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超限战与冷和平！

作者：清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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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月的胶着战后，俄乌和谈意向愈加强烈。在第五轮谈判中，双方相互妥协，试图纳入德国等国家作为安全保障国来结束这场战争。

每个人似乎都宣称爱好和平，但又预期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往往是以预期最小的代价开始，以最大的代价收场。于是，战争与和平在这种矛盾心态中来回激荡。那么，和平的真正保障是什么？借此，本文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本文逻辑

一、相对论与搭便车

二、超限战与冷和平

三、外部性与市场化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20'，谢谢分享】

01

相对论与搭便车

作为父母，我们常常试图用吼骂打的粗暴方式教育小孩。但这种预期成本最小的“战争”给家庭带来巨大的代价。于是，我们努力压制着情绪，与孩子“交易”，达成和平。

贸易，不是天然存在的，是无数次掠夺反馈的产物。同样，和平，也不是上天赐予的，也是无数次战争反馈的结果。这种市场反馈机制运行至今，几乎人人谙熟亚当·斯密的信条：贸易与和平。

不过，三一大学的玛里亚·帕加内里和波茨坦大学的莱因哈德·舒马赫，两位教授在《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吗？来自亚当·斯密的启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与常识相悖，亚当·斯密作为最著名的自由贸易论者之一，却担心商业贸易及其带来的财富可能并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国际战争。其原因在于，随着贸易的发展，战争的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下降，同时商业利益集团的势力逐渐增强。【1】”

斯密认为，在商业社会中，专业军队替代了民兵，普通人不需要上战场，减少了战争的相对成本；同时，军费开支主要通过债务融资，而非直接的税收，从而降低了战争的感知成本。

“感知成本的降低使普通民众开始做起了‘帝国梦’，而势力与日俱增的商业集团由于需要建立和保护它们的垄断地位而支持战争，这便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帝国梦’的幻想。【1】”

斯密指出，许多人实际上“可以悠然自得地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军和陆军取得的丰功伟绩”，并且产生“对征服他国与国家荣耀的千万种幻想”，因此他们“通常不愿意恢复和平，因为这意味着这种享受的结束”。

这导致了一种可怕的恶果，那就是战争娱乐化、游戏化。“战争会被民众当作一种娱乐，因为大部分人生活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体会不到战争造成的不便。【1】”

斯密可谓目光如炬，几乎洞察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下俄乌战争的现实场景，只是报纸换成了键盘。不过，斯密的分析逻辑却不够深邃，用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分析更及本质。在商业社会中，战争的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下降，表面上是因为市场的出现——军队专业分工和国家战争债券，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因为公共用品不够市场化，缺乏分配效率所致。

在古代的欧洲，土地是领主私有的，战争爆发时，农民置之度外，领主则守土有责、攫土有利，一般自己人上战场，直接承担战争的后果。所以，那时的战争是“有限战争”。但是，这种有限战争被法国大革命之后全面的国家战争所取代。

国家战争为何失控？市场的逻辑是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公共用品是反市场逻辑，难以清晰地界定战争成本。20世纪开始，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崛起，公共用品大规模膨胀，包括专业化军队以及发动战争的国家债券。公共用品缺乏自由价格分配无效率，人们无法像当年的领主与农民一样直接感知到国家战争的债务与苦难多少分摊到自己身上。

由于公共用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政策（战争决议）具有强制性，每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收益、付出的代价都是不同的。石油商、军火商可以从战争中获利，地产商、股票投资者可能受损。与富人相比，穷人更易被战争通胀所洗劫。战争娱乐化分子、民族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在乎战争带来的心理效用，以补偿现实利益的损失。

人们无法通过调节公共用品的需求，便诉诸于改变税收来实现边际利益最大化。本来，税收是公共用品的价格，战争引致税收增加，可以抑制国家战争。但是，税收不是充分自由的价格，它对战争债券的反应并不敏捷。政府会开动央行“印钞机”来给战争债券融资，同时通过制造通胀来“分摊”债务。另外，很多长期战争债券的成本实际上转嫁给后代。所以，战争债券缺乏自由价格的约束，含糊的惩罚不容易让当下的民众直接感受到战争的成本。

如此可能催生战争“便车”。战争的直接获益者开动战争“便车”，心理效用的获得者、糊涂的受损者都可能搭战争便车。正如奥威尔所言：“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

一战是从有限战争到全面战争的标志，也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一战前，欧洲人的尚武精神膨胀，从普通民众到贵族精英不少是主战派。为什么？当时，欧洲的民族国家版图基本形成，专业化军队建成，国家机器空前强大，民族主义情绪浓厚。普通民众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对战争风险的感知很低，打赢了心里爽——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催生巨大的心理效用。而贵族精英还停留在有限战争时代，认为战争不过“点到为止”，继承着骑士精神亲自披甲上阵。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哈耶克、米塞斯都投身到这场战争中，哈耶克还多次遇险。

最开始，凯恩斯及很多欧洲精英都以为这场战争最多三个月就结束了。伦敦人一边享受着下午茶，一边看着报纸了解欧陆战场的捷报。但是，战争逐渐失控、越拖越久，身边的朋友阵亡的消息一一回传，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精英们。最后，这场原本以为三个月结束的战争打了四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其中，过半欧洲贵族精英阵亡。这可能是战后欧洲衰落的重要原因。

战争只有到生灵涂炭、通胀剧烈和国家危亡，“无差别”地打到每一个人头上，才可能终止，但为时已晚。一战后期，西班牙大流感全球大流行，夺走了2千多万条生命，欧洲各国无心无兵再战才收场。二战后，为了让战争直接惩罚支持者，日本知识分子主张谁支持战争谁上战场。

民族主权国家是避免战争的公器，也是战争的原因。民族主权国家大规模的国防公共预算缺乏分配效率，削弱了民众对战争成本的感知，还可能膨胀战争带来的民族主义心理效用。所以，现代国家战争是公共用品价格失灵的结果。

02

超限战与冷和平

有意思的是，一战后，除了德国人，多数欧洲人都极度厌战。米塞斯曾提到一段历史，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组建了一个和平联盟，加入该联盟的国家，必须做到以和为贵，不允许通过战争来解决国家争端。这种普遍性的厌战情绪被认为催生了绥靖政策。很多人指责，欧洲人的绥靖政策膨胀了希特勒的野心，对二战的爆发负有直接责任。

国际组织和构建秩序到底能否抑制战争？

早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即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参战国达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国际体系。此后，人类试图通过协议来遏制战争。不过，东欧政治精英组建的和平联盟显然没能遏止二战。凯恩斯认为二战的根源是凡尔赛体系，这一国家秩序反而诱发了战争。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又被认为是最近七十年世界和平的保障。但俄乌战争触发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这一国际秩序正在崩坏。

历史经验似是而非，我们需要遵循于一般性逻辑。二战后，战争与和平一般性逻辑仍然有效，市场化程度越高，战争的个人成本越清晰，对战争的抑制越强；相反，市场化程度越低，战争公共用品规模越大，搭便车动机越明显，国家战争爆发及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

过去七十年代，世界从冷战过渡到相对和平的时代。仅从逻辑上看，全球化无疑促进了世界和平。就连一些二战后独立的、参与了冷战的亚洲国家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主动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这是福山的主张。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化协作中存在种种价值观冲突。这是福山的老师亨廷顿的主张。

过去三十年，师徒二人的观点伴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起伏而碰撞。其实，当下全球化的和平，不是福山的春暖花开，也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而是一种冷和平。

为什么？

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过去民族主权国家的界限，个人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鲜明。无数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国家与信仰的人，在同一个分工体系中协作会发生什么？共同利益是维系协作与和平的底线，除此之外，个人的信仰、喜好与偏见都潜藏着冲突的因子。这是一种福山和亨廷顿合体的冷和平。“油管五常”是冷和平的典型现象。印度、韩国、土耳其、波兰、越南五国网友喜欢在YouTube（油管）吵架，他们又是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很多人在推特上骂完拜登追美剧。这不能算是人格分裂，追美剧是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骂拜登可能是意识形态冲突。

我想使用超限战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与20世纪全面的国家战争不同，超限战是全球化时代的超越界限的战争。超越两种界限：

一是超越战争的界限，进入金融、科技、网络舆论、文化信仰、政治制度等全方面的较量。在俄乌战争中，美国和北约承诺不出兵，但金融制裁、科技制裁、政治围剿及军备支援乌克兰给俄罗斯带来全面的压力。这可能是普京没有预料到的。

二是超越国家的界限，进入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

俄乌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超限战。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不再是过去的民族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在全球化时代，一场战争给个人带来的成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超越模糊的国防军费。俄乌战争引发股价下跌，油价大涨，进而波及粮食价格上涨，关系到战争国之外的全球多数人的利益。虽然本国不是参战国，但受损的人们也会利用自己的能力去阻止或影响这场战争。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论战，逼迫跨国公司撤出俄罗斯，要求国会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等等。

东欧爆发了一场战争，全球社交媒体上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战争，这是一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人与个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兵戎相见”。每个人都在上面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有些人将自己的价值观赋予在俄乌中的某一方，因价值观战争的暂时胜利而得意忘形，反之则政治性抑郁。这是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个人大撕裂时代。

同样，交战国双方也在全球社交媒体上交锋。为什么？全球化的战争波及每一个人，战争的发起方需要对外解释战争的合法性，以降低国际压力；而战争的另一方，则尽量争取全球受害者的支持。

泽连斯基，70后，政治素人，深谙网道，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一个个个人化的“在现场”视频掀起了一场政治旋风；普京，50后，政治强人，在其掌控的传统媒体上发表长篇累牍的政治演讲。显然，这是一场存在代际差的舆论战。不过，在亚洲社媒上，乌克兰直到战争打响5天后才开始行动，而俄罗斯的优势则相当明显。媒体对战局的改变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快更直接。

这场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的力量，也充分地释放了潜藏在全球化之下的冲突底色。全球化时代的超限战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超越了战争与国家，每个人都可能卷入战争。因此，这种超限战反过来又抑制着战争，给世界带来冷和平——一种仅靠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维系、充满价值观冲突的和平。不论我们对“贸易促进和平”有多么不信任，至少它是维系世界和平的唯一底线。

03

外部性与市场化

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个恶魔，我们要做到的是如何遏制这个它。习俗、条约、法律是恶魔的枷锁，但也可能成为恶魔控制他人的枷锁。真正有效的办法是让恶魔的主人付出同等的代价，撒谎者被唾弃，战争发动者自担风险。

市场抑制战争是一条可靠的逻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彻底打通这条逻辑。我们将欺诈、偷窃、掠夺、战争等行为归纳为外部性问题，而市场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只要明确产权，人们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解决外部性问题。

当然，人们意识到通过交易来取代偷窃、掠夺，是经过了无数流血斗争的漫长反馈的。所以，张五常才会说，市场是非常奢侈的玩意儿，是无数次惩罚（理性反馈）的结果。如今，但凡市场不张、全球化倒退，人们都可能发生冲突；但凡产权不明，便存在严重的矛盾。

信息市场的产权不明，个人数据产权没有获得保护，战争造谣者、叫嚣者不易遭到价格的惩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谣言、噪音、欺诈等劣质品充斥着全球社交媒体。媒体或数据掌控者可以左右舆论，通过算法制造信息茧房，最终控制人的思想。

这就出现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人们根据被控制的信息、被教育的知识以及情绪偏好发言，脱离自身利益而不自知，遭遇战争惩罚而不自省。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反市场行为，米塞斯批评：“他们所崇拜的是‘英雄’、毁灭者和屠杀者，瞧不起资产阶级和其‘市侩气’”【2】。市场把战争的利害关系理清楚了，他们却故意把水搅浑、拉人下水，然后从战争中获利。

科斯的解决思路是有效的，打破媒体的垄断，个人数据确权，信息市场竞争便会更加充分，权责利更加明确，外部性会降低。不过我对信息市场感到担忧，但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在下面。

不过，科斯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现实中市场交易奇高，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科斯用交易费用来解释国家的存在，相当于把国家视为特例，陷入了制度外生性的误区。

其实，市场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自发自身的秩序。国家不是特例，国家也是一种市场，也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自发自生的秩序。

这里，我使用奥尔森的国家理论。奥尔森认为，当流寇政府停下来成为坐寇政府时，国家就产生了。流寇为什么会变成坐寇？奥尔森认为，流寇以抢劫为生，但也存在成本与风险；当流寇意识到，画地为牢，坐下来收税，风险更小、收益更大时，流寇政府就变成坐寇政府。换言之，流寇以抢劫为生，制造了外部性问题；坐寇以税收为生，使用的是市场交换手段，即坐寇提供军事保护，民众向坐寇政府纳税。这是一种政治市场，坐寇政府是市场主体，负责提供公共用品，主要是军事保护，税收就是公共用品的价格。可见国家诞生于政治市场，解决抢劫的外部性问题。

但是，坐寇政府是垄断性市场，不是自由竞争市场，税收不是真正的自由价格；同时催生了王朝战争、税收盘剥等外部性问题。只有国家成为真正的自由市场，才能充分解决外部性问题。接下来，人类几千年的政治运动都往一个方向折腾，那就是国家的市场化。

直到近代，国家市场化才在内部获得突破，即政治自由，两个典型代表是民主政治和联邦制度。所谓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政治自由化，打破王室垄断，竞争上岗，公共选择变成了一种市场行为。联邦制度就是国家内部的政府之间自由竞争，实施竞争性税率，联邦之间的税收价格更加充分。

法国大革命后，以民族为纽带的主权国家开始兴起，国家市场进入政治自由化阶段，政府的内部效率大幅度提升。但是民族国家主权的崛起带来两大外部性难题：

一是保护国家主权依赖于大规模的公共用品，包括军费开支和社会福利，由于公共用品存在分配难题，民众无法清晰知晓公共费用会落到自己头上，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失控或国家战争失控。

二是民族主权国家对外的垄断性极强，政府掌控着铸币权和关税权，限制资本、人口、资源的流动，打击了税收的价格自由度，容易诱发内部通胀和外部战争。

实际上，一战和二战的爆发，与民族主权国家的崛起以及以上两大外部性息息相关。二战后，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主权国家的对外垄断，商品、信息、资本与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国家市场化走入了全球化这个阶段，政治的内部自由竞争进入外部自由竞争，税收的自由价格彰显，政府受到了国际市场的价格约束和激励。

最典型的例子是竞争性税率。最近几十年，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纷纷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税收补贴外商投资。此举促进新兴国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无数个人在出口制造、国际物流中就业与生存，大大促进了世界稳定与和平。

但是，这个全球化秩序是一个扭曲失衡的秩序。问题主要是全球建制派主导的国家市场化不够彻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畅通无阻，人口禁止跨国，资本税率大于劳动税率，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各国央行使用垄断的铸币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印钞，推高了富人的资产，洗劫了普通家庭的财富，引发了民粹福利主义，进而加剧了货币和财政扩张，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于是，这些受害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力。

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俄乌战争后，国际地缘政治两极化。如此，国际旧秩序正在崩坏。接下来，怎么走？

目前存在两个趋势：一是金融、能源、技术、信息网络硬脱钩，全球产业链被政治抱团支配、重组，一些国家可能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二是各国开启军备竞赛，军费开支陡增。德国宣布军费总额将达到国民GDP的2%，并额外拨款1000亿欧元用于打造军队，美国拜登总统近期提交的2023财年预算案，国防开支创纪录达8133亿美元。

实际上，逆向全球化时代扩张军费是危险的，大规模的军费公共用品存在分配难题，容易诱发战争。当然，希望这一过程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战略。

战略应该遵循逻辑，而逻辑则恰恰相反，那就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彻底市场化，打破人口流通限制，实现要素全球流通，税收价格、汇率价格充分自由化。如此，竞争性政府实施竞争性税率，提供优质的公共用品（其实已转变为私人用品），以吸引企业、资本与人口。同时，制度也内生于国家市场，抑制掠夺、战争的法律与国际协议便更加有效。

其实，人类的国家历史其实是一部走向市场化的历史。从坐寇政府开启低级的国家市场，到国家市场全球化，国家战争的代价攀升、收益下滑。坐寇政府还有掠夺人口、土地与资源的动机，主权国家政府转向商品、技术与资本贸易。如今，世界的比较优势从外生性的资源禀赋转移到内生性的制度、人才与技术，竞争性政府考虑的只有如何吸引人力资本。在200多年前，斯密就意识到，未来的战争会变得“更温和”，人道主义行为在战争中会增加，“即使在战场上，人们也流露出对人和财产更多的尊重”。

俄乌战争打了一个月，军队也有疑问：费这么大劲图什么？于是，战争的动力大幅度衰减。国家是自发秩序的最后一个堡垒，国家市场的全球化意味个人的全球化，人流如织、利益如网，遏制着每个人心中的恶魔，自发自生出冷和平的世界。这是我之前提出的国家市场理论，它既符合逻辑也符合历史。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恶魔，它有时施予我们的孩子，有时借助国家公器施予他国他人，但（国家）市场落实到个人头上的价格惩罚反复提醒我们要抑制内心的恶魔。

参考文献

【1】贸易能够带来和平吗？来自亚当·斯密的启示，玛里亚·帕加内里，莱因哈德·舒马赫，李黎力、周昕煜译，《比较》第116辑；

【2】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