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与安全的逻辑重估产业价值！

作者：清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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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3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加利福尼亚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在一次核聚变实验中短暂实现了净能量增益，即核聚变产生的能量超过了输入的激光能量。

12月5日上午1:03，该实验室使用192束强大的激光束击中了只有胡椒大小的氢同位素的固体目标。实验向目标输入了2.05兆焦耳的能量，产生了3.15兆焦耳的聚变能量输出，能量增益达到153%。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称，这一突破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

尽管此次实验产生的能源只够烧开一壶水，但可控核聚变的能量增益技术可能再次引爆能源革命。尽管该项技术的商用可能还需要数年或数十年时间，但在全球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焦虑的时代，任何一项能源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都可能促使各国政府竞相追逐、投资者蜂拥而至。

今年“二十大”正式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12月政治局会议要求，“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预计，明年，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将投入更多资金到基于国防安全、国家竞争、技术封锁相关的产业，以满足“自立自强”的安全需求。中国煤炭、进口中东石油以及新能源构成的能源安全体系之于美国页岩油气、可控核聚变以及清洁能源，中国航空航天系统、5G之于美国NASA、星链以及计划服务于国防部门的星盾，中国芯片技术自主化之于美国半导体产业回归以及技术封锁。市场将对航空航天、军工、半导体、化石能源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通信及人工智能、专精特新等产业价值重新评估。

以发展与安全并举的视角重估技术产业价值，是未来五年或多年市场估值的主要逻辑。

本文从全球化的国家安全出发，提出基于发展与安全的逻辑重估技术产业价值，以及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与技术进步。

本文逻辑

一、国际政治的安全焦虑

二、技术产业的安全估值

三、全球时代的安全悖论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20'，感谢分享】

01

国际政治的安全焦虑

安全焦虑，是当下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这轮崛起于90年代的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崩溃于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美国政治生态两极化，导致建制派势力倒台，经济失序冲击政治秩序，特朗普政府试图打破贸易、技术、资本秩序。尽管拜登联合激进派重新夺回白宫，并修复了美国与欧日关系，但大势已起。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及国家制度之争，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将国际政治安全焦虑与国家冲突情绪引致高潮。国际秩序崩溃进入愈加敏感的地缘政治安全、国防系统及意识形态，脱勾断链的能源、金融与商品贸易，更为广泛的技术封锁及技术独立。国家冲突与政治力量正在推动两大体系的形成，即去俄油气的国际能源与金融体系，弱东亚的国际商品供应体系。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各国纷纷增加军事投入与财政支出，实施保护法令和支持性产业政策，增强自身在国防、经济、金融、能源、技术、数据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安全。

近五年，全球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明显政治化，即货币政策支持财政融资，财政融资支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支持国家安全。

经济学一般不支持政府使用产业政策，宏观经济学主张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调节手段，也不推荐产业政策。过去，大规模使用产业政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中国以及其它转轨型国家，欧美国家的产业政策较少。但是，近些年，欧美国家财政政策明显产业政策化，不少财政资金专门投入到能源、半导体、生物技术等产业，致力于技术产业回归及本土化。

例如，美国《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涉及补贴或减税资金规模达到3700亿美元，目的是强化能源安全和战略性产业回流，对受补贴企业提出了严格的国产化限制。

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涉及资金总额2800亿美元，包括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补贴和激励措施，目的是重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强化美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技术领先和领导地位。要求受补贴企业，包括在美国投资的日韩企业，不再增加对一些国家的半导体产业投资。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了两期工程，其中包括用于量产目前最先进的3纳米制程芯片的工厂，合计总投资400亿美元，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美国政府为台积电准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迁机仪式”，除了总统拜登亲身赴会外，还有来自苹果、高通、英伟达等900名政商界人士。拜登政府将其作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振兴的重要政绩来安抚选民。

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创纪录的8580亿美元，比拜登政府提议的还要高出450亿美元。这8580亿美元国防开支，除了增加军人薪水、采购武器外，还包括新增的微电子和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技术预算，为“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投入115亿美元。另外，该法案还将阻止美国政府购买来自中国企业生产的芯片。不过，法案的最终版本对此放宽了限制。

俄乌战争引发了欧洲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能源危机，大大加剧了国际政治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除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纷纷扩大军事开支，投入更多的财政致力于国防独立、技术自主、能源安全和产业本土化。

近些年，欧盟试图通过全球统一最低税率、减排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收效甚微。俄乌战争促使欧洲经济结构“断臂式”调整，全面去俄油气，引发大通胀，导致欧元大跌、制造业及贸易急剧萎缩，反而加剧了欧洲制造业的外迁。

近期，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发表《欧盟工业战略：协调竞争和地缘经济挑战》一文，分析欧盟在全球激烈的竞争背景下的战略调整，包括欧洲工业战略、去对第三方市场依赖度以及建立贸易预防机制（见中国发展出版社，《经济参要｜欧盟新产业战略：应对全球竞争和增强经济韧性》）。

2021年5月更新的《欧盟工业战略》，就绘制了欧盟战略依赖关系及欧盟进口的5200种产品的依存度图谱，明确了欧盟高度依赖的敏感领域的137种产品，占欧盟以外进口货物总额的6%。这些产品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主要涉及稀土和关键原材料。欧盟的产业战略试图强化欧盟在重要领域的领先地位，包括航空航天和国防、电子信息、可再生能源等。

今年2月，欧盟公布了《芯片法案》，欧盟成员国计划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用于发展芯片行业，以扶植本土芯片供应链，降低对美国和亚洲芯片的依赖度。欧洲在芯片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2000年的24%下降到了现在的8%，该法案目标是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0%。

欧盟正在制定市场预防机制，用于保护关键资产、打击第三方胁迫、平衡市场准入、解决安全问题等。不过，欧洲的经济结构转型挑战不小，面临能源和原材料匮乏、投资吸引力下降等问题。

作为欧盟核心国家，德国在能源危机中损失惨重，化工、汽车等制造业遭受产能打击。今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带领豪华商业团队访华，为巴斯夫、大众汽车等老牌德国企业缓解产能危机、扩大对华投资作政治铺垫。在能源危机之下，中德之间存在相当的贸易互补性。不过，在德国政治内部，对华政策存在分歧。德国议会试图通过限制性法令，包括投资审查、军民两用品出口限制，以减少对中国以及第三市场的依赖度。实际上，德国不会脱离欧盟的产业自主化及经济安全框架。

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安全焦虑。

02

技术产业的安全估值

安全议题，正在纳入各主要国的政治及对外政策的考量中，也正在改变财政、产业政策以及技术产业的估值。

今年“二十大”正式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发展又要安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路线。在“二十大”报告全文中，“安全”的词频91次，“发展”的词频239次。虽然安全的词频低于发展，但高于上次十九大的55次。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安全指标在中国决策逻辑中的地位将持续增强。

安全的含义颇为广泛，包括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等。落实到产业领域，“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

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怎么理解？

先看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求是发展和安全并举、自立自强。预计明年，政府将持续增加关系国防安全、国家竞争、技术封锁相关的产业投入，具体包括航空航天、军工、半导体、化石能源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通信及人工智能、专精特新等产业。

再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往哪个方向精准发力提效，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和技术领域。明年，政府将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如技术创新再贷款、政策性金融性工具，加大财政专项资金的倾向力度，更大规模地投资关系安全自立的技术产业。

未来五年，发展与安全将成为技术产业估值的主要逻辑，市场需要对重要技术产业进行重新估值。

先看能源产业。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俄乌战争引发能源危机，大大增加了各国能源安全焦虑。缺油少气的欧洲试图短期内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寻求能源进口多元化来增加安全边界。印度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两边通吃，趁机大规模进口廉价的俄罗斯石油。

美国能源供应以市场为主，页岩气革命帮助美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不过，近十多年，民主党政府大力打击化石能源，使用产业政策大规模补贴新能源产业。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便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国家实验室，LLNL实验室进行的核聚变实验耗资高达35亿美元。可控核聚变的能量增益实验给能源供应打开了“太阳”级别的空间。该实验实际上模拟太阳环境，用强大的激光将氢气加热到1亿摄氏度，超过太阳核心的温度，并将它压缩到大气压力的1000亿倍以上，以触发核聚变反应产生巨大的能量增益。如果该技术未来能够进入商用并量产，全球能源格局将被颠覆，资本市场将重新评估全球各类能源的价值。

中国实施能源多元化路线，回归煤炭为主体的能源安全体系，加大煤炭保供力度；增进与沙特的国际关系，增加在沙特的投资和中东石油的进口。中国政府在加大火电保供的同时，持续大规模投资补贴光电、风电、电车等新能源产业。对新能源的公共投资，包含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今年，新能源汽车在能源危机之下意外大丰收。由于今年遭遇煤炭石油价格上涨、电力紧缺，同时“惊现”新能源投资红利，明年政府还将在煤炭、石油、电力以及新能源领域大规模投入。

接着看半导体产业。芯片被认为是技术“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同时也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和各国谋求经济安全的核心力量。

过去，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投资金额超过3400亿元，不过今年该公司成为了反腐风暴中心。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不会动摇寻求芯片技术突破的决心和半导体自主化的路线。明年，政府可能推出半导体产业扶持计划，通过补贴、税收抵免等方式支持半导体制造企业，规模可能超过万亿。当然，半导体从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全球化产业，中国方面可能设法争取韩国半导体企业的支持。

再看航空航天及通信产业。国家之间的顶级较量将移步太空领域，航空航天及通信安全在俄乌战争中被放大。马斯克SpaceX的“星链”低轨卫星介入了这场战争，凭借其大容量、高通量等优势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星链”项目计划建设4.2万颗低轨卫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天候、低时延的高速通信网络。近期，SpaceX发布星盾（StarShield）项目，服务于政府、国防及情报部门。该项目将进一步加剧主要国家对低轨空域资源的争夺。

在通信安全方面，华为5G的国际争端延续多年。今年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成立，将统筹、规划和建设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将保持航空航天及通信产业的高投入、强投资。

最后看互联网及数据产业。在中国及全球，互联网是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但是，近年，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安全问题被监管部门及社会公众高度关注。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持续爆料推特在拜登儿子丑闻、特朗普封号等事件上的舆论操控记录。在中国，数据安全尤其是数据跨境同样被纳入监管。中美两国在数据安全监管方面的政策冲突一度还引发中概股集体退市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对互联网方面的安全需求，主要集中在监管上，而不是像新能源产业实施大规模的补贴与扶持政策，而更为广义上的安全，实际上是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随着大规模的结构性货币、专项财政进入技术产业，市场将以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对这些产业重新定价。值得注意的是，短期产业估值将被基于安全的财政、产业等政策拉高，但其长期价值根植于企业经营、技术实力及产业发展之中。

那么，如何理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03

全球时代的安全悖论

即便俄乌战争在明年结束，全球性的安全焦虑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依然是左右国家外交、经济与产业政策的主要逻辑。

安全焦虑源自国际政治秩序崩坏，而国际政治秩序崩坏源自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化经济失衡。如果无法解决中央银行及法币统制经济、资源要素（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经贸规则公平性三大问题，全球化经济将反复崩溃于债务、通胀、汇率危机，长期低增长和贫富持续分化，无法为国际政治秩序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难再起，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裂痕修复则颇为艰难。

历史经验表明，当秩序加速崩坏时，各国纷纷以国家安全为目的扩张军力、集中力量和管控资源。不过，真正值得各国警惕的是，国家主义主导的安全政策未必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加剧金融风险与政治冲突。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触发了世界安全阈值，主要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与金融政策，德日政府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公共资本投入最终试图以战争的方式谋求经济与安全回报。米塞斯和哈耶克曾对此行为提出过尖锐的批判。

在全球化时代，以安全为目的的国家主义存在明显的“安全悖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组织，其自身缺乏稳定性，真正的安全来自于高速运转与自发协作的全球化市场。正如陀螺，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尚存稳定，而陀螺一旦减速，尤其是以安全为目的的“急刹车”，反而扩张其风险。一个市场化国家内部也存在“陀螺”安全悖论，以安全乃至任何目的的强力经济干预一旦引发宏观失速反催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该如何理解以发展与安全并举的逻辑？

安全的前提是发展，没有发展安全无从谈起，强力控制下的低水平的稳定实则暗流涌动。产业发展与技术才能构筑真正的安全边界。

何为能源安全？通常被理解为能源供应，而能源供应规模建立在技术之上。中国页岩气储存丰富，2021年新增探明地质储量达7454亿立方米，不过目前有技术能力开发的页岩气占比少。可控核聚变只需要极少的质量便可转化为巨大的能力。该技术的原理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E=MC^2，其技术难点除了高温高压，还有可控，即等离子体在有限的空间里被约束足够长时间。可控核聚变的大规模商用将彻底颠覆人们对能源安全的传统理解。

何为通信安全？星链将通信战场迁移至低轨太空领域，以大容量、高通量、全天候、低时延、更廉价重新定义了通信安全。

何为芯片安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掌握芯片制造的所有技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真正的芯片安全。芯片安全只能来自全球化市场，深度参与半导体全球产业链精细分工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芯片安全。对芯片而言，发展即安全。

何为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当然是互联网安全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互联网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经济规模、就业、税收以及消费福利，可以构建更加广阔的经济安全边界。

那么，如何发展产业？如何创新技术？

在“新十条”发布的第二天，我驱车赶往东莞参加湾区科创论坛。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个论坛打响了拼经济第一枪。怎么拼经济？到场的专家基本都在讲技术创新。怎么搞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发言者都讲到技术安全问题（美国技术封锁），同时都呼吁政府大规模投资技术、投资大型企业，只有一位专家讲到需求端与消费的重要性，没有一位专家能够跳出技术产业看技术创新。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投资基础科学和重大技术不重要，我想表达的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技术创新。

峰会上，经济学家樊纲讲到美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他解释说，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不断地把广告、设计等业务外包出去，制造业产值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但是，如果把外包出去的业务加回来，美国的制造业比重没有下降太多。

很多人从空心化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制造业，产业转移或许是美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更为根本的逻辑：制造业持续精细化分工。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其制造业持续维持全球竞争力，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产业全球化分工的趋势决定的。制造业将广告、设计、系统研发、融资等外包出去，这是一个产业不断全球精细化分工的过程，分工的结果是庞大的服务业崛起。

这里形成一个思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去理解技术创新（而不是仅仅对制造业、技术企业的投入）。一个技术创新发达的国家，其或其高度融合的国际市场，服务业也定然发达。实际上，越发达越精细的服务业，比如贸易、金融、教育、高端商务服务业（设计、会计、审计、法律），反过来促进制造业和技术创新。

当今这个时代，任何一项顶级技术都是全球化产业分工与协作的产物。这是斯密定理决定的。

荷兰ASML一台EUV光刻机重达180吨，超过10万个零件，由来自全球光学、有机化学、仪器仪表等众多领域的5000多家供应商提供。最初，ASML需要一面非常平整的镜子，他们找到了德国蔡司来实现，后者是一家光学技术公司，生产显微镜、眼镜片、摄影镜头等。实际上，ASML的高要求又促进了蔡司的工艺进步。其实中国香港与大湾区也是一个典型例子。香港的贸易业、金融业为珠三角制造业提供贸易融资和技术融资，香港会计审计等高端商务服务业支持贸易和金融业。

跳出制造业和技术投资来看，全球化产业分工、金融业、服务业以及繁荣的消费是我们长期忽略的，这些恰恰是技术进步的土壤。我想表达的不是只发展服务业而忽视制造业和技术创新，而是技术创新源自消费繁荣、精细分工的国际自由市场。要注意，繁荣发达的消费，本质上是对人的卓越投资。实现国家强大、家庭富有的主体一定是强大的企业和个体。我们看不到一个企业与个体羸弱而国强民富、技术领先的国家。

发展即安全。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