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亿人的希望！

2011年，20出头的许立志入职深圳富士康，等待他的就是他诗句里的场景。

富士康极有纪律性的军事化管理，带给这些工人的是肉体上的疲惫和心理上的枯燥无聊。

与工友们不同的是，许立志会通过写诗来抒发自己内心中的压抑。他的诗句，不仅记录了流水线上的折磨，也形象地展示了精神上的痛苦。入职还没到半年，他写下了《流水线上的雕塑》：

而这已经是条件改善过的富士康了。

2010年从1月23日到5月26日，短短四个月时间，富士康发生了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一时间媒体上沸沸扬扬，富士康成了“血汗工厂”最典型的代表。

在第十二跳发生之后，郭台铭赶紧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接连出现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表示道歉。2010年，富士康的员工薪资也有了提高。

那时候的富士康很是尴尬。

论技术，富士康的技术积累还是很充足的，但在外界看来，富士康就是一个代工厂。而这一点富士康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产业链上最赚钱的还是富士康服务的苹果，iPhone一台台卖出，最大头的钱苹果赚了，富士康确实只是赚了一点加工的辛苦钱。

加工的辛苦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成本稍微一提高，本来就稀薄的利润还得进一步减少。

此时的广东，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发生了跳楼事件后的涨薪进一步推高了劳动力成本。而富士康很依赖大量价格不高的劳动力，于是向内地迁移办厂对于富士康来说变得越来越急迫。

此时的深圳态度就比较暧昧了。

按理说富士康在当地也是规模很大，有影响力的企业，要是放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肯定会想尽办法积极留下富士康。然而发展到新世纪第十个年头，深圳早已成长起华为、比亚迪、腾讯、平安等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方面优秀的本土企业。此时的富士康，负面消息缠身，无疑显得黯淡了不少。

深圳又在大力推行产业升级，搞腾笼换鸟，为新产业腾出足够发展空间。富士康爆出跳楼事件，留下富士康阻止其内迁的动力就没那么足了。再说了，深圳地方政府也明白，富士康很难完全迁出深圳。

眼看深圳方面没有什么动作，富士康的去意便坚决了。郭老板开始寻找在内地大规模建厂投产的地点。标准很简单：一是劳动力成本低，二是地方政府开出的政策好，三是有利于产品出口。

郑东新城，高杠杆如何化解？

早在富士康刚表露出内迁的意向的时候，郑州就准备和富士康接洽了。

世纪初的郑州，有着相当大的野心。

一位后来去了中央的领导提出，要“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一张蓝图绘到底”，投入巨资兴建了郑东新城。

郑东新城刚开始规划的时候是2001年，采用了当时还少见的全球招标，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的规划概念方案在9 万名郑州市民的参与投票中脱颖而出。这项设计方案定下来以后，郑州很是重视，以地方立法的形式，逐层报批，直至报国务院备案。

从方案到落地实施，郑东新城还真的在多次官员换届后一张蓝图画到底了，宽阔的马路、丰富的水面景观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然而，有建筑可不一定就有人。

2010年，美国一家名为“商业内幕”的网站公布了若干幅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他们声称，从图片上判断，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郑东新城的“鬼城”恶名就这么流传开了，郑州也成为了遭众人嘲笑的蓝图城市。

这种说法引起了郑州官方的强烈反弹，新区管委会发布数据称，郑东新区CBD入住率达到90%。

美国人说的一个人也没有显然不可能，但如果真的有90%的入住率别人也不会这么诬赖新区。我们只能相信当时一个大学生调查小组给出的数据：入住率45%。

挺尴尬的数字。

郑东新区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本世纪初开始，上层对于东部的特大城市发展采取了抑制的措施，比如收紧土地供应，增大转移支付力度。反而对中西部的城市较为宽松，也允许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大力举债兴建新城。

一时间，各地都在建新城。新工程就是政绩，就是拉动的GDP，当然，也是泡沫，是加上的杠杆。

举债建城一时爽，可是如果没有新产业及时带来财政收入，过几年就要进火葬场了。比如湖南耒阳市，就大力举债建了新城区，去年被财新网爆出地方财政恶化，连公务员工资都能拖欠了，就是杠杆飞大了。

郑州是明白这一点的，而且郑州各方面的条件总比耒阳强多了吧，他们得想办法搞新产业。

可是去哪找呢？

2007年郑州市企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河南中烟集团、郑煤集团、豫联集团、郑州供电公司、郑州宇通等。主要集中于建材、冶金、能源等行业，产能过剩都还没解决，更加说不上高端。为数不多拿得出手的制造业是宇通客车。

除了这些之外，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的也就是食品加工工业了。郑州的“思念”、“三全”速冻产品在全国都知名，可是食品加工也是很成熟的产业了，利润空间有限，工人薪酬水平也不行，上下游的辐射力也有限。

可富士康可以。这座被深圳抛弃的公司，放在河南，妥妥是高新技术产业。

更何况深居内陆的郑州，出口额一直都很低。对于出口来说，发达的水路交通是利器，而郑州显然不具备这一优势。在内陆也可以走空运出口，但空运出口成本高，只适用于单位重量价值高的商品，富士康的产品完美适用这一条件。

郑州对内迁的富士康望眼欲穿，也就不难理解了。

招商引资，郑州有多大手笔？

所以到了郑州争取富士康的时候，那也是卯足了劲。

先是给富士康对症下药一样开了三大主要的优惠条件：

1. 富士康营业额高利润低，郑州市给予投资企业与营业额挂钩的现金补贴。

2. 富士康需要大量土地建厂房 ，郑州市给予优惠条件：投资额在 3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缴纳保证金后就可以用零成本的方式使用土地。

3. 富士康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价格反倒不是问题，当时郑州工资水平太低了），郑州市富士康项目组承诺将组织周边中专技校，优先保证富士康劳动力供应。

确认富士康在郑州投资建厂之后，为了确保项目顺利、高效推进，郑州市委、市政府把富士康作为“一号工程” ，成立了“富士康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时任郑州市长亲任组长，下设商务谈判指挥部、人力资源指挥部和项目建设指挥部等，时任郑州新区书记任项目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长。

两位一把手亲自挂帅，富士康郑州新厂的筹办顺得不能再顺。

比如进出口企业办理“海关注册登记证书” ，流程有10多个环节，但从富士康的工作人员走进海关的那一刻算起，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拿到了证书。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郑州海关抽调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专门成立了“富士康项目组” ，配备专人对富土康进行“贴身服务”。

郑州对富士康，那可是安排得明明白白。

当然，只有好态度并不够，郑州努力的方向还是值得称道的。富士康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郑州都能办到。

郑州明白，富士康来了还不够，还要把富士康产业链上的小伙伴们一并引入，这不仅方便了富士康，也有利于郑州自己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链。

比如郑州给了外地迁来的配套企业大量搬迁补贴。这对于来自深圳的近百家富士康上游配套企业搬迁是十分重要的，这些企业多半是小规模经营，资金储备不足，给了补贴，它们才能顺利搬到郑州。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西某工业园，搞地方保护主义，不顾投资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制定了“优先确保本地企业进入供应商名单，对能实现本地生产的一律强制在本地采购”政策。结果把投资方吓坏了，不敢继续投资，外地的先进产业链也进不来，最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还有，富士康高度依赖代工出口，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电子产品，只是没有市场普及度。这对于提高富士康的利润多样性不利，也很难让它安心在郑州投资。

结果郑州对富士康和周边企业的市场布点和销售提供支持，把部分重点产品加入到“家电下乡”的名录。这变相帮富士康打开了中低端产品市场，开拓了内销新局面，让富士康不至于过于依赖苹果，也对河南市场产生了依赖。

回过头来看，郑州领导当年的一系列措施真是打出了效果。

飞速发展，富士康带来了什么？

让富士康爱上郑州的同时，郑州自己也获得了更多企业的青睐，反而变得不那么仰赖富士康了。

比如在物流方面，郑州成立了复合型的保税区、加工区、物流中心站、海关联检大楼等项目，吸引了UPS、嘉里大通、伊藤忠物流、香港招商局、南航、海航、深航等多家国际国内顶尖物流集团进驻。

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中国首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航空物流条件的进步。

毕竟，富士康到来之后，郑州的出口就很大程度上依赖空运了。

富士康对郑州的另一重冲击在工资方面。

当年富士康郑州厂区的员工入职薪资不低于每月1800 元，月平均收入一般在2500 元至3000 元以上，并且周一至周五加班按1.5 倍计算，周六和周日按2 倍计算，法定节假日加班按3 倍支付加班费用，工资每月按时发放到个人。

此外，富士康还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工作餐、住宿及洗衣服务，依法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等。

这可是2011年的事，这个工资配合这个福利真的不低了。

郑州当地其他公司可做不到这个水平。

比如说郑州某食品加工厂的员工就说：

“富士康工人都2000多元的月工资了，我们要是低了，招人就不好招了。”

富士康招人量又多，为了防止工人们都去富士康，当地的其他企业不得不改善工人待遇。

富士康相对较高的工人待遇，，甚至对郑州酒店业造成了冲击。

当时郑州市酒店业一般员工的每月工资约为1500元-2000元左右，五险一金是没有的。酒店业员工社会地位低，工作也不轻松，富士康一来，酒店业原本就很高的员工流失率更是大大提高了。

不是富士康待遇有多好，实在是郑州以前产业不够发达，当地人没有什么高工资岗位。

郑州尚且如此，我们以前提到的南阳和黄淮地区四个不够发达的城市，就更惨了。

河南人真是太苦了。

一亿河南人，在本乡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不得不大批背井离乡去别处谋生。富士康和它的小伙伴们一来，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不少漂泊在外的河南人，在富士康落户郑州之后，终于可以回家工作了。

在深圳看来不够高端的企业，放到郑州这样的内地二线城市，那就是香饽饽。中国的地域发展差异就是这么大。

当然，更高的工资不是故事的全貌。富士康严苛的管理制度，哪怕搬到郑州也没有避免悲剧发生，在郑州厂区仍然发生了员工跳楼事件。

而在提高了待遇的深圳厂区，悲剧也发生了。上面提到的打工诗人许立志，在2014年7月依然在深圳富士康工作，写下了《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

9月30日，他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中心城市，郑州十多年赌对了？

新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郑州经济在北方几个重要城市里算不上好的，但经过18年发展，郑州从原本较低的起点，超过了哈尔滨、济南、沈阳、大连——在东北城市突然断崖下跌的情况下。

由于河南肩负着保证粮食生产的任务，得到的政策不多，郑州能拿下的政策，像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都是拼命争取来的。

2017年初，郑州更是成了国家中心城市。千万不要小看这背后的困难。

世纪初的十多年，是平衡各地区发展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特大城市是被严格控制人口的，这是为了能够让较落后的地区不被吸血厉害，不会抽干人力资源。与此同时，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被限制得较紧，转移支付力度也较大。

这就涉及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问题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人口自由地流动到高收入的地方，通过市场的力量达到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即“动人”。另一种是在人口流动存在制度障碍时，通过行政力量转移资源给欠发达地区，即“动钱”。

之前十几年，高层倾向于“动钱”，给人口流动设置落户困难等障碍，限制他们在大城市定居，引导他们回到家乡，并加大转移支付。

这种做法的坏处是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配置。本来大城市的发展产业的自然禀赋就很好，会吸引产业落户，从而吸引人前去定居。然而一旦抬高定居成本，比如缩减户口以及相关的医院、住房、学校等公共服务，就会大大提高大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也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人口涌入大城市，毕竟人口要跟着产业走。

这就导致大量人口聚集大城市，又得不到足够的公共服务。比如很多人在大城市得不到住房，离开大城市又找不到工作，就会积攒怨气——香港就是前车之鉴，过高的房价让无法逃离的人们充满了焦虑感。

另一种做法就是“动人”，减少人口流动的阻碍因素，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这么做的坏处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小城市人口被持续虹吸，陷入永无出头之日的绝望。

其实对于留在小地方的人来说这也未必完全是坏消息。由于人口持续流出，当地的人均资源反而会上升。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人口结构，因为走不掉的都是小孩和老年人，当地秩序的崩坏会因为这个因素被加速。

所以过去十几年，政策一直是“动钱”。但是未来，可能就会变了。

就在前几天，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举行，会上提出，“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这就意味着，可能要给大城市松绑了，未来的思路将会是“动人”。

十几年“动钱”的窗口期过去了，没有在这个舒服的时间段里找到自己发展方向的弱势城市，以后都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而那些在舒适区里还在想着力争上游，并且最终挤进前排梯队的地方，以后的路会越走越顺遂。

郑州，惊险地完成了跳跃。

关于中心城市，会议上是这么说的：

河南人就放心地跟着省城混吧，它用过去的十年为中原赢来了一张宝贵的入场券，晋级了中国城市竞赛的下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