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合格的行政长官？

19年中香港地区港独分子闹事期间，我们写文谈过怎样是一个合格的行政长官这个问题。三年过去了，世殊时异，但在这轮疫情中，很多问题不光还没解决，又更加清晰的暴露出来，最终在疫情的考验下，崩溃决裂，害人害己。这样的溃败，主官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不妨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如我们过去所说，行政长官作为一地的最高首长，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一方面，他是一地行政首长，受封疆之重，要对整个地区的繁荣发展负责，他有代表本地利益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你再大，再重要，哪怕是直辖市、是特区，那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要在服从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不是独立王国。

地区和中央有角力是正常的，闹一闹，从中央搞一些好处是合格行政首长的一种必要手段。关键在一个度，无损大局，有利地方，具备可持续性。一味做听话的乖宝宝，甚至打肿脸充胖子来讨好上级，看似忠心，其实是不正常的，是要在本地留下骂名的。但如果把自己当做藩镇，甚至吃里扒外，以邻为壑，看似是给自己增加了和中央博弈的筹码，其实是在透支未来。中央给多少和从中央勒索多少，绝不是一回事，给的多是一种情分，勒索的多是一种债务。情分越厚，未来的交流就越顺畅，而债务越重，未来的决裂就越激烈。

怎么处理地区与中央的关系，能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历代考验地方大员的首要课题，涉及到权力到底来自哪里，未来要走向哪里。确实有些地方，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特殊的位置，或者由于历史的缘故，干脆就是制度上的不同。但这一点概莫能外，哪怕是特区，也不过是牵涉更多，角力更复杂，相应的主官担子也更重，而绝不是就可以自行其是。

当然，在一些类似和外部交往特别密集的地区，它不仅存在中央的地方的博弈，也存在中外的博弈。但越是这样，越要摆对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对主官还是对地方都是这样。尤其是处于东西方交锋的关键历史时刻，东西方脱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所谓特区的存在基础在逐步消失。在这样的时刻，自主性越强，考验就更重，任何时候，从内部矛盾演变为外部矛盾，矛盾再大的自己人和叛徒都是本质的区别。

谈到地区的自主性，就不免要涉及到这一点，那就是权力的独立性。所谓的封疆大吏，自古就两种，有权的，无权的。地区主官，可以是傀儡，也可以是一方的主脑，这就是一个行政官员对处理复杂局面和自身定位的终极大考。

我们当然不否认，有的行政长官就是奔着解决问题取得，他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抓手，就是搏击豪强的苍鹰猎犬。但任何时候，好的地方长官，无论使命是什么，都是要有自己的主张，因地制宜，否则一味服从，那和一般的官僚有什么区别，谈何主政一方。

像有的地方，本地势力极强，体制又特殊，独立性本来就强。那就是强人能纵横捭阖，吃完中央吃地方，最后还能落到两面好，弱者就两面受夹板气，最后还落到两面不是人。你压不服地方，还不靠拢中央，选边都选不好，那就难免要变成维持会长。这样的维持会长是最痛苦的，既不能讨中央的好，又不能顺豪强的心，为了一个官位，委曲求全，消耗自己的前途和名誉。即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当地的不负责，做这样的官，还不如早早脱身，好歹留一个好名声。

我们从前也谈过，行政长官的价值在于非常而不在平常。政府的日常运作，自有一套成熟体制。主官的价值肯定不是盯着人家准不准时上下班，而在做判断，下决心，担责任。疫情来了，你当然可以选择和疫情共存，那你就要承担棺材不够了，需求人家紧急供应的结果。这种时候，你不能抱怨说，我谁也指挥不动，你指挥不动，要你这个主官做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么做就是奔着削减养老金，甩老年人包袱去的。本地老百姓都不在乎，我这么做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得到士绅支持的。所以，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一个民意成分复杂，存在强烈独立色彩，暗流汹涌地区做行政长官，到底要怎么样。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地方长官有三重特性，作为主官，要保持个人的权威，作为地方官，要维持本地利益，作为本国官僚，要服从中央大局，三者要注意平衡。但我们也承认，很多地方有特殊性，可能是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也可能干脆就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结构，这都导致他们容易产生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做法。

我们的发达地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问题，肯定有，分税制，转移支付，各种强干弱枝都是这么来的。像一些特大型城市，确实资源多，实力厚，在一些问题，难免有本位思想，可以理解。比如防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探索，这无可厚非，但把自己的特殊情况当普遍情况，甚至陷进这种先进人设出不来，和其他地区搞出对立情绪，就不太对了。

发达地区的行政首长，要更加注意不要被本地利益绑架，特别在一些牵涉周边的问题上，要讲风格。强势的地区，资源也多，要多为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地区遮风挡雨，而不是一味仗着体量多吃多占。这是一种共同进步的要求，但说到底，国内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彼此配套的，谁也缺不了谁。哪怕是再先进的地区，也是依靠周边资源才能维持发展的，真搞到以邻为壑，那是要满盘皆输的。

当然，我们国内的问题再大，我们的群众基础还是好的，更多是内部矛盾。我国也有一些地区，确实整个社会环境都有问题，确实带有反动的色彩，这样的地方是大家都腻烦又无奈，彼此都积累了许多怨气。在这样的地区，对行政长官的要求肯定是特殊的。

就像有的地区，老百姓可能开不起车，住不起房，工作到头发白了还是手停口停。看似光鲜，其实生活水平并不高，却整体陷在过去的叙事里出不来，像破落户一样。这样的地区，它的结构是十分畸形的。但这种畸形的结构，不可避免产生一些垄断中的受益者，这些人很强大，足以干预地方政治。甚至他的受害者，年深日久，也会分化出媳妇熬成婆的，和还在苦海里的。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一批被驯化，被洗脑，被裹在信息茧房里的群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但这样的社情民意，它不是真正的社情民意，是酱缸里染出来的颜色。所以它习惯了黑白颠倒，它见不得光明。实事求是的说，而以这样被裹挟的民意为基础，只想着维持局面就是在同流合污，为虎作伥。

在这样的地区，一个行政长官显然有着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为未来探索道路的职责，而不能幻想着做太平官。特别是时代发展到今天，进步和落后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一些地区还抱着所谓国际经验，幻想所谓国际化优势，就是一厢情愿与抱残守缺。

应该承认，做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在西方和东方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殖民地又是和正常国家不同的。西方长期靠从外部输入来维持，内部停滞已经很久了，所以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而殖民地更等而下之，本来就是输血者，主官的责任是上供，一切发展都是为了更好的剥削，执政的立场自然更反动。而在中国，我们是不能接受维持现状的。中国是一个上升期的国家，我们从弱到强，我们吃够了近现代的苦头，我们的执政是要讲发展的，谁不能代表这个进步的力量，谁就该下台。

像有些地方，几十年了，还维持旧殖民的体系，并把这种僵死的体系当做特色，这不是特区的特，这是特务的特。更不用说，这种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在国内和国际经济格局中角色的变化。有些地方出身的官僚，它已经完成驯化了，僵死的脑子走不出殖民地那套行政逻辑，维持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哪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去维持。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过去的发展从哪里来，现在的困境由何处生。这就是那些衰退的地区，为什么会越来衰退。而从这个角度说，想从旧官僚里提拔出新干部是很困难的。

应该承认，在当代做行政长官是不大易，是和过去几十年经验不一样的。过去我们从内部，到外部，都讲一团和气，宁可退而求其次，打破这团和气是大罪过。但如今是一个冲突变革的时代，斗争越来越激烈，特别在一些地方，斗而不破，实际上已经做不到，那么能做的就应该是服从进步这个根本目标。这就是主次矛盾的不得已选择。这种改弦更张，不用说殖民地体系培养的官僚，我们内地的很多官僚本身都不适应，要靠中央给他们下决心。

但越是这种时刻，越容不得中立和拖延，所谓的中立拖延，本质就是站台，就是在消极抵抗。不够反动又不够进步，只想做好人与和事佬。其结果就是反动派看不上你，唾骂你出卖本地利益，进步派也看不上你，唾骂你不顾整体利益。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一地主官，更要强韧而有决心。内外勾结的反动力量会倒逼你做出选择，会时时刻刻制造矛盾，让你去背锅。哪怕是好心，一不留神或许就被利用了，如果还一心幻想维持局面，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最后就难免要自觉不自觉被引到投降的境地。而投降的结果，就是和反动力量越绑越深，最后和他们一起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这和本心无关，是真正的论迹不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