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虚声
来源：虚声（公众号ID：lxl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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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会发现，红军时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最难的就是长征。狭义上来讲，长征是第一代领导人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奋斗记忆。广义上来讲，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的核心精神；放大到整个华夏文明史上看，也堪称精华。所以80多年过去了，研究长征精神的人络绎不绝。话说回来，长征精神的核心支柱还是伟大领袖。长征途中的每一步都不容易。要说最难的一段，肯定是在湘江之战后到遵义会议之前那段。那也是伟大领袖一生中最失落的时间段。遵义会议之后，伟大领袖回到了核心领导岗位；随后有了四渡赤水，红军获得新生。伟大领袖生、长于华夏文明历史低谷，一辈子都在负重前行
他为中国人解决了很多难题，比方说腰杆子软的难题、枪杆子弱的难题等等。他一辈子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但要说长征中难点最多的地方，肯定是在四川。历史大一统的王朝，基本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向长江流域完成统一。只有明朝的朱元璋，以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完成统一。但随后的靖难之变，朱棣又从黄河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中国的经济中心，唐朝之前在黄河流域，唐朝中期便转移到长江流域。中国共产党原本诞生于长江流域，长征之前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但并不顺利；无奈之下开启了史诗般的长征之旅。共产党长征，相当于把活动中心从长江流域转向黄河流域，并且以黄河流域为基础，完成整个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国大历史的趋势非常契合。这并不是说说，而是历史常态。四川乱，便是天下大乱的征兆。四川太平，也便是天下天平的征兆。1、四川省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跨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无与伦比的云贵高原、险峻无双的横断山脉、灵秀异常的秦巴山地。这些奇险之地现在都是旅游、观光、探险的好去处，但是在当年都是易守难攻的战略屏障，很容易割据为王；同时也是阻碍红军长征的山河天险。2、夹在山地之间的四川盆地，丰富的物产保障了军粮储备。战国的秦国因为控制了四川盆地，就能统一天下。三国的魏国没能控制四川盆地，统一天下失败。——争霸天下，就要拿下四川盆地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3、作为仅有的两个地跨长江与黄河干流的省份之一（另一个是青海），不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的动荡，都很容易传导到四川，各方势力都想去争夺四川盆地的丰富物产。近代历史上的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起乱，四川就会特别乱。对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正是在四川从长江流域转入黄河流域，完成长征途中战略性跨越转移。红二、红四方面军直到1936年8月才走出雪山草地；——走了最多的地方，69个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转战地域达30余万平方公里，总里程达21000余里。——打仗最多，土门战役、松潘战役、阿坝战斗、毛尔盖战斗、包座战斗等，都曾影响红军的前途和生存。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才能明白四川为什么那么乱，才能明白红军在四川要面对多少难题。这其中的每一层困境都压力山大。三层压力结合起来，足以让历史上绝大部分的起义队伍灰飞烟灭；但是红军顶住了。作为中央红军核心人物的伟大领袖，除了要解决红军面临的三层外部困境之外，还有来自野心家张国焘的内部挑战。相比外部压力，张国焘更危险。孙中山晚年推动国共合作，原本一切顺利。但蒋介石偏偏为一己私欲搞清党，硬生生地逼迫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随后又不顾一切围剿红军。作为近现代历史上最精明的人物之一，蒋介石的那些手段对旧军阀、新军阀以及大部分中共高层（如张国焘）都是无往不利；但是对伟大领袖，始终棋差一着。蒋介石对红军的胜利，恰好是伟大领袖被排挤的那段时间。他的如意算盘是把红军消灭在贵州。但关键时刻，伟大领袖在遵义会议复出，带领红军四渡赤水。对伟大领袖来说，初次带领中央红军入川，缺乏根据地支撑；首先就要应付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没能把红军消灭在贵州，蒋介石很生气，但并不沮丧。从蒋介石角度看，把红军逼上长征之路，也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为此他做了两套计划。1933年，为围剿红色根据地；蒋介石政府和日本签了《塘沽协定》。1935年夏，为集中力量围剿长征中的红军（正好在四川），蒋介石政府又和日本签署《何梅协定》。蒋介石的偶像是曾国藩，他希望像曾国藩消灭太平军那般消灭红军。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之后，便发生内乱。翼王石达开离京出走，就是在四川大渡河畔被消灭。蒋介石想让朱毛领导的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继而以玄之又玄的办法渡过大渡河，让蒋介石的算盘再次落空。为什么伟大领袖总是能战胜蒋介石？飞夺泸定桥就是典型案例。1935年5月26日上午，伟大领袖、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位于雅安石棉县的安顺场渡口，试图横渡大渡河。当时大渡河边只有三只渡船，红军又在下游找到两只船，运载工具严重缺乏；加上河水湍急，行船困难；仅靠这5条小船来回摆渡，大部队要20天才能全部渡河。关键时刻，红军在当地找到一位叫宋大顺的老秀才。他告诉红军，大渡河向上三百多里处有座康熙时期建造的铁索桥，叫泸定桥。红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二师、一军团团部、五军团组成的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二师四团作为前锋，抢先攻占泸定桥。5月28日凌晨，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从石棉县田湾乡什月坪出发，在离泸定桥还有240里的地方接到林彪、聂荣臻飞夺泸定桥的作战命令。将士们顾不上煮饭，吃生米、喝冷水，经过昼夜240里的急行军，于29日早晨6时占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河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在红军抵达前已把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悬空的铁索。29日下午4点，战斗开始。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另一说是21）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川军原本以为红军不可能渡过去，眼见红军突击队员接近桥头，便放火。
一群窝里横的军阀兵油子哪见过如此阵仗，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被击溃。红军顺利渡过泸定桥天险。狭路相逢勇者胜，伟大领袖领导的军队之所以能战胜蒋介石领导的军队，除了群众基础搞得好，除了战略战术略胜一筹，关键时刻的勇气也占据极大优势。这点在后来的孟良崮战役、塔山战役等经典战役中一再重复出现。由于泸定桥战役过于传奇，以至于后人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其实怀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军由此在大渡河赢得重生。正如伟大领袖在那首《长征》里说，“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听起来像诗人天马行空般的浪漫主义文体，其实是现实主义白描。红军进入四川之后，蒋介石的第二套计划，便是蒋系中央军以围剿红军的名义入川，把盘踞在四川多年的各种军阀一并解决。中华帝国史上，西南土匪自古以来就声名显赫，从没有被剿灭过。直到抗美援朝，解放军才彻底解决那里的匪患。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的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大约23年时间里，四川地区“发生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军阀的战争特别有特点，每次战争胜利者从不做穷寇之追，不赶尽杀绝，相反会做另外三件事：第二，打电报给失败者，告诉对方自己不再追赶；同时又告诉失败者，他的家人平安无恙，说“伯父母大人，当小弟侍奉”之类的话；第三，进城安抚百姓，赐予恩惠，假装发扬胜利者的气度。简单说就是很在意颜面、很意义气，战争烈度不大、破坏也不大。有时候居然会去观战，跟现在看足球比赛一样有瘾，起哄架秧子的劲头，凑凑热闹。为什么四川军阀之间如此客气呢？是因为大家都是围绕四川盆地经营，都是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大家不太了解，可以看看清末民初的四川军校。岑春煊的继任者，川督锡良于1906年创办陆军小学堂，原址就是四川武备学堂。锡良的继任者，川督赵尔巽又在1907年开办陆军速成学堂，原址是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尹昌衡、熊克武、杨森均在成都北较场开办过陆军讲武堂。换句话说，清末民初的四川军人，基本上来自同一个地方。大家要么老乡，要么同学，要么老乡兼同学，自然不会在战场上真的去拼命。同理，因为这些军校的存在，再加上四川特殊的地缘结构，军阀便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王陵基、田颂尧等实力军阀都曾名动一时。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刘湘。
四川军阀虽多，却盘根错节。他们内部闹起来很热闹，但对外来者很警惕。对军阀们来说，蒋系中央军和红军都是外来者。只不过蒋介石挂着中央的名头，且势力巨大，军阀们不敢明面上反对而已。为了阻止蒋系中央军入川抢夺权力，所以他们也拼命阻挡红军入川。红军在贵州那会儿，之所以没能直接向北入川，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那里有军阀严防死守。当然凭军阀那几把刷子，不可能阻挡红军入川。伟大领袖指挥红军绕了一个弯，便顺利进入了四川。从伟大领袖视角来说，盘根错节的军阀虽然战斗力不咋地，但如同密密麻麻的地头蛇一样麻烦，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原因一，红军进入四川后，因长期作战而缺乏修整；难以把军阀们消灭或收编。原因二，红军缺乏根据地支援。军阀地头蛇的排外性，他们不希望红军在当地扎根威胁自己，只有配合蒋系中央军，和红军对着干。精明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渗透四川的机会，趁机派遣行营“参谋团” 和上官云相等部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并趁机收编了一部分四川军阀的军政大权。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能拿到四川的部分军政大权，要感谢红军。但说实话，不管是蒋系中央军还是四川军阀，他们之间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盘，而不是国家利益优先。当时日军已经威胁到华北，他们还在为自己的利益搞内斗，格局太小。当时真正心中有家国情怀的还是伟大领袖领导的共产党。早在进入四川之前的遵义群众大会上，伟大领袖就亲自宣讲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充分证明了其眼光与格局。那么伟大领袖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局面呢？他并没有把四川军阀放在眼里，也没想过在四川落脚和军阀们争地盘；而是要战略性北上。红军三大方面军主力中，伟大领袖率领的中央红军最早离开四川（1935年9月），在黄河流域开枝散叶。所以历史选择伟大领袖是必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斗不过伟大领袖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有伟大领袖的眼光和格局，比方说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就看不清。1935年6月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又选择南下，思维格局和蒋介石、四川军阀没有区别，所以最终被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们揍得满眼星星，灰溜溜地北上。除了蒋系和军阀，红军面对的第三个敌人便是山河天险。除了各种大山要翻越、大河要横渡；最难莫过于爬雪山与过草地，其难度不下于对付拿枪的敌人。以爬雪山为例，由于红军之前主要在长江中下游活动，很多人根本没见过雪山。加上当时又是夏季，行军打仗过程中物资不足，爬雪山遭遇的困境可想而知。当时一位叫胡军的师级军需处长（管物资的），壮烈牺牲在雪山的严寒中。也就是说，胡军自己就是管物资的，在翻越雪山时却冻死了。其二，红军真的非常团结。胡军牺牲是因为他把有限的物资给了别的同志。由于蒋系中央军与军阀地头蛇的存在，红军的补给非常困难。过草地时需要借助挖野菜、掘草根、抓蚂蚱，啃树皮、吃皮带、钓河鱼等难以想象的手段解决。建川博物馆展出红军长征中食用过的部分野菜标本和皮革用品，看了让人心酸。曾有人以“皮带煮后不能吃”来污蔑长征是虚构的，反而衬托出言论者的无知与浅薄。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牧区和农村所使用的皮带大多没有经过工业化加工，即没有硝皮和缩革等工序，仅经过简单的粗加工就使用。这样的皮带在迫不得已时可以煮了吃。根据亲历者回忆，长征途中，红军每天行走几十里路，却只能限额分配四两粮。尽管饥寒交迫，却很少有人敢超标。路过泥潭时，身边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但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决不能掉队。眼看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总司令朱德让人把自己的坐骑杀了，分给同志们做口粮。
朱德还号召大家“尝百草”，从草地上找出一些无毒的野菜、野草果腹。但食用野菜有中毒的风险，这时候张思德总是挺身而出。朱德警卫班长张显扬回忆张思德尝百草中毒的情景。战士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野萝卜，试图去吃。张思德一看不对，夺过来自己先尝试；不久便全身无力，出现了腹部绞痛、呕吐等症状；随后一头栽倒在地，失去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相当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的挑夫因又冷又饿而滑倒在了河里。警卫员顾玉平等人赶紧把他救起来，大家烧起火想让他暖和过来，但是那位同志最终不幸牺牲。邓颖超本人也因为骑的马受惊，掉进了沼泽地，被大家救了起来。当时红军有多难？周恩来身体一向硬朗（数十年连轴转地工作），但也在长征途中病倒了，发烧到迷糊。根据警卫员顾玉平回忆，有天晚上，邓颖超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173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队伍，基本上可以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经历如此艰难险阻而不灭的军队和政党是不可阻挡的，也只有这样的军队和政党能经历长征这般考验。不仅是政党和军队，任何一个人经历如此之多的考验，也能顶天立地成就一番事业。所以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不论是蒋系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阀，都无法在敌后生存。唯有共产党的队伍，不仅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还能发展壮大。所以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产党的队伍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挡住美国强大的炮火。但对当时的伟大领袖来说，最大的危机来自爬雪山与过草地之间的那段时间。具体来说，就是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之后干得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