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中国芯片业发展判断失误？——认知的圈层结构！

作者：汪涛
来源：纯科学（ID：chunkexue）

本文是从最一般的人类科学认知圈层结构来讨论，读者从中不仅可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芯片发展判断失误，而且可以此对一切事物的科学认知上有所开悟。

1级：术语级。知道行业及专业术语，能公开查到并初步理解相关资料。99%以上的媒体人是处于这个级别。但是，很多人以为所有专业术语都懂了，自己就能理解这个领域，并且来做“科普”了。很多人往往也会以这个层级的专业知识去做大量推理和判断。认知战也往往是以这个层级的知识为基础进行忽悠。

1.5C级：民科级。C的含义是跨越，后面还会详谈。

2级：黑话级。能理解绝大部分在公开正式渠道上查不到的业内专业术语对应的“俗语”，也可以叫“黑话”。因为不是正式的专业术语，所以在公开正式渠道上不会去这么讲。只要你能理解这些“黑话”，就表明至少是在这个行业混过的，但未必会混得很深。有可能达到入圈的级别，但大多数可能达不到。

(1) 行业内深度利益关系。

(2) 行业内商业秘密。

(3) 行业内技术秘密。以上三个都很好理解，就不深入讨论。

(4) 行业内并非技术秘密，但圈外人很难有兴趣，说了圈外人也不会有兴趣去听、很枯燥的内容。如技术手册、规则、工作习惯和规范等。这类真有用的东西，圈内人是会特别看重的。但即使如此，圈内人也有可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必须守这些规矩做事，可能说得清也可能说不清道理是什么。它们也可以用“范式”这个很哲学化的概念来表达。有些规矩甚至可称为戒律，往往是因为很多失败不断总结而形成的。

(5) 最难的是即使想说也不能表达清楚的东西、只有在行业内混了至少2年以上的有心人才会感觉和体会到的。

更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三大类：

• 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包括（1）（2）（3）；

• 说了大众没兴趣听的：主要是（4）。

• 说不明白的：主要是（5）。

为什么说了也听不明白？举一个例子，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当年的郑州邮电部设计院工作时，院里的领导对新员工讲话时特别提到，在设计院工作一定要具备“全程全网”概念，并且他是一再强调这个的重要性，可是却又不去解释什么是全程全网。正式工作后我就去请教老工程师，他们会说几句，但也不解释太多，只是说你做电信工程设计一两年后就理解了。可是，这下我就压力山大了。因为我是在仪表室工作，属于二线部门，不直接做工程设计。这就像在战场上，人家一线战士在前线打仗，立功受奖，可是做厨师的二线后勤只能看着别人打胜仗当英雄，顶多回来感谢一下你的饭做得好吃。你不在一线打仗想提升就很困难。所以在工作中我就特别注意与做工程设计的同事交流。但我在仪表室工作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与做干线、交换、无线、电源、邮政、数据、基建等各个专业部门都有机会在工作上合作，反而对整个电信网的理解更全了。

顺便提一句：现在的互联网是全程而不全网的，这是现在互联网存在众多问题的真正根源。请问读者您是否知道这是为什么？这里就作为一个思考题留下。只是再顺便提一句，即使是那些内业国际巨头企业核心的研发人员、全球范围最顶尖高校这个专业领域的博导、博士中，能理解这一点的人也很少。

在一个圈子里混的时间超过2、3年以后，就会很自然地具有这个圈子的习惯、文化。你只要一开口，圈里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你是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如果你不是这个圈子的，多说几句话，圈内的人很快就会感觉出来，但他们大多数人可能也说不明白你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当然，也可以有一些很明显的区别性的东西。例如，说研发需要多长时间，真正搞研发的人习惯性说法是需要多少以“人月”计算的工作量，然后看资源情况才能确定要多少个月，而不是简单说有几年。有人说中国研发EUV光刻机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你这一开口就知道你完全不靠谱，根本就没做过产品研发。

3.9级：深圈级。不仅在一个圈子里已经有相当长时间，而且已经可以称为是行家、专家。或者有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导、研究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产品经理等头衔。

3.99级，超深圈。包括权威级资深教授、终身教授、学术带头人、总工、总师、产品线经理PLM。一些民科往往喜欢去挑战业内权威，权威不是不能去挑战，但一定要自己能达到这个层级才有可能。例如，我们在中小学时会学习逻辑学最基本的交换律，简单说就是运算或公式与次序无关。例如A=B与B=A是等价的，这就是符合交换律。可是达到超深圈的权威，可能会给你谈符合交换律的A=B与B=A这两个公式之间会有什么细微的差异。你也不要轻易去挑战权威级的专家某个技术概念是不是搞错了，因为他们整天考虑的主要就是现有的某些规范的技术概念是否存在什么不够严格的地方，需要提出新的技术概念。

3.999x级，极深圈。院士、诺奖获得者、设计大师。

以上几个很容易理解，就不再细谈。那么，是不是到了深圈级以上，说的话就都可信呢？不能说不是，但也不能绝对地说是，请往下看。

3C级，出圈级。首先要入过圈，至少做到过3.9级以上，然后再出圈。这一类不能说相对圈内级简单地去比谁高谁低，而是已经向不同方向发展。跨圈可以是跨学科的纯学术，也可以是站在领导管理岗位、或其他岗位回过头来看问题。出圈级是出专业但不出行业，还是在自己行业圈子。例如，原来做彩电的研发，后来转做彩电的测试、生产、质量、仓库物流、营销、用服售后等不同岗位的工作。有些人可能拿总工程师、产品经理或项目经理、专家教授的话当作结论和权威意见，他们的话当然是有专业依据的，但如果你没有和总工程师、产品经理长期讨论过研发计划，甚至“吵架和斗争过”3年以上，是没法准确理解他们所说的话的。

我做过研发，但更长时间是做某个产品或某大类产品的营销总负责人。做这个职位是要负责制订市场营销计划，而这个是要与总工、产品经理、项目经理、研究所长、大领导等一起开会讨论确定的。这时就不得不与他们“吵架”。比如说研发体系的说某个项目7个月可以做出来，你要是真就按这个去制订营销计划，到时候给一线销售吹出去的牛兑现不了那可能就丢人了。

他们能多长时间完成研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最主要是工作量评估的问题。而作为营销负责人，你不仅仅是要考虑某一个功能或产品项目的研发，而是要考虑比如15个市场一线不同需求的项目研发。市场营销部门得根据一线情况给研发部门提供这么多项目的优先级排序。如果某个项目需要150个人月的工作量，安排10个研发人员去做，简单计算是15个月开发出来。如果安排15个人，简单地计算是10个月就可以做完。但事实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因为并不是只要简单地增加人手就可以线性地缩短研发时间。有些工作是没法并行的，只有先做完了某些工作后才能进行其他的工作。还会有一些稀缺的竞争性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被某一些项目先占用了，其他项目就得等。所以，150个人月工作量的研发工作一般不可能说安排150个人去干，一个月就能干完。所以，增加资源一般会缩短研发时间，但它是受限的，越到后来增加资源以缩短时间就越难。尤其在大量不同项目要并行开展时，资源的调度是一个很费脑子的事情。

另外，研发人员说的“可以做完”，与“市场需要的真做完”之间，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出现理解的差异。所以，研发说7个月能做完，做营销负责的人得综合更多因素评估，可能做不到，至少得13个月。也有可能研发人员更为保守，把时间说得更长。这些都是在长期吵架的过程中才能去有效体会和理解的。

CC级：跨圈级。不仅跨领域、跨专业，而且跨行业、跨学科。例如从机械行业跨到化工行业等。

CC0级：无圈级。跨圈到极致是可以跨一切学科、一切行业、一切领域。这个只有采用第三代科学方法才有可能做到。

C3级：再入圈。一旦跨圈，尤其跨众多学科、领域、行业后，会陷入另一种痛苦——不好落地了。所以，得再入圈，最终还是要结合具体的圈子才能落地和获得实际的应用。如果没有任何对应的圈子，那就是一种创新，需要建立新的圈子。事实上，任何圈子最初都是人建立的。

一般人往往就是在一个圈子做一辈子，出圈都难，跨圈就更难了。跨不好可能原来的优势和资源全丢了。

做了以上圈层分析以后就会明白要对行业发展作出正确判断需要的能力和知识结构是什么了。很多表面看似很专业的媒体人为什么作出的推理判断不靠谱？因为他们主要都是以圈外1级的技术知识信息来推理。逻辑上对不对？表面上全都对。为什么不靠谱？因为真正起作用的不仅仅是1级的、可公开查到的那些技术信息，而且还有很多潜规则，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出圈和跨圈子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些因素你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圈子里的人也不会去告诉你，或者就算想告诉也说不明白，说了你也理解不了，那你的推理怎么可能会靠谱呢？

另外，即使是在一个专业领域达到极深圈的人，因为几方面的原因可能并不能说出正确的意见：

一个是涉及到其他专业圈子的问题。虽然一个人在某个专业领域是极深圈，但到了另外一个专业圈子，他可能连圈内都算不上。

二是很多问题并不属于是专业圈子，而是需要跨不同岗位和领域来理解的。但一些仅在某一专业达到极深技术能力，或者只是社会赋予了他极深圈头衔的人，会很容易误以为他什么都懂。他们真要想去搞懂，的确很有可能会比常人更容易，但这需要认真研究过才有可能的。

另外，在一个圈子钻研极深的人，也有可能更难拔出来，难以出圈，更难跨圈了。这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中科院作出规定，禁止院士在不是自己专业领域发表学术意见的原因所在。这个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科发学部字〔2023〕36号。发布时间：2023-08-02）。其中“第二十八条 禁止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禁止参加与本人职务职责和专业领域无关的咨询、评审、评价、评估、推荐等活动”（参见中科院官网：

ttps://www.cas.cn/glzdyzc/xbgz/ysfwygl/202308/t20230816_4963919.shtml）

为什么需要跨圈？原因当然有很多，我们这里可以举例展示一下，在圈内视角可能无法说明白的潜规则，从跨圈尤其是跨很多圈之后，不仅可以说明白，而且可以变得非常清晰。

海军装备体系与陆军装备体系在项目或技术评审的做事方式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和差异。具体相关的人员知道，但很多人都说不清是为什么。这个并不涉及机密，民用的大型船舶与汽车行业等也存在类似的区别。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研发大型船舶与研发软件的区别。新型船舶的研发往往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先进行理论计算，模型实验，而后才会动手去设计和生产船舶。但软件行业往往很快就先推出一个低版本的产品上线，而后再持续地迭代升级。这是两个不同极端的行业类型，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研发新产品都必须要进行不断的测试和验证。对于大型的产品如船舶来说，你不能说先造一艘航母用起来，出了问题后再改进迭代升级。因为这单个产品成本实在太高了，根本经不起失败的损失。因此，就必须在实际设计生产之前进行极为充分的计算和模型实验。因为实际产品成本实在太高，因此不得不寻找相对低成本的模型仿真实验的方法。例如水池拖模实验等。

再看一下彩电等家用电子产品的研发，往往是先做出一个版本的产品来进行测试。能用实际的产品进行测试当然是最为准确的。新研发汽车一般也是先做出实际产品，用实际产品测试，包括各项性能测试、碰撞测试以及各种路况环境的实际运行测试。新的飞机会做出几架，有做静力测试和破坏性测试的，有进行试飞的。通过这种不同圈子的对比分析，就会很容易看清原来在单一圈子内难以解释清楚的东西，事实上道理非常简单。一般来说特别大型的产品或工程，就可能会有用模型仿真实验或模型仿真计算等方法。而小型的产品就更倾向于采用直接做出产品进行测试。小型的高性能船舶研发同样会采用实船方法，而不一定采用模型实验。因为模型实验的低成本只是相对大型船舶来说的，而搞一个小型船舶的模型实验成本可能比直接造出实船还要高。由此也可理解大型的水利工程，往往前期也是采用模型仿真的方法进行论证，而不能像小型产品，尤其不能像软件那样，先建一个三峡水坝进行运行测试。如果大坝有问题甚至垮塌了，就通过迭代升级，再建一个新版本设计的三峡水坝。因为建一个水坝工程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并且如果工程崩溃的话损失实在太高，因此必须保证一次性成功，这样前期的模型仿真和计算的论证就得极为充分，时间也会很长。

这是很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但这种类比性的东西，初听起来非常诱人，却很难让人准确理解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如果用以上科学的分类方法，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了。

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就是0级。

手中有剑，心中无剑。1到2级。不理解潜规则。

手中有剑，心中也有剑。各个3级。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出圈级。虽然手中无剑，但很可能是手上有兵，可以有无数剑，所以才能“无剑胜有剑”。不仅可能有兵，而且还要有土地、人口、经济资源、道义。千万不要把中国文化搞得神神叨叨，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却神叨叨地以为是达到手中无剑的程度了，那很可能会死得很难看的。

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跨圈和无圈级。别以为手上无剑就什么都没有，可能是手上有枪、有炮。甚至有的不再是剑，而是更高层次的“武器”“兵器”，再进一步是“毁伤能力”。到这一步，天下万事万物就皆可为剑了。所以，道理其实很简单，中华文化的确博大精深，但必须用科学的方式去解读才能真正清晰理解。

这也是培训讲师们常用的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表达。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连提问都不知道该问什么，这是0级。

不知道自己知道。1到2级。虽然知道了很多，但事实上并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还有很多知道了也说不出来的东西。

知道自己知道。各个圈内级。

知道自己不知道。不需要都知道，只要清楚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就够了。各个跨圈级。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案例来具体说明一下。曾经有一次与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起开会，讨论新的年度考核目标问题，在新考核方法中引入了一个公司自己定义的“合同有效值”概念。我就请教公司的财务经理：这个与公司账务科目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区别是什么？另外，回款额指标是按权责发生制还是以实际收付制来确定？

这两种财务制度会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刚好在年底签了一个小目标1亿的订单，客户支付了30%的预付款（实际收付），但还没发货（这就是权责还未发生），那能不能算进回款额？这个可是影响很大的。如果不算，作为营销体系的人员可能当年就拿不到奖金，那不亏大了？但如果拿了奖金，客户虽然打了预付款，理论上说有可能公司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发不出货，最后款还得给别人退回去。

美国的所谓言论自由，就是完全无视圈层范围，尤其鼓励人们发表与自己知识能力的圈层范围不相匹配的言论，这才是美式言论自由的本质。所以，美式言论自由说白了就是鼓励“瞎说”，这个是伟大领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特别批判的。

什么叫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因为从政治上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科学的具体专业问题上，人与人之间是绝对不平等的。你凭什么任何物理学问题都没研究过，就想要获得与爱因斯坦、波尔等人平等的说话地位？如果这样，就是严重的不平等了。人人都有平等学习、研究任何真理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但在具体真理问题上，发言权的高低，只是与你研究水平的圈层，有没有做过或掌握系统的第一手测量数据，有没有调查研究，有没有正确的方法路径相关的。

你的“知道”在结构上还没有达到相应的圈层，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无论你有什么头衔，都得闭嘴，没有你的发言权。

我1980年上的大学是南京邮电大学，学的是电信测量。当时一个大班有两个小班，我们是8012电信测量，另一个班是8011，就是半导体器件专业。我们绝大多数课程是一样的，上大课时就在一起上。当时的南邮就有一套很早期的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线。做电信测量工作的好处是工作内容涉及电信几乎所有专业领域，因为所有专业领域的测量设备和测量工作都要负责。

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郑州邮电部设计院仪表室工作过6年，做过大量电信工程选址、验收测量、电信测量设备维护，示波器、微波功率计、数字频率计等的计量工作。

后进入北京邮电大学读图像处理专业硕士。毕业论文中率先开发成功当时世界上运算量最少的图像有向潮涌填充算法，这个也是理论上运算量最少的同类算法。

北邮毕业后进入王码电脑（惠州）公司做总工程师，做过电脑生产销售，数据库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工程。在全世界第一个提出海量内存计算机概念，比世界最大企业管理软件提供商的SAP公司早10年。

在中兴通讯做了8年，负责过多个不同产品的营销总负责人的工作和营销事业部技术总负责人的工作。获得过网络编组技术的发明专利。

在一个德国通信电缆公司有短暂的经历，其间特意在生产线上实习过一段时间，生产过通信同轴电缆。

成立过一个创新公司，专门研发下一代网络的底层通信协议，由此可以理解IP协议每一比特的含义并且可以进行改进。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软件定义网络，比斯坦福大学发布第一个Openflow协议早至少2年，并且获得过其他多项底层的IP层协议的发明专利。

在中国最大的数字电视软硬件设备提供商北京数码视讯做国际市场总经理，提出了平台化的数字电视架构EMR，成为中国、欧洲和美国同类主流厂商争相模仿的技术体系。形成当时该行业全球市场的事实标准。

我在IT各个行业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顶尖高校、机构、上市公司都有深圈级别以上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与产品总工、产品经理有超过10年以上合作、“吵架和做斗争”的专业经验。IT所有不同领域的潜规则我可以说都了然于胸。

另外，我所创立的第三代科学方法，虽然可以应用于一切学科领域，但最有效的是解决3C、CC、CC0、C3四个跨圈级别的相关问题。

为什么采用纯科学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道理很简单：不这么做就肯定会出大问题。美国在国际上非常习惯于采用制裁的方法，的确对很多国家非常有效。但为什么针对中国却失败率极高，而美国每次又总是非常意外？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封锁手段对美国如此之重要，但美国却并没有关于技术封锁有效性的完备科学理论。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一课给补上。

技术封锁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令人极为诧异：就是彻底放弃被封锁区域的市场。那么，封锁要想成功起作用的话，事实上是在进行一个赌博，就是去赌被封锁区域内部自己获得相应技术产品上的能力、资源和意愿三者中，至少必有一个是完全缺失的，从而就算封锁方完全放弃被封锁方的市场，后者也没办法去弥补。

但是，封锁本身就极可能使意愿这一项极大化，也会刺激投向这一块的资源极大化。问题主要就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或具备这个能力的潜力。如果完全没有能力和潜力，制裁和封锁可能是会让被制裁者完全死心和躺平，反正无论如何也没办法。但对于有能力和资源的人来说，制裁和封锁就会让意愿瞬间爆棚，并使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有些人，包括一些中国的智库人员经常提要对其他某某人口大国进行制裁和封锁，我时常提醒：你有没有把制裁和封锁的基本原理先搞清楚。

中国通讯市场崛起的过程中，同时产生了一大批通讯产业链上各个环节拥有国际级别竞争力的巨型企业。反观印度，现在电话普及率已经与中国差不多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值得一提的有竞争力的企业，为什么？这与中国通讯企业各个产业链从来不去封锁印度，除非印度自己封锁自己有深刻的关系。因为有中国企业质优价廉产品的存在，加上印度极端追求最低价的普遍商业文化，印度本土企业很难有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空间。如果我们要想遏制印度在科技上全面崛起的话，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去搞任何制裁和遏制。作为任何一个人口大国，只要教育发展起来，是可以具备任何能力的。欠缺的只是资源尤其是各方面的意愿。

我在从“遥遥领先”说起节目中作演讲的题目是：从远远落后到遥遥领先。为什么起这个题目呢？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过去在芯片领域是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和日韩的。但一定要清楚地理解到，中国在这个领域曾经“远远落后”的只是产业，而不是技术。

我的忘年之交，南开大学的丁守谦教授在1959年时任天津703厂（现中电科46所）技术员，601实验所“物理提纯组”组长，在其领导下拉制出我国第一颗纯度为3个9的硅单晶。紧接着1960年又拉制出一根纯度为7个9的硅单晶,由此开创我国芯片材料行业的历史。

1966年，109厂和上海光学仪器厂共同合作，成功研制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81年研制成功第一台接近式光刻机JKG-3。

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通用计算机DJS150机研制成功。硬件系统由当时738厂孙强南主持设计研发，操作系统由杨芙清院士主持开发（参见：【中国科学报】一位女科学家的学术生涯，2016-06-13。中国院官网：

https://www.cas.cn/cm/201606/t20160613_4564535.shtml）

。那一年，18岁的比尔·盖茨刚好考入哈佛大学，就是那个微软公司创始人。

1977年，沈绪榜院士比INTEL公司还要早一年开发出16位CPU。顺便说一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徐东明教授在沈绪榜院士指导下开发成功中国最早的SDH 2M支路芯片，这个芯片技术转让给了华为和中兴，成为中国通信企业真正大规模自研芯片的开始。后来155M、622M、2.5G等芯片，以及程控交换、接入、移动、数据交换等芯片都逐步实现了自研。在华为这些芯片并不在海思，而是在各个产品部门自己完成的。

在任何领域都会有先发优势的问题，人家先搞出来占领市场了，就会有产品成熟度，成本、利润上的规模效益等优势。后来者刚开始产品肯定有成熟度和稳定性的问题，也没有规模效益。如果已经有现成的成熟又便宜的产品可用，作为市场上各个单位的采购人员，谁会去冒险采用国内企业的芯片行业产品呢？这就锁死了市场格局。所以，美国作为先发者有产业优势。

但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也一直没有放弃在芯片所有领域的技术积累。中国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就没有放弃芯片领域技术的全面跟踪。531、863、973、908、909、01专项、02专项……所有芯片各个领域的技术，我们一直是在跟踪和积累的。有些是在军事装备领域应用，没有用在民用领域。民用领域的芯片业也已经不断获得大量应用了。华为遭受制裁以后，说海思是一个备胎，现在可以用上了。这其实是一个听起来比较悲壮的说法，海思在过去怎么可能只是备胎呢？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在做数字电视行业时与海思的机顶盒芯片是有很长时间合作关系的。海思公司经常会去给我们介绍其芯片发展的Roadmap（路线图），就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的发展计划。我当时就和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这么搞下去以后就可以开发成手机芯片了。他们说不排除是这样。所以，我是在华为自己手机芯片开发出来之前很早就知道他们会做手机芯片。并且在此之前是通过不太被人关注的机顶盒去在市场上验证和发展成熟。为此他们还在印度、美国等多个市场直接做机顶盒业务，虽然这个业务并不赚钱，但却可以借此将芯片做成熟。

因为在过去中国有太多欠缺的课要补，需要从易到难一个一个去突破，所以过去在芯片这个相对比较难的领域事实上是没有作为最优先重点的。但通过其他产业领域的突破，在芯片领域多年的市场和技术积累，到了2017年02专项基本都验收以后，事实上全面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如果市场状况还是有国外大量成熟芯片可用，国内是很难真正全面突破的。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伟大的川建国同志神助攻就来了。当美国对中国芯片业开始启动制裁的时候，国内芯片业是一片欢腾。圈子外面的人当然难以完全理解这个行业圈内部的所思所想，他们也只管闷声发财就是了，哪里会管外面的人说什么。最担心的问题只是他制裁一半又停了，那样大投入的资源就难以获得回报。可喜的是川建国离任后，拜登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与川建国反着来，唯独在芯片封锁上完全继承川建国同志未竞的事业，还不断加大对中国的芯片封锁力度，也就是加大放弃中国市场的力度。作为一个做了一辈子市场营销的人员，当看到原来很强大的竞争对手居然主动地自己全面放弃市场，你一枪不放就可以直接占领过去敌人拥有固若金汤的保垒阵地，还有比这更值得庆幸的事情吗？其结果是：

• 中国做芯片的意愿极大化。

• 市场上采购中国芯片产业链各个环节产品的意愿极大化。

• 资源投入极大化。

唯一的悬念只是产品成熟度和工艺。很多对中国相关领域的质疑是某些学校、研究机构、企业做的核心产品工艺水平一直不过关，但这个工作如果由在研发产品经验极为丰富的厂家来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将产品做稳定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而是研究管理问题。这是为什么中国同样遭受过技术封锁的碳纤维的突破不是发生在中国权威的高校、研究机构，而是发生在初中学历的村支书陈光威领导的一个威海乡镇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在研发管理上并不擅长，而擅长做这个工作的企业在中国大把存在。一般情况下是井水不犯河水，各是各的圈子。但如果芯片成了整个中国一个生死存亡问题的时候，原来的界限就可能全都没了。没有美国的全面制裁，要打破这些圈层关系可能还真的比较难。所以，这就是我总结出中美关系中“遏制背反定律”内在逻辑，美国只要制裁、封锁中国什么领域，这个领域就会很快获得全面突破。从一开始就不封锁、完全放开的，往往发展就很慢。

所以，当美国全面制裁中国芯片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就知道：中国全面突破一切芯片技术的春天到来了。因为中国芯片业在2017年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美国制裁的东风。

更详细的对华为Mate 60 Pro所用芯片的解读，请大家注意观看东方卫视的视频节目。

最后，诚挚地感谢川建国同志为中国芯片业的全面突破和中国科技的崛起所作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