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三）——聊聊政治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本文希望探讨的是：如果你是COVID-19病毒，希望与人类社会实现“共存”，为了达到目的，你打算“策略性”地先进入一个比较容易击破的社会，再逐个击破，那么，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有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你觉得最难“攻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COVID-19“势如破竹”的原因，就是能够在低风险及高风险人群之间制造巨大的不对等及不对称，在人类社会内部制造分歧、矛盾、撕裂。而今日的Omicron更具有超高的传播力，将人类社会破防的“阈值”变得非常低：大多数国家或社会只要有一地被COVID-19破防，即“满盘皆输”，不可逆地进入全国范围的被迫“共存”状态。

阻断COVID-19的核心在于人们能够众志成城的团结起来，打破COVID-19的撕裂效应。否则，就只能被COVID-19击破，付出巨大的人命及经济社会代价，被动与其“共存”。不同的人类社会由于组织形式、文化价值、政治制度的不同，对COVID-19的应对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越是强调或歌颂个人主义，对个人的权利越是无条件保护的社会，越难以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同时，人们通常会用个人的权利、自由、隐私等好听的政治价值来升华、美化自己利己或自私的诉求。这其实是为“负面外部性”提供合法依据，把个人的权利与公共利益对立了起来。反过来，一个社会社区价值（communal）越强，集体主义越强，个人越能够为集体和公共利益进行自我约束、牺牲个人的权利、便利、利益（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就越能够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此时，个人的利益一定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

——社会结构——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构成越小，例如越是核心家庭化、人与人不相识的“原子化”的社会，也就越分裂/离散，聚合人们就越难，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也越难。相反，传统的大家庭、大家族、大社区型的社会会更团结，人们彼此能够共享身份认同与目标，应对COVID-19会更团结。

——社会结构——多样性：一个社会族群/种族、阶层、宗教、文化、政治价值、舆论等方面越“异质化”的社会，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就越难，而越是“同质化”的社会，由于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也就越有力。

——对老弱病的态度：一个社会越是对老弱病赋予价值，越是愿意保护老弱病，应对COVID-19的意志就越强，应对也会越有力。有的社会（例如中国）不仅仅视老人为弱者（the vulnerable），而且因为敬老、孝顺的传统，对老人（seniority）特别尊重，赋予特别的伦理地位。相比仅仅把老人作为需要保护的弱者而言，尊重老人的社会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的意愿肯定也越强。我以为，对老弱病的整体态度，是决定一个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依靠经济内循环的能力：一个社会，越能够自给自足、把关键资源的供给和需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跨境人口流动的（进行“内循环”），就越能够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相反，一个社会，如果非常的“外向型”——例如高度依赖旅游业等需要人口流动的全球化经济，那就可能因为外部输入而导致本国坚持的防疫政策前功尽弃。这里要看到的现实情况是，第一，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很依赖人口自由流动，一国独善其身很难；第二，不同国家防疫制度与能力千差万别，而且一国的成功未必能够在其他国复制。长期来看，只要全球化的假设依然成立，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都需要向全球聚拢——当然它需要根据病毒变异的情况及公共卫生及经济社会政治成本来评估聚拢的节奏。

——政治体制：政治集中度：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权力越分散、越离散、去中心化（例如联邦制），将全国不同地方民众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就越难。政治权力越是集中，则团结应对的能力就会越强。

——政治体制：政治政策的形成：一个国家或社会政治政策形成，越是倾向于挖掘、鼓励及迎合大多数普通人的短期考量与诉求，则越难将人们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特别是Omicron）——因为COVID-19的特性就是在低风险人群与高风险人群，以及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之间将不对等与不对称“最大化”的。COVID-19低风险人群在人口里是占压倒性绝大多数的，如果简单迎合多数人（低风险人群）的诉求，那么在政治的驱动下，出台不利于少数人（高风险人群）利益的政策只是时间问题。

我想说的例子，其实就是西方的政党选举政治（“liberal democracy”）。在现实世界里，政党选举政治最终就是挖掘、发现、鼓励、引导个人视角、个人利益、个人诉求的。政治家迎合的多，引导的少。选举政治家的任期也比较短，政治政策的形成因此会呈现短期化和民粹化特性——尤其在当代社会，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资本及商业的介入使得信息和舆论高度去中心化。如果把公共卫生政策交由投票选举进行，那会得出什么结果？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人健康低风险人群是有可能倾向于放开的，但不惜牺牲高风险人群的福祉与利益。这种牺牲，是绝对意义的：可能构成后者的经济崩溃及死亡。

我们再举个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让全体人口对选择“清零”还是“躺平”进行公投。低风险人口是占大多数的，除非他们对占少数的高风险人口拥有巨大的情怀、同理心、赋予巨大的伦理价值，并且能够冷静评估“共存”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否则很有可能选择“躺平”。这种选择，与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无异。

COVID-19（Omicron）的可怕及魔幻之处在于，它就是要利用人类社会不同成员及群体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将人类社会整体击破。要应对COVID-19，只有强大的政治能力及意志，以及全民众志成城和团结。

而这恰恰是西方选举政治所不具备的。

西方选举政治在现实世界里运行的内核是：挖掘、发现、鼓励、弘扬、迎合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视角、个人的诉求，个人的感受，并不惜为了选举目标，寻找、夸大并利用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为的是将这些矛盾与分歧转化为能够服务选举政治目标的政治动能。阶层分裂、族群分裂、共识分裂、巨大的公共卫生代价，都可以是选举政治的陪葬品。

尤其重要的一条是：选举政治自带“嵌入的”（embedded）免责机制，能够吸收和化解政治不满：选民如果认为一个政客或政党的公共政策不好，可以通过选举将其更替。这样一来，错误的决策都可以由选下去的政客“背”走，人们对政治体制本身依然充满信心；另一方面，选民也会被制度赋能，始终拥有道德优越感和“主人翁感”（ownership），认为自己始终可以通过选举不断地“纠错”，改变先前错误的决策（“我上次选了Trump，确实选的不对。我看错人了，当然这也怪华盛顿政客。这次我认真考虑后，选了Biden”）。

大家可以看到问题所在：选举迎合的始终是短期的个人利益、视角、诉求，将这些利益与诉求进行“加总”，然后制造短期的结果。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奏效，再用新的选举替换。选举政治只是不断地周期性的循环短期化的政治决策而已。这时，不仅从长计议，制定当下人所不理解、不认可的长期主义政策是不可能的，甚至错与对也不那么重要了。一些选民在看到了选举政治背后的实质后，就会淡出政治。

而对抗COVID-19需要什么？需要全盘考虑全体人的利益——特别是捍卫少数弱者们的利益；要有足够的政治担当及执行力，能够系统地阻隔 低风险人群/地区将病毒转移到 高风险人群/地区；要有坚毅与定力，不能朝令夕改，做“仰卧起坐”；要始终以长期主义价值观为指导。

西方选举政治，如果都是个人导向、民粹化、短期化的，只是将个体民众的选择和偏好进行“加总”，那是难以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其结果，就是将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转化为医疗问题（personal medicine）。这样的体制，一方面不利于保护COVID-19“专注”伤害的弱者，另一方面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代价，例如较大的人命代价（“超额死亡”、“踏着尸体而来”），最终实现被动“共存”并宣传“惨胜”。

在善于“分而治之”、制造撕裂的COVID-19面前，人类社会遭遇的是政治版本的“市场失灵”——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被打败了（除了“孤岛”中国大陆）。

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COVID-19，而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重大公共问题。这不是“共存”问题，而是灭绝性问题。

所幸的是，气候变化与COVID-19有一个本质不同，COVID-19是传染病，其特点是：大多数人团结和遵守规则也不足够，只要有少部分人不团结，就可以破坏全局；而气候变化则只要求大多数国家能够联合行动就可以，只要负责任的国家足够多，就可以影响全局，哪怕个别国家不行动。

在这里，中国也可以成为表率：即便有不负责任的西方国家在国内选举政治下放弃承诺（例如美国当政的Trump退群巴黎气候协议），也不会影响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国依然可以利用举国体制完成自己的承诺，并正向引导其他国家。

在这一条上，至少气候变化比COVID-19要“好”一点。

最后，本系列第一篇提到了“负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的概念。

政治也是有负面外部性的。

很简单：中国可以解决自己COVID-19的问题——如果没有国外的无止境的扩散和输入，我们在2020年上半年就“消灭”了COVID-19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没有大规模的爆发，利用“精准防控”将“动态清零”做得很好，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

但COVID-19在国外的不断传播及变种最终催生了传播力极强的Omicron。前面提到，大多数国家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及治理手段，做不到“精准防控”下的“动态清零”，老早“躺平”。但选举政治有个“好处”，即消解政治对抗与压力。所以一众西方国家，抗疫虽然不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及经济社会代价，但没有因此遭遇政治问题，反而在“踏着尸体走过来”之后，觉得自己的表现还行。记忆力非常短暂的当代世界里，不少“低风险人群们”似乎已经忘掉了疫情的影响。

但当如果病毒由这些国家传播入中国，造成爆发甚至失控的局面，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政府是360度责任的全能政府，虽然权力大，但职责也大，都是相对应的。我们的民众“既要又要”：既希望有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又不希望看到因疫情导致大规模病死及医疗资源的挤兑（同样也会带来超额死亡及附加代价）。如果因为疫情爆发导致公共卫生后果，将会使得我们的制度遭受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就是国际政治层面的负面外部性：一个国家推行某种防疫体系，自己虽然遭遇了比较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国内政治压力；然后，病毒从本国传导到其他国家，却可以破坏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为后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就是：在同一公共问题下，各国所面临的政治及公共责任风险的巨大不对等。

中国正在走出并一定会走出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道路，在许多的治理手段和模式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明显的“中国特殊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COVID-19疫情防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我们也会发现，在许多的问题上，中国追求“独善其身”并不容易，我们还会面临越来越多复杂的国际挑战。

本系列三篇，写在进入COVID-19疫情的第三年，也是一切已由Omicron主导、更加复杂与艰难的第三年。希望通过这些概念的引入，鼓励人们从更多的历史视角去理解病毒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