是，某一个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最终结果的失败，并不能以此完全否定其他方面，当然，也不能以此证明其他方面是正确。那如何才能进行更深入和准确的判定呢？只有当调整了某一个方面而获得最终结果是成功的以后，才能确认原来只是这一个方面存在问题，其他方面并没有问题。因此，只有当最终获得一个成功时，才能准确地定位存在问题的位置或子系统所在。例如，1958年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在1981年总结大跃进的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口号太天真了，纯属笑话。可是，进入21世纪甚至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到今天，“超英赶美”已经成为现实时，人们可能会对当年大跃进时的口号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当年提出“赶英超美”的主要是指钢产量，但到2020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已经是英国的约6倍，是美国的73%。如果按PPP计算，中国的GDP早在2014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至于钢产量嘛，早就是中国第一（不含河北省产量）、河北省第二（不含唐山市产量）、唐山市第三（不含唐山市瞒报产量）、唐山市瞒报产量是世界第九。至于和英国比嘛，他在2017年的钢产量只有区区760万吨，连唐山市瞒报产量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只能算中国一个根本就排不上号的小钢厂的年产量。此时人们才发现40年前认为“大跃进时的赶英超美口号是笑话”的观念成了一个可笑至极的笑话。当然，今天钢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不像1958年时那么重要，但它依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选择特定的方向以大跃进的方式进行极限式的发展并不是问题，只要符合技术和科学规律就行。例如，现在中国在工程建设上已经有“基建狂魔”的名声，但似乎现在中国也在刻意地将工程建设效率往更加极致的方向发展。特朗普为了建边境墙用了四年时间，号称建了上千公里，而拜登攻击他真正新建的其实只有14公里。但前不久中国为了防止云南等边境外疫情流入中国，竟然一晚上建成了500公里的边境墙。说有必要嘛也真有必要，不过速度快到如此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恶心到了美国。不管怎样，只要符合科学规律，符合技术可行性，真把事情做成那就没问题。但是，当年大跃进时是选择的粮食单产作为飞跃式进步的突破口，在技术上真是选错了对象。粮食单产是农作物自然进化的结果，品种培育的周期往往都是以十年计算，平均每年单产能提升几个百分点就了不得了。通过水利灌溉、农田管理和化肥等可以短期内迅速提升单产，其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粮食单产、发动机效率、材料性能、电池能量密度等技术领域，其进步速度是极为缓慢甚至有严重技术瓶颈的，在这些领域想搞大跃进本身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在其他工业产品、工程建设等领域，技术水平上放卫星式的提升并非不可能。芯片以18个月提升一倍速度的摩尔定律，本身就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大跃进。在大跃进时期并不是所有工作都是否定性的。例如，当时大量水利工程乘着大跃进的东风进行全面的建设就具有很重要的正面价值，基本上是肯定的，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和水利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什么是这样？水利工程（尤其是普通水利工程）的技术难度相对简单，而炼钢的技术复杂度远远高于普通水利工程。即使在今天，芯片尤其7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要想大跃进依然是很难的，但其他中国已经掌握其技术并且具备人才基础的领域，跨越式发展并不是问题。面对今天中国在抗疫问题上绝对压倒性超越西方的实际结果，依然有要写日记否定中国的公知群体，我们对当年的反右是否会有不同的感触？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共查处408.9万人。根据2016年底人社部的统计，中国全国共有公务员数量719万人，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与公务员总量之比为56.9%，超过一多半了！2017年10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杨晓渡介绍，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时间，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40人。什么是中管干部？就是中央直管的副部级以上的军政官员。直到今天，每季度甚至每月打老虎的进度数据可能人们已经麻木了，但这个进程“永远在路上”。此时，对文革前伟大领袖作出的、并且也是他发动文革核心依据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的基本判断，是不是会突然间若有所思？！只有当比大跃进更宏伟的民族跃进成功实现时，我们才能对当年的大跃进真正问题在哪里有更清晰的判断。此时我们才能理解，当步伐超过技术难度形成的极限约束而摔跤时，人们可能只会去怀疑想更快走路的意愿。只有当人们看清今天的公知是如何不顾事实到极点地反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时，我们才能对当年的反右有更准确的认知。此时我们才能明白，当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错误的人时，错误的人就成了“被冤屈的人”，并且真的会有一大批人被冤屈。只有当一场平顺的、以秩序和精准定位方式进行，却又“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反腐进程成功实现时，我们才能对当年的文革作出真正系统和客观的评判。此时我们才能看清，用混乱去解决混乱，混乱没有解决，结果却更为混乱。天下大乱并不会自动地达到天下大治。甚至于，放弃了“阶级”一词，并不能以此回避阶层固化问题的演变。如果动机和判断是正确或大致正确，因策略和方法的原因造成最终结果的失败，用“挫折”，而不是“错误”一词可能更为精准。
为什么伟大领袖在建国前的二十八年，对中国的国情判断以及战略策略基本准确，甚至独具慧眼，而在建国之后的二十七年里至少并不完全准确？即使在这个时期他依然坚持社会测量学的基本理念。我们依然要从社会测量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只有从这个角度的更细节来分析，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果。
数学和测量是科学的两大基本工具。测量并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科学发展的步进式发展模式以及未知因素唯一性要求（参见汪涛《实验、测量与科学》P113-P120）意味着，用数学工具建立的科学理论知识的积累，是更进一步测量的基础。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哲学认识论中表现为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难题，即：理论与实验（观察）谁先谁后。我在该书中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以此证明了仅限于哲学层面的讨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在原地踏步。未知因素的唯一性要求是认识对象可测量的前提条件。它与科学的步进式发展模式具有内在的等价性。简单来说只有站上一个科学知识的台阶之后，才能去测量更进一步台阶上的未知对象。在建国之后，面临的问题远远比建国前复杂得多，需要的知识积累也大得多。它需要对全部的科学、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历史等等所有人类知识的全面继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有效的和更精确的社会测量。这对伟大领袖来讲的确是巨大的，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挑战。再加上建国初期系统研究整个人类当代一切知识的人才严重缺乏，并不能给予伟大领袖有效的弥补。尤其当时国际环境的高度复杂，伟大领袖除了去过苏联之外，并没有太多机会出国去当时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因此，难以有对整个当代人类文明进行全面总结的机会。
测量数据是需要及时更新的，不能用过时的测量数据来进行新的判断。阶级分析是伟大领袖在战争年代最重要的基础国情分析工具。基于这个工具，他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能够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走群众路线也使他深入地贴进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并从中获得最广大的力量。但在建国之后，要解决的问题技术复杂度远远超过战争年代，这并不是简单地发动群众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伟大领袖不仅没有及时地更新背景知识，而且也没有全面更新测量数据。因此，改革开放，以及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是继承伟大领袖的社会测量基本理念，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效更新了测量数据，调整了单纯的阶级分析认知基础以及简单的群众运动方法体系。
在战争年代，当伟大领袖去广大的农村进行社会测量（今天有的领域专业词汇是“田野调查”）时，很少有专人去给他汇报工作，也没有人特意去安排被测对象。他获得的都是第一手测量数据。但在建国后，他到哪里去进行社会测量时，最容易获得的数据是专人安排的会议室里的“工作汇报”。这大多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测量数据。他很多次出去调研时，刻意地随机到路边村子里与民众交谈，以试图避免这种方式带来的误差，尽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原始测量数据。他喜欢坐专列出行，因为坐在飞机上什么情况都看不清楚。但即使这样，基层领导也能特意在他专列经过的铁路边安排群众进行“表演”。因此，要获得准确测量数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战争年代。所以，不要以为强调了“调查研究”“实践标准”就可以获得准确的测量数据。并不是说第二手的测量数据就一定不可用，但必须理解误差分析和误差处理是测量学最基本的功课。如果没有这一基本功，单纯在哲学层面强调“实事求是”，有人能获得准确的测量数据，而有人就做不到。用测量一词去替代“调查研究”，并不仅仅是换个说法，如果没有社会测量学词汇的统一，以及相应专业知识和方法体系的支撑，仅靠哲学层面的原始讨论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但只要伟大领袖社会测量的科学精神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后人持续的社会测量活动会去弥补任何一时的测量误差、基础知识的不足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非常有效地改正任何一时的偏差、失误等问题，并且可以有效避免任何所谓理论或价值观的忽悠。一切正确的认知来源于社会测量，一切理论或认知只有用社会测量进行持续的甚至永久性的检验才可接受。只要深入建立了这样的观念，就拥有了最科学的认知世界的方法和能力，使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成为一个政治的团体，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谨和科学的团队。即使伽俐略在实验中有几个数据测得不准，也丝毫不影响他奠定实验和测量方法作为解决一切物理学问题唯一途径的地位。伟大领袖是第一个奠定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只有通过社会测量和实验这个唯一途径的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去有效解释和理解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
今天中国的认知和能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科学的步进式发展模式，和测量的未知因素唯一性要求，也不是说只要通过测量就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展能力。只有站在一切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比他们看得更远。中国近代历史上因为受到近代科学文明的一次又一次冲击，经历了五次大的学习浪潮。从对待这五次学习浪潮的态度不同，可以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成功的团体，为什么国民党看似拥有很好的机遇却在瞬间一败涂地。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正面迎接或继承了全部五次学习浪潮的冲击，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性。
洋务运动（从1861年至1894年）。这次学习浪潮并不是系统的，而是看到什么东西好就引进什么。洋枪历害就引进生产制造洋枪，洋炮历害就引进生产洋炮，铁甲舰历害就购买铁甲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当时并没有充分地、系统地研究欧美为什么发达，没有系统地研究科学到底是什么，工业文明到底是什么。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遭遇的惨败是刻骨铭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触发的全面学习日本运动。日本在历史上几千年间都是中国的小弟，在两国军事上的较量中也从来就没赢过中国。但是，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严格说明治维新开始得还晚约6、7年），但甲午战争的结果无疑充分证明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大清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两国当时遭遇西方文明冲击的时间也差不多。中国遭遇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间为1840年，比日本1853年佩里叩关还早了13年。并且，所谓的佩里叩关或黑船事件，只不过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和祖·阿博特（Joel Abbot) 等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这个过程中展现的美国现代化舰队把日本上上下下都给吓坏了，但并没遭遇什么战争损失，一枪未鸣，就此彻底惊醒了日本，并开始明治维新。要说类似这样的事件，早在此之前半个多世纪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也派过曾任外交官和殖民地行政长官的马戛尔尼为特使，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前往中国。当时的外交由头是祝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但实际目的和想法是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开通双方的贸易。这与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去日本时想干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马戛尔尼携带了大量现代化的工业品作为礼物送给乾隆爷，也的确引起了乾隆以及很多官员的兴趣。但其结果不仅没有引起大清国的惊醒，反而是英国使者见乾隆时要不要下跪的礼节成了当时最大的争议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只有从成功中才能看清失败的原因所在。只是研究大清国接受西方文明冲击反应的失败，是无法理解其真正原因所在的。日本明治维新是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而洋务运动是自己看到什么新奇厉害就学什么，零星散乱。但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却以日本为对象开启了系统学习现代科学文明的进程。甚至于，连科学、民主这些大量来自西方的词汇，都是通过日本翻译的再翻译而进入中国的。当时有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例如鲁迅等就是留日学习的典型代表。作为这次系统学习的成果，是国民党的崛起、辛亥革命和成功推翻大清国。作为国民党前身、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就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它由兴中会（孙中山等在檀香山创建）、华兴会（黄兴等在湖南创建）、光复会（蔡元培等创建）等多个组织合并而成。光复会虽然是在上海成立，但其酝酿协商过程也是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进行的。蒋介石是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并在日本加入的同盟会。1907年，光复会在徐锡麟领导下发动“安庆起义”，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密谋响应安庆起义。第二年，会员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岳王会起义。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并且导致徐锡麟、秋瑾等很多核心领导人牺牲，光复会遭受巨大损失。熊成基在起义失败后逃到了日本。1910年，陶成章又是在日本重建的光复会。由这些历史事实即可充分理解国民党，以及其他很多中国当时进步力量与中国第二次学习浪潮之间高度密切的关系。
从苏俄接受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它是以对西方文明批判视角出现的，是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上特殊的方面。虽然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苏俄实现，但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接受起来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也不为过，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从思维方式上说，辩证法几乎就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出口转内销。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只要看看八卦图，就知道理解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自然了，反倒让中国人接受形式逻辑很费神。从世界观来说，唯物主义和中国人不以宗教作为生活基础的文化传统完全相符。从社会理念来说，为最底层的工人阶级服务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只差一个阶级分析和工农联盟。计划经济和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治理体系几乎就只差一个计划委员会。本来，在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时期，已经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他也有机会迎接第三次学习浪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可以说是集成了当时中国所有各方面的进步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得有些大杂烩。当时也是各个会党林立，各方面的基本政治理念差异巨大。例如，光复会某种程度上还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在里面。如果孙中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融合，建立一套统一的政治理念，从纯理论上说中国是有机会一次性地完成进入现代历史进程的。但遗憾的是，一方面孙中山离世较早。另一方面，如此巨大的政治理念差异仅通过内部争论就统一起来近乎于不可能。这也是共产党建国之后采取以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历史原因所在。对于蒋介石发动的1927年4.12政变，过去我们只是从共产党角度来看造成了损失的巨大。但如果站在蒋介石角度看，他当时的确面临一个巨大的客观难题：如何去统一国民党内部会党林立，大量不同派别的巨大政治理念差异？遗憾的是，他采用的武力清党政策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从国民党角度来看，损失可能更为巨大。他使国民党从清党前的121万下降到27万，基层的国民党组织基本消失殆尽。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使国民党对第三次学习浪潮彻底隔绝。虽然他口头上表示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蒋介石是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的。没有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没有对当代人类文明走向和科学精髓的系统研究，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反思与继承。他在政治上依靠的就是以浙江宁波奉化溪口（他老家）为核心的长三角豪强，军事上依靠的就是黄埔系。蒋介石纯粹只是从权力争夺的角度看问题的。从4.12事变开始，一直就是用简单粗暴的武力去解决政治分歧。不听话的民主党甚至国民党内部人士直接暗杀了事。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从一个简单包容一切的极端走到另一个不容任何异己的极端，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他带来的结果就是国民党的历史始终面对着内部分裂和对立。这也是最初相对非常弱小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的空间所在。伟大领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此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判断。蒋介石喊得最多的政治口号就是“精诚团结”，但别人不是傻子，你没有系统的符合当代历史的先进政治理念，只是搞权术拉一方打另一方，怎么可能去让人精诚团结在你身边？蒋介石居然允许甚至是鼓励很多将领在正式场合喊他“校长”。对黄埔系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源，并拉近与蒋介石领袖的亲近感。但你这么一搞，让那些非黄埔系的人怎么活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本来根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走出四道封锁线。但前面三道封锁线的顺利通过是国民党的陈济棠与红军协商后放一马的结果。突破湘江时本来也没机会，但白崇禧故意放红军一马撒开了一个上百公里的口子。即使这样过湘江时红军也损失大半，从8.6万人减少到3万。陈济棠不仅是国民党元老，而且在很多关键时候是帮过蒋介石大忙的。白崇禧是国民党内少有的杰出军事将领，号称“小诸葛”，与林彪有得一拼。但他和陈济棠都不是黄埔系，无论立多大功永远也不能进入蒋介石嫡系圈子。国民党内部的“习惯性”分裂一直持续到在台湾丢掉政权也丝毫没改变。
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的工业化体系。这个表面上是第三次学习浪潮很自然延续，但他却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用志愿军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结果。并非意识形态上相同就一定是一家人。中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国际外交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原因之一所在。在中国建国后苏联对中国全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中国快速建立整套的工业体系，并不止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兄弟行为，而是不同国家间的国际政治利益考量。中国有效地利用了抗美援朝胜利的有利条件，从苏联获得的大量援助使中国短期内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虽然他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但却是中国能顺利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全面系统地学习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就”。这一次的学习非常地全面、系统和彻底。到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走完了这一次的学习浪潮。虽然未来还是需要不断地学习，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需要迈向一个全新的台阶了——该由我们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做点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最初主要伴随的是第三与第四次学习浪潮，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占有了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标签。但到今天，如果仅限于这个标签来认识中国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要以此认识和理解伟大领袖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当今的中国是继承了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中国自身传统文明成就中的独到成分，显然不可能用属于西方文明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完整准确地表达。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比“伟大领袖”这个概念更适合的词汇来描述吗？跳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专制”等等低层次的西方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自从1.28万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开始进入农业时代的一切人类社会，就可以在科学上被分为两种形态：“伟大领袖社会”与“非伟大领袖社会”。如果不能理解什么是“伟大领袖社会”，就不能理解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什么样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