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略才是当前矛盾的根本出路!
作者:以明惊人
来源:点DAO为止
本想说说人民币升值之下房地产的走向。毕竟其涉及到亿万家庭的利益和资本的流向问题。
就如同日元升值之后房地产泡沫的教训,在大多数人的心上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昨天下午阿里巴巴发布的房地产数字化峰会,估计会给大多数人打上一针稳定剂。
毕竟上有房产建设“三道红线”,下有数字化销售过滤,短期内房地产注定是要被摁住的存在。就算资本真的来了,也会考虑其中的行业风险。如果有房产计划,也就是真正有刚需的情况下,在国内建总部的那种。
所以,问题就又回到了前文所问:房地产被摁住的前提下,人民币的升值会是一个怎样的方向?
先说关于人民币升值这个假设,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抛开资本国际水进来之后的流向以及民生问题的担心,就是对制造业的不利,进而导致外贸企业链倒闭、影响就业等问题,甚至可以用自己挖自己的墙角来形容。
但他们从没有想过的更深一层就是:人民币升值首先影响的是低端制造业,但就算他们不倒闭,那微薄的利润该怎么提升其工人的收入水平?低端制造业跟百姓高收入也是一个悖论。
如果往深了说,他们算不算“挟就业以令汇率”?可这低端就业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PF差距?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从事与否不说,等老龄化社会来临后,就又是更大的问题。
可就算国家没有深远考虑,为了保护制造业出口选择人民币不升值。他们也不能开心的继续做下去。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定要多看看外国疫情期间的新闻。
那些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大方向不说,单说疫情初期,那些“抢不到卫生纸”等民生用品的国家社会心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他们在疫情期间无法组织恢复生产和产业链回迁。疫苗出现,疫情问题被控制住之后必然又会是另外一种反思。
借着疫情退去、恢复民生和经济的旗帜,将基础行业重新建设起来既拉动经济又解决就业。更进一步就是为自己拉了选票。这对西方某些政客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唬人政绩。
如果这种国家有一两个,我们可以交涉,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当全世界都是这一种思潮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继续占领这些市场。与全世界为敌,从来不是做人之道。
也正是看到了这些更深层的矛盾与之后某些国家的必然反映,所以才有了上位者的通盘考虑。那就是除了人民币升值缔造国内市场以外,制造业和产业链升级就是这战略组合拳的另外一个核心点。
在这个核心点下,首先要改动的就是路径依赖问题。
过去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下,我们是全球化的第二受益者。现在的客观是已经有了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再依赖过去的路径,出了任何问题都不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在未来,如何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第一大市场就是我们必须做出的抉择。
出于对未来道路的思考,如何化“将来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尤其是在这制造业上,一方面借着疫情的封锁给出口企业必须调整的客观理由,另一方面通过“疫苗+短期出口+长期投资”的模式让跟随者从中受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走的道路。
其次就是,人民币升值后,必然对社会各个产业链条进行倒逼式的调整。
这个调整对我兔来说,最优选择并不是要放弃过去的低端制造业,而是通过技术革命升级转变盈利模式。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增加可支配收入,毕竟,高低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在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理解这个思路。其实就像前文所预告的阿里的“犀牛智造”一样,工业4.0不仅仅德国在追求,我兔才是发力最猛的那个。
就像原本的成衣制造,在今天之前是怎么都和高端联系不上的。可当成衣制造加上个性化、网络化定制,从需求到生产、销售的商业链条升级之后,它想不高端都没人信了。
过去低端制造业利润薄弱,可当被科技赋能之后,又有哪个资本会说不心动?在这个长期的趋势下,房地产和工业4.0哪个是资本的选择用屁股想想都知道。
最后、也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问题。
前面文章虽然一直说,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疫情引发的社会链条脱节引起的。但这里面忽略了一个潜在问题,就是疫情加速前的经济问题。在没有疫情发生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已经在说经济存量博弈了。
也正是在这个经济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才有了中美毛衣战等。按照资本主义的尿性来说,这毛衣战就是丑国解决经济危机的常规方法。
他们无视这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继续一贯的企业减税、增加社会福利之外,就是对外的扩张吞并。妄图通过吞并我兔的国民财富来弥补他们的亏空。
原本这常规思路会有什么结果不说,但整个世界被疫情加速后,他们就真的陷入了自己挖的深坑当中。而我兔则是从疫情最初的“更危险”化危为机,在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当中走了出来。也就有了我兔为了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组合拳。
局势虽然有疫情影响,让世界局势变的更加复杂化。但我兔从未改变的一个解决思路就是,经济危机的解决要从根本问题出发。
即,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的根本方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
首先,要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变革来创造新增长点和新需求,给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并带动经济走出危机。二战后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出现最终使得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时期。这次危机中,处于孕育期的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实现,也将使得经济最终从危机中走出。
第二,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政策、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收入水平的均衡提高和弥合社会分化,这样才能保持和扩大总需求,防止危机发生或缓解危机的影响程度。繁荣期没有及时进行的社会制度调整在危机后被迫实现。大萧条推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深层次制度改革,应对大萧条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最低工资、工会集体谈判等制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本次危机可能再次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提供契机。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忍受社会阵痛,在缓解劳资分化、弥合实虚裂痕、改革社保制度等方面艰难推进改革。
在这个思路下,其实就又回到了上篇《大战略下的统一战线》文章所说的资本问题。
资本有规避风险和赚取超额利润的本能,但在某些“小资”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资本之前,他们还有着人类身上“贪逸恶劳”的本能。在这种本能下,他们赚取超额利润更多的是通过垄断和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得。
在这种没有外来风险倒逼的情况下,不管是上面国家对真正高科技企业的需要,还是下面底层百姓的高收入增长,都是无解的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放“资本鳄鱼”进来“帮他们体面”反而是解决悖论问题的新思路。
更何况,只要屁股不是歪的,谁为谁服务是一定可以想明白的。
当然,这种大战略下的社会变革肯定会有阵痛,但这中间的微妙度量,上位者肯定会有尺度。更何况,在新的科技革命下,旧时代原本的凭借都会被科技一一降维打击。
新国家治理体系可从来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