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否在我们这边，要看未来怎么走？

最近出了不少的事情，挺让人恼火的。有些事情其实不是单纯的进或退的问题，甚至从长远看，可能是变化的发端。但放在当时，又确实是让人不舒服。但这种不舒服，不完全是失意，其实也反应了中国和中国人普遍对后现代世界乃至后现代化的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广泛发生我们内外部。就比如昨天天是七夕，其实传统七夕和西方情人节真不是一回事。传统的中式七夕从爱发展到巧，甚至这个乞巧这个原本女性的风俗，也逐渐变得男女童不限，变成乞求聪慧，盼孩子成材，关注的核心还是家庭生活。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它必然要发展成西方情人节。而情人节的核心是欲，是激情，这种激情和家庭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它是基于成人个体的。中国人的关注重点，其实是有个好家庭，并有好的继承人传承下去。而西方人关注的，则是寻求异性，个体的满足快乐这个焦点。

按说在现代社会，这也不是问题，反正是物欲横流嘛。然而，这确实和我们传统的家庭文化，男女关系和社会道德是有所冲突。久而久之，西学东渐，加速了现代化导致的旧社会结构和依附于旧结构的旧道德传统的解体。这种新旧冲突，必然要造成社会问题。

怎么解释这种情形呢？说到底，西方主导了现代化的发生，乃至一手促成了当代世界的形成，一直到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残局。这就使现代化不能单纯理解为进步，它就是含有西化的成分在其中。尤其是后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革，这是基于西方社会环境产生的。我们可没法适应环保圣女和LGBT来主导我们的社会。但深度现代化的社会精英阶级和和还没有完全脱离前现代的社会中下层，如果不能共享一套道德体系，文化体系，那俨然如一国之中搞上下，东西的对立，这是要命的。

如今，从东方到西方，谁都觉得是难以维持的残局，期待变化和突破。但又不可否认，当代世界，乃至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的很多核心规则，是按照西方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所制定的。最新的体现形式就是拜登上台后，经常从美国和其盟友们口中出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又和我们的东方文化传统是带着根本性冲突的，进而导致了我们在对内对外的极大不适应。

按道理说，现代化应该是世界进入同一套话语体系，是可以彼此理解的。但实际的情形，不同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和适应表现的各有不同，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鸡同鸭讲的情形。这种时候，就不能不追溯传统，乃至于它有时是藏在迷信的形式里。

就好像现在是农历七月，七夕过了马上就是中元。很多人受过现代教育的，觉得看不起这些封建糟粕。但说到底，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实际反映的是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一个国家民族，不管怎么现代化，还是会有思维的惯性。脑子并不完全是人们自己的，也有一部分属于祖先。这些心里，甚至是潜意识里的东西，实际上是在无形影响社会的。

比如传统中国人想象的冥界，从东岳庙到阎王殿到城隍、土地，实际上就是世俗衙门的具现。中国人这种生前死都受到官府管理的思想，完全是中国长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深入人心的体现。

而这个衙门根据人的生平善恶来考核，而且会格外看重人的品性。也就是说它所奉行的是心重于性，以德取人的理念。这是传统中国的核心理念，偏偏和当代受资本主义影响，唯利是图的主流思潮是冲突的，由此衍生了很多问题。

从对冥界的想象来看，中国人还是习惯于世俗权威的服从，对国家是信任的。说到底，像古代中国这种超大型社会，没有政府是难以存续，秩序是生存的必要。哪怕是冥界，中国人觉得清官多些，却也不免于人情，甚至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西方人也有死后审判，但沙漠三教里，主导这个审判的是万能全知没有人性的神权而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世俗衙门。

相比东方世界对世俗政权的惯性服从，西方对世俗的政府普遍是不太相信的。这当然是历史传统导致的，罗马崩溃后的西方诸国林立和古代中国的统一大政府不一样。一般来说，古代政权规模越小，就越草台，越没下限。具体情形，看古代土司和民国军阀就知道了，一样是人，没什么不同。

即使到今天，西方政府的民选政客也确实像变色龙一样，做出什么事情都不让人奇怪。很难叫人长期信任，而倾向于进行一次性交易。而这样政客组成的政府，也很难说能有多少值得信任。如果用东方的习惯和他们打交道，谈太多体面和信用，很容易是要吃亏上当的。

同样从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来看，中国人多少还是讲一点善恶的底线。也许不那么强烈，但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全世界都有朴素的善恶观，这点没错。可随着宗教的发展和改造，还能像中国人这样坚持底线的不多了。

比如沙漠三教覆盖大半个文明世界，他们在理论上也是善恶二元论，保留了坏人会下地狱的说法。但因为极度强调救赎，实际上就变成了不讲。以至于其信徒不是没有罪恶感，但他们的罪恶感主要是对内，对像我们这样的异教徒意义就不大了。这就呼应了殖民时代的客观精神需求，哪怕到今天，这种殖民体系也不过是换了一个模式罢了。

而且，他们的罪恶感与其说对人，不如说是对神。在绝对一神论下，生平善恶的来自神的最终定义，也就是因信称义。这其实也就是在说，只要对神有利，那么对人怎么样，其实是不重要的，而怎么对神有利，就是非常唯心，唯我的存在了。新教解经之后，看似把有组织的宗教打散，回归个人，但无形的影响，反而更彻底。

中国人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中国没有绝对一神论，神灵群体是多元而世俗化的，有升有降，甚至干脆就是人变化的。中国人认识的神鬼实际上是居于理之下的。老天爷也不能大过道理，这是中国人才有的想法。

如果从根源上说，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王朝，有能力维持一个相对公平，广泛的社会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在农耕文明时代就长期存在了，道德底色不一样。而西方很长一段时间里，诸邦林立，社会各阶层之间互不隶属，没有一个真正上下一体的秩序。他们自然也很难存在一个绝对权威，勉强算统一的还真就是神权。而等他们能有到这个秩序产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了，金钱才是一切秩序的本质。

又比如，西方人一直说自己有契约精神，但那是基于商业发展形成的思想，而商人本身在骨子里就是惯于钻空子的。所以西方人的讲道理，其实很难说讲道理，不如说叫抠条文，也就是程序正义。相对，中国人惯于的讲道理，其实是讲真道理，也就是追求事实正义。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人实际上很难分得清自己和西方人讲道理的不同，以至于时常试图和西方人讲自己理解的道理，这是肯定会翻车的。

进而言之，在我们内部，这种文化侵蚀造成的问题同样不少。比如看似严密的法律规章，到底是养着一堆律师的资本家，还是每天加班的上班族，更精通其中的规则底线，更善于利用，更能影响其形成。最终势必出现到底是谁的法的问题。而这种抠条文的精神，发展下去，必然就是谁能钻空子，谁厉害，最后就是老实人，普通人被欺负，有权势的人做尽坏事还安然无恙，还能用公权力保护自己，这才符合资本主义的精神。

事实上，过去的中国人能讲道理是有内外环境基础的。在外，是因为中国长期是东亚唯一的权威，本来就是自己说了算。在内，则始终有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能维持秩序，在遏制那种拳头大就有理的做法。

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生活长期在自己主导的秩序里，而这种情形，在当代已经变化了。所以，中国如果按自己固有的理解行事，就很容易在和外国交往中吃瘪。甚至在内部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遭遇旧有的东方传统思维和西方引入新价值观的激烈对立。

不讲道理，确实比讲道理容易占便宜，但怎么看待这种很可能只是短时间有好处的占便宜，又是东西方不同的认识了。这里面的关键区别，又在于怎么看待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这点上。中国人老觉得看问题要看长远。但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只追求短期利益和个体利益，我只关心这次选举我上不上，管他国家未来会怎么样。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总想谋求长期利益和共赢局面，难免会出现鸡同鸭讲，甚至被人当肥羊宰的情形。

我们都很自豪于我们文明的丰富历史经验，这让我们对各种局面游刃有余。但这种经验丰富今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很多经验是基于传统社会默认的整体性来实现的，却不太适应日益原子化，以个体为中心的当代社会。

由于我们的历史尺度更长，古代中国的体量更大，使中国确实惯于后发制人的战略选择，也就是常想着算总账。我们不到迫不得已不动手这种想法，和很早以前，我们就到达了文明极限，以至于对外动手的收益不大，损耗不小，容易得不偿失的历史背景有关。而近代以来，虽然这种文明极限已经被打破了，但长期敌强我弱的现实形成又加剧了这种惯性。以至于我们不像西方习惯的那样，总是能拿多少先拿多少。

后发制人确实有被动性，但也比先发制人更从容些，把握往往也大些，很有点古老文明才有的底蕴。但在当代这种快节奏的国际环境里，也是很异类的。

先发还是后发，各有优势，都谈不上对错。只是随着传媒的发达，使当代人更习惯了快节奏的发展，这点来说，我们变得和西方人越来越像。非农业人口大大超过了农业人口，市民超过农民，这是我们历史上缺少的经验，而市民阶级自有其特性。在当代，民众一旦被激发热情，往往需要定时的强刺激与短时间生效的强反馈，是难以适应传统的慢节奏。

在信息社会里，特别是一个政府不能完全掌握舆论主导权的信息社会里，舆论容易从带偏，到爆发，直到失控，并最终导致问题自身的失控。过去，中国人就爱搞的引蛇出洞，郑伯克段这些长效性的策略，谋求所谓仁至义尽的道德优势，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在亚洲的传统优势之上。而在当代，这种复杂内外环境和高节奏发展的社会里，已经很难复刻了。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宣传引导，只是一味强调配合，总想着最后见真章，用事实说话，就容易陷入舆论的极度被动。

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华夏世界体系里，势必会寻求外部问题的内部解决，而西方一直处于激烈彼此争夺中，自然倾向于侵略性的追求内部问题的外部解决。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所在，当二者冲突的时候，我们就难免要被动。

同样，东西方文化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也会使我们的语言系统变得不同，以至于会鸡同鸭讲。比如说，我们在博弈里讨论损失，很可能东西方对损失的定义就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损失就是自己的筹码减少了，承受了利益伤害来达成某种妥协。而对于强势了四百年的西方人，尤其是善于使用空气筹码的美国人来说，很可能是指少拿一些好处，达成某种妥协。

又比如说末日危机。中国人对末日的一般看法，大约是能避则避，实在不行，也要早做准备，这是定居农耕民族的常态。但也有白莲教这样，盼着末日得救赎的，这是朝不保夕的社会下层的常态。而西方人对末日的看法，其实更近于白莲教，毕竟末日了天国才会降临人间。

这会造成什么，西方人对待困境乃至绝境，很可能会搞出双向奔赴的情形。尤其是坚信天命在我的情况下，可能会主动引发末日前奏，形成典型的先发制人。一个要命的问题，主导当代西方的，不是世俗化成分更重的英国或者法国，而是表面世俗化，骨子里对神性更看重的美国。

这些问题当然都会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阻碍，是我们要去适应和克服的。甚至说，他们如果不习惯我们的道理，有时候就不得不用他们的道理和他们来讲讲道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也要变得和他们一样。而是最终要形成两套语言体系，乃在两个圈子，并适当切换、进退，我们才能更合理地应对外部的挑战。

相比外部的麻烦，还是我们自己内部表现出对现代化的不适应来的更让人难受。这当然不能全怪我们。毕竟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化是西方主导完成的，以至于很多核心规则是我们传统社会完全没有，甚至是彼此完全冲突的。换而言之，如果资本主义是在东方诞生的，即使唯利是图的核心不变，发展出的现代化，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文明底色。遗憾的是，过去我们作为国际体系弱势与落后一方，只能被动的接受，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

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社会传统撕裂了，旧道德解体，传统失效，新的广泛共识又远未形成。我们既不愿意变成西方那样的社会环境，实际上也成为不了，又守不住东方的社会传统。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藉由资本的唯利是图，最终快速富集了东西方都很糟糕的成分。

我国面对近代化危机，从五四运动直至新中国建立，引入了马列唯物主义。由此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变革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固有社会价值观进行的深度升级。对于一个古老文明来说，这种升级远没有到彻底替换原有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的程度。

这不只是老传统，旧文化的危机。我们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胜利，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传统华夏文明的一次升级，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也是和东方文化深层绑定。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本土文化传统的。

以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为例，就带有很强的东方道德色彩。在东方社会解体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原则，底线，也就不可避免被侵蚀的。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熟悉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主义法权的争论。而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可避免的冲击了东方社会主义的根基。从这个角度说，分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华和糟粕，建立适应我们独特国情的现代化体系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也看到，在二战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西方，其发展脉络也完全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从西马到各种人道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最终发展到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物和公平的内核。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又反过来侵蚀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在奔向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三世界国家。

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这种深刻的社会撕裂。尤其是上层精英和下层普罗大众的对立，结果是有的人奔向西方，有的人妄图守旧，大部分人无所适从。从沉渣泛起到异端横行，各种牛鬼蛇神都有市场，唯独谈不上正道是什么。只有那些什么都不关心的人，才能如鱼得水，但这种毫无束缚也势必发展成无所不为。整个社会，还没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力，就陷入现代化的解体。

当代我们还能勉强守住思想阵地，已经是东方文化遗泽加马列毛思想革命遗产丰厚，又有当代依靠外部压力下激发的反对不公平秩序的理念和民族主义。复兴，统一，摆脱不公平秩序压迫这些仍然是当代最大的共识，但这种情绪也在快速消耗，是经不起挥霍的。长远来看，靠这些共识，也不能完全应付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时到今日，全世界都在转向保守。但在这个转换中，由于我们的无所适从，任由这种思想分裂，共识丧失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美国社会当初就在越战的困境中发生了共识解体，结果就是嬉皮士运动。一代人对一切旧道德漠视，撕开一切假正经。这种情况虽然靠美国赢得了冷战，得到了缓解，但其影响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今天美国很多问题的失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而我们是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的。

不能一味认为时间在我，当下的我国，小农时代的保守色彩还没有完全消失，市场经济的放纵又无法适应，偏偏内外部压力又非常巨大，可以说前后失据的转型期后发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在类似困境里，通过突破底线，麻醉社会，转移矛盾的方式来勉强支撑，这种烂泥塘打滚，是有颇为丰富的经验。

转型时代是苦难的，不止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但没有转型，就要和旧时代一起完蛋，我们如今就在这样的时代。西方的道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合适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也无法适应。但东方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又处于艰难的探索中，内外交困。所以，时间是否在我，仍然要看我们能探索出什么样的道路，看我们未来如何走。

终究，两个文明体系要走向脱钩，这是迟早的事情。如今的残局，东西方都在共同推动它的分离崩解，容不得谁留恋妥协，也留不住旧世界的余晖。在这种分裂的痛苦中，无论是回归传统也好，再造法统也罢，还是说重新定义我们新旧传统，实现旧瓶装新酒，我们不能不寻求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和对新世界的正确态度。而在这样的变化时代中，从我们个人，到这个国家，都有必要去寻求那个正确的我，我是谁，谁又是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