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作者：清和社长
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

近期，中国对外关系迎来新局面。

中国领导人分别赴印尼、泰国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最令媒体关注的是习拜会。这场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会晤创造了多项“首次”，即“这是中美元首三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是拜登总统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

紧接着，中国领导人密集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荷兰首相吕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韩国总统尹锡悦、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等。一时间，中国对外关系重启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近三年未现的开放沟通局面。

接下来，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

本文从美国政治生态的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本文逻辑

一、拜登的变与不变

二、特朗普的变与不变

三、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20'，感谢分享】

01

拜登的变与不变

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的中美关系来说，两国元首面对面会晤本身是一种进步。更何况，开放的沟通和良好的气氛超出市场预期。不过，中国媒体还是保持低调，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谨慎，其实是“被整不会了”。

拜登政府对华主张到底是什么？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反复强调，要理解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须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尤其是特朗普出现之后的充满分歧与对立的政治生态。

苏联解体之后，世界迎来了一波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全球化，更多转轨型的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并与欧美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期间，共和党的布什家族、民主党的克林顿家族为代表的建制派，以华尔街金融巨头、硅谷科技巨头为代表跨国公司，与广泛的新兴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化秩序。

这个秩序的核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美联储宽松政策下的美国廉价资本-亚洲国家商品制造及出口/俄罗斯中东能源贸易-欧美消费市场”。其特征是廉价资本自由化，廉价商品/能源全球化，劳动力非自由化，服务贸易不完全自由化，税收、准入、劳工、产业、环境、法律、外汇等政策不平衡。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全球跨国公司均是这个不平衡秩序的主要建立者、维护者和受益者。拜登属于典型的民主党建制派，是这个秩序的“活化石”，是最重要的建立者、维护者以及见证者之一。他从1987年开始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开始参与外交事务，并在2001年出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先后被克林顿、小布什两位总统任命为外交高参。他及其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与华尔街、硅谷（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新兴国家市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商业关系。

但是，这个秩序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

原因是这个秩序存在不平衡性。在全球化一日千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金融资产快速膨胀、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危机一，美联储及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大规模印钞引发资产价格膨胀，直接导致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二，资本、商品自由化和劳动力非自由化的全球化不平衡制度以及不平等政策，导致资本集团、跨国公司与工薪阶层、本土公司之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损害了世界劳动阶层的收入和新兴市场的消费福利；

危机三，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新兴国家顺差和美国逆差持续扩张，导致经济严重扭曲和结构化，资本通过进口大规模流出不利于美国本土企业及工人，国际资本通过美债、美股渠道流入推高建制派代表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的财富，最终受损者利用政治选票捍卫其利益，引发了贸易摩擦事件。

金融危机后，民主党奥巴马连续担任两届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辅佐奥巴马，通过医保法案和演讲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濒临破产的秩序。但是，美国政治生态已严重分化，极左和极右势力大幅扩张。2016年大选，风口浪尖，民心思变，“黑马”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击败了布什家族代表、小布什亲弟杰布·布什，然后在“决赛”中“意外”击败克林顿家族的希拉里。于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掌控了26年的白宫权力突然易手，一时间，方寸大乱，大打出手。

特朗普做得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应选民的诉求，打破建制派建立和维护的所有利益链和秩序。其中，就包括关键的跨国公司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经贸关系。

不过，2020年大选，拜登代表民主党建制派在新冠疫情、邮寄选票、家庭纾困“大红包”（竞选承诺）以及“黑人运动”的帮助下夺回了白宫控制权。在这场大选中，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得当。当时，反建制派已经成为了美国左翼、右翼底层的共识，某些议题甚至被特朗普上升到了政治正确层面，于是，民主党有意回避建制派议题，大打少数裔、种族、女性、环保、司法、民主、低收入阶层等意识形态牌，最大限度地争取左翼进步派、极左激进派的支持。

拜登上台后政策大幅向左，组建了一个以女性、少数裔为主的内阁，同时通过纾困法案向家庭发放2万亿美元“大红包”。在外交方面，拜登同样左转，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外交色彩。

不过，拜登的内阁是一个团结的内阁，也是一个分裂的内阁。极左意识形态外交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拜登依然是建制派，原有秩序之下的经贸外交嘟嘟哝哝、暗流涌动。

在对华贸易上，贸易代表华裔戴琦属于前者，反对取消对华关税，坚持以贸易手段维护美国利益；财长、曾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老政客”耶伦属于后者，主张放宽关税，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由于耶伦、戴琦办公室分别位于白宫东西侧，二者的分歧被外界戏称为“东西宫斗”。

拜登对华政策基本是“戴琦+耶伦”的扩大版。战略上是“耶伦式”的，维持原有秩序的基本框架不变，维护建制派、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在华商业利益；策略上是“戴琦式”的，在进口关税、技术出口、台海关系、印太等局部领域寻求国家安全利益；同时，根据国内选民及选情的需要在边际上灵活调整，如中期选举前“亲戴琦”，中期选举后“亲耶伦”。

所以，与特朗普及非建制派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更加“稳定”，在战略上不主动全面地破坏过去的利益和秩序。不过，拜登政府为满足戴琦为代表的极左选民、两院议员的政治正确共识和国家安全诉求，对华关系正在且持续做出两个策略上的改变：

一是在原有经贸秩序不变的前提下减量，试图帮助跨国公司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南亚，以避免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属于“量变”策略而非质的改变。

二是在议员、选民政治正确共识和国家安全诉求的驱动下，拜登政府将在技术出口、军事竞争、人权议题、在避免直接冲突前提下的台海关系等局部问题上持续增加压力。

至于对华关税政策，并非拜登和民主党擅长之物，是建制派和跨国公司的难言之隐，还是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但因极左内阁和选民的坚持而使之处于纠结与焦灼状态。

拜登反复强调，双方划好底线，与中国激烈竞争，但不寻求发生冲突。这句话概括了拜登对华政策，不致力于“脱钩断链”般的秩序破坏，主要在数量和局部上做调整，即上面的“一战略稳定、两策略改变”。

不过，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在本次中期选举中丢失了众议院，特朗普及共和党是否会干扰、改变拜登对华政策？

02

特朗普的变与不变

中期选举落下帷幕，结果基本落定，民主党成功守住参议院，共和党以微弱的优势夺回众议院。不过，民主党超预期稳定，拜登没有输，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可能成为近20年在中期选中表现最好的执政党；共和党没能掀起“红色浪潮”，特朗普反而被各大媒体定性为“最大的输家”；将佛罗里达州成功“翻红”的州长德桑蒂斯成为最大的赢家，被视为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内的热门候选人。

不过，特朗普依旧是这次选举的中心人物。

从结果上来看，特朗普有得有失。

所得：他所在的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可以制衡拜登和民主党，将民主党议长佩洛西赶下台，特朗普的政治伙伴麦卡锡将担任新议长，同时降低了拜登和民主党对特朗普无休止调查和打击的风险。

所失：虽然特朗普是共和党的“背书之王”，其支持的候选人，有232位（包括没有挑战者的在任者）获胜，只有22个人败选，但是其中三位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三个摇摆州关键失利，直接导致共和党丢掉参议院。共和党人将这个锅甩给特朗普，认为特朗普在决定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归属的摇摆州上的边际作用在衰退。

媒体纷纷批评特朗普所支持的候选人素质堪忧，如宾夕法尼亚州候选人为政治新人、网红医生，败给了民主党资深政客、中风病人。特朗普支持的不少候选人多为政治素人，缺乏政治艺术，竞选言论极端，大肆宣扬禁止对乌克兰援助、反对女性堕胎等敏感主张，导致不少年轻选民、女性选民改投民主党。

另外，特朗普过去支持的候选人德桑蒂斯成功地将摇摆州佛州揽入共和党的铁盘，共和党人看到了这位青年才俊在摇摆州上的竞争潜力，财团新闻集团主席拉克兰·默多克已表示押注德桑蒂斯，同时默多克庞大的新闻体系纷纷给特朗普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其实，一直以来，特朗普及其支持的候选人身上的“右翼”和素人缺陷，是共和党老人和建制派所鄙夷的，是民主党所控制的媒体极力批判的，但却是其选民真正拥护的。他们支持的正是这种敢说敢干的政治素人，讨厌建制派圆滑的政客及其构建的不利于他们的秩序。

所以，关键看特朗普的“吸粉”能力。

在中期选举中，特朗普为超过330名候选人站台背书，举办30场竞选集会，亲自参加50场筹款活动；同时，他的吸金能力依然非常强，特朗普多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了超过5亿多美元资金，帮助共和党及其支持的候选人募集了近3.5亿美元竞选资金。

根据《华盛顿邮报》统计，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角逐国会两院以及州一级重要职位的569名候选人中，超过半数否认或质疑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在候选人和选民中的影响力非常大。

这就是“能打”的特朗普。当地时间11月15日，特朗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宣布：“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和辉煌，今晚我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当天，他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正式提交了2024年参选美国总统的文件。届时，77岁的特朗普将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

就现在来看，特朗普可能面临共和党内德桑蒂斯的挑战。年仅44岁的德桑蒂斯是特朗普的“净化版”，继承了特朗普主义的同时，底子又“干净”而且掌握政治艺术，更易获得摇摆州选民的支持。特朗普的边际价值是否衰退，取决于共和党选民的诉求是否生变。当反建制派、打破旧秩序成为共识后，选民对重建秩序抱有更高的期待。他们不仅需要一个“能打”的老人，更需要一个既“能打”又“善建”的年轻领导者。这种倾向对特朗普是不利的。

不过，就对华关系来说，特朗普能否夺回白宫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特朗普主义是否已经根植于美国政治生态之中。特朗普主义的对外关系首先是以简单粗暴的手段打破过去的秩序，然后以美国利益优先（特朗普主义者）为核心重构新秩序。与左派相比，他们惯用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禁令以及其它不可预期的方式，弱于“世界主义”意识形态斗争。

假如两年后，特朗普、德桑蒂斯或共和党其它特朗普主义者赢得总统大选，那么特朗普主义都将付诸于对华政策。就目前来说，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麦卡锡将担任议长，麦卡锡和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议员在明年1月权力交接后将迅速采取行动。为了更加彻底的打击拜登和制衡民主党，他们在任何领域的手段都会更加简单粗暴。

麦卡锡指责拜登政府在对华方面的“软弱”，称一旦当选议长将设立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麦卡锡领导的众议院充满着敌意，他们可能设法挑战拜登政府对华稳定战略，尤其是拜登主张认可的、也是中国方面最为敏感的底线。麦卡锡在中期选举前放话将重走佩洛西的老路，共和党议员可能重启之前搁置的立法。另外，发表过强硬言论的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卡维特、特纳预计将出任众议院部分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他们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干扰可能包括贸易政策、知识产权、技术禁令、军事投入、敏感底线、在美留学以及一些活动。

如果共和党领导众议院给拜登政府带来足够压力，拜登政府在某些时候某些议题上将表现得更加强硬。预计，主要在印太经济框架上做文章。印太框架（IPEF）及其四个支柱，有第一项“量变”的目的，也有第二项在局部问题的关键改变。由于该框架在美国由总统行政令签署，不需要通过国会，拜登可以根据实际政治需求在“量变”和“局部关键改变”之间调整权重。在G20之前，拜登事先赶到亚洲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当前，第一项的目的大于第二项。对拜登领导的美国来说，量的变化不会引发质变（原有秩序），只是把工厂迁移到东南亚。但对中国则不同，如果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和技术禁令扩大化导致美元和技术两大核心利益受损，那么中方对美政策也可能调整。

不过，至少现在拜登领导的白宫（非国会）不会主动触碰中国最敏感的底线，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在原有秩序框架的基础上，拜登更倾向于使用抱团战术施压。

那么，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其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03

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在习拜会之后，中国在G20和APEC创造了明显的“大国外交效应”。

所谓“大国外交效应”，是指一个大国与另外一个大国一旦形成稳定的或超预期的外交关系，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迎刃而解的外交现象。19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大国外交效应”。在尼克松之行后，未事先获得讯息的日本当局有些茫然，接着迅速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这次习拜会建立在某些特殊背景之下。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美发生了变化，这次会晤创造了多项“首次”，开放沟通的气氛超预期，打消国际政治对中美关系一些担忧。会谈后，中国领导人密集会见了法国、南非、荷兰、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领导人。外交局面的明显回暖似乎快速“融化”了过去两年拜登拉帮结派式的困局。

其实，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倾向于“阳谋”。他一贯主张不与大国直接冲突，事先把双方的底线弄明白、红线划清楚，然后利用其全球建制派领导者的身份、资源以及过去建立的秩序，试图联合欧日韩加澳，拉拢新马泰越印，在贸易数量以及涉及安全方面的关键局部问题上与对方竞争，在极端情况下让“盟友”与之对抗。

在对俄关系上，拜登成功地使用了纵横“阳谋”外交。在战争爆发前夕，拜登与普京视频会晤便向俄罗斯以及全世界公开美国的底线，即不对乌克兰出兵，不主动寻求与俄罗斯军事对抗。在泽连斯基及其领导的乌军顶住了最危险的第一周攻势之后，拜登利用美国对北约的掌控优势成功地促使德国“历史性地转变”，推动大半个欧洲与美国一道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

拜登的纵横“阳谋”外交在俄罗斯上效果明显，但在中国上将大打折扣。为何？

其成功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对方先犯关键性错误；二是各国与对方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不强。今年的俄罗斯无疑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尽管俄罗斯跟欧洲的石油贸易关系紧密，但第一个条件的严重性硬生生地创造了第二个条件，即欧洲以经济自杀式的方式果断去俄油气。

如果中美双方恪守各自的底线，第一个条件不太可能出现；而第二个条件客观上就不存在，欧洲、日韩、越南、印度、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规模非常之大。

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建制派所代表的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巨大，拜登不寻求全面“脱钩断链”和改变过去的秩序。因此，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在缺乏第一条件下为了配合美国的合围外交，削减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同时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日进斗金。

最典型的国家莫过于德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月，中国吸引外资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4%。对华投资同比增速最高的国家，分别是韩国、德国、英国、日本，分别增长106.2%、95.8%、40.1%和36.8%。

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改变对华贸易政策，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对此不屑，主张加强跟中国的合作。拜登上台后立即改善了美德关系，并在中国的局部关键问题上试图拉拢德国，德国对华气氛一度颇为浓厚。但是，今年能源危机爆发后，德国制造业产能受制于能源成本而大规模萎缩，德国企业纷纷加大对华进口，巴斯夫等深耕中国市场的老牌巨头努力加大对华投资，将大量产能转移到中国。在今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豪华商业团队顶着巨大的压力访华，为德国企业寻求产能替代做政治铺垫。

在对华方面，韩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大于德国。韩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是拜登纵横“阳谋”外交中的重要一环，拜登政府努力拉拢韩国重组全球芯片联盟。但是，韩国半导体及其相关零部件，占韩国对华出口总额的83.6%（今年前三季度）。韩国芯片企业在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的选边站规则上一直非常犹豫和纠结。原本韩国总统、政治素人尹锡悦属于韩国政坛的亲美势力，但在经济压力面前不得不重新考量。今年韩国贸易逆差连创记录，对华贸易出现近30年来首次连续两个季度逆差。

在习拜会之后，韩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对拜登的对华政策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他们获得明确的信息，拜登政府不寻求主动与中国对抗和“新冷战”，而在局部关键问题上试图拉拢盟友一起上，以使美国利益受损最小、收益最大。在双方的底线共识之下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因此他们不需要押注美国而断送与中国的关系。

于是，“大国外交效应”出现，韩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在对华关系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这次会晤相当于帮助韩国政府及企业更好地决策，同时事后“神助攻”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同样从中受益的是新加坡，新加坡一直在稳定的中美关系中谋求最大利益。所以，这轮中美外交的新变化，德国、韩国和新加坡是“第三国”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日韩德等国家不会受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拜登政府对华依旧会继续推动“两策略改变”。在这次会晤过后，日韩德等国家基于拜登对华“一稳定战略”的判断基础上增进和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在拜登对华“两策略改变”上或选边站或试图保持平衡，谋求对美利益、对华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些国家也是在中美关系演变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不断地寻求利益最大化。日本、澳大利亚一边继续投资中国、向中国出口资源，另一边与美国一道扩大海域防务。

其实，真正需要担心和充分认识的，不是拜登政府的纵横“阳谋”外交，甚至也不是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打破旧秩序的暴力手段，而是原有的秩序不可避免地、正在快速崩坏、瓦解。

“美联储宽松政策下的美国廉价资本-亚洲国家制造业及出口/俄罗斯中东能源贸易-欧美消费市场”的全球化不平衡秩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俄乌战争、国家冲突、能源危机和大通胀是矛盾激化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瓦解这一秩序。当前，俄罗斯率先脱离其中，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微妙，伊朗内部变数增加，廉价的能源正在远去，原本俄油气支撑的欧洲国际能源-金融体系在大通胀中崩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更重要的是，该体系滋生的债务危机、资产泡沫危机和国际收支失衡危机将反复爆发，不断地加剧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以及国家冲突。

当秩序加速崩坏时，各国纷纷以国家安全为目的扩张军力、集中力量和管控资源。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中开启，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爆发后提速。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安全为目的的国家行为存在明显的“安全悖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组织，就像一个陀螺，其自身缺乏稳定性。真正的安全来自于高速、自由运转的全球化市场，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尚存稳定。陀螺一旦减速，尤其是以安全为目的的减速，反致其愈加不稳定。一个市场化国家内部也存在“陀螺”安全悖论，以安全乃至任何目的的经济干预一旦引发宏观失速反催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可见，秩序崩坏和安全悖论，是当今国际关系最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