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的拳头，宋江的道统 ——论社会秩序的存在基础！

作者：李不太白
来源公众号：李不太白

一、

水泊梁山这家企业，长久以来都没有什么价值观。

起初，梁山只是个小微企业。创始人王伦虽然也拿到过一轮柴进大官人的天使投资，但终因自身胸怀与能力所限，让梁山公司在“拦路剪径”这一红海市场始终看不到什么前景。

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王伦没有想法。王伦拉上几个弟兄上山创业，总还是有他自己的理念的。

王伦的理念有着浓厚的小农意识，叫做“小富即安”。

后来上山来的晁盖团队就不一样了。

晁盖本人就是“剪径”业界响当当的强人，豪爽勇猛，胸怀也大。他率领着吴用、阮氏兄弟、公孙胜等得力班底，携带着生辰纲巨额资本试图入股王伦，一起壮大梁山。在遭到王伦拒绝后，晁盖就用实际行动告诉王伦什么叫作强势资本，什么又叫做专业剪径。晁盖团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鼓动起梁山小股东林冲的反水，内外联合将王伦踢出了局，以压倒性优势轻松控股了梁山。

晁盖将梁山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人强马壮，粮草丰足，虽然不曾向外扩张，但品牌影响力在业界也是响当当的。

晁盖的事业理念也远非王伦之辈所能及，气壮胆肥，非常吸引人，叫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秤金分银”。

然而，无论是王伦“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还是晁天王“大块吃肉”的豪爽气概，它们都不能叫价值观。

因为在它们背后都还缺乏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做思想体系。

二、

宋江最终也上了梁山，成了晁盖一起拦路剪径的创业合伙人。

他们貌似一路人，其实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类人。

晁盖用以率领梁山好汉的，除了他在时间顺序上先成山寨大哥的优势之外，主要是他的豪爽气概与勇猛武力。然而梁山众人既然都身为绿林好汉，气概与武力谁个没有？要论这两样本事，恐怕武松、鲁智深都犹在晁盖之上。

宋江的气概与武力远不及晁盖，甚至连一般角色如阮小二、张顺之类都要超过宋江不少。

但为何早在刚上梁山之初，宋江的实际影响力就已远大于早已身为梁山寨主的晁盖了呢？

为何一开始围绕在宋江身边的、心甘情愿服膺宋江的绿林好汉，也远多于晁盖手下兄弟呢？

要知道，那时宋江还是个刚刚被众兄弟从法场劫回来的死囚。大伙回到梁山上后，一共40位头领，除了晁、宋、吴、公孙胜坐定前四把交椅之外，其他人都依宋江之意暂时不分排名先后坐下，晁盖手下先前旧头领人数仅有9人，坐在左边一排；右边一排为宋江带上山来的头领，多达27人，是前者的整整三倍。

一位是堂堂水泊梁山之主，一个是法场逃出的死囚，后者的江湖地位却是前者三倍之多（可能还远远不止），凭什么啊？

实际上，早在众人劫了法场、救出宋江不久，那时发号施令的就已经是宋江而非晁盖了。当时书中写得十分明白：

获救后的宋江想要返回城去找黄文炳报仇雪恨，晁盖不愿意，认为城里兵多、且已有防备，不如先回梁山聚集好军师和人马后再来报仇不迟。但宋江直接告诉晁盖“不要痴想”（注意这语气，简直是领导训示下级啊），说回去再来打根本行不通，这时一旁的宋江死党花荣马上附和说“哥哥见得是”，宋江也没管晁盖同意不同意，当即就自说自话地安排起具体行动计划来了。然后就没晁盖什么事了。直到宋江将众人“分拨已定”、几拨队伍依次摸进城去杀人放火、诛灭黄文炳全家四五十口，乃至大仇得报后退出城外、“分作五起进程”回梁山，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行动、这么整体的安排，晁盖在书中却自始至终没出现过一次。他隐身了，完全被晾在了一边。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晁盖可是梁山一寨之主啊！而你宋江不过是个刚刚被大伙拼了命才救出来的刺配死囚。

晁、宋两人的江湖隐性地位之所以跟显性现实反差如此之大，是因为晁盖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介勇夫的地方大哥，而宋江却是仁义普施、泽被江湖、声名远播、折服鲁冀等省绿林好汉的“及时雨”。

“及时雨”者，意为天上的甘霖总能在人间干旱饥渴时普降而来，也就是江湖上受苦受难兄弟们的“大救星”之意。

就是说，晁盖呢，他只懂得打打杀杀；宋江呢，他的仁义普惠八方，身上有着传统社会最为看重的核心价值——仁义忠孝。

支撑仁义忠孝的，是儒家道统的思想体系。

看出什么历史趋势来了吗？对，指挥刀枪的不能是刀枪本身（晁盖），而必须是武装起来的核心思想（宋江）。

三、

晁盖有硬核的拳头，宋江却有硬核的思想体系。

这是天壤之别的两种领导境界。

以刀枪本身来指挥刀枪，那这个社会就没谱了。它没有一种用于确立人心秩序的准绳、原则、法度与归依，比得是谁的枪多，谁的兵广，谁的拳头硬，谁更狠，往往以个人武力强弱论老大。

这种情形，体现在江湖，它就是黑社会；体现在朝廷，它就是军政府。它们带来的一定都是混战不休与社会动荡。前者如杜琪峰的《龙城岁月》、《以和为贵》系列电影里的直白描绘，后者如昔日蒙古草原上的札木合与成吉思汗、如今非洲草原上的很多国家。

《水浒传》里，除了宋江执掌的梁山之外，其他所有山头基本都是这种情形，例如早期梁山、桃花山、二龙山、芒砀山、快活林，等等。

早期的梁山寨主是王伦，但实力强大的晁盖七兄弟上山后不久就干掉了他，并取而代之；二龙山上的老大本是邓龙，但拳头更硬的鲁智深、杨志杀上山去，就夺过来据为己有了；桃花山寨主周通，打劫时输给了李忠，也就把寨主之位让出去了；快活林背后虽是官家撑腰分成，面上却也是看谁的拳头更硬，蒋门神打跑了施恩，武松又打趴了蒋门神，酒店老板于是不断换主……总而言之，在这些山头地盘（江山）上，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靠得都是拳头硬。

唯有宋江，他不是靠拳头坐上山头第一把交椅的。

宋江用以统领绿林好汉的、吸收其它各地大小山头自愿归附的东西不是他手中的拳头，而是他长期身上亮闪闪着的、代表着传统帝国社会道统价值的仁义忠孝精神（尽管宋江在实际行事时远比晁盖要心狠手辣的多得多）。

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些缺乏明确思想体系引导帝国社会的时期——三国、南北朝、中唐、五代十国，这些时期与《水浒传》里的情形别无二致：不断有强人出来比试谁的拳头大、谁的拳头硬，于是引发一次次的混战，你来我往地争着做老大，杀掠，夺权，政变，无休无止。

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强人出来比试拳头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而那期间正是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大潮的冲击之下、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大崩溃的尾声阶段。

相反，中国历史上那些凡是有着明确思想体系引导的时期——周朝、汉朝、宋朝、明朝、清朝，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军事强人想要跳出来挥舞拳头、动刀动枪地抢做老大的位置。

但大唐帝国如此强盛，为什么却不在上述归类之列呢？因为自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儒学大一统思想在东汉末崩溃之后，中间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新的思想体系一直没有在旧思想崩溃的废墟上清晰孕育出来。

主导大唐帝国的思想体系是混乱的，有李唐皇室尊奉为祖先的道家，有玄奘大师赋能过的佛家，也有残存的儒家，却没有一家能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李渊、李世民父子两代军事强人才会出来靠拳头夺取了建政不久的隋朝，中唐时期才会有军事强人发动“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藩镇割据”。

以刀枪本身指挥刀枪，山头即使扩张的再大，往往也是速生速死，难有稳定的社会人心秩序，例如成吉思汗。

以硬核思想体系驯服刀枪，往往同时也能够在社会中实现思想大一统，并且这样的社会也能比较长久地稳定运行。

宋江用以驯服刀枪的思想体系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但这并有什么关系，只要那个思想体系一直住在宋江心里、萦绕在宋江脑海里、潜伏在宋江梦里、落实在具体行动里，它就能够成为宋江凝聚江湖人心、号召绿林群雄、指明梁山企业前进方向的一面大旗。

所以你看王伦、晁盖治下的水泊梁山公司，它啥时候竖过什么旗帜吗？你没看过吧？是的，只有宋江领导下的梁山才高高竖起了一面大旗：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四字，就是价值观了。

这四个字非比寻常，不仅仅要说明白“道”到底是什么，连“替、天、行”三个字也必须逐字逐字地说明清楚。

因为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极为重要。

四、

小说《水浒传》写于明朝，描绘的故事则发生在宋朝。

两宋暗弱无能，本无值得赞叹的历史，然而两宋在中国历史上却至关重要、无可替代，重要程度甚至可以说是高于大唐——因为大唐在思想层面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内容。

正是在两宋时期，影响中国至为深远的“程朱理学”孕育了，诞生了，成长了，直至发展完备，成熟定型。

“程朱理学”的核心人物是北宋程颐、程颢兄弟与南宋朱熹。二程两兄弟在周敦颐、张载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初步的哲学框架。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完善了框架，丰满了骨肉。

“天”，在程朱理学中，是宇宙万物一切存在的源头，是发育生长万物的能量所在。

“道”，是“天”的本性，所以也叫“天道”。

那么“天道”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朱熹的说法，“天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

啥意思？也就说，天理，就是理所应当的那个……理。

嗯，好像朱熹也没说得特别明白。

为此，我认真拜读了几位名家专著，然后觉得大多解释得也不甚通俗明了，大概学术理论本身也没办法做到通俗吧。

如思光老先生说：“所谓‘理’，指超时空决定之形式及规律，固为形而上者”；

如杨立华教授认为：“朱子的‘太极’和‘天理’就是天地‘生生’的‘必然’和‘应然’……天理是‘所当然’的具体化”。

他们说得都很对，可是在一般人看来好像还是不太容易弄明白。

对此，我自己粗浅的理解是这样的：天地之心之极（太极）的超经验的实有存在叫做“理”，也即“天理”，它对应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大约类似于西方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是一种万物精神升华的终极道德归依，其最高天理是发育万物生生不息的“生生之理”。

算了，如果你觉得这么说太烧脑的话，总而言之把它马马虎虎地通俗理解成“满满正能量的道德”也就是了。

“天道”，也就是天的根本之道，就是指上述这样一种客观实有存在。

“行”，就是落实“天理”、使得“天理”在天地人间充沛流行的那些行动与实践。

为什么还要一个“行”呢？难道如果不“行”，“天理”就不能流行充满于天地人间吗？是的。

因为“天理”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单独显现的，它必须承载在形而下的有形之物上才能体现出来……这么解释，听着是不是又有点晕？那我打个比方说“善良”，善良它怎么体现呢？它必须附着在某种行为上才能体现出来，这就好比数据必须附着在硬盘、Ｕ盘上才能体现一样。

那么，“天理”是通过什么形而下的附着物体现出来呢？

“理”它就自己生出一个附着物来，这个东西就叫做“气”，它是有形的，“理”就承载在其中。

于是天地之间充斥着的形而下的“气”，而“理”就在“气”中。“理”和“气”是须臾不离的，就好比数据离不开硬盘，精神与肉体不能分开一样。

但麻烦的是，这个“气”呢，它却是浑浊不清的，善恶在其中难解难分。它在禀赋上类似于弗洛伊德说的“本我”，它在人的身上所对应的是“心”，程朱理学说“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气的清浊，人心的善恶，它们都是难测的、不确定的、流动的、随时变化的。

而且，根据程朱理学的说法，“理弱，气强”，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动物性的本我、邪恶之欲总是旺盛的，而天理却是处于弱势存在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这就特别需要去“行”，只有通过不断地“行”，使“理”在“气”中显现出来，流沛在天地之间，这样才能使得恶隐退、善彰扬，才能让人间得以走上正道。要不然怎么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呢？

正道，那是要通过时时刻刻不断奋力去“行”才能够实现的。

“时时刻刻”这个状语很重要，它刻画了一种紧张状态。因为一个人心念上只要稍有倏忽，盛气就会凌人，邪欲就会压过天理——这就是为什么儒家要强调说君子要“慎其独也”，又说要“思无邪”。

慎独，思无邪，便是无时无刻都不得不防止“浊气”上升、淹没“天理”之故（所以反腐要常抓不懈、片刻不能放松呀）。

相反，如果你不去“行”，那就麻烦大了。因为“气强，理弱”，处于弱势地位的“理”是被“气”压制在其内的，因此它是无法自己出头的，那样的话，体现在天地、人心、社会之中必然就是天理不彰，邪气盛行，人心昏暗，贤者隐退，小人当道，世道败坏，总而言之它的情形是特别的糟糕。

所以儒家士人就必须积极入世，去“行”，去改造社会，去主持公道，让天理之道在人间显现出来，除恶镇邪，让天下从邪气盛行的“无道”之地变成正气流沛的“有道”之世。

为什么是“替”？就是说“天”是有意志的，但“天”自己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志实施出来，“天”的这个意志必须经由它在人间的代表去体现。

“替天行道”四字所反映的，正是程朱理学构建起来的这样一整套完整的、逻辑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

当然了，“程朱理学”的宏大体系不是一篇文章几段话就能够全部说明的，而且就算全部说了，普罗大众也不易听得进去。

不过不要紧，宋江可以将它们换成浅显一些的话去向梁山上的兄弟们宣扬：“替天行道”就是除恶扬善、除暴安良、救厄济困，等等。

这么说虽然不是那么严谨，不是那么全面，但是它通俗易懂啊，江湖兄弟拥护就行！这就好比说众生当然不易听懂玄奘法师宣讲的大乘佛教《瑜伽师地论》，但说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那信徒们就大概晓得了。

五、

回顾五百里来的人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来自于现实的不断进化，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则大体来自两种：拳头，或价值观。

什么叫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便是构成这个社会的秩序基础不再是拳头，不再以暴力仲裁结果，或者至少这个社会已逐渐从“拳头”向着某种“价值观”开始过渡、转化——直至拳头暴力基本被价值观驯服，一种有温度的价值观基本主导整个社会人心。

《水浒传》里，当梁山的领导权从晁盖手中过渡到宋江，就意味着梁山秩序的基础逐渐开始从“拳头”向“价值观”过渡与转化。

此后，梁山好汉们依然一路打打杀杀，但目的性却显然跟之前打家劫舍不可同日而语了，开始有了明确的价值观倾向及相应的政治诉求。这时期的梁山英雄们下山征伐的性质，跟晚清曾国藩的湘军并无太大的根本性区别。

中国历史上那些所谓从“乱世”到“治世”，实际上都是将社会秩序的基础从“拳头”转化为“价值观”的过程。

但是，使拳头的晁盖中了毒箭，奉行“替天行道”价值观的宋江最后也不得不饮下毒酒，《水浒传》到底说了什么？

《水浒传》其实首先是一本讲述“拳头”终将被“价值观”驯服的书，更是一本论述“程朱理学”价值观在实践中如何大溃败的书。

晁盖固然没有价值观，他带领兄弟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称金分银，是畅快释放“人欲”的路线，但人欲路线的晁盖最后也死于人欲——他被人欲情绪控制了。

宋江的存在与一次次主动上前“代劳”，不断给晁盖带来权力的压力：每当晁盖要有较大的行动时，宋江总是连忙说什么“哥哥是一寨之主，如何可以妄动？小弟情愿代哥哥走一遭”，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宋江作为小弟知礼懂“悌”，但次次如此，给晁盖带来的就是莫名的烦躁与郁闷。最后，当宋江再次率领大队人马下山，打下了祝家庄大胜归来后，晁盖终于无法忍受，于是就带上阮小二等旧部去打曾头市，结果心急气燥中了对手的埋伏，中计又中毒箭，最终郁闷而亡。

这显然是充斥身心的“人欲”路线败给了“仁义忠孝”的天理路线，是说“本我”的拳头终将被“超我”的价值观替代。

宋江为什么名字叫宋公明呢？因为周敦颐的《通书》中有一章叫《公明》：“公则明”，他说人只要不公，就必然不明。

人为什么会不公呢？因为逾越本分的“人欲”多了，所以“失其至公”。

然而，奉行“仁义忠孝”公明路线的宋江，也没落下好结果，带领大宋一众江湖英雄好汉一步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飞灰烟灭的凄凉不归路。

宋江一腔热血实践“宋明理学”价值观的结果，在伪君子的宫廷权谋、真小人的利益至上、裙带关系交错的黑暗官场面前走投无路，只有大溃败。

《水浒传》写的是发生在宋代的社会昏暗故事，作者施耐庵生活于元末明初，但是他书中的故事后来却被大明王朝空谈心性儒学而实际虚伪腐败、致朝政糜烂的情形所证实。

这是一种价值观思想体系既实现了大一统、又密不透风地长期控制社会人心之后带来的必然反噬。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六、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任何价值观本身都首先是“来自于某种对现实社会经验的深刻反思与假设”（只是李不太白个人给出的定义哈）。

比如孔子，他在春秋社会现实经验里，观察到诸侯混战是来自于社会秩序的“礼崩乐坏”，他经过长期深刻反思，于是就得出了“克己、复礼”可以使得“天下归仁矣”的思想假设，从而推出了儒家以“仁”救世的价值观。

再比如说“五四运动”诸君，他们基于百年社会经验，观察到近代中国器物、制度、民智所以全面落后于西方，认为是在于文化落后，于是他们得出了“打倒孔家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可以救中国的假设，虽然他们仓促之间没机会因此创造出一种价值观思想体系，但背后逻辑也可见一斑。

程朱理学规定的“天理”，究竟是不是宇宙的本质呢？这也是基于现实社会经验深刻反思后的“假设”。

但对于实际社会的客观发展来说，任何一种社会科学价值观的主观假设都不可能不存在漏洞。

原因很简单，想象中的假设乃是基于已有现实经验的，由于无法看见未来的发展，它对于远方的展望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浪漫的诗化倾向，而脚下的现实却是在永恒变化着的，论证再严密的价值观也终有一天在客观社会中跟不上实

比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崇尚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需求与价格、建立一种自发的社会经济秩序，国家只需保障基本的和平、法律执行与最低限度的公共事务，而无须干涉一般经济事务；凯恩斯主义则相反，他从需求与就业的关系出发，为了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以国家的公共投资拉动内需。

孰是孰非呢？

从我们今天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各有合理性的优长，也各有漏洞。

我是不太懂经济学，但是我只须从历史的角度看看，也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于1767年，那是个什么时期呢？正是早期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发展时期。彼时，新兴资产阶级旺盛的市场创造力、政治权利诉求、个人财富当然都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所以市场自由主义当然会受到热烈追捧。

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那又是个什么时期呢？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早期。彼时，1929年-1933年席卷了几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危机，不仅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也动摇了社会关系，摧毁了执政当局，直接孕育了世界战争，这种情况下，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当然会大受欢迎了……始于1933年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待到二战后，战争废墟上的欧洲百废待兴，这时要让政府不积极干预市场以促进经济发展那才是有鬼了！凯恩斯为啥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那正是欧洲经济思想的久旱逢甘露的必然，是时势造英雄的必然。

以大历史观看，即使我这样不懂经济学的人也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他们思想的立论基础无不来自于对现实经验的深刻反思，他们对未来经济的主张又都是基于这种反思的一种假设——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现实中都看到了，他们中任何一人的主张都有明显漏洞。

正因为如此，单一地、偏执地、长期地在现实社会中执行亚当斯密或凯恩斯中的任何一家思想体系，都不可能不出现弊病沉疴。

从自然科学来说，虽然我根据燃放爆竹鞭炮的现实经验，能假设出一种极大号的爆竹有一天可以飞上日月星辰，但实际着落火星的飞船却不是春节里点燃的冲天炮。

宇宙飞船本身只消一个漏洞存在，就有可能在空中爆炸解体。

同样，社会科学里一种价值观本身一定不可避免存在着的某些漏洞，其长期运行下来积累的冗余，也可以使得社会机器的速度越来越慢，直至有一天突然死机。

五百来，对中国现实社会影响最大的价值观，莫过于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怎么发展来的？是帝国有识的社会精英为了对抗佛教在中原社会全面兴盛、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研究出来的。

西汉覆亡之后，到了东汉中后期，董仲舒“天人感应”的伪儒学理论遭遇了严重挑战，因为世道的天灾与人祸现状实在太过残酷，任凭帝王大臣们如何努力、如何谢罪，“天意”就是不理不睬，“感应”屡屡失灵之下，董氏伪儒学于是破产，结果造成了在随后的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南北朝的数百年大动乱期间，连正统的孔孟儒学也沉沦不振。

到了大唐时期，李氏皇室不但拜认道家老子（李耳）为其先祖，且又信佛，于是儒学又长期徘徊于道、佛的阴影之下，但儒学终因其与中央帝国相辅相成的内在生命力而逐渐复兴，并在两宋时期开始迎来全面繁荣，被称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也终于跳脱出董仲舒伪儒学的羁绊，一直盛行到晚清。

在晚清，宋明理学由于冗余太多，面对新文明的程序冲荡，终因承载不了而崩溃。

但漏洞，其实早就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