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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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大历史之中。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但也是中美关系充满挑战的一年。此前几年里，中美从贸易摩擦到科技竞争，再到政治领域的诸多龃龉，双方积累了很多矛盾。

3月中旬，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和美国国安助理沙利文在罗马见面，随后中美元首进行视频通话。不管双方谈了什么，谈得怎么样，能够坐下来坦诚地聊，这总归是一件好事。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有投资人把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投射到中国身上，加之近期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中概股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多重预期之下，中概股一度出现暴跌。3月中旬中美双方的一系列互动，以及中国金融委稳市场、稳预期的表态，终于给了市场一些积极的信号。

市场的波动，只是短期的。但在我看来，这一次的震荡和以往有所不同，我们应该以更长远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美国和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谈及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时，人们常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美苏（俄）中大三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是实行“一边倒”政策，中苏站在一边，中国和美国还在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热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同时独立于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而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逐渐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场。

每一次外交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也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总体上实施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重工业、军事工业等，关乎中国能否保持独立和安全。因此，虽然条件非常艰苦，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也要建设一套相对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出现新一轮的调整。

1987年，中国还曾经有一波关于轻工业、重工业孰轻孰重的讨论：中国想实现弯道超车，还是应该重点发展重工业，但是重工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而中国重工业水平和西方差了半个世纪，想追赶，就需要大量的设备采购，中国当时最缺的就是钱。

如果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玩意对国力又没啥支撑。

这种背景下 ，国家计划经济研究所的王建写了一篇文章，他分析了各种场景之后，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

中国当时的问题，不是想走哪条路的问题，而是只能走一条路，也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切入国际大循环，为重工业筹集资金，顺便还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和就业问题。

他给中国做了一个规划，他认为，中国要先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筹集到资金后，再转向资金密集型产业，然后再向附加值高的重工业转进。既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民生问题，又解决了资金问题，有了钱，重工业才有可能。

尽管这个思路并不是太新颖，不过因为王建的论证很严谨，得到了上边的高度重视，多重原因共同作用下，1988年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正式确立，中国搞“两头在外”的外循环也形成共识。

但是从1988年到2000年，外贸的进展没那么大，因为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依旧非常弱，生产出来的东西尽管廉价，但是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早就是WTO成员国，他们互相之间税率很低，欧美国家对我们的税率却很高，导致我们的产品几乎卖不出去。只能是给香港企业做代工，以他们的名义去卖。

所以那些年我国积极寻求加入WTO，正好美国也在为他们的资本家寻求下一个人力资源洼地，中美的谈判尽管艰难，不过双方的动机都足够强烈，按理说当时中国还有很多领域达不到“入世”要求，但最终还是顺利地加入了WTO。

从那以后，中国企业终于切入到世界市场了，海量美国资本来到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还有管理知识，中国工业开始了迅速的爬坡历程。

加入WTO后，世界市场可以看做是一个无限需求的大集市，我国基本能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在2000年之后，中国这边最热的事情，就是拉投资建厂，只要有厂，招到工人就开工，工人也近乎无限，要多少有多少，赚到钱后再投资建厂，再招工，几亿农民就被从村里吸收到了东南沿海。

下图是我国的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来，以2000年为转折点，指数倍地上涨：

中国一直以来的工业梦，几年内就取得了巨大进展。下图就可以看出来，1990年之前的工业产值是很低的，关键是增速也非常低，1990年之后才有了一定的增长，2000年之后出现了爆发。

这种模式有两个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搞了那么多年重工业，虽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发展的速度并不算快，工业产值增长也很有限。原因在于，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前主要靠财政来支持，财政上入不敷出，但重工业的投入也始终有缺口，具体可以看看温铁军的八次危机，把这事说清楚了。

等到沿海加工业兴起以后，无数的工厂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化工材料，于是他们愿意出钱购买，我国的重工业就这样有了资金，从此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了自己的循环，不再需要财政支持，重工业企业从德国和日本买了最新设备后就开始了大发展。

也就是说，我国本来准备先发展轻工业，等到有了钱，再发展重工业，可是市场一旦开启，轻工业促进了重工业的大发展。

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山东魏桥集团，他们就是个典型的中国企业进化史，以前干纺织的，后来向上游发展，开始发电，2001年进军铝业，这就是妥妥重工业了，现在竟然发展成全国铝业巨头。

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长期增长，但苏联却在1991年走向了解体。在中美俄大三角中，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对手，从莫斯科变成了中国。

美国是一个超级霸权，对于挑战它的经济力量，始终是很警惕的。无论是处于对立阵营的苏联，还是自己的盟友德国日本，只要谁挑战它世界龙头的地位，它就一定会遏制对方。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美国就费尽周折，又是让日元升值，大力扶持韩国，把日本的一部分高科技业务掐死后转往韩国台湾，终于控制住了日本。

而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对中国的担忧较三四十年前的日本更甚，除了道路选择的分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已经很大程度上空心化了。

美国是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霸权的。在英帝国霸权时代的末期，制造业已经全面转到了美国和德国，以至于世界大战开打后，英国的射向德军阵地的炮弹需要用英国用自己在海外的优质公司来换。

美国担心大英帝国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

过去20年来中国的大发展，让中美之间差距不断拉近，但也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慢慢从亲密走向晦暗不明。以前中美之间有种默契，中国生产低端工业品，美国研发高端技术，但是短短十来年，这种默契就开始动摇，谁都能看出来，中国已经不甘心在低端领域呆着。

在他们眼里，美国是罗马，中国成了迦太基，地球村容不下两个超级霸权，正如地中海容不下两个强权，罗马元老院的老加图每次演讲完毕，都要振臂高呼一句“迦太基必须被毁灭”。

但在我看来，如果硬要对比罗马和迦太基，中国更像罗马，而美国更像迦太基。

罗马和中国一样，是典型的陆权国家；

而美国和迦太基一样，是海权国家；

罗马和中国一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

而美国和迦太基一样，更强调的是“利益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

罗马的凝聚力更强；

而迦太基内部的首脑，却会遭到各方的掣肘。

战神汉尼拔在罗马打出了至今任然列入各国军校的著名战例“坎尼会战”，但最终改变不了迦太基内部各自为战的毛病，罗马用全力跟迦太基打，迦太基却一直在内讧，所以战线本来在罗马城下，后来跑到迦太基城下去了，最终迦太基城被夷为平地。

前文讲过一个问题，美国和迦太基一样，没啥共识，领袖缺乏权威，政策就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

比如早在克林顿时代，克林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觉得长期和俄国保持好关系对美国的未来霸权地位至关重要，小布什上台之后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俩这么认为没啥用，美国的官僚集团不这么认为，他们兢兢业业把美俄关系给搞黄了。

尽管普京也是个激进的“亲西方派”，他的导师就是俄国最激进的民主人物索布恰克，他上台之后前期最重要的事就是彻底倒向西方，并且曾经三次申请加入北约，但是西方完全不接纳他。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当时接纳了俄国，俄国又非常愿意跟着欧洲混，那美俄对付中国，结果几乎没啥悬念。

不过好在美国就跟迦太基一样，统帅说了不算。几乎每个总统上台后都想拉拢俄国，包括奥巴马和川总，但都很快就被搅黄了。总统在跟俄国勾勾搭搭，下边的人却在搞北约东扩，直到俄熊彻底被激怒踢翻了桌子。

这种事在咱们大部分人眼里很难想象，但是美国那边就是这么做的，最终反而巩固了中俄之间的关系。像极了当初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团灭罗马精锐，可迦太基国内却因为内部矛盾坚决不派援军，最终眼瞅罗马军团开到了自己城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中美建交中基辛格的表现真是神来之笔，本来美国官僚集团会一直胡搅蛮缠下去。但是基辛格巧妙绕过了美国国务院的文官集团，找了个借口自己偷摸跑中国来谈，经常说“秘密访华”，对谁保密？其实正是防他们自己人。

最终中美联合，苏联的完蛋也就板上钉钉了。从那以后，美国几乎再没打出这么漂亮的牌。所以虽然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挑战更大，但美国在政治上还是把俄罗斯当主要的遏制目标。

别看我们前面的曲线，中国冲得那么猛，其实美国真正开始在经济上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已经是最近几年的事了。

更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过程里，大量利用了美国的资本和资本市场。

从最近三百年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的发展整体呈现出两个趋势：

1、技术研发越来越费钱。

瓦特时代几个作坊老板就可以资助划时代发明，到了爱迪生时代就需要富可敌国的财阀，到了二战时期，重要研发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外加无数大小公司一起支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重要技术往往需要军方、大学、超级公司、风投资本甚至多个国家的合力才能搞定。

2、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值这两件事基本成了一件事。

以前的资本更多的是从战争中牟利，后来路越走越窄，因为战争越来越少，毁灭性却越来越大，各国主要用自己的财政打仗，不再像以前一样国王找资本家借钱打仗，资本没法通过以前“借高利贷给国王”这种模式寻求增值。资本只好开始和技术绑定，每次技术进步，甩开同时代其他产品一大截的时候，就是资本暴利的时候。战争资本变成了产业资本，再后来又变成了风投资本。

在中国，很多人一听到“资本”两个字，就感觉这是资本家要榨取剩余价值。但其实，现在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最大的资本来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了，而是“养老金资本主义”。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市场上最大的资本力量，主要是老百姓把自己储蓄的一部分拿去投资升值的“公募基金”。还有的政府力量更强的国家，为了给大家养老，把养老金放进了资本市场投资科技，避免等大家老了想用的时候已经被通货膨胀洗劫的不成样了，新加坡淡马锡，沙特主权基金，挪威主权基金，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中国也有保险基金和主权基金，做这样的业务。

其实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资本都非常稀缺，外汇也很短缺。中国在八九十年年代曾经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两次贷款8亿美元，中央政府都费了老大劲。

现在为什么中国顶级的互联网公司，很多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因为早年，很多投资它们的都是美元资金，自然也就会选择在美国上市。虽然说美国和中国是战略对手，但由于资本是逐利的，它们并不会管那么多，它们看好中国经济、看好中国企业，它们在客观上反而帮助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创下了当年全球最大IPO的纪录。此后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越来越多。实际上，这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关联。现在，全世界都在争夺面向下一轮科技升级的资本，资本投中概股多一些，投别的标的就会少一些。所以为什么不管中美之间有多少竞争和冲突，高层还是会非常理性地说，中美关系已经大到不能倒。金融委会议要专门讲，稳定中概股的监管预期，继续支持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

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富起来的时间还不长。全世界最多的资本存量还是在海外，它们不仅有美国的资本，还有中东的资本，还有石油富国的资本。

前段时间中概股的踩踏，实际上是因为大家放大了在中美竞争之下脱钩的预期。但其实，理性地来看，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还是会对公司的基本面有认识的。中国还没有和西方走到像俄罗斯这样全面冲突的地步，我们没必要自己就先用很极端的情况来吓自己。

中概股的问题只是一个方面，中美竞争还出现在更多的领域。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国接下来对待美国的攻势，最好的办法并不是顺着他们的意思来，反而是他们不希望我们干啥，我们坚决要干啥。

他们希望把我们踢出WTO的贸易体系，我们不但不出去，这些年反而和里边的成员国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也就是以前大家在一个群里做买卖，美国不希望我们呆在群里，我们不但要在里边呆着，而且把里边的人都加了好友，私下里还聊得火热。

尽管很多人有种把自己我国封闭起来的冲动，觉得那样才充满安全感，可问题是你的工作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技术含量，你只知道如果中国哪天真的封锁起来，很快就不成样了，前文也讲过，低端领域我们既需要国外的原料，又需要国外的车床工艺，而且我国17%的GDP是出口拉动的，没了外部市场，可能会有接近两亿人下岗。

中高端我国急需别人的技术和知识，任何一个复杂点的产品，比如车或者手机，都依赖几十个国家的无数上下游公司，而这些都依赖世界市场，单个国家根本没法玩，除非你是个加油站，压根就没准备爬技术。

所以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更加开放更加拥抱世界，主动去融入，和每个国家都保持深入互利的关系，让他们想剔除都剔除不了。

2019年黄奇帆有个演讲《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新规则》，讲得非常有启发，他认为：

中国应该中国要以更宽的领域扩大外资投资的准入；

要更大规模的、或者更有力度的保护知识产权；

要更大规模的增加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逐渐走向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助，就跟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一样。

说白了，更加深度地和西方绑定在一起，他们在跟我们的合作中获得巨大利益，就没法随意解绑。融入世界市场对我们的好处是绝对性的，我们一直说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你不买别人的东西，别人手里没你的钱，根本没法国际化。那他只好继续用美元跟你交易，你俩做买卖，美元收好处。

而且有买有卖，才能把大家更好的绑定在一起，当你不但给他们供应工业品，还是他们的大买主，谁能把你踢出去？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我们也要看看美国经济发展起来的经验。

其实，美国政府在美国漫长的崛起过程中存在感并不强，美国的崛起本质，是自下而上的市场的胜利，一直任由下边的人折腾。美国政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变得特别大，在那之前大家很难想起来什么牛逼总统，因为他们除了扩张领土打了几仗，其他事基本没干，也就林肯不小心搞出来了一场内战，不然他也没啥名声。美国一直以来的英雄，都是工业巨头产业巨头，是卡内基、是摩根，比尔盖茨还有乔布斯，现在的马斯克等等，早期的金融巨头说话比总统都好使。

包括现在美国牛逼轰轰的科技实力，也是大学、资本市场、产业界来主导，政府做的事非常少。

中国是后发国家，当然不能像美国这样搞自由放任的经济。党的领导使得政策有了持久性和一致性，化解了内部矛盾，避免了左右互搏，而且能够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很重要的竞争力来源。

但是，在党的领导下，还是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有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越来越重视市场。

为什么呢？首先，市场经济它有一整套完整的机制，可以让我们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吸引过来。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中国十几亿人的需求，对全世界的“资本”来说，都是个巨大的诱惑。即使今天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资本”也不会那么盲目地选边站队。

第二，市场经济能够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所有的技术创新，其实都是需要有应用场景的，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没有足够多的应用场景，你搞技术创新，就算把产品做出来了，你的销售收入都覆盖不了研发的成本。

其实现在中国有很多技术，都达到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水平，都和中国是世界大国有关。比如高铁，因为中国人口密度高，建设需求大，其实整个技术实力很快就提升了。华为在5G通信能够技术领先，其实也依托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的市场同步来推这件事，它来做研发就能很清晰的看到回报，小国的企业就很难有这个效率。

这几年很多人批评中国互联网，说中国互联网企业没有硬核的技术。其实也不是，阿里云现在在计算、存储、安全等多项核心性能上，已经能在权威第三方机构Gartner的排名里排到世界第一，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因为阿里云要服务中国商业的生态，要服务中国各种不同需求的企业，所以它必须通过研发来实现技术的突破。

这几年大家都很担心芯片卡脖子的问题。道理也是一样的，中国市场的进口替代需求太大了，做芯片研发，做相关生态的前景摆在这里，而且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力量去参与。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个基本常识：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是财富之源，我国在短短十几年内就进化出了极其繁杂的全产业链，这并不是哪个大师计划的结果，恰好相反，1978年以后，我们就是靠市场经济，让经济爆发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过去能做到的事，将来应该做得更好。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其实就是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想方设法和全世界抱得更紧，千万不要主动去“脱钩”；第二，坚持市场经济，这是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成技术优势和竞争力的最好途径；第三，大力发展这个时代的前沿技术，而且要让更多的企业都积极参与进来，不要分国企民企，科技攻关人人有份。

相信，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家和企业一定是有希望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