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涛
来源：纯科学（ID：chunkexue）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日子。要真正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理解伟大领袖。对伟大领袖的态度经历了神化，走下神坛，在今天又重新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发地崇拜的过程。但是，仅仅崇拜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崇拜到什么程度都不够。只有科学地理解伟大领袖，才能使得他真正从中国的变成世界的。以往我们只是用哲学的、政治的甚至文学的语言来描述他，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用完全科学的语言来理解他。伟大领袖自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沁园春.雪》，他很自豪地认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往的秦皇汉武、唐宗宋主、成吉思汗，为什么差一点，是因为“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因此，很多人都喜欢从艺术的角度来推崇伟大领袖——例如谈“伟大领袖的军事指挥艺术”等。但是，战争可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靠艺术能让人放心吗？过去的皇帝可不都是只懂蛮力，会写诗颇具文采的皇帝也多的是。康熙一生还写了一万多首诗呢！存世的都有上千首。不仅是作诗，李隆基作曲的“霓裳羽衣舞”，人家的贵妃杨玉环还亲自编舞主演，上千年来为后世传颂，真的不辜负音乐家、舞蹈家的名号。就是伟大领袖在诗中所说的秦皇汉武，也别认为他们不会写诗。“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人家汉武帝也是有“秋风辞”这样传世之作的。论大气，有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李世民的“入潼关”。伟大领袖只是说他们“略输文采”，没说他们“没有文采”。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皇帝多的是。论抒情哀怨，有南唐后主李煜。论对系统推动中国诗歌文化居功之伟的，有武则天。因为伟大领袖的诗写得更好些就能从根本上区别于他们吗？当然不是。在刚刚建党的时候，伟大领袖并不是最核心的成员。他是参加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之一。不过，建党之初最重要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周恩来等都不在一大代表成员里面。伟大领袖可以说是建党之初核心成员里的边缘人物。因为斗争中的大量牺牲、叛党、脱党等各种原因，共产党员生存率很低，建党之初最核心的成员里能一直走下来的少之又少。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万幸，伟大领袖是一直走下来的人。
之所以说万幸，是因为能够完整准确看清楚中国正确道路的人少之又少。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曾说，如果没有伟大领袖，中国革命的道路至少要推迟20年。即使推迟了20年是不是真能看清还不好说。伟大领袖不仅看清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且带给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整套方法和体系，这使得中国在他之后依然受用不尽，可以持续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地看清自己未来的道路，而且是在各种国内外忽悠的强噪声干扰下看清楚。这种强大的强噪声背景下的认知能力是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在很多次历史最重要的关头，伟大领袖总是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初他往往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近乎一个人，但后来的事实总证明他是对的。认知到伟大领袖是正确的过程并不是通过辩论，而是无数人鲜血的惨痛教训。从1921年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27年召开五大，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人迅速发展到1927年五大时的57967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政变是共产党诞生以后的第一次大考。共产党损失大半，如何应对当时的局势，内部意见高度分歧。最早的创始人，且之前一直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总书记陈独秀都不主张武装斗争，这个影响当然是巨大的。而主张武装斗争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按苏联老大哥的版本——以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暴动路线，这个也很自然。但伟大领袖在同样以攻打大城市的秋收起义发动不久就力主到农村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今天已经把“农村包围城市”当歌唱了，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当时伟大领袖是极少数派。当伟大领袖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为共产党打下一块难得的地盘后，认同他、过来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跑过来领导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别说是跑来领导他的人对他的很多看法做法不一定理解，就是认可他的人对他也不是完全理解。朱毛曾被误认为是同一个人，但就是朱德也曾与伟大领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朱德上井冈山后，在1929年春，就红四军前委下面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和严重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到了1929年6月22日，陈毅主持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当时是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这次会议的结果竟是伟大领袖去苏联学习，相当于在自己创立的红四军里被剥夺权力了，伟大领袖离开了前委。1929年7月8日，伟大领袖在准备去苏联前到上杭县蛟洋做闽西地方工作。仅仅在一个月内的7月29日，因遭遇敌方的“三省会剿”，朱德和陈毅连夜赶到伟大领袖住地商讨御敌策略。此后直到10月底，朱德和陈毅越来越意识到伟大领袖是对的，离了伟大领袖不行。陈毅多次努力并通过在上海的中央协调，三次用快马给伟大领袖送信，请伟大领袖回到红四军。伟大领袖在离职期间并不是消极对待，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在闽西山区进行大量的社会调研，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理解。这个争论为什么如此激烈？因为它是要不要党指挥枪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在三湾改编时建立的管理体系。但是，当时朱德不理解也是很正常的。伟大领袖建立的体系别说是当时的旧军队，就是当时共产党的军队里也只有他创立的军队里这么做。前委和军委在当时基本就是同一拨人，朱德感觉这完全多此一举是很自然的，军队里就是军事领导，这是当时所有军队、甚至是古今中外所有军队里都这么干的，你老毛干嘛要新搞出这么个奇怪的新东西。但把伟大领袖赶走后结果是什么？红四军里搞民主极大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但没有了伟大领袖建立的党的领导，这民主很快就变成完全自由散漫的了。如果不搞民主呢？那又变成和旧军队没什么两样。别说继续在根据地闹革命，既然这样可能很多官兵就跑到国民党军队那边去了。所以为什么离不开伟大领袖？这套东西是伟大领袖建立的，只有他能玩得转，别人一时半会儿真不能完全理解里面的奥妙，搞不定。后来自觉服从伟大领袖的中央核心领导层里，有很多人都曾经是伟大领袖的领导，包括周恩来等。但最终他们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严酷事实教训认同了，只有伟大领袖才是领导中国走向成功的不二人选，主动做工作逐步把自己的领导职位交给伟大领袖。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请到一边，又一次又一次地被请回来。随着到井冈山领导伟大领袖的人越来越多，王明、博古、李德逐步把伟大领袖创立的一整套方法全抛到一边，第五次反围剿惨败，不得不进行长征。全国各地红军力量又损失一大半。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仅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就有10多万人，但长征开始时，加上后勤辅助人员只有8.6万，长征结束到了延安以后，更是只剩几千人了，这还是长征途中汇合了贺龙、张国焘的几路人马，长征途中不断招兵的结果。这是共产党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二次大考。第二次大考的结果，还是选择伟大领袖。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伟大领袖就“被请病假”了。直到遵义会议之后，伟大领袖名义上也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总是宣传遵义会议确立了伟大领袖思想的领导地位，让人误以为这个会议后伟大领袖就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了，其实不是。1935年1月15至17日的遵义会议上，伟大领袖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确定的军委最高军事领导成员是由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换成朱德和周恩来，并且周是最后作决策的人，相当于军委主席。伟大领袖是协助周恩来作决策的人，相当于周的顾问。会议确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所以，无论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军委的最高领导人都不是伟大领袖。但人们越来越自觉自愿地把伟大领袖当作了事实上的核心。名义上说是伟大领袖协助周作决策，在实际操作中事实上是周在协助伟大领袖作决策。直至结束长征到了延安以后，伟大领袖才最终逐步被历史选择成为名义和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果用其他任何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来看待，都无法理解伟大领袖。中共领导层的那么多杰出的将领和领导人，他们都不会轻易接受一个人，并且服从一个人领导的，况且他们里面的很多人还曾经是比伟大领袖职位更高的领导，是长期领导伟大领袖的。
为什么伟大领袖总是能获得正确的认知？如果没有科学的解释，只能感觉他是神仙，能掐会算。但世界上没有神仙，伟大领袖也不是。他不仅没有隐瞒自己获得正确认知的方法，而且不断地、全面系统地、不厌其烦地宣传推介他的方法。其中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他能获得正确的认知与一切科学认知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科学始于测量，测量是检验一切科学理论和认知的唯一标准。伟大领袖是伟大的社会测量学家和军事测量学家，这就是他总能获得正确认知的唯一奥秘。但是，因为要让中国大众接受的需要等原因，他自己都是以大众化的语言，或者哲学的语言在表达他的测量活动和方法，因此人们难以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科学界本身，测量的语言统一性本身就比较差，即使物理学、化学等科学性最强的自然科学领域，测量学语言的统一性也非常不好。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测量基础用词都可能存在差异。所以，伟大领袖当然不可能用测量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但是，只要从统一语言的测量学角度来看待，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不仅是将测量方法全面系统地引入社会学、军事学的第一人，而且其观念在他自己身上贯彻得极为彻底，也以此深刻地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伟大领袖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果把用词改一下就彻底清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测量”。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当叫“湖南农民运动测量报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应当叫“没有测量就没有发言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应当叫“测量-认识-再测量-再认识”循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伟大领袖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如果只是看伟大领袖的文章和他的语言，可能很多人看得懂，也可能看不懂。甚至可能以为自己看懂了，其实并不一定真懂。你再听听大科学家开尔文爵士的话：“如果你不能用测量数据说话，就请闭上你的嘴，因为你没有资格称自己是科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不只是相似，而是“完全一样”。再来看看管理学的真言：如果你不能测量，你就无法管理；如果你不能管理，你就无法改进。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谁把测量学全面系统地引入到一个新的领域，谁就将这个领域真正变成科学，就成为这个科学领域之父。伽利略第一次用测量数据解决落体问题，他成为物理学之父和科学之父。拉瓦锡第一次用测量数据证明燃烧是氧化过程，他成为化学之父……现在学术界认为社会学有三大巨头：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但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谁提出了一套社会学理论，而是“谁是第一次在社会领域全面建立测量方法的”？“是谁第一次全面在军事领域建立测量方法的”？我认为是伟大领袖。所以，伟大领袖才是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之父，是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军事科学之父。这是用全球科学界一致公认的标准评价的结果。在很多次战役之前，伟大领袖也不知道仗该怎么打。他或者亲自到战役现场去获得直接的测量数据，或者要求一线指战员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全面地建立了有效的情报体系，系统地掌握战场的各个细节信息。其他军事家主要依靠军事地图，伟大领袖也依赖地图，但不会全部依赖，因为地图的分辨率和信息是有限的。有了最充分的军事测量数据，就知道仗该怎么打了，并且往往会有奇谋出现。有人以为美国有军事侦察卫星就不得了，从头顶上一过就什么都知道了。不是这样的，如果知道测量学的基本常识，就知道卫星侦察的分辨率是有限的，美国到现在最先进的KH-12锁眼卫星分辨率能到0.1米，这已经非常牛了，但还是远远不够。要最充分地了解战场，分辨率不是要到亚米级，而是得到亚毫米级。伟大领袖不仅自己要求全面获得第一手测量数据，而且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的将领这么做。共产党的军队善长的战法就是打伏击，这对战争维的详尽地形地貌需要有极为精准和全面的了解。因此，现场测量是共产党的将领都特别擅长的工作。很多伏击战打得如同神仙之作。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是1938年3月16日的神头岭伏击战，这个案例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与共产党的军队惯常的伏击战规律都不一样。伏击战一般都选择在敌方必经的沟底进行，我方军队埋伏在两边的大山里待机出击。但是，神头岭伏击战的预设战场道路虽然也大致在沟底，但却是在坡面上。如果在此两面设伏，有一面的士兵就得仰攻，这非常不利。但八路军386旅的指战员通过反复到现场去测量地形，发现在路边十多米到几十米的地方，有一些原来挖的旧战壕，日军经常从这里经过，对这个细节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386旅旅长陈庚等指挥员做出一个惊人的设伏方案，就利用这些旧战壕进行设伏。实战中日军竟然有人跑到路边撒尿，尿水都溅到八路军战士头顶上也没发现。因为设伏的地方离日军队伍如此之近，战斗打响后对日军太过突然，仅两小时即结束战斗。八路军以240人的伤亡，换得日军伤亡1500人，以及8人被俘。交换比为1：6.28。这是当时中国战场很少有的交换比。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达到的交换比约为1：4。这样大胆的奇谋，如果不以现场全面系统的测量数据为基础，仅仅凭军用地图怎么可能想得出来，并且下得了决心？在伟大领袖之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如何开创中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测量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测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中国可以不断获得正确认知的奥秘所在。过去在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稍有偏差，认为实验是现代科学的标准，最严格地说这个并不准确。实验是一种获得测量数据在技术上有众多优越性的方法和途径，它的目的还是要获得测量数据。准确地说实践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获得检验真理标准的途径，因为它是获得科学测量数据的途径。如果实践了没有获得测量数据，那就没用。用什么来检验？只有用测量数据。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涌向这个党的理论、思潮就五花八门，看起来很牛的、有各种各样让人高山仰止的背景作背书的观点、理论持续不断，忽悠从未断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几乎是敞开国门，对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不存偏见。但为什么中国总是可以即从中充分获取有价值的东西，又把属于忽悠的东西精准地挑出来剔除掉？小错误可能经常有，但大的错误极少犯。相比之下，苏联等国家就被一堆理论成功忽悠了。原因很简单，不管你是什么理论，最终都必须以测量数据说话，用测量数据来检验。你一百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拿过来也没用，最终都必须以测量数据来反复检验。只要有毛病的，最终都会被检验出来，你忽悠不了中国。
我们今天总感觉中国的软实力不行，做得很好，但说不出来。其实，伟大领袖就是中国软实力无比强大的源泉所在，只是我们还没认识到。根本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世界上唯一普世的只有测量和数学。你谈民主可以，怎么谈无所谓，但关键问题是它的测量基础是什么？别管你把自由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我们只问你的“自由”是怎么进行测量的？无论你怎么谈人权，我们只问你怎么测量你的人权，把测量数据拿过来说话。如果没有？就闭上你的嘴，你根本就没有说话的资格，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不是你理论有什么问题，而是任何没有测量基础的东西它都不可接受，你再怎么说它是不证自明的也没意义。没有什么“华盛顿共识”，也没有什么“北京共识”，世界上唯一形成共识的只有数学与测量。为什么要用测量的语言来科学地理解伟大领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瞬间征服全世界，无可抵挡。征服全世界不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另搞一套叙事语言体系的方法，那可能会吸引一堆粉丝，但没用，吸引多少粉丝都没用。如果你不能用全世界所有科学界共同认可的语言来描述伟大领袖，一是无法真正理解他，二是不可能让人真正接受。西方对法律或法制的概念最高原则就是程序正义，但法律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怎么来？要靠测量数据。当中国大规模建设了人工智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后，不仅交通违规现象在不增加交警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而且使盗抢机动车案件雪崩式地下降。增加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后，长年的逃犯也纷纷落网，连张学友都通过演唱会变成抓逃犯英雄了。没有系统和充分的法律测量数据，你程序再正义，除了大大增加法律成本外有个鬼用？2021年初公安部发出一个公告称要全面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为什么现在才做这个事情，原来怎么不做？不是不想做，而是原来没有充分测量方法和测量数据的支持。没有这样的测量手段，仅仅靠程序正义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西方人完全犯迷糊了，理解不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自己也不能理解。这是伟大领袖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以社会测量为基础的“科学社会”，这不是用任何“主义”能概括的。如果不从根本上理解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本质是什么，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它不止是一个政治的群体，而是一个以社会测量体系为基础的科学的群体。即使他一时没有做到这一点，一时地偏离了这一本质，也会因伟大领袖所创立的社会测量原则而被纠偏。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仅仅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克服自身的缺陷和错误是没用的，美国也说他在很多时候也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的一切都是必须用测量数据来检验的，你美国有吗？你是怎么用测量去检验民主的？你是怎么用测量去检验自由的？你是怎么用测量去检验人权的？你是怎么用测量去检验你的法律体系的？你是怎么用测量去检验你的经济理论的？有吗？你的测量基础在哪里？测量原则在哪里？如果没有，就请闭上你的嘴，你没资格说话。因为没有建立必须以测量作为检验一切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原则，凡是西方经济学学得好的学生全是实际经济干得很差的。虽然打着诺贝尔的旗号，而且特别在名称中加上“科学”二字，设了一个“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如果你不以测量为基础，拿再多奖也没用，打诺贝尔的旗号也没用。科学地理解了伟大领袖，就拥有了对当今世界上一切忽悠和不讲理一剑封喉和降维打击的能力。如果不理解伟大领袖，你的艺术水平再高、讲故事的能力再强，人家根本就不听。但是，作为社会测量学家的伟大领袖，他建立的科学原则，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听不听得明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全世界的精英都必须得听。人们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伟大领袖的无私和公心，但却没有科学地认识到这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他拥有更低的本底噪声和更小的主体误差。拥有这一点，他的认知和测量就比别人有更高的分辨率、更小的误差、更高的精度、更大的量程。这就是他为什么总是能看清别人看不清的事物，能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儿都不神秘。胡克用更高分辨率的显微镜，一下就可以看清比从前多得多的，数以百计的微观认识对象，如细胞、微生物等。彭齐亚斯有更高分辨率的射电望远镜，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宇宙大爆炸理论是什么，却轻易地就发现了3K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直到他们因此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还是坦言搞不懂这个理论是什么。但那有什么关系，他们获得了测量数据。测量不仅是检验一切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军事理论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一切自然科学的唯一标准。今天，面对美国对中国发起的一轮又一轮打压，很多人信心不足，也有很多人在网上不断给中国打气。其实，如果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百年的历史，理解了伟大领袖建立的社会测量原则，就知道该持什么样的正确心态来看待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真没想过“把企业做这么大”，但被历史一次又一次地硬推到这个地位上了。刚开始成立时是怎么定位的呢？是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辅助。周恩来曾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创始人，他还可以算是国民党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的将领见了蒋介石叫校长，见了周恩来即使不叫主任至少叫一声老师也是应该的。伟大领袖也曾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所以论宣传国民党怎么干得过共产党。国民党最早管组织、管政治、管宣传的都是共产党的人。可是，蒋介石发动的4.12政变逼得共产党独立自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红军到延安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为全国统一抗日，宁愿改变旗号，接受曾是死敌的蒋介石统一领导，再次辅助国民党抗日，变成国民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战结束以后到重庆谈判，共产党是有准备做一个民主党派，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下建设中国的。如果条件合适，能被“并购”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可是蒋介石再次对共产党下重手要全面彻底地剿灭，逼得共产党一不小心3年之内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岛上去了。建国后我们把苏联当成老大哥，全面学习老大哥的技术和管理，迅速实现工业化。可是，赫鲁晓夫老是想来挑战下中国主权的底线，最后与中国闹翻，撤走所有的专家。逼得中国再次独立自主地很快搞出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后我们事实上是认美国作老师的，全面学习美国的科技管理。中国是不在世界上搞“大哥文化”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虽然现在俄罗斯经济规模与广东一个省差不多，但我们与俄罗斯是非常平等友好的关系，非常平等。美国老是想敲打一下中国，把中国的发展遏制住，现在又喊着要和中国脱钩。如果能认真看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历的全部历史，与那么多次惨烈的大考相比，特朗普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与毛毛雨有多大区别？比这惨烈得多的阵仗见得多了去了。中国真不想那么快地领导世界，但实在架不住美国老这么催呀！为什么会是这样？只要全面系统地建立了科学认识世界的社会测量体系，想不发达实在是太难了。科学地理解了伟大领袖，人人皆可成为伟大领袖。这才是伟大领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