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片还得靠香港导演撑多久?

看完水门桥，确实有些话想和大家谈一谈。水门桥本身讲的就是一个悲壮，乃至压抑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三炸水门桥，参战部队尽了最大努力，终究美国人还是依靠强大的工业力撤走了。九兵团长津湖一战未收全功，这是历史的遗憾。

整个故事在这样的基调下，描写广大指战员的牺牲，表现了我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敌人的尸横遍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强调保家卫国这个主旋律，相比上一部，这一部由徐克主刀，故事显然流畅了许多。无论场面，故事，宣传的效果，应该说，确实是及格了。

当然，遗憾乃至缺点还是不少。靠香港导演救场，拍革命历史题材终究隔了一层，所以兄弟多，同志少，水门桥更多是合格的主旋律动作片。这也是不少人会把这部电影和能文能武李延年拿来对比的地方。《李延年》作为单元剧，其实不适合拿来和商业院线大片对比，当代流行的商业大片不是这个路数。但不能否认这部剧是继承发扬旧传统的新杰作。《李延年》考实，真切，反应时代的风貌，让人觉得先辈们真实又伟大，是革命军人而不是超人英雄。《水门桥》是很合格的商业大作，但在文戏上确实有不足，武戏上有夸张，这是香港动作片导演本身的局限性。

随着长津湖的破冰与成功，这类题材未来的市场是可以预期的，但由香港动作片导演来打这个开头炮，主导相对严肃的战争题材，也势必为日后此类题材创作的人物超人化，故事夸张化埋下了隐患。尤其是水门桥这个题材，还是对真实历史的再创造，艺术演绎的成分比较重。另一面，这部片子极度铺展渲染了战争的恐怖血腥，但要说他求真写实也不对，主要还是为了追求视觉刺激，更多是导演风格和动作片的惯性所致，实际上不适合较低年龄观众的观影。而作为一部春节档的主旋律电影，本应该是考虑到这个层面的。这些问题都有，但我们还是要承认，这就是国内现阶段，各方力量妥协之后，所能拿出最好的干粮了。

现在是很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经历了中国的高速成长，一系列国内外的激烈冲突，尤其是疫情以来的中外对比，人民群众对共和国，对先烈的朴素认同与爱国情怀、民族自信的不断增长，渴望文化市场满足这种需求。而疫情以来的特殊环境，又在不断推高我国的电影票房，现在已经是特殊形势下的世界第一票房市场了。相应的，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很丰富，本身极富传奇色彩，就像李延年的故事一样，按历史一模一样拍出来，比电影传奇多了。

但另一面，是我们文化宣传领域，拿不出足量又合格的作品来满足这个需求。明明市场需求旺盛，原材料充裕，但长期供应紧缺，这是不合理的。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近十年来，在革命历史题材商业大片，最有精气神的作品居然都来自徐克，先是智取威虎山，然后是水门桥。

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止徐克，这些年大部分主旋律大片，不管是口碑好的如《红海行动》，中等的《中国机长》，口碑不太理想的《攀登者》、《建军大业》等，大部分这类片子仍然是靠香港电影操刀。

徐克很敬业，也确实可靠，甚至比某些热衷埋雷的内地电影人立场还端正，但这种主旋律题材，内地居然无可用之兵，要一直靠老一代港导救场，实在应该得到正视。

就像大家知道的，中国的影视文化界，一直成分比较复杂，有少量自己培养的亲儿子，也有很大接收的成分。新中国对文艺界的改造，尤其是影视作品，当年批《武训传》那会儿就在强调了。现在看对《武训传》的批判有点求全责备，乃至过度发挥，但它的核心是在强调社会主义下的新导向，新价值观，干脆说就是一个新法统，也说明很早就出现了新瓶旧酒的矛盾。

过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电影界集中力量出了一些叫好又叫座的革命历史题材精品。但电影这种工业化的艺术形式，不能只靠少量精品弯道超车，就像样板戏是戏曲艺术的高峰，可也不能充分满足大众的需求。尤其是追求商业化的过程中，比较落后的中国要学外国，特别是西方，没什么奇怪的，有其必然性。我们面临一个相对窘迫的环境，改开前的老路线，改开后难以为继，而适应市场的过程中，又面临美国为代表西方优势文化的横扫全球，于是，长期找不到那个我。

长期以来，评价中国电影优秀与否的最高标准，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外国，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问题也不只是中国，可以算时代所限。习惯了以外国评价为导向，最终就会在国内市场已经开始发育的情况下，还出现《长城》这样不中不西，其实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东方主义电影。这当然有问题，但另一面，我们也要看到，国内的商业发育不良，是个更重要问题。很长时间里，大荧幕卖座的商业片，那是属于好莱坞和香港的，而不是国内作品，很多作品制造出来，不是奔着市场需求去的。

影视界的评价标准里，商业成分没有想得那么重，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从得奖的小艺术圈子，转到适应市场需求的大艺术圈子里去，不能很好适应中国国内电影市场这种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与需求变化。而影视圈的不少人，不但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反而试图靠资本运作，搞强买强卖，乃至票房诈骗，没有把重心放在生产上，把影视作品当金融工具，无疑又加重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影视产品生产，确实有问题。中国的不少电影人，是存在能力的问题，这比立场的问题还更严重。本身驾驭合格的商业电影，兼顾艺术的探索和商业的成功，掌握技术的前沿，这种工业化电影的能力，是过去西方的专长，也是我国过去所缺乏的。所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新生代才算翻了一个新篇章，但这样的新生代还很少，凤毛麟角。而过去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电影人，功成名就后故步自封，对观众的需求不重视，试图保持原来那种上对下的节奏，并在小圈子里彼此呼应，这种不适应乃至逆市场规律的行为，也造成了不少问题。

总的看，中国文化产业，堪用的主力由于长期的落后，加上圈子封闭，确实不多，有待于新生代的成长壮大。至于像战争片，如此复杂又多年生疏的电影类型，面对迫切的需求，如今赶鸭子上架，又要出效果，又要争盈利，求稳又求好，也只能拍动作片，甚至动作大片还要靠外援救场，本质上说，确实存在无人能担大任的困境。这种情形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中国电影国内市场在猛烈生长期一直存在的脱节断代情形，要靠时间和世代交替来弥补。普通电影是这样，更不用说爱国主义乃至革命历史题材这种有鲜明立场的题材，很多老将是惯性的回避，乃至存在立场的不同。

倒是近些年来，在票房不断创新高的同时，一个明显的现象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好片差片的市场反应越来越两级，观众的口味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尤其是过去不被看好的爱国主义题材，确实是出了一些精品，观众绝非单纯冲着热情埋单。从前，我们一说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人往下三路带，好像群众只喜欢这个，把艺术和群众追求分离开。现在的市场需求，明白的说，当代人民群众就是有相对高尚，正当的追求，他们反而指责其天真，暴戾，不服从自己的指挥棒。

说到底，有些人是试图把艺术局限于所谓士大夫之中，不承认人民群众的不断进步，有自己的思考与追求，已经打破了过去少数人对艺术也好，对意识形态也好的垄断。而这对我们的文化市场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实，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疫情以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止是物质层面也是精神层面的。水门桥是一部十分压抑的电影，能为当代人接受，除了对先烈的感怀，不少人也是以一种哀兵的心态影射到当代的对外斗争中去的。在对抗内外重压的坚持中，当代中国人已经完成了一种社会心态的转变，逐渐抛弃了对西方的畏惧仰视，这和新中国之初是一样的。这种变化是深远的。这种剧烈上升期的社会转变，正真切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代。这种变化，大家都要去适应。

包括像《长津湖》《水门桥》这样的作品，不完美，但它的不完美，恰恰在反应一个新时代的笨拙转型。未来的变化，绝不只是拍更多同类型题材，解锁更多过去的禁忌领域那么简单。最终要满足的是人民群众更加自信，更加进步的文化需求。这不是单纯的商业化的问题，旧的体系已经难以为继，各种条件正在逐步具备，所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来自各个领域，如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一样的大变革，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新旧文化的分界线。之前和之后的差异，也许就和东京奥运和北京冬奥的区别差不多。

内在的动力是如此强大，工业力最终会变成影响力，中国迟早能拍出产生文化输出的成熟商业大片，但问题的核心不在这里。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几十年前围绕《武训传》所发生的争论，徐克提供的产品很好了，但还很不够，量变最终要走向质变。这条路很长，但也可能走的很快，历史的转折，往往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从结束港导救场的尴尬，再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电影工业何时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叙事。相比高票房，什么时候能真正反应并满足这个时代风貌与需求，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呼唤，并值得期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