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希望…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在其新书《中国的选择》中提到，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的心理构想——美德假设。这种假设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美国人在世界上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美国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是这样回答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

2021年5月26日，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图｜新华社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这些说法还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他又提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会反对的说法：“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唯一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里为读者们分享斯蒂芬·沃尔特的这篇精彩短文。

作者 |斯蒂芬·沃尔特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出版，原标题为《“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原文有删减。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

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以及为什么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说出下面这番话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最近主要是来自米特·罗姆尼的抨击）。奥巴马说，虽然他信奉“美国例外论”，但觉得它与“希腊例外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式自吹自擂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

尽管美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诸如从高度的宗教虔诚到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政治的内在竞争性质。美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所谓非凡品质上，结果却看不到自己和其他人的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从而更难理解为何其他人没有那般热衷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常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震惊，并频繁地被美国的虚伪所激怒。

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遵守国际法、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奏效。

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美国真正的性格和贡献进行更现实和批判性的评估。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处讲解“美国例外论”的五大神话。

每当美国领导人提到美国的“独特”责任时，他们都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要求美国人承担独特的责任。

2021年9月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图｜新华社

然而，这种崇高的宣言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发表这番宣言的人实际上也是老调重弹。大多数大国都认为自己比对手优越，并相信当自己把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

英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法国殖民者则援引“文明使命”来为自己的殖民帝国辩护。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也不光彩，但它相信自己是在促进某种“文明使命”……

因此，当美国人宣称他们与众不同、不可或缺时，只不过是最近一次的老调重弹。在大国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美国例外论”的宣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品德高尚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培育自由、尊重人权、拥抱法治的国家。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当然也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好。

但愿如此。美国也许不像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国家那般残暴，但如果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就会推翻大部分关于美国道德优越感的说法。

2021年11月6日，警察在美国休斯敦NRG公园巡逻。

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扩张主义的国家之一。它最初由东部海岸的13个小殖民地组成，最后向北美洲扩张，并于1846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并将幸存者限制在贫困的保留地内。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将英国逐出太平洋西北地区，巩固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权。

从那以后，美国打了许多场战争，其中几场战争还是由它发起的，所以其战时行为很难给别国做一个克制的好榜样。

在1899—1902年美国对菲律宾的征服中，有20万— 40万菲律宾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毫不犹豫地发动空袭，造成大约30.5万德国平民和33万日本平民丧生，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遭到蓄意轰炸时死亡的。难怪指挥轰炸日本行动的柯蒂斯·勒梅将军告诉助手：“如果美国输了这场战争，我们会被当作战犯起诉。”

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投掷了600多万吨炸弹，其中包括大量凝固汽油弹和橙剂等致命的落叶剂。这场战争造成大约100万平民丧生，美国应对其中许多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近来，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战争造成大约3万尼加拉瓜人丧生，如按人口比例换算，相当于美国死亡了200万人。

在过去30年里，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造成25万穆斯林死亡（25万是保守估计数字，不包括20世纪90年代制裁伊拉克造成的死亡人数），其中包括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造成的10多万人的死亡。

2015年11月21日，伊拉克拉马迪郊区，美军主导的空袭后升起浓烟。

目前，美国的无人机和特种部队正在至少5个国家追捕恐怖分子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数量不详的无辜平民的死亡。为了让美国人更加富裕和安全，其中一些行动可能是必要的。如果某些国家对我们这样做，美国人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其行为毫无辩护余地，然而，几乎没有美国政治家质疑美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决策。相反，美国人仍然满腹疑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美国在人权和国际法方面讲得很好，但拒绝签署大部分人权条约；它没有站在国际刑事法院一方，而是一直非常愿意奉承独裁者——还记得我们的朋友胡斯尼·穆巴拉克吗？他的人权记录糟透了。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加上小布什政府非常依赖使用水刑、非常规引渡和预防性拘留，应该会动摇“美国一直以高尚的方式行事”的信念。奥巴马决定保留上述许多政策，表明它们并非反常的权宜之计。

美国没有通过海外征服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由美国政府支配大权，它肯定会做得更糟糕。历史记录已清楚地表明，美国领导人做了他们认为在面对外部危险时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在过程中很少关注道德原则。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人倾向于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直接归因于开国元勋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个人自由被优先考虑、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今天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正是源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2013年3月22日，新加入美国籍的公民在纽约市联邦大厅参加入籍仪式。图｜新华社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客观因素：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寻找经济机会并非偶然，“大熔炉”式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一拨拨“新美国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的科技成就完全值得称赞，这部分归功于美国政治秩序的开放性和生命力。

然而，美国的昔日成功不仅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归功于运气。这个诞生较晚的国家确实很幸运：它坐拥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通航的河流，幸运地建立在远离其他强国之处，当地社会不那么发达，原住民对欧洲的疾病非常敏感。

更幸运的是，在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美国可充分投身于美洲大陆扩张；当其他列强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这番对于美国崛起的描述并没有否认美国自身的努力，但也应承认，美国目前的地位若归因于任何独特的优势或“命中注定”，那也等同归因于好运气。

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的良性发展归功于自己。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美国在促进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

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乃是“未来世界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核心。

美国《外交政策》高级通讯员迈克尔·赫什在著作《与我们自己作战》中更进一步写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是“世界在许许多多个世纪——乃至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礼物”。

一些学术著作也强调了美国对传播民主和促进自由世界秩序的贡献，比如托尼·史密斯的《美国的使命》和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利维坦》。

再看看美国领导人对自身的高度褒扬，大多数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事务中压倒性的积极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6年6月3日，一架美军战斗机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起飞。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确实做出了贡献，比如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和管理，对民主和人权核心原则的声援，以及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维持总体稳定的军事存在，这些虽然无法足够准确地支撑这一观点，但也提供了相应的论据。

然而，将所有好事都归功于美国，这极其过分地夸大了美国的贡献。

普及一下，虽然观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美国在击败纳粹德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结论，但其实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东欧，苏联才是击溃希特勒军队的主力。

同样地，尽管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欧洲人至少值得同等的赞誉，是他们重建了自身的经济，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联盟，走出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国家之间的激烈较量。

美国人还倾向于认为他们是靠自己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种观点无视了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贡献，正是他们引发了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除此之外，正如戈弗雷·霍奇森近来在他富有同情心但又清醒的著作《美国例外论的神话》中指出的，自由理想的传播是一种根植于启蒙运动的全球现象，欧洲哲学家和政治领袖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样，在废除奴隶制和长期努力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比美国的功劳更大，美国在这两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今天，美国也无法在同性恋权利、刑事司法或经济平等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是欧洲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任何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忠实描述都必须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走下坡路。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制造者，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主因。

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长期斗争中，美国站到了错误的一边；当短期战略利益占了上风时，美国还支持了许多令人讨厌的独裁政权，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美国人或许对自己在缔造和保卫以色列以及打击全球反犹太主义方面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但美国“一边倒”的政策也延长了巴勒斯坦人的无国籍状态，使其长期被以色列野蛮侵占。

总之，美国对全球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独揽了太多功劳。对于自身政策起到反作用的领域，美国受到的指责太少。美国人如果对自身的弱点视而不见，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一些后果。还记得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以为美军将在巴格达受到鲜花和游行人群的欢迎吗？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大多是火箭推进式榴弹和简易爆炸装置。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相信自己肩负着领导世界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

罗纳德·里根曾告诉公众，是“某种神圣的计划”缔造出美国的，并且他引用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话说：“上帝将苦难的人类的命运交到美国手中。” 2004年，小布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受到星辰之外的召唤来捍卫自由。”奥托·冯·俾斯麦则是话糙理不糙，他的俏皮话“上帝特别眷顾傻瓜、醉汉和美国”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对任何国家来说，信心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自认为享有天命，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被流氓、无赖或无能之辈引入歧途时，它在现实中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古代的雅典、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日本帝国以及无数其他国家都曾经抵挡不住这种狂妄，而且几乎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很难对挫折、荒唐和愚蠢的错误免疫。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不妨稍加思考，十年来不明智的减税，两场代价高昂又不成功的战争，再加上一场主要由贪婪和腐败引发的金融崩溃，这些如何毁掉了美国在20世纪末享有的特权地位。

美国人与其假设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倒不如听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告诫，即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是否与上帝同在”。

今天美国人面临着诸多挑战，从旷日持久的失业到结束两场致命战争的负担，他们发现自己的例外主义的观念十分安抚人心，这毫不奇怪——美国抱负远大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越发热情高涨地宣扬了这一观念。这种爱国主义观念确实有其好处，但也会让美国对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根本误解，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自己的特质，但它依然是一个包含在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国家。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裕，也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这些优势赋予美国更广泛的选择，但并不能确保其选择都是对的。美国也远非一个行为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的独特国家，它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追求自身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寻求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并在纯粹理想主义的追求上少花点钱、少牺牲些生命。

然而，就像往昔的强国一样，它已经说服了自己，它与众不同，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

国际政治需要互相接触，为了安全与繁荣，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在其政治原则上有所妥协。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确实凸显了国家的美德，粉饰了不光彩的阴暗面。如果美国人想真正做到与众不同，他们可能需要用一种更加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