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没有高风险地区！

随着国内抗疫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最近几天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现象，多地爆出了“伪装阴性返乡”的情形。实际上，相比于东方之珠的疫情，笔者更为担心的，是这种坏现象给脆弱的国内信任和社会信用体系所造成的破坏。这种危害是极为深远的。

先从健康码谈起

2021年底在西安和随后在天津所爆发的疫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西安一码通发生的两次崩溃事件。我想，随着抗疫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打疫苗”、“戴口罩”、“扫健康码”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生活惯性。在这一点上，健康码的发明，是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2020年武汉的疫情被扑灭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控制得力，实际上国内是恢复了正常运行的。境内，无论是交流、商贸还是旅游、会展业，都得到了接近正常的运行社会环境，所不同的是在进入任何一个人流密集场所时，需要展示自己的健康码二维码，以作为本人健康的一个佐证，还有一些地区如西安市则应用了场所码，即进入场所时需要扫码，实际上起到了登记信息的作用。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从德尔塔型毒株开始传播，直到现在奥密克戎BA.2型毒株，健康码本身更重要的作用是给予社会运行正常的置信，信用赋予。因为不论是核酸检测还是小范围or大区域的封控，本身是快于健康码的变色的。不论是去年爆发德尔塔疫情后的深圳和广州，还是后面西安、郑州、天津以及近期的吉林所发生的局部散发性疫情，被疫情防治措施软硬管控的人群是远大于纯粹的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密接和次密接的。而去年所流行的新概念，“时空伴随者”，实际上也是三公融合工作（公共卫生、公安和工信部门）先期开展，随后在已确定的人员群体中一方面联系进行隔离管控、另一方面赋码。

而且，在去年和今年的疫情防范过程中，经常出现“如多次不进行核酸检测，将按照相关规定，健康码赋黄码/红码”，因此，健康码实际上对于风险群体和高危人群的管理来说，是相对次要的，大部分情况下其他的管控措施会跑到健康码变黄或者变红之前。特别是中高风险等级地区管理实施后，健康码一度变成了其他信息的入口。

而随着疫情本身的发展，德尔塔和奥密克戎超乎寻常的传染能力，使得建立在原本的人员追溯体系之上健康码，其防控功能作用进一步的降低。多地区纷纷采取了“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来作为风险情形下的准入门槛，如西安在疫情发生后，要求以核酸检测报告来作为上班的凭证，而不是健康码，其他地区的出入政策、包括北京的来京政策，也都建立在核酸检测报告上，而非健康码。

复杂社会需要信任机制

那么，既然健康码已经起不到太大的防范作用了，是否应该废除呢？也并不是这样。

在这里，笔者想先介绍一下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思想。卢曼社会理论关注的重点是理解现代社会。卢曼的系统理论以思辨、抽象著称，对当代学术界影响深远。卢曼的理论受到帕森斯系统理论的影响，但又不同于帕森斯等传统的系统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创立的，将个体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看作一个系统。而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则将信息的沟通视作比行动更加重要的基础，用卢曼自己的表述来概括的话，他的系统理论最重要的成就在于重塑系统理论的整体框架，“用系统和环境的概念模式取代了传统系统论中整体和部分的概念模式。”

自亚里士多德起，传统的系统观一直坚持局部/整体的二元思考模式。这种系统观预设整体与部分是同质的，而卢曼认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在于理解差异。社会系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系统，而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和具有不同自律性的独立系统复杂地构成的。社会中有社会，社会外还有社会，就如同系统中有系统，系统外有系统一样。

卢曼敏锐地注意到，现代社会不同于此前的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包含三个层面: “由主观旨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社会复杂性、社会结构层面的复杂性和由功能分化导致的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性，卢曼认定，传统的社会理论无法提供理解的路径。必须与传统理论决裂，构建一种全新的理论，为理解现代社会提供“化约复杂性”的路径。

因为包围人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太复杂了，必须找出一些简化机制来对应。信任是一个将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为一个二元的：可以相信还是不可以相信。对于传统社会来说，由于广袤国土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存在，对社会来说信任机制的需求并不那么大。但对于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来说，信任就是一种必须的简化机制。

我们先来推断一下没有信任的社会。譬如说，日常情况下我们安排人办事，如果对该人具有信任（好比说父母-子女间关系，或者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的情况下，一方将这件事安排后就不再频繁过问，只是在一定单位的时间后询问进度，在最后的结果后询问进度，而如果缺乏信任，则必然会频繁询问进度，而且对进度和进展的情况可能也需要采取相当的措施来进行查实。某些行业出现的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视频查证，实际上就是缺乏信任的体现。无疑，频繁的视频查证，不论是被查的一方，还是查人的一方都显得极为疲惫。

再譬如说，对社会公序良俗等机制的信任。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抽号排队的情况，如果对排号系统有信任，则排队时大概会安安生生等待，而缺乏信任，自然导致排队过程中无论是排队者还是安排排队的人都不得安生。

再扯远一点，现代货币体系的信任问题。现代货币体系是一个信用货币体系，如果信任不存在，则这种“人类的造物”将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无论是商业银行遭遇挤兑，还是战争时期某国货币遭遇挤兑，本质上都是信用的崩溃，是信任机制的瓦解。

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每个个体实际上是社会运行的螺丝钉，比如说流水线上的上下步骤，必须彼此互相信任，否则流水线无法完成，难道每个下一班的工人还要检查一下之前所有的生产步骤吗？同样的道理，文件报批、审查流程、科学教育、娱乐文化等所有的行业，凡是进入高度组织化、规模化、“流水线”化的生产体系和生活方式，信任是其中必备的基础性机制。

因此，虽然说健康码实际上对现行防控措施没有直接作用，但健康码的存在，是信任机制的具象化。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无限责任，信任机制的存在，使得风险和不确定性被转移到了抽象的客体之中，有助于人们生活的更加安生、而非焦虑。

信任机制的崩溃：新自由主义的滥觞

那么既然社会是由各个系统组成的，而社会各系统的非同构性，使它们之间相互地和同时地成为‘系统－环境’关系。”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每个系统都有其特定的边界，一个系统不能超越自己系统的边界去其他系统运行。每个系统都具有高度自律性、独立性和不可化约性。当这种高度自律不再存在的时候，这种系统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一旦这种机制被打破，后果也就会随之浮现。

以笔者最为熟悉的国际金融体系来说，我们知道，美元是国际市场中“最硬”的货币通货。就在不久前，俄乌冲突爆发，爆发后很快“俄国药丸”的论调就甚嚣尘上，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证依据就是“卢布兑换美元汇率大跌”。这个判断其中隐含了美元是货币中的货币这样的基础思想。多年来，美元以其广为接受的信任度，扮演着最受信任的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大部分人的认知，其着眼点可能是，“美国军事实力这么强大/美国经济实力这么强大/美国是文明世界的老大/美国是国际流动性的提供者/美国是国际金融的媒介/美国是最大的世界市场，所以总不可能美元崩溃了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美元的基石，信任，无论这种信任来自于哪里。而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基石，也是保障美元的信用，确保全世界对，美元的信任。但新自由主义驱动下的美国金融业，无疑是在持续性的挖掘美元霸权的根基。

同样的道理，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人民对政府也赋予了无比的信任，“疫情政府肯定要防控的”“我生病了政府肯定要管的”“XXX拿着红码闯关肯定是要被抓的”“我去XXX旅游，那里没有高风险区域，所以肯定没事的”，这种信任现在已经变成对中国治理体系的肯定和基石。这也是疫情下中国社会相对较低成本运行的根本。

相较与躺平的北美和西欧，我们大部分公民实际上的生活状态很接近疫情发生前，这是因为“扫码、展码”的过程，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就防疫达成了互信，扫码后即可看电影、堂食，意味着人与人可以坦诚相见而不必戴着口罩。而在北美，这种坦诚相见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感染风险。

最近一段时间，“躺平论”甚嚣尘上，一时之间仿佛疫情防控变成了大逆不道。躺平论倡导者们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疫情防控社会成本过高”，但扪心自问，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国大部分时间下的餐饮和服务业运转还算正常，局部封城时间普遍没超过1个月，而躺平国家则是常年处于社会情绪焦虑的情形下运行的，到底谁经营环境更好，不问可知。（防杠补丁，对疫情对待方式和生命权按照我国人民标准）

健康码的展码过程对过去两年来说，在疫情防控的直接作用上帮助不大，然而健康码的存在是一个卢曼所阐述的信任机制良好运行的典型案例。他可以说就是当下的社会置信机制，是彼此互信进而产生互动的基础。我们看到，针对疫情防控的追责，多有“不验码、不扫码”，也就是说，对防疫人员和市民的责任，也同样是基于健康码的，超出健康码的防疫成本，实际上是全社会共同承担了（政府承担了）。在这里，中国政府的可信度与健康码的可信度绑定，与疫情防控的水平和决心绑定，扫了码大家安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健康码的运行和存续，是新冠疫情迟迟无法结束的情况下，我国社会防疫机制低成本运行、社会互信高效达成的基础，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

我们看到，对于疫情防控，中央总的精神是“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从来没有反对过精准防控，从来没有鼓励过一刀切。然而，正如“精准防控”词语内涵被篡夺和绑架一样，健康码以及健康码的运行基础“风险区域分级防控体系”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某地区疫情演变至今，核酸检测阳性不通报，只是偷偷打电话通知个人，风险地区管理一动不动，健康码无法赋码，正在摧毁健康码这种社会信任机制的基础。毕竟，“我打了疫苗”“我医疗资源丰富”“我们是专业的”“我上缴财政利税多，你们都靠我养着”，因此，“这不过是个大号流感”“我应该享受更充分的自由”“让我们去其他地方被管制（隔离）是不可接受的”。

当无论是无法进行风险人群赋码管理的各地方政府，还是面对疫情习惯性扫码后即互信的每个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都将深受困扰。许多地方无论是医疗资源还是公共治理资源抑或其他资源，实在捉襟见肘。而一旦一刀切管理模式大行其道，“疫情防控影响经济，群众纷纷破产”就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同美元的超发是“今天我多发一块钱你不知道，明天我再超发一块钱你还是不知道”一样，这种短期逐利的行为背后，是深刻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哲学观。而无论如何，买单的，都将是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