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王震以83岁高龄回新疆视察工作。他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撤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回京前，王震在机舱门口久久地挥动手臂，向欢送的人群致意。舱门就要关闭之时，王震缓缓地弯下腰来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1993年4月5日，将军的忠骨伴随着鲜艳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缓缓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我们整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追忆其在王震身边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与读者们分享。文 |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衣食住行忆王震》（载于《百年潮》2008年第6期）、《王震同志的共产主义情怀》（载于《党建》2018年第6期）、《大将筹边 呕心披胆——忆王震晚年关心新疆往事》（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原文有删减。我曾在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十几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报社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又被调到他身边工作，一直到他去世。1951年10月31日，王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图｜新华社他政治上十分敏锐，又十分清醒，在重大历史关口或在重大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敢于担当。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顶着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压力，王震坚决贯彻伟大领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给他所谈要打埋伏战、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指示，在沙市伏击战中，全歼湘敌王牌军第四十三旅，击毙国民党军600余人，俘虏旅长以下1000 余人，缴枪2000余支。长征途中，他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并下令全部烧毁张国焘下发的分裂红军的小册子。贺龙连说：“烧得好！烧得好！”任弼时夸赞说：“王胡子的胡子就是硬！”为了全局的胜利，王震甘愿牺牲自己部队、部门和地区利益。他和自己率领的部队，常常是吃苦、冲锋甚至牺牲在前。1944年南下前，伟大领袖原本的设想是，让三五九旅派一个团长率领一个加强营，护送3000余名干部到广东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王震深感这次护送干部任务艰巨，当场请求批准他亲自前往。伟大领袖说：“若抗日战争胜利到来得快，蒋介石便可能挥师围剿你们。你要准备全军覆没其中包括王震你自己。”王震当即向伟大领袖表示：“我全体将士，均抱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决心。”1936年2月，长征途中的王震（前左一）与苗族群众合影（资料照片）。图｜新华社
在艰难情况下，王震率南下支队先后途经8个省份，跨越大半个中国，跋涉2万里，突破敌人100多道封锁线，英勇战斗300余次，胜利重返延安。伟大领袖感慨地说：“若换个人，队伍就可能带不回来了。这是军史上的第二次长征。”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王震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前边，把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放在后面。战争年代，他曾7次负伤。1957年至1966年这9年间，他有6个春节在北大荒、1个春节在新疆垦区度过。北大荒开春时，他跟大家一起蹚冰水。当时一个老中医对他说：“王部长，您年纪大了，这样不行，身体会落下病的。”到了晚年，他也多次自嘲说：“哎呀，老中医说得还真灵，现在往往不知道这脚还长在自己腿上，两脚木的，像绑了个铁板一样难受，很难睡得着。”王震是个工作狂，除了工作外就是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二是与人聊天。他常说：“我是个粗人，一个业也没毕过。”“我没有多少学问。深思还可以，熟虑不行，又不善言辞。”实际情况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读到了骨髓里，融到了血液里。他第一次接触马列著作，应该是1926年在长沙工人夜校里，听共产党员、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等讲解《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著作。1932年1月，全苏大会结束返回湘赣前，伟大领袖说“在紧张的战争间隙，要抓紧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并亲笔签名题字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3本著作送给王震。这些著作加上《共产党宣言》等，他读过多遍。他多次说：“《共产党宣言》我没有读过100遍，也有80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段落，他能熟练背诵。《伟大领袖选集》他也读过多遍。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中，到处可见圈圈点点，并不时有所批注。为了使每次所读有所区别，他分别用红、蓝、黑铅笔和钢笔等进行标注。他经常与理论家、学者、作者当面或书信共同探讨问题，以使学习更加深入。他先后与胡乔木探讨伟大领袖的《矛盾论》《实践论》，与邓力群探讨《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与胡绳探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杨东梁探讨《左宗棠评传》，与彭明探讨《五四运动史》，与夏东元探讨《郑观应传》。1983年8月，王震患急性肺炎住院。他在高烧中写下遗嘱：“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可以说，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就是他的灵魂和生命。除了学习马列著作外，他还读历史、人物传记、古诗文、小说，读现代科学技术等。担任农垦部部长后，他有计划地钻研了土壤学、栽培学、水利学、细胞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等方面书籍。伟大领袖知道后高兴地说:“领导农业的，学一点农业科学知识很有必要。”伟大领袖还让王震给介绍了几本农业知识方面的书籍。他还经常请教数学家华罗庚，农学家金善宝，生物学家童第周、方宗熙、谈家桢。为弄清马赫数是因数还是速度，他专门请教了空气动力学家吴仲华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震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更加情系被他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新疆。自1953年调离新疆到去世前，他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工作。他还经常戴着老花镜，亲自动笔，敲字琢句，多次就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
1980年9月23日，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纪要说：“中央决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此时, 王震做了膀胱癌治疗手术还不满四个月，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受命的第4天，即带着《马恩列斯毛论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沙俄侵华史》《左文襄公在西北》等书籍，登机出发。1985年9月29日，王震率中央代表团抵达乌鲁木齐，前来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并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欢庆节日。图｜新华社在新疆视察慰问的17天中，王震往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脚上的末梢神经炎经常使他深夜难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坚持，先后与几百人直接座谈。9月27日，在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他跳舞，他十分高兴应邀，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在场的各族干部群众齐声喝彩。
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新疆慰问期间，更加感受到大力发展新疆经济对加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改善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在各地的每次讲话，除了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四化建设外，几乎都要强调农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0月5日，王震在阿克苏接见当年跟随他进疆开发塔里木仍留在原农1师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老标兵时说：“屯垦戍边，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的农垦方针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安心边疆工作……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后, 王震即向中央建议由冶金、农委、农垦、农林、农业、水利、化工、财政、石油、三机、五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十多个部门抽调专人，组成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对口考察新疆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以加快新疆的经济发展。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1981年5月中旬，王震作为中央巡视团团长，亲率七位副部长和几十名部门领导、专家成行。到达新疆后，除少数同志随王震活动外，其余分为各个专业调研组，分赴新疆各地调查研究历时一个月左右，分别对开发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部门现场办公，当即解决问题；有的返回北京后向所在部委汇报，迅速开展研究。5月18日，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听取新疆自治区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新疆大化肥工程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缓建项目时，十分着急。19日上午，王震即来到施工现场。他看到已花费2.3亿元人民币从日本、荷兰购进的成套设备在40公顷施工现场的简易仓库或露天堆放，从四川等地调集的2000余名专业施工人员却无所事事时，心里更是“上火”。王震深知，新疆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若再投资2.5亿元人民币，该项目建成后，全疆每年仅增产的粮、棉、油、甜菜等收入可达10多亿元人民币，农业总产值可增长30%以上，同时每年可增加工业产值1.8亿元，向国家多缴利税近1亿元。王震凝聚眉峰，挥着手杖“咚咚咚”地敲击着地面：“我要骂人哩！我也知道，骂人不文明。这样停缓建，长此以往，两个多亿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堆废铁！几千名施工人员还得发工资。不一鼓作气建成，损失太大！国民经济要调整，但决不能一刀切。”“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计划已是二十年了。现在设备基本进入厂址，要加强领导，加速施工，讲求质量，动员建设。”“以增加粮、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资”、以“巩固国防, 振兴中华”。“切切此令。中央巡视团团长王震。”写毕，王震嘱大化肥建设指挥部即给他拟呈请求开工的正式报告。王震返京后，又向国务院有关领导详细陈述了续建的理由。不久，新疆自治区计委接到国家计委正式同意续建新疆大化肥工程的通知。1982年6月3日，王震在疆期间又一次亲临视察该项工程，勉励大家“紧密团结，精心施工，确保质量，加速建设”。1986年7月31日，大化肥装置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从锅炉点火到出尿素只用了102天，与国内同类装置比，试运时间最短，国内投资比预算节省了2000余万元。20世纪70年代以来，王震积极倡导石河子垦区进行地膜植棉试验。1981年1月12日，王震视察石河子垦区，得知地膜棉试验田亩产270斤，十分高兴。当天晚上，他接见石河子垦区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鼓励他们将当年35000亩棉田一亩不空地全部改种为地膜棉。当黄金山担心太费工时，王震说：“你们原定1981年棉花亩产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润相当可观。这个是费工，但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为了确保地膜棉推广，王震与黄金山当场签了如下合同：“新湖农场植棉三万五千亩，使用地膜植棉技术措施。单产争取一百五十斤以上，利润一百五十元以上。”1月13日上午，王震又与奎屯农垦局局长修新民签订了1981年地膜植棉20万亩的合同。为调动职工采用地膜植棉的新技术，合同中还写道：“争取单产皮棉一百五十斤以上，并力争向石河子试验场亩产皮棉二百七十斤奋斗。达到第一项亩产指标，则每人可得超产奖金一百四十元，如达到亩产二百七十斤，则每人可得奖金三百八十元。此议向全体职工宣布，进行革新竞赛。”返京后，王震又专门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新疆垦区安排了农用薄膜。同年8月13日下午，王震陪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视察。望着近一人高的、长势喜人的地膜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叫着“王胡子”称赞说：“你来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推开了！”接着，王震又指示这一技术在全疆推广，后又专门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建议在全国普遍推广，从而把棉粮及蔬菜等生产提高到了新的水平。王震是新疆现代屯垦事业的开创者，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
新疆农垦现有200万人，“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噶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警备。”“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农工商联合企业，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同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陪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到新疆视察。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王震撑着患癌症的身体，第四次视察新疆。就在临出发的当天上午，王震作了膀胱镜检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疗癌症的药物，心率最快曾达每分钟160多次，医生让他最少休息半个月。但王震深知此行的重要性，下午便出发了。2005年5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市区新貌。图｜新华社8月13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视察了军垦新城石河子，对阡陌相连的绿洲、高矗入云的林带和丰收在望的棉田欣喜不已，感叹不已。回京后不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指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王震约集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紧锣密鼓给中央起草《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经王震多次亲笔修改和国家农委党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多次讨论并通过，1981年9月22日，《报告》终于正式成文。《报告》总结了30年来新疆农垦事业的经验教训，认为：“生产建设兵团这种体制，是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的，是适合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事业发展需要的”。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报告，联合发文， 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以新生。他关心兵团领导班子建设，关注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他说，兵团各级领导班子中老同志多，那些年岁大了、身体确实难以支持工作的，就退下来。老同志要搞好传、帮、带，选好接班人。这些老同志是有功劳的，一定要安置好。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加强学习和改造，逐步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王震一有机会，便和兵团各级领导接触。他听汇报、忆往事、唠家常，谈笑风生、言传身教，使大家倍感亲切、深受教育。原兵团政委郭刚回忆此事说：“我来兵团工作后的六七年间，曾先后12次谒见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王震同志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全部心血的深情厚谊，更受到王震同志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思考和决策问题的远见卓识的教育和启迪。”王震十分爱听、爱唱《新疆是个好地方》这首歌。在北京或到外地视察，一有机会他便夸起新疆好，动员大家到新疆安家落户。对已调离新疆工作的老同志，王震则多次鼓励他们退休后重返新疆安家。1986年10月, 当他得知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工程兵原副司令员徐国贤、成都军区原副政委金忠藩结伴退休后到新疆安家时，十分欣慰。他提笔给这三位原359旅的老战士写信，信中说：“你们把天山当成你们的家乡和归宿，是光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公民。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王震强调，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各级领导关心群众疾苦，为大家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各种条件。他建议恢复边疆津贴，也十分关心兵团职工居住条件的改善。在王震深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兵团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深处建起的200个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小城镇，以独有的风姿屹立于天山南北。兵团刚恢复之时，王震指出：兵团各级不要搞那么庞大的机关了。兵团在平时主要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生产部队，是一个经济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企业公司，主要是讲求经济效益，同时是担负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的工作队和战斗队。
1989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赴新疆考察回来后转送王震一个报告。报告说，兵团恢复后，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也遇到不少的问题：兵团粮、棉、油等大众产品和糖、布、纱等生产是按照国家体制进行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按平价交给国家，而农产品价格偏低，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又为议价购进，不少团场和企业出现亏损；兵团有丰富的水土资源，有强大的职工队伍、机械化等优势，但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没有直接列入国家或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致使这些优势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不久，国务院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七个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并形成纪要，同意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作必要的调整；兵团可向国务院各部门直接请示报告工作，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兵团并在计划行业规划上给予安排；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纳入国家计划或有关部门计划；凡兵团自产的产品，允许兵团有经营销售权，并享有外贸进出口权。此纪要的贯彻，使兵团的各项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关心兵团和自治区的关系。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后一次来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在兵团农8师143团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自己视察的自治区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兵团领导金云辉、郭刚拉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嘱托：“地方和兵团不要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当这三位领导汇报说，地方和兵团历来团结得很好，并都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团结时，王震满意地笑了。王震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枚镶嵌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明珠则更加璀璨夺目。截至1993年，兵团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119.05亿元，比恢复前的1980年的16.56亿元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达1619元，比1980年增长了4.8倍。兵团的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各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1993年4月5日，中华民族一年一度传统的清明节，上午11时30分，将军的忠骨伴随着鲜艳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缓缓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将军艰苦创业、不息奋斗的伟大精神和“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的谆谆嘱托永存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田。跟随王震同志10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其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
1993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同志的骨灰从北京运抵乌鲁木齐，遵照王震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将撒在新疆天山。图｜新华社20世纪50年代他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他的夫人王季青说：“给他添件衣服难着呢！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后来，没有换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儿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得旧一点儿，不让他察觉，换着穿。
20世纪70年代初回北京时，王震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王季青用两人的布票扯了18尺蓝灰涤卡布，给他做了一套中山装，涤卡布结实、耐穿、随意。王震不仅经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动时也经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旧得都发白。改革开放后，王震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装，在出国和外事活动时穿。1984年，西装兴起，家人和工作人员趁他将要率团到日本访问，劝他又做了套西服。1985年，他率团访问美国，大家劝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换洗。王震说：“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装可以替换”。大家说，到发达的美国去访问，不能太寒酸了。王震说：“什么寒酸，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坚持不允，大家撺掇他最喜欢的两个孙女做爷爷的工作，王震把两个孙女都骂哭了，最后才让服装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又做了一套。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王震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他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20世纪50年代，王震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1个汤，伙食费每月每人不得超过30元。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剩饭下顿热热再吃。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震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王震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1971年10月间，王震回到北京，家里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饭店。他说不浪费了，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80年代后兴起了罐装饮料，一见到这种饮料王震便给算账：“一罐两块多钱，里边的饮料不值一块钱，光包装就一块多，浪费太大。陈云同志说，可口不可乐。以后饭桌上、房间里不能上这种饮料。”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震在广东珠海说：“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到外地视察，王震不坐小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10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来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下雨天，他还常交代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百姓打交道，没有官气，绝不摆架子，平等待人，以诚待人。1992年6月，警卫战士杨晓强来到他身边照顾他的起居。半夜里，他发现小杨仍守候在他的身边，他便一点一点挪出床的半边，要让小杨上床与他一道躺下休息。199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工作人员推着他在院里休息，到了大院门口，他坚持从轮椅上下来走进院子。在门口，当执勤的武警战士向他行军礼之时，他深深地向执勤战士行了一个鞠躬礼。王震主张公私要分明。他常向家里人交代：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震是个孝子，但他老母亲病了，他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私人需要用车，王震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沙发和他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购置。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个大衣橱从5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还不换。说来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震洗澡没用过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说，我又没劳动，身上不太脏。一用香皂水就脏了，别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热水冲泡过后，让孙子、孙女接着洗。他们洗好后也不让放掉，让保姆用来洗衣服。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以备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但为了节约纸巾，仍坚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震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这些事不仅折射出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的特有方式。王震身上体现出的这些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没有丝毫的做作。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