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遗忘的刘少奇！

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01

刘少奇是新中国的伟人之一，但我最近几年发现，年轻网友好像并不了解刘少奇。比如他年轻时候做了些什么、中年时为什么突然成了五大书记之一、晚年的分歧又在哪里。

这篇文章，我们就通过几个关键时间点，来解决这些问题。

和其他革命领袖一样，刘少奇也是学霸。

1919年夏天，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22岁的刘少奇来到北京，报考了几所全国知名的大学。由于成绩非常优秀，他收到北大等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能到北大读书，肯定砸锅卖铁也得去啊，对不对。

但是刘少奇不行，他的兄弟姐妹共有6人，而且家境不富裕，要是砸锅卖铁去读书，一家人就没饭吃了。

于是刘少奇放弃入读北京高校的机会，参加了一系列学生运动，随后到保定的“留法预备班”半工半读，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在工厂练习打铁、木工、翻砂等技术。

结果1920年毕业以后，刘少奇再次倒在学费的问题上，没能去法国留学，便回到长沙另谋出路。

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青年，却屡次因贫失学，你说说看，这是什么世道。

不过也就是在长沙，刘少奇在《大公报》上读到，俄罗斯研究会组织留俄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他便写信请朋友帮忙，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就到了上海学习俄语，准备留学俄国。

1921年5月，刘少奇和任弼时、肖劲光等人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走走停停三个月，才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刘少奇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因为成绩优异和思想坚定，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从此以后，这个身份伴随了他一辈子。

刘少奇曾在“团员调查表”里写到，希望以后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工作。于是在学成回国以后，刘少奇先被分配到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又派回湖南工作。

在湖南长沙的清水塘，刘少奇见到共事大半辈子的同志伟大领袖，以及伟大领袖的妻子杨开慧。

1922年9月，正在组织粤汉铁路罢工的刘少奇，突然接到伟大领袖的通知，让他赶紧离开粤汉铁路，到安源路矿指挥更大的罢工运动。

安源路矿在江西萍乡境内，有12000名矿工、1000多名铁路工人，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产业之一，这些年在伟大领袖和李立三的领导下，已经成立了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

在粤汉铁路大罢工的影响下，安源路矿的工人也群情激愤，要求“七日内补足工人欠饷”，否则工人就不干了。

安源路矿的领导想着，工人敢起来闹事，反天了，不干就不干。

不管工人俱乐部怎么说，就是不满足工人的条件。

双方的矛盾已经激化，再也没有缓和的可能，安源党组织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大罢工，任命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公开出面应付一切事务。

在时代的浪潮中，刘少奇走上工人运动的最前台。

9月14日，安源路矿的工人走出车间，举着罢工大旗喊口号：“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眼看事态控制不住，安源路况的领导赶紧请政府和军队出面，镇压罢工闹事的工人们，军队也怕事情闹大，便派出一个团进驻安源路矿，宣布安源是特别戒严区，并且布置机枪，威胁罢工的工人。

军队和工人对峙两天，打又不能打，谈也谈不拢，就在16日发出邀约，请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到戒严司令部谈判。

戒严司令部是虎狼巢穴，刘少奇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万一谈不拢被打黑枪怎么办？

要知道，那时的军队杀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

大家都来劝刘少奇，说你去戒严司令部谈判，等于羊入虎口，千万不要去，让他们派人来工人俱乐部谈吧。

但刘少奇说，革命是不怕死的，我一定注意安全，请大家放心。然后便穿过站满士兵的小道，走上架着机枪的台阶，进入荷枪实弹的戒严司令部。

三国的关二爷赴会，起码有一把刀随身，刘少奇赴会可是孤身一人，这算不算是孤胆英雄？

进入司令部，戒严司令李鸿程问：“你们为什么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听出来了，这是要先扣一顶作乱的帽子，在声势上压住自己，然后取得谈判的主动权，于是直接问他：“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是解决问题，还是想把问题搞大？”

李鸿程：“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李鸿程：“我有万余军队，有办法解决万余工人。”

刘少奇：“你有一万多军队，我们有一万多工人，那就请你制裁吧，看看最后胜利的是谁。”

好家伙，刘少奇的强硬风格，问的李鸿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实在是僵持不下，戒严军队也不敢大规模屠杀工人，便和安源路矿当局商量，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9月18日，工人、军队和安源路矿签订协议，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力、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能随意开除工人、工头不能殴打工人、补足并增加工人的工资。

安源工人的要求，几乎全部得到满足，罢工完全胜利。

这就是刘少奇的战绩，那年他才25岁，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的年纪。

从此以后，刘少奇在工人运动中声名显赫，并且在青岛、上海等地领导了影响全国的大罢工，逐渐成长为中国的工运领袖之一。

到了1926年，刘少奇已经做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日常工作。

太生猛了。

02

革命进入武装斗争的年代，工人运动不再是工作重点，但工运领袖刘少奇，还是在不受重视的年代，完成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南昌起义爆发以后，刘少奇先后在天津、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

1930年3月，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非常有苏联风格，对各国的工人运动提出严格要求，命令各国一律在黄色工会内，建立赤色反对派，公开把黄色工会变成赤色工会。

所谓黄色工会是指资产阶级的工会，赤色工会是指无产阶级的工会。

苏联的意思是让各国公开斗争，不必隐藏实力。

刘少奇坚决反对苏联的命令。

他说亚洲国家的黄色工会实力强大，赤色工会的实力弱小，而且普遍处于“非法”的地位，一旦公开斗争必然面临失败的危险，只能隐藏实力，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地位争取群众，等时机到来再进行赤化。

我们都知道，刘少奇是对的。但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承认，称刘少奇是反决议、反提纲，还送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于是，中国的工运领袖刘少奇，成了反对苏联的代表人物。

第二年，共产国际选中的王明上台，推行左倾的路线政策，极力和苏联保持一致。他们认为，城市工人运动已经很成熟了，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总罢工。

看这架势，和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有一拼。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路线，刘少奇又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目前的工人运动是防御性的，根本没有和国府硬拼的实力，要注意斗争策略，并且写了一系列文章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先得罪苏联，后得罪王明，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在1932年，临时中央撤销刘少奇的职工部长职务，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半年后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项英博古等人到苏区，那是晋升或者抓权，刘少奇到苏区是贬谪。

不过在那个年代，被留苏派贬谪，其实也是一种资本。

长征开始以后，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基本破产，最终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改组了领导结构，博古交出文件和印章，伟大领袖开始领导中国革命。

既然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是错误的，那么以前坚持正确意见而被他们打击的同志，也应该受到公正的评价，对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便成为白区斗争的杰出代表、正确路线的模范。

这是事实，也是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

而这个评价，奠定了他后半生的基调。

03

资历只是对以往成绩的肯定，但不能保证以后的人生道路顺风顺水，有多少人想凭借资历，坐在会议室里举手同意，结果很快就举不下去了。

如果刘少奇躺在工运领袖的功劳簿上，不求进取只想举手，那他就不是新中国的伟人刘少奇了。

事实上，刘少奇是文武双全的猛人。

我们先说“武”的方面。

1936年初，长征到陕北不久的中央决定，改变革命策略，尽快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便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领导北方局的工作。

刘少奇刚到天津，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就向他汇报工作，说北平的草岚子监狱关押着60多名干部，刑期已满可以释放，但如果不履行手续就出不来，能不能想办法营救？

他马上就想明白了，这些人都是白区斗争的幸存者，信仰和能力都是一流的，营救出来可以补充北方局的领导力量。

刘少奇给中央汇报情况，经中央研究同意，然后让柯庆施通知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以后继续干革命工作。

所谓履行出狱手续，其实就是说一些和组织决裂的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刘少奇的安排下，这些出狱的干部马上开始工作，如安子文出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澜涛做天津市委副书记、马辉之参与河北省委的领导、薄一波回山西做统战工作等等。

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几十年后也都成为名震一方的人物。

同年8月，中央就做出评价：“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

自从1927年李大钊先生牺牲以后，北方的革命工作就一落千丈，到现在近10年了，又被刘少奇重新整顿起来，虽然有大量干部们帮助，但也说明刘少奇的能力确实强。

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的晋军一触即溃，导致山西国土沦丧，于是在山西做统战的薄一波和阎锡山提议，组建山西新军，保卫家乡。

阎锡山同意了，让他组建一个团试试看。

薄一波又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告诉他：“要去。不要说是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

于是薄一波在山西组建新军，并且和刘少奇一起安排共产党员进来，把这支具有统战性质的新军，变成党组织的武装，短短两年后，又发展到7万多人，成为华北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整个华北，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努力发动群众，不仅帮助八路军发展到近20万人，还建立了普遍的抗日民主政权，仅山西的105个县，就有62个县是共产党员做县长。

可以说，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没有刘少奇的领导和配合，不可能发展的那么猛烈。

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决定以后的方向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同时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工作。

因为王明回国做长江局书记已经一年，到处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言论，导致南方的军队不敢建立根据地，地方干部出现保守退让的想法，整个局面一塌糊涂。

刘少奇领导中原局，实际上有肃清王明影响力、重整南方军政的双重任务。

他的第一步是到豫皖交界的彭雪枫部，明确表态：

“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归彭雪枫指挥，并且集中力量创建永城、夏邑、萧县和宿州的根据地，同时加强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党组织。”

这是理清思路、划定职权、规定任务。

经过一番整顿，彭雪枫部整合起1.78万兵力，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给未来的发展壮大，打下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的第二步是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随行的徐海东为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希望这支新成立的部队，能在徐老虎的手上支棱起来。

徐海东的战斗力极强。

刚上任不久便遇到日军扫荡，徐海东和刘少奇指挥第四支队激战三天，最终大获全胜，让这支战斗力较差的部队，有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第四支队的官兵说：“胡服同志和徐司令一到，第四支队就翻身了。”

翻身了，也就支棱起来了。

随后刘少奇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重申创建根据地和发展武装的战略，决定以苏北做为华中抗日的突破口，并且调江南的陈毅和粟裕带兵北上，到苏北发展。

到1940年10月，刘少奇和中原局就领导新四军，在皖东苏北建立起大片抗日根据地，他自己向中央汇报说：

“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

意思就是说，我基本完成任务了。

刘少奇的第三步整顿工作，是国民党帮忙完成的。

当时刘少奇的中原局管江北，项英的东南局管江南，力量还是分散的。而且项英是王明的铁杆，态度特别蛮横，工作特别不配合。

1941年的皖南事变爆发以后，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才建立起长江南北的统一管理，同时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陈毅出任新四军军长，重新整理新四军的编制和驻地。

从此以后，具有统战性质且不服从指挥的新四军，才变成我们熟悉的铁打的新四军。

战争年代要用成绩说话，没有实打实的成绩，资历再深厚也没用。

而开创华北和华中，就是刘少奇成为领导核心的成绩，网友们不熟悉这段历史，无非是因为，刘少奇没有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已。

刘少奇确实没有亲自指挥作战，他也知道自己军事能力不高，所以他尽量让彭雪枫、黄克诚等将领发挥，自己只管全局战略。

而且他在整顿部队的时候，发现了粟裕的军事能力，亲手提拔粟裕为苏北指挥部的副指挥，仅次于老资格的陈毅。

可以说，粟裕大将的伯乐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将兵，却能将将。

04

说完“武”，我们再来说“文”的刘少奇。

1939年的时候，刘少奇在豫西特委党员训练班作报告，讲了党史和共产党员的问题，后来这份报告传回延安，张闻天让他整理一下，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做一次演讲。

刘少奇按照张闻天的要求整理成文，题目就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到马列学院演讲，引起师生的轰动。

伟大领袖评价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该尽快发表。

于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报纸上连载发表，新华书店也出了单行本，后来更是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一。

整风运动开始，刘少奇回到延安，除了在书记处做日常工作，还承担起理论方面的研究。

他写过一篇文章——《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

两条路线，一条是留苏的教条左倾路线，一条是本土的实事求是路线。

到底该怎么做呢？

刘少奇在文章里说：

“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伟大领袖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伟大领袖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伟大领袖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后来指导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思想，正是刘少奇总结提炼出来的，而且他还做了详细的阐述，让大家明白到底是什么思想，该如何指导工作和生活。

理论大家胡乔木都说，讲的非常精辟，是重要的理论成果。

有了刘少奇的总结提炼，全国党员就在精神思想方面，团结统一起来，再也不是曾经的那种分裂局面了。

以前在《任弼时才是隐藏的真大佬》里说，伟大领袖是无敌剑客，任弼时是默默付出的铸剑人，那么刘少奇就是锻造剑魂的人，属于大魔法师。

这就是文的刘少奇。

05

写到这里已经太长了，结尾简略一点吧。

关于毛刘的分歧，我们可以从两件事来看。

其一是1948年9月，他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的文章里说：

“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解放区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必要的，不能一棍子打死。”

要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国家帮助、需要教育、需要外国援助，也需要用合作社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和私人资本进行和平竞争。

其二是1949年4月在天津指导工作时说：

“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的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资本太匮乏，需要资本家来壮大资本。

其实这是事实，别说建国前了，哪怕是2022年的中国，还处于市场缺乏资本、需要继续壮大资本的环境。

刘少奇的理论，其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的决议也是这样的基调，而且当时的各级干部，也没想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做好长期国资并存的准备。

所以刘少奇的文章和讲话，合情合理合法。

但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太快，教员担心人民群众吃二茬苦，便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于是，一个准备长期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已经在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一个是面对现实，一个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冲突就不可避免。

他们之间的分歧，重点不是坊间传言的权力，而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关于这一点，王光美女士也承认。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美好理想是绝对正确的，现实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理想和坚持都有各自的道理，其实谈不上谁对谁错。

他们之间的分歧，我更愿意理解为时代的误会，从革命年代走来的新中国，大概率要交的一笔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