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新观察、新感想！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最近各地疫情爆发，坊间都在讨论疫情防控政策。

以下分享一些我最近关于疫情防控的观察和思考。

1.“实事求是派”：不时有人问道：“你是‘共存派’，还是‘清零派’”？两“派”现在“不两立”，处于撕裂状态。我的回答：我认为从长期看，我们无法消灭COVID-19-Omicron，最终必须与其有某种形式的“共生”（与人类历史上近乎所有病毒一样），但只要总方针策略一天不变，我就继续支持并执行政府政策，不抱怨、不指责，并积极向家人朋友解释政策逻辑，提供正能量。论及“派”不“派”的问题，比较正确地说法是，我希望做个“实事求是派”：了解病毒的演绎，理解政府政策的逻辑，分析当前主要矛盾，形成自己的看法认识，并在可能范围内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2.“没有理想化的中间路线”：前段时间，各地在一线防疫中层层加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代价。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二十条措施》，要求“精准防控”，不许搞“一刀切”。应该说，社会上（包括基层的政府体系）对会议文件精神的理解是有分歧和偏差的，核心在于，文件里面提出的具体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很难同时兼顾。这就好比很难让一个大象做出特别精准优美的舞蹈动作。这里，并不是说舞蹈动作设计不对，或所有的大象必然都跳不好，而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大象是跳不好的，而这个事情又需要精准齐舞：一个大象跳不好就会搅乱全局。而了解防疫实践的朋友应该知道，由于Omicron传播特性，基层之所以能够防住，实现“动态清零”，其实必须得依赖一定的“加码”手段。很多时候，“加码”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而是为了“防死”病毒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因此，它其实是防控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防控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行所需的“灰色区间”。但只要一“加码”，必然会负面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例如要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而如果把“加码”手段禁绝，减少了基层在防疫中可用的工具，那使得防疫更加困难，病毒更易突破。在Omicron防疫这个事情上，满足多重目标很难，恐怕确实不存在理想化的“中间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这个观察/结论，其实放到实践中检验就可以。作者理解，《二十条措施》其实正是对政府/官僚体系提出极限要求的终极尝试。

3.一个小案例：混管核酸采样。核酸检测中的混管采样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疫情尚未在社区爆发时特别有效。但一旦爆发了，情况就不同了：对于个体而言，混管相当于极大增加了被管控的风险：本来我自己疫情防护做得好好的，结果和别人出现了混管阳性，且自己和同住家人需要被采取进一步措施（除了复采复核外，有的地方是居家隔离，有的地方要转运，因地点场景和各地执行而异）。如果疫情在社区爆发，则这种风险将呈现几何级数上升。一方面，个人为了规避风险，做核酸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没有个人配合，核酸作为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就会下降；另一方面，疾控和社区在每个混管阳性案例里都要面临如何平衡“精准防控”及防止疫情扩散的具体问题：对多大范围的人隔离及转运？范围大了，不符合“精准防控”，成本又很高；不“加码”的话，风险又可能进一步扩散。《二十条措施》其实在每一个场景下都约束、减少了基层可用的“加码”工具，肯定使得疫情更难控住。最后，混管虽然可以降低核酸成本，但增加了管控成本。如果恢复到单管，似能解决问题。但单管的话成本又大大上升，最后又回到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完美的解答。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有无数。各种情景很难都事先考虑到，计划也往往赶不上变化，就使得决策和执行陷入被动。

4.进入冬季及春节的关键挑战时期：不少人之前认为疫情防控政策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由于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时期，仅仅就季节因素看，冬季就不是调整疫情政策的最佳时机；另一个因素是春节，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动事件，可能导致疫情大范围跨省传播。政府一定不希望把春节变成一个全国性疫情传播事件，但另一方面，肯定也不希望影响群众回家过年。2023年春节来得比较早（1月22日），距现在只有两个月时间了。这就使得在春节之前把疫情总体控制住变得极为关键了。《二十条措施》强调“精准防控”，对基层政策理解力及执行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前面讲到，实操到底能否落地是有挑战的，因此这两个月极为关键。

5.如多地出现较大规模爆发的话，“动态清零”的经济社会代价很高：上半年，中国经历过个别地方的疫情大爆发——上海。采取封城管控措施，最后是把疫情控制下来了（并且其实只用了两个月），但对经济的损伤是比较大的。对群众的工作生活及情绪也有较大影响。现在复盘的话，如果从一开始没有出现大规模爆发是最好的，因为爆发后“硬清”的代价很大。当时的情况是，上海毕竟是一城，要全国一盘棋考虑，“硬清”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如果多地出现较大规模爆发，情况就不同了，一是能不能“上”足够的防控手段（可能还是需要依赖“适当的加码”，这就和《二十条措施》的精神矛盾；二也要考虑经济社会代价：而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也是《二十条措施》的精神指向。这都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非常现实、有挑战、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可以说，现在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有挑战、最关键、最吃力的时候。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6.围绕防疫，群众认知、情绪、舆论的变化。COVID-19存在三年了，主要以弱化的变种Omicron形式存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结合自己的国情、政府能力、社会条件、民众基础、价值观等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进入了不同的状态。同样一套政策，放在中国合理，放在美国就不合理，或者放在美国合理，放在中国就不合理。归根结底，也不能把政策化简为政府的“选择”或能力，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民。所以，不同社会的选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选择、是各自的历史选择。从大历史角度看，就是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面对病毒做出的不同反应和选择，各有各的道理。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基于此，可以看到，人民的认识非常重要。在2022年末的中国，作者认为，围绕COVID-19-Omicron的认知，普通中国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渐进转向。这个转向是逐渐的，最后会由量变到质变：

——越来越能看到Omicron“毒性”减弱，有害性总体可控；

——越来越看到，Omicron主要在威胁特定高危人群——老人和基础病患者

——对Omicron的高危人群受伤害的“接受度”悄然提升（潜意识里能够接受“该来的总会来”）

——对Omicron的性质已经形成定势的看法，对病毒危害性的卫生及社会分析，对长新冠（long covid）后遗症等细节问题已经不再关心

——越来越认为Omicron主要是一个个人卫生问题，而非公共卫生问题；

——越来越认为针对Omicron的防护主体责任在个人，而非政府；个人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准备（包括居家隔离、购置药品、接种疫苗等）

——相应的，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预期逐渐降低，越来越接受最后更多由个人“托底”，而非政府“托底”，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更加关注疫情防控本身的代价及疫情防控带来的潜在损失。例如，“未出生的人口”、三年来对青少年学校教育环境质量的影响、经济影响等

以上现象的本质是，经过不断地演变，Omicron在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不对等性、不对称性已经被放到无限大。普通人的这些看法每天都在加强——例如看到各地确诊病历背后很少有重症；看到世界杯现场观众不戴口罩，等等。

马克思主义讲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否定的否定、矛盾向对立面转化。中国古代也有大量这样的“辩证”哲学。世间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社会关注点和矛盾点也一样，会逐渐转化。

7.民间对“主要矛盾”的认识的逐渐转变。2020年疫情初期，COVID-19危害很大，涉及到生死这个优先问题。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多数人眼中的主要矛盾是疫情防控，保护公众健康安全，而公共卫生的主体责任落在政府。当时社会一致认为疫情防控的收益显著大于代价，因此也全力配合政府。而伴随病毒不断地演变，假以时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人们认定的主要矛盾逐渐变成了恢复生活、恢复秩序，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并预期政府的关注点也应该逐渐朝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转向，同时，人们对疫情防控的配合度也不断下降。现在的情况似乎，政策反映及指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侧重照顾医疗资源落后的广大地区及高危人群，要求非高危人群配合防疫），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主要矛盾是恢复旧有秩序及发展经济，政策和民间认知存在差异和隔阂。这里要说说政策宣传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其中是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所以，过去的政策宣传，无论内容也好，形式也好，效果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对于病毒危害性及疫情防控政策的解读及论证已经丧失兴趣，而只希望看到政策调整。

中国现在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个“全能型”、“无限责任”的“家长型”政府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上上下下配合，再赢取一些时间，这样以后可以更加从容，但民众“不领情”。这就好比一个家长，苦苦劝说孩子，说这是为了你好，咱们再坚持一下。但孩子就是不同意，说爸爸妈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们不用再操心了。我意已决。你让我闯一闯。父母再劝，反而可能会有反效果。到一定时候，父母就得放手。

8.主要矛盾如果发生转变，政策选择就多了，而且可以形成新的合力。重大公共政策得以很好的执行，一定要考虑其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政策越是契合主要矛盾、越是反映主要矛盾，越是能解决主要矛盾，那么就越容易得到支持，获得好的执行。说白了，大家一条心，没有什么“非共识”部分，那么众志成城、合力办事就简单。政策如果不反映主要矛盾，或者说不能反映和解决全部的主要矛盾，那么执行起来难度就更大。说白了，就是大家认知不同，有很多的“非共识”部分，自然也很难形成合力。疫情防控就是这样一件事。一个关键环节掉链，就会影响大局，收拾起来的成本代价更大。那么，究竟能不能围绕新的矛盾，形成新的合力呢？应该是能够的：矛盾在向对立方向转化：现在人们能感受到多大的情绪，后面就能得到多大的力量，只不过是朝着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努力。

9.COVID-19的对抗是一场由多个阶段组成的持久战。人类与COVID-19的对抗是一场持久战。每个社会都在找寻自己的应对方法。中国也不例外，而且将来回头看，一定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与阶段。作者以为，中国和COVID-19的斗争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2020~2021）。此时，COVID-19的病毒危害非常之大，我们构建了一整套的防疫基础设施对抗COVID-19，很好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2022~）。这段时期，COVID-19的病毒不断向人类“接近”，变种演化为危害性降低但传播面极广的Omicron。Omicron最大的特征是将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非对称性推到极致，造成人类社会的撕裂。我们继续沿用过往的防疫基础设施对抗COVID-19，过程中不断优化，也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大大提升疫苗接种率，强化了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并构建了一整套用以对抗疫情社区支持体系。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所谓战略反攻，就是我们有信心以全新的方式应对Omicron，同时实现数个目标，一是绝对不能让Omicron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秩序；二是不能让Omicron妨碍我们与全球人类社会的融通，三是依赖我们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及社会组织，有效对抗Omicron，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的生命健康损失。

时间推演到今天，2022年末，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消灭COVID-19-Omicron的——当然，如果全球各地都按中国大陆的模式抗疫，是可以做到的，但全球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一个“例外”。因此，与COVID-19的历史斗争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与病毒实现某种“共生”——这个“共生”，并不是指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病毒，而是指病毒没有在技术上被“消灭”，不时还在人类社会里传播（例如流感病毒），但已经与人类确立边界，形成某种“平衡”，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部分。

如果要根据病毒变异的特征动态调整、优化疫情防控的目标的话，那么，基于目前对Omicron的判断，我们的终极目标，恐怕也不是“消灭”病毒，而是以最小的相对代价（例如死亡人数、后遗症人数、次生伤害人数等等）去“适应”病毒。只要以最小代价实现了这个目标，就算是“打败”了病毒。中国最终要体现制度优势，就是在全球人类社会里就回答这一问题交出一份最好的、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答卷。

所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悄然转变，就在于人们的心态和预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调整：人们并非不希望对抗Omicron，人们并非希望被Omicron夺去健康，而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储备后，在心智上做好了准备，希望丢掉保护伞、“全副武装”下水，在正面战场上对抗Omicron，打赢这场最后的“战略反攻战”。

该来的总会来，中国这一关总是要过的。而实事求是的判断，长期来看，不打赢这场仗，就不能称之为最终“打败”Omicron。

这个“战略反攻”，就是疫情防控斗争的新征程。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新的斗争行列：他们希望以新的形式，接受新的挑战，打赢一场“不一样”的战争。

10.高危人群（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率太低，一旦政策发生调整，这部分人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并且会挤兑医疗资源。这还不论及中国是个尊老社会，老人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在资源和伦理上都得到了更多的倾斜关注。因此，相对较低的疫苗接种率（80岁以上加强针接种率约40%）被认为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明显的政策掣肘。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强推”疫苗难度阻力特别大：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动态清零、强制核酸，却无法强推疫苗？很多人无法理解。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无意在本文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破位”思考的是，答案可能就在问题本身：人都是理性的，所以，推动疫苗接种率的最有力手段就是调整政策、去除“保护伞”。在有社会“保护伞”的情况下（“动态清零”），许多人评估染病的概率极低，因此倾向于“搭便车”，能不接种则不接种，晚一天是一天。但如果政策调整，人们评估染病的概率大大提高，对于高危人群而言，万一染病，得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及概率已经显著大于疫苗本身的风险，此时接种疫苗的动力就会大大增强，甚至可能排队接种。这完全是基于理性的选择。

中国政府是包办型全能政府，总被认为要对所有问题担负主体责任。但全能型政府有个问题是会抑制个体的能动性、责任性，导致所谓的“巨婴”现象。新冠疫苗是打到个体身上的，确实需要尊重个人的选择，由个人去承担责任。永远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解决方法就在问题本身，政府需要卸掉一些担子，迈进一步，让“理性选择”发生作用，允许每个人自己做出最符合他们利益与认知的选择，并由每个人自己承担后果与责任。惊涛骇浪、伟大斗争，最终也都需要全社会人们的共同担负。

11.未来，在应对疫情的“新征程”里，党和政府将继续承担领导责任。中国虽然存在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制度优势与资源条件。一是有一个负责任的全能型政府，认为自己理应提供尽可能全方位的社会职能；二是有党的集中领导，以及九千多万可以调动的党员队伍，在关键时刻可以站出来发挥作用；三是有庞大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地区无法想象的基层社区服务；四是有许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物流、后勤、信息交流的重要补充；五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基础上建立的亲密的亲族/家庭乃至邻里关系，社会成员之间能够提供相互帮助和支持。总而言之，使得中国能够在初期打赢疫情防控战时所具备的能力、资源、禀赋，都可以用在与COVID-19-Omicron更加长期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打赢一场新的战争。

中国传统智慧说，“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马克思主义说矛盾转化、否定的否定，万事万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面，病毒也是一样的。世间万物有其规律，让各种因素自然发生作用。等到了“临界点”、转化点，一切所蕴涵积累的能量将得到新的转换、迸发，成为新事业、新征程、新目标的动能和力量。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