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1世纪的世袭制国家”，病得不轻！

长期以来，“美国例外论”甚嚣尘上——它被认为是全球最具生产效率、民众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比其他国家更加优秀。

然而，从其近期种种内外表现中，我们看到了诸多乱象：

对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暴力执法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经济衰退和仍然高企的失业率；

对外，动不动就干涉别国内政、无端指责别人危害自身安全、一言不合就挥舞关税大棒、与盟友近邻闹别扭、肆意毁约退群；

等等。

神话破灭，“美国梦”再难成真。

美国，究竟得了什么“病”？

文|吴其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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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近4%。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减弱，国民收入增长随之放缓，甚至经常出现下降。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纽约华尔街。图|视觉中国

从1980年到2017年（即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7%，比战后30年的经济增速下降了近30%。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经济在特定时期的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主要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巨额债务之上。

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后是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徘徊不前。

按劳动者每小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2018年美国劳动者每小时创造的GDP价值为70.78美元（约合483.5元人民币），相比2010年的67.64美元（约合462元人民币）增加了4.6%。同期经合组织(OECD)国家则平均增加了7.8%。显然，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过去两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吹嘘其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政策对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实际上，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样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虽然，特朗普执政第一年（2017年），美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76个百分点，但仍不到其北部邻国加拿大（1.55个百分点）的一半，两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状况差距并不大。

由于财政赤字大幅增加，2018年美国经济经历了“高糖效应”，实际GDP增长了约3%。当时就有不少分析指出，这种由财政刺激手段推动的突发性增长很难持续。果不其然，2019年的美国经济增幅下降到2.3%，重新回归低增长轨道。

更重要的是，有限的经济增长仅仅惠及了美国少数既得利益者，大多数美国人在经济蛋糕中所能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收益比例急剧下降。

2010年4月27日，美国塔科马，市民正在排队参加就业招聘会。图|IC photo

过去40年来，占美国人口90%底层民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相比之下，少数位于国民收入水平前1%甚至前0.1%的人，从美国的经济蛋糕中分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其中，占美国人口1%的顶层阶级，平均收入所占份额增加了1倍以上，最顶层那0.1%的人所占份额更是增加了4倍左右。

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美国顶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扩大。

一方面，少数的美国精英阶层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

美国亚马逊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杰夫·贝佐斯、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CEO沃伦·巴菲特，这三位最富有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甚至多于整个美国下层阶级财产的总和。

另一方面，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数规模日益增加，但能够拥有的资源逐渐减少。

2020年5月，美联储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近四成美国成年人无法通过现金或储蓄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销。

当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比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都要严重。2019年，联合国发布了一项衡量民众生活水平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美国排名第15位。一旦把不平等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的排名则下滑到28名。

不平等问题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包括财富、机会、种族和健康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这些领域的不平等问题都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密切相关。

在美国，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甚至比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收入是指个人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获得的资产流入量，而财富是指个人对特定资产的所有权。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坐拥整个美国40%以上的财富，几乎是其收入份额的2倍。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现行的税收体制下，这些财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代代相传。

机会平等曾是“美国梦”的一个重要基石。但是，由于家族的优势和劣势会代代相传，如今，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几乎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都更依赖于父母的收入和学历。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出生在“正确”的家庭已经成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出生在贫困家庭并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就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虽然不乏关于少数人成功地从底层挤入顶层精英行列的媒体报道，但这些绝非普遍现象，只是小概率个案。由于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降低，美国如今甚至被揶揄为“21世纪的世袭制国家”。

种族歧视贯穿美国的整个历史，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至今仍受到系统性的歧视。他们不仅面临教育和住房不足的问题，同时还缺乏足够的经济机会。

1964年，美国曾通过了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该法案通过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不平等情况确实有所改善。然而，鉴于种族偏见的根深蒂固，这种改善很快止步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

如今，民权法案已通过半个世纪，美国黑人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73%，西班牙裔男性的工资也仅为白人男性的69%。显然，种族歧视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平等。

在公民健康方面，美国是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不承认医疗保健是一项基本人权的国家。近些年来，尽管医学的进步让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大幅下降，并且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远高于其他国家，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出现下降，并且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低（比日本低5年以上）。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人预期寿命在2014-2017年期间逐年下滑，尽管在2018年微弱提高，也仅恢复到2015年水平。在没有大规模流行病和战争的背景下，美国人预期寿命的降低显得格外突兀。

与美国公民健康总体恶化相伴的是美国健康的严重不平等。美国富人和穷人在预期寿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且差距仍在急剧扩大。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健康不平等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产物。

收入下降，加上经济衰退时期大量失业和住房被收回，很多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患上所谓“绝望病”，对未来放弃了希望，并引发酗酒、吸毒和自杀等一系列社会顽疾。

低增长、收入停滞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使得“美国梦”和中产阶级式的“田园生活”与美国渐行渐远，并在近些年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陷入僵局。追根溯源，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经济政策导向的扭曲，尤其是经济的过度自由化。

美国拉斯维加斯。图| IC photo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抛弃了主导美国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念，转而拥抱“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思想。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职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以保证充分就业。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通过放松政府管制和降低税收来释放经济潜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并以此来提高整体收入。

然而，在实施上述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反而放缓了。放松管制使得美国经济在不同时期（如在1991年和2001年）陷入低潮，甚至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这也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降低税收也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却导致政府赤字的失控。

在“里根经济学”看来，不受约束的市场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通过自由市场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资源惠及民生。该时期的主流经济观点还认为，所有人都能够从经济繁荣以及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中受益，因为财富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从富人流向普通人手中。

里根政府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也都承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繁荣，对富人的减税政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将带来更快、更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全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然而，实际情况是，普通民众从经济繁荣中的收获少之又少，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状况并没有随着美国GDP的增长而得到明显改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停滞不前，且缺乏安全保障和稳定性。

总之，过去40年来，美国政治精英都只专注于GDP的增长，将民生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且盲信市场体制“无所不能”，无视市场失灵问题。对市场的过度信赖、对企业利益的强调以及减少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使得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大多数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逐渐被抛弃，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

从历史上看，美国经济增长陷入低迷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恶化并非没有先例。

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社会不平等、经济权力集中化就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钢铁、石油、铁路等行业的个别企业甚至控制了美国经济的命脉。20世纪20年代，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曾再次凸显，经济权力出现了严重失衡。

但是，这两个时期的美国政府都曾采取了相应措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将美国从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中挽救回来，例如：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针对大企业垄断分别制定了确保市场竞争的法律；

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法规，来干预市场，具体措施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为民众提供经济保障，通过立法赋予劳工组织更大的权利等；

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政府也曾着重解决贫困问题，并为老年人提供了医疗保健项目。

受这些措施影响，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二战”后30年里有了显著改善，社会总收入水平处于增长态势，底层民众的收入增速甚至要快于顶层精英群体的收入增速。

与历史相比，美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加严峻。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还因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失调使得改革更加难以落实。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如今已经更深入地转化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少数精英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控制被进一步强化，使得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改革举步维艰。

从政治体制上来看，美国是典型的代议制民主国家。由于担心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情况发生，开国元勋们在制定宪法时专门设置了一系列保障机制，以确保少数人在联邦政府中的代表权以及限制联邦政府的职权等。

然而，建国200多年后，这些保障机制却逐渐被扭曲，成了少数精英控制美国政治经济和阻挠改革的工具。美国也已经发展为一个少数派比多数派拥有更多权力的国家。

如今，美国联邦政府在选举中并无法代表大多数的民意，也经常无法采取符合多数选民利益的政策。

由于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候选人并不需要获得大部分选民的选票。事实上，21世纪上任的三位总统中，有两位（小布什和特朗普）都是以少数票胜出，获得更多选票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和希拉里反而败选。

在众议院，因为选区范围更小，因此应该更能直接代表选民的意愿。但是，实际上，占据政治优势的政党可以根据自身的选举私利改划选区。这也导致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即使民主党比共和党多获得了140万张选票，却仍然无法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位。

在参议院，美国每个州都有两个议员名额，这使得像怀俄明州这样人口稀少的州和像加利福尼亚这样人口众多的州一样，拥有同等的影响美国立法的能力。

美国政治体制对少数人的“关照”，使得绝大多数选民希望实施的政策无法落实，包括更高的最低工资、更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更多的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更合理的枪支管制等。

过去几十年来，财富的集中使得美国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并使得美式资本主义更多地服务于上层社会。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精英，能够利用金钱塑造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操控美国的意识形态，包括推动民众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信仰。

在金钱政治和党派政治的左右下，美国宪法解释者和裁决者——最高法院也逐渐退化为政治斗争的角逐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往往不是因为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而是因为更符合特定党派利益的需要。过去20多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也经常做出极具党派色彩的裁决。

在美国，说客、竞选捐款、“旋转门”以及由富人控制的媒体等，使富人能够通过财力购买政治权力，并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积累更多财富。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允许企业、非营利组织可以无限制地向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捐款，这就使金钱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在历史上，金钱控制美国政治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当前的科技手段可以更有效地将金钱转化为政治权力。例如，各种数字媒体和数据平台已经成为搜集选民偏好和影响投票的重要利器。

至少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2013年底，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次演讲中就曾警告，“不平等问题加剧和社会地位流动性下降的综合趋势，将会给‘美国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全球的地位造成根本性威胁。”

然而，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下，除了通过《平价医疗法案》，以帮助民众解决无法获得医疗保健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很难采取其他实质性的立法措施来解决美国社会日益恶化的不平等问题。

由于不平等问题被长期搁置，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

2017年，特朗普以“反建制”“反精英”姿态入主白宫，声称将代表底层民众的呼声，将美国民众带回中产阶级式的“田园生活”。2018年以来，美国就业改善、股市上涨，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大肆吹捧，认为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将挽救美国经济和美国中产阶级。

然而，正如很多分析者指出的，以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特朗普经济学”，更多地是重复里根政府时期的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和实施“受管制的对外贸易”等。这些措施不仅无法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还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实际工资水平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等。

美式资本主义并非坚若磐石，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激化以及横亘在底层和上层社会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使得美国的经济、社会功能日渐衰微，而当前的美国政治失调又使化解美国一系列社会顽疾变得更加困难。

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一旦当选，他将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劳工总统”，将重点关注美国底层工人的诉求。然而，即使成功当选，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能否克服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和共和党的阻挠，重塑政府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仍存在很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