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 gjrwls），原文首发于2020年8月17日，原标题为《从东江到香江：严重缺水的香港如何依托祖国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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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荒救援
水，是生命之源。犹如流动的血液，推动着一座城市高速运转。中国香港，一派繁华，这盛景背后，更是离不开水的哺育和浸润。
现如今，拥有750万人口的中国香港，年消耗淡水总量约9亿立方米，相当于香港船湾淡水湖水量的4倍。但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受自然环境所限，中国香港却是一个严重缺乏淡水的城市。香港三面环海，绵延起伏的山地和丘陵主要由火山岩和花岗岩组成，坚硬的地质条件不利于地下水储藏和开采。起初，香港的淡水主要依靠收集雨水获得，香港虽然地处亚热带，降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但因缺少湖泊，也没有大河，而且土地面积狭小，没有建设大型储水塘的条件，使得地表降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大量收集。靠天吃水、遇到旱灾就断供的办法难以为继。多年以前，一遇天气干旱，就发生水荒，那是香港老辈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香港薄扶林附近的一条小溪，这样的小溪是香港居民最初的淡水来源。十九世纪，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签署的《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割让了九龙半岛的南部，这块地方就是后来的九龙。1898年签署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及附近大小二百三十五个岛屿，租期九十九年，这就是后来的新界。英国人看中了香港优良的深水港，卓越的地理位置。当时香港人口还很少，缺少淡水已经成为香港居民生活的主要问题。由于淡水极其珍贵，所以香港居民一直将其称为“食水”。在香港特区水务署，这本画册《点滴话当年》，收录了150年间香港供水的历史资料，早期香港居民因缺水经受的痛苦历历在目。1838年，一位法国画家波尔扎留下了这幅图画，为我们描绘出早期香港居民利用竹竿饮水的情景。负责找水的工程师留下了这些照片。这是当年一个挑水的农民，当地人都是这样双肩担水，有壮劳力的家庭就有优势，否则吃水就成了问题。在街头商贩看来，卖中药茶是最好的生意。孩子洗澡也只能用半盆水。缺水，使淳朴善良的人们举步维艰。英国占领香港后，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乏善可陈。他们曾经尝试过派船到日本、新加坡等地买水，但成本太高，不仅要缴纳大笔的水费，还要花掉大笔油钱，长途跋涉买来的水，称得上滴水贵如油。
1859年，香港悬赏1000英镑，征集解决淡水问题的办法，还是没有任何结果。香港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这在当时的世界极为少见，可见香港缺水问题的严重程度。水务署的官员们身着制服，游走于香港的街头巷尾，进行用水监督和设施检修，这在当时是一件让人羡慕的美差。修水库，是水务署解决水问题的常规办法。1860年，香港出资修建了薄扶林水库，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几座蓄水池和引水渠道。然而，由于水源不足，水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缺水的问题。
19世纪下半叶，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战乱频仍，许多广东人为避难来到香港，缺水问题愈加严重。
这张拍摄于1890年的照片，记录了当时香港居民的生活状况——洗澡、洗衣服、淘米、做饭都在水塘里。这是1931年香港仔水库开工时留下的照片。香港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找水的思路并没有大的改观。水务机构不断斥巨资，修建了许多蓄水塘。老百姓们希望这些水塘真的能解决喝水、用水的困难，每当有水塘竣工，大家都兴高采烈，甚至还要在施工现场大摆筵席。然而，大大小小的水塘，修了一个又一个，食用淡水短缺的问题却依然如故。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香港仔水库，是香港修建的最后一个水塘了。
平时用水就捉襟见肘，英国统治时期的几次大旱，更是给香港同胞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从1893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894年的5月16日，大半年的时间里，香港滴雨未下，缺水困苦不说，旱灾导致瘟疫流行，短短3个月间，2000多人丧生。在1929年的严重旱灾中，更有20万人因为干渴逃离香港。眼见缺水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香港就在限制用水上下功夫。1938年，香港第一次实行了限时限量管制用水的规定。广东省水利厅原总工程师茹建辉介绍道：每天定时供水，供水一定时间，比如说有些每天供水四个小时，旱点三小时，再旱点那水紧张点两小时，再紧张就隔天供水，隔三天供水，这个人口增长很快，供水就跟不上，就开始要控制供水。特别是30年代以后变成常态。这是一张香港1945年的住院收据，病人叫王海，院方特别在收据上注明住院时使用的水费要由病人自理。
随着香港经济发展，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但是香港只能依靠雨水获取淡水，限时限量管制用水的措施，大大限制了各项产业发展。雨水更远远达不到工业所需的用水量，缺水的状况成为一种常态。
这是位于香港旺角地区的琼华商场，看着今天的繁华景象，我们无法想象，当年这里经营的琼华酒楼，竟然每天都要从几十公里外一车一车地拉水来维持经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地日月换新天，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收拾旧山河，开创新生活。
为了解决中华大地上同样面临的缺水问题，1960年，河南安阳的林县，在太行山腰开始修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被称为 “人工天河”的红旗渠。
同一时间，香港淡水供应紧张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愈发严重。
遇到管制用水，人们就只能到街头公共水管或送水车处排队接水，香港人称之为“轮水”。从1962年底开始，香港出现了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连续9个月滴雨未降。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1963年，整个香港的供水量居然退回到了1928年的水平——为了争水，邻里之间闹矛盾、大打出手的事情不在少数，为此需要香港警察来维持秩序。
大旱面前，香港多年苦心经营的蓄水设施沦落为摆设。水塘都见了底，那黑乎乎的一片，不是水，而是草。
1963年，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是每4天供水4个小时。这里说的每4天供水4个小时，是香港面对困境出台的最强硬的用水管制措施——“制水”。当时香港所有水塘的存水只够全市人饮用43天。市内供水由最初每天8小时，改为每天4个小时，进而隔日供水4个小时，最严重的时候4天才供一次水。除此之外，香港并无他法。
1963年，这场严重的水荒让350万香港同胞干渴难耐。深圳市史志办主任杨立勋介绍：“香港，因为夏季比较长，一年有九个月的夏天，所以香港人一般每天要洗两次澡，要乘凉，所以对水的这个需求是非常迫切，四天供一次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那年，香港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人与水桶排成的长龙。人们放下工作，离开课堂，全家出动排队取水。大批居民层层围住公共水喉，最怕的是这涓涓细流突然中断，自己只能空手而归，无奈地面对家中的期待眼神。住在木屋区的居民就更加辛苦，街头轮水后，还要挑水上山。水重、坡陡，走在前面的妈妈不时回望，害怕年幼的女儿把水洒了。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抢水，用尽所有东西来装水。商店里，除了水桶涨价，其他商品一概卖不动。当时，一份叉烧5分钱，一个水桶却要5块钱。一些商人趁机发了水荒财。有些香港居民在山沟的岩缝中用双手挖井取水。即使这种混合着泥浆的水，也是非常难得的。水荒给香港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有的企业主还因无力承受债务，赔上了性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仅靠香港自身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不要说发展经济，居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保证。绝境之中，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代表香港向内地发出了求救信息。
旱灾一来就是一大片，然而此时，毗邻的广东省同样面临干旱的挑战，正在紧急生产自救，以保证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但是，香港水荒的严峻形势、香港同胞的境遇同样牵动着内地人民的心。香港的求救信息一到，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郁迅速做出回应：
为进一步帮助香港居民，解决燃眉之急，可以从广州市每天免费供应自来水两万吨，或者其他适当的地方，供应淡水给香港居民使用。1963年6月1日，香港代表与广东省代表举行会谈。应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的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放弃了大片农田灌溉，由深圳水库额外增加向香港供水318万立方米，以解香港同胞的燃眉之急。此外，香港方面还可以用轮船到珠江口免费取水。
发挥关键作用的深圳水库，是1959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宝安县开始修建，1960年3月竣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工程竣工后，对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香港知名人士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部分水荒问题。久旱遇甘露，露非天上来；汩汩珠江水，港人解忧难。来自内地的紧急救援，有效地帮助香港同胞度过了那次可怕的大水荒。
但是，单靠深圳水库的天然来水仍不能解决香港日益增长的淡水需求，靠船只去珠江口取水更不是长久之计，治本之道需谋划长远。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的办法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香港同胞把最后希望寄托于祖国内地。广东省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1963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审阅广东省委《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后，决定引东江水供应香港，并对供水事项作出安排。
6月15日，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指出：我们已作好供水准备，并已发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收到中央批复后，广东省代表与香港代表进行了多次磋商。与此同时，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委派设计人员前往东江沿岸进行勘测，并设计出三种引水方案。三种方案各有利弊，但无论哪一种，都耗资巨大。当时内地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资金是个大问题。正当粤港两地都在为解决引水工程的资金问题绞尽脑汁时，1963年12月6日，周恩来在出访非洲途中经停广州，8日，他专门听取了刘兆伦关于香港增供淡水建设工程方案的汇报。周恩来当场作出指示。在中央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周恩来的批示：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他还指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与政治谈判要分开。”引东江水入香港，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此确定，香港永久性地解决水荒问题，从此看到了希望。
然而此时，仍有巨大的困难横亘在眼前：最适合解决缺水问题的东江，虽说距离香港较近，但足有80多公里的路途中还隔着一座山，怎么才能翻山越岭把水引来香港呢？对这一牵动着无数人内心的供水工程，周恩来总理又将会作出怎样的具体指示？
东江，古称湟水，是珠江水系的干流之一，它发源于江西省，向西南进入广东，经河源、惠州、东莞汇入珠江，干流全长约520公里，途中有定南水、浰江、新丰江、秋香江、西枝江和增江等支流注入补充。东江是离香港最近、水量最充沛的自然河流，距离香港有80多公里。
“东江河水紧鳩鳩，又好打鱼又好游，又好行船又好吃，又好放排出广州。”一首《东江渔歌》，唱出了美丽东江的神韵。
东江水长，曾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东江纵队叱咤纵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火热战场。清清东江水，滴水成涓，溪水潺潺，汇聚成江，奔腾向南。东江因流域地势变化大，不少河段风光优美，有着“千里东江，千里画廊”的美称。因为有充沛的水量，优质的水质，东江流淌过的每寸土地因水而兴。1963年，奔腾不息的东江水将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哺育香港。1963年12月，周恩来来到广州，对工程作出明确指示：供水工程由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在工程方案方面，他也作出安排，“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纪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38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为使香港同胞早日摆脱水荒的困境，中央决定暂停其他部分项目，全力以赴建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
虽然有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但在设计施工人员面前，还有重重困难要去克服。
经过高效的水文勘测，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逐渐成型。这个设计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认可，他说：“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最终，定下来的工程方案全长83公里，在东江河口开挖河道，把水引到桥头，再经人工渠道到司马，然后到达旗岭，沿石马河到雁田水库，再开挖人工渠道，注入扩建后的深圳水库输往香港。
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是要将50.5公里的支流“石马河”逆流回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东江水从海拔2米，一级级提升至46米，让河水逆流而上。
石马河弯道多，不利于沿途水泵的设置，所以首先要把石马河的S形河道取直，然后分别在桥头、旗岭、塘厦、雁田安装大型水泵，分八级提水到雁田水库，最后利用自然重力让东江水流到深圳水库。方案确定之后，粤港两地迅速进行了两轮商谈。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水务局局长毛谨签订了《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保存着这份协议，其中写道：“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办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开始由深圳文锦渡附近供水站供给香港、九龙淡水。每年供水量定为六千八百二十万立方米。”为了尽快解决香港同胞食水难的问题，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施工期只有短短不到一年。时不我待，紧张的施工作业必须马上开始！东莞的桥头镇，东江水要由此出发，踏上去香港的旅程。在曾经的一片荒地上，一夜之间就聚集了上万工程人员。
作为一项巨型系统工程，引水东江项目工地分散、机械不足，施工作业基本靠人力完成。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竣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间紧迫，质量也必须保证，中央和广东省政府选派大批优秀干部和技术骨干，征召数万人员参加工程建设。原本施工现场的条件就异常艰苦，紧张的工期更让人难得喘息。但是，想到这项工程的特殊意义，大家的施工热情非常高涨。在中央的统筹调配之下，这项备受瞩目的工程，得到了全国人民无私的大力支持。
当时，全国共有14个省市60多家工厂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生产专用的水泵、电动机、变压器和其他设备，总数多达2160多台。周总理为此亲自批示，要求铁道部以该项工程物资运输优先，第一时间运到现场。
这里是东江水逆流而上到达的最高点——雁田水库。工程进行过程中，山洪突然爆发，严重威胁着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广东沿海降雨量高、汛期长，时有台风袭击。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施工期涵盖了整个汛期，各类险情时有发生。
1964年10月13日，超强台风突然来袭，石马河出现了50年一遇的大洪水！
危急时刻，上万名工人主动组成抢险队，抢修围堰，坚守坝基，鏖战一天一夜水势才逐渐平息。在不断战胜严峻考验的同时，供水工程一寸一寸稳步向前迈进。
仅用时11个月，1965年2月27日，东江深圳供水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开山劈路，凿洞架桥，6座拦河坝，8座水泵站，硬是令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3月1日，广东各界和香港同胞共同见证了一江清水越过高山奔流入港。东江水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
曾纠缠香港市民几十年的“制水”，终于成为历史。东深工程输水量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每年6800万吨。就在1965年当年，香港人口激增至359万。香港市民想用水，拧开水龙头就行，看似寻常的操作，背后是广东省和全国人民投入的巨大关怀，付出的无比艰辛。
得到东江水哺育，香港没有了后顾之忧，很快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1964年香港经济总产值113.8亿港元，到1996年则达到11600亿港元，增加了101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香港用水量与日俱增。香港曾尝试过海水淡化，终因成本太高而失败，于是不断与广东省就供水量进行磋商，一再要求增加淡水供给，求援信雪片一样飞来。
1973年6月，回应香港方面提出的要求，东江深圳供水一期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到1978年9月，供水量达到1亿6千8百万立方米。1981年，根据香港方面逐年增加3000至3500万立方米的希望，又启动了二期扩建工程，到1987年，全年供水达到6.2亿立方米。没想到，在供水数字激增的情况下，香港的水很快又不够用了。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深供水三期扩建工程上马。
1994年初，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对香港的供水能力已经达到每年11亿立方米，让香港彻底解决了缺水问题。自此，香港居民食水无缺，即使遇到百年一遇的旱情也能做到生产生活不受影响。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香港回归祖国后，开始了实践“一国两制”的全新征程。内地对香港的淡水供应，向着保证更高水质的方向前进。2000年后，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守住绿水青山，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又开展了第四期改造。
为了保护工程沿线的水质，广东省专门出台多部地方性法规，还于1991年授权成立深圳市东深公安分局，专责守护这条“生命线工程”；专门成立水环境监测中心，每天都要在工程沿线采取水样，进行水质检测，构建全方位的水质保障系统，保证香港居民的用水安全。
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是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重要的水源地之一。为确保供港水质，防止“路通林毁水污染”，河源放弃修建库区公路，采取投资更大、耗时更长的移民措施，专门修了十几公里的防护林，对库区实行全封闭管理。
位于深圳“绿肺”梧桐山间的深圳水库，作为东江水由内地入港的“最后一站”，承担着存储、调节并净化“供港水”的任务。
为保证对港供水安全，1998年12月，广东省在深圳水库入库口建成世界最大、日处理400万吨的生物硝化站，从东江引来的水，全部经过生物硝化站过滤、净化后再进入深圳水库。汩汩清水，从东江源奔流至太原泵站，经渡槽、暗渠流向深圳水库，再流向对港供水站。在深圳的对港供水站，每天9点，香港准时打电话来对数。这一流程从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始至今一直延续。有源活水，从这里流向交水点、经专用管道穿过深圳河，流向香港的木湖抽水站，最后流向各大水处理厂和水库，流向香港的千家万户，也流进香港同胞的心田。
1984年12月8日，深圳水库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80高龄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登上深圳水库右副坝，详细询问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她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生前没有来得及视察这项供水工程，我代表他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工程建设和管理好，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为密切香港同胞同祖国人民的联系做出新的贡献。
江西赣州安远县的三百山，是东江源头，竖立着周恩来总理的亲笔题字“一定要保护好东江源头水”，当地人一直在默默地完成这项重大的使命。
2015年至今，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已连续5年开展香港青少年“东江之水越山来”历史溯源活动，对东江之水源头的实地探访，让香港的年轻一代更加懂得了饮水思源的涵义，更加了解内地同胞对香港的奉献与付出。从一期工程通水至今，五十多年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累计向香港供水260亿立方米，保障了香港80%的用水需求。
在岁月凯歌行进的旋律中，流淌不息的 “生命之水”，早已渗入香港的每一寸土地，更融入内地和香港同胞的血脉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