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与人交往的？

作者：张启玉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导读：

在商界，有一本书被奉为“创业圣经”，不少企业家直言“每年至少读一遍”。

在新生代中，有一本书掀起共读热潮，年轻人纷纷表示“初读没有太多感悟，随着人生经历、工作和社交经验丰富起来，特别是负责项目承担责任之后，才明白这本书有多大的能量。”

在时间的检验下，有一本书历久弥新，其中大量从深层次本质出发、解决问题的智慧喷薄而出。

这本书，就是《毛选》。

这本书的力量从何而来？伟大领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而对于读者，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部《毛选》，谈及领悟：

有人说：“我最欣赏第一卷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无比高能的一句话，得细品。”

也有人说：“‘统战’（统一战线）思想是《毛选》的精髓，这也是全书令我收获最大的思维方式，带给我极大的力量。”

而朋友、敌人、统一战线，都离不开一个“人”字。

与人交往是一门学问，真正的高手往往乐于与不同身份、不同认知的人交往，在其中不随波逐流也不遗世独立，既保持思想独立又能充分参与世俗事务，洞悉规律。

与志同道合的人，主动结交

——《伟大领袖选集 第二卷》

时间回到1915年的秋天，长沙各个重要学校都收到了一份“征友启事”。

这份用蜡板油印的启事约二三百字，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落款“二十八画生”。

信封还特地标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如果有人回应，则“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

即使是今天，这样公开征友的举动也不算常见，在当时比较闭塞的长沙，更是让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认定了这位“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纷纷将启事没收，不予张贴。

其中最动肝火的是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她觉得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直接照着通讯地址找到了陈章甫，要讨个说法。

当时正在附小当地理老师的陈章甫一看启事就知道是谁写的，哭笑不得，只好带着马校长去第一师范学校，通过校长找来了“始作俑者”——伟大领袖（伟大领袖三字的繁体总共二十八画）。

几人这才弄清楚，征友启事是为了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是为了谈恋爱，事情做得是怪了点，但伟大领袖本人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马校长也就此作罢。

可是，品学兼优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会觉得“缺朋友”，以至于要公开招募呢？

原来，1913年，二十岁的伟大领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开始研究学问，也为探索救国之道而团结同志，那时候就已经跟蔡和森、何叔衡、肖子升等十来个人交往密切。

这些青年经常在岳麓山蔡家以及城内的楚怡小学聚会，越来越感到中国形势的每况愈下，必须寻找一条出路，常常引用顾炎武的信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互相勉励，彼此戏称“栋梁之材”。

但要奔赴这样的目标，伟大领袖知道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是成不了的，必须有一大帮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股力量才能有所作为。

因此，单是团结校内和少数有志青年还很不够，团体要结得大，有力量，还必须向校外发展，神秘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就诞生了。

可能是这样的创举确实不容易被理解，又或者是启事中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的门槛太高，伟大领袖最终只征得了五六个人的回信，其中就有李立三和罗章龙。

用伟大领袖的话说，李立三的应征只能算“半个回答”，因为他听了伟大领袖的话之后，没有发表意见就走了。

见到罗章龙之后，伟大领袖则是没有一句应酬，直接问了他最近读过什么书，写了哪些文章。往来密切之后，便时常交换读书笔记。

在这样高品质的往来中，就算人数不多，伟大领袖仍然感到愉快，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写信时提到：“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唯此耳。”

人生一世，想做成些事情，单枪匹马能力有限，遇人不淑又可能走上歧途，“知音难觅，贵人难寻”更是事实。

但伟大领袖20岁就明白，“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想成就一番事业，等待被动的缘分不可靠，想要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得自己去找。

与反对自己的人，不如坦荡

“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

——《伟大领袖选集 第四卷》

1945年8月28日，伟大领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中国前途和命运进行的一次历史性谈判。

在重庆的40多天里，伟大领袖广交朋友，从国民党上层人物到外国使节皆有往来，其中跟戴季陶的接触很有意思。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的反共分子，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伟大领袖对戴季陶也很了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写过许多文章批评他。

9月3日下午，原定去“桃园”拜访于右任的伟大领袖突然脚下一转，去了同样在“桃园”的戴府。

戴季陶怎么也没想到伟大领袖会来看他。据王炳南回忆，当时的戴季陶颇有些局促不安。

简单交谈后，伟大领袖离开戴府，回头去见于右任，又跟来找戴季陶的蒋介石打了个照面。

蒋介石问伟大领袖去哪里，伟大领袖说去见戴季陶，蒋介石听完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那天之后没多久，戴季陶就托人代约时间宴请伟大领袖，邀请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反观我们自身，不论做企业、带团队还是日常人际交往中，遭到反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许多人因此恼羞成怒，视反对者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有的人看似平和接受，行为上却筑起高墙，真正能虚怀若谷、驾驭有余的寥寥无几。

《论语》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伟大领袖却走进反对者家门，前去听一听，辩一辩，有机会还要一起做点事。

这正是实干家的哲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大道在心，成事在行，坦坦荡荡，才能从从容容。

03

与共同谋事的人，“可以骂娘”

“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准影响工作。”

——《伟大领袖人际交往实录》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一次会上，有些人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让彭德怀十分恼火，决心和伟大领袖交换一下意见，考虑到自己的暴脾气，还请了周恩来作为中间人。

三个人坐到一起，伟大领袖平静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准影响工作。”

说完，伟大领袖就率先检讨了自己：

“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

……

‘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

如果讲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伟大领袖的这番话，彭德怀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甚至激动表示：“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

在这件事中，伟大领袖提出的君子协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把话讲透，是为了好好沟通，可以骂娘，是允许发泄情绪，最后的各自检讨，不准记仇其实跟前面的两点一起，都指向了最重要的“不准影响工作”，也就是“谋事”。

什么叫“谋事”？参考一个对应的概念“谋人”更好理解。

前者出于公心，谋的是大我，为了成事，朋友之间可以互相批评；后者则出于私心，谋的是小我，为了不得罪人或谋取私利可以耍心机而不顾大局。

正所谓“谋事敬业，时时殚精竭虑；谋人挟私，往往处心积虑。”

伟大领袖非常推崇曾国藩，曾说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事实上，曾国藩也是一个谋事而非谋人的典范，他对“成事”非常看重。在谈到朋友之间的往来时，他说，“彼此恒以过相砭，以善相养，千里同心，庶不终为小人之归。”

意思就是，我们要经常地、持续地互相“骂”、挑毛病，这样才能让我们逐渐进步。隔着一千里，用写信的方式互相挑毛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到最后，我们都会变成君子，都会变成成事的人，而不是小人。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东南西北，以弱胜强，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之所以能成事，核心原因除了领导人及其战略修养，就是团队能够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

与人交往时始终秉持“谋事”之心，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内部消耗，对外做功。

与人民群众，永远打成一片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伟大领袖选集 第三卷》

伟大领袖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对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

但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人们对外来者十分怀有戒心。

再加上那时候伟大领袖头发又长又乱，好像个莫霍克族人，一开始，只要一提起伟大领袖，大家就纷纷逃跑。后来，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行为规矩，人们才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

即使是这样，伟大领袖也不放弃跟大家接触，一有机会就去拉家常，很快就和农民处得很好。

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

在很多人眼里，伟大领袖是常人不可及的领袖，但在伟大领袖眼里，自己永远是人民群众面前的“小学生”。

为什么？

因为他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如此，就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很多企业、团队创立时势头很好，随着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或者管理者“身居高位”，反而做出匪夷所思的决定，本质其实是忘记了初心，反而学不到“起码的知识”，忽视了常识的力量。

这一点，从工作方式中最能体现。

伟大领袖在指导党内工作的时候说：“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比如伟大领袖自己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的时候，就不用大道理，而是说：“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那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

老百姓一听，瞬间明白这是关乎存亡的大事，自然被调动了起来。

很多企业、团队在做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习惯于宣传技术有多厉害、团队有多少“大牛”，还不如告诉客户“我做的事情能解决你的xx问题”。毕竟，谁也不会为自己听不懂的事情买账，企业和团队最忌“自嗨”。

关于“自嗨”的症状，伟大领袖有一言十分精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而如何避免“自嗨”？伟大领袖给侄女毛远志提出的“三个无论”极具指导意义：

1. 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

2. 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

3. 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每个企业、团队都应当思考，自己的初心在哪里，自己的“群众”到底是谁，然后跟他们打成一片。

《毛选》能被奉为“创业圣经”，不仅因为它蕴含着以弱胜强，化被动为主动的奥秘，也因为伟大领袖所传递的信念感能带给人极强的精神激励。

“不忘初心”从来不是鸡汤，而是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拿出来应用的屠龙技。

结语：无非聪和实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为人”常与“处世”相通，伟大领袖说：“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

与人交往亦是如此。

有人说，“读完《毛选》，我不再羡慕天才。”

或许正因为在伟大领袖的世界里，聪明不指智商，老实也并非守拙，有的只是“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人生一世，来来往往，形形色色，聪明、老实，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