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盲目提升第三产业占比！

服务业已经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今年新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将“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方向，指出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533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7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6%（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129.4亿元人民币，占比高达78.8%，金额同比增长46.8%。

实际上，在一系列开放举措带动下，我国服务业已经多年成为外资增长的“主引擎”。“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年均增长4.4%，占比从2015年的69.8%提高至2020年的78.5%，助力我国2020年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服务业吸收外资增加，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求，也为稳外资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服务业不只在吸收外资方面贡献重大。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自2004年首次开展全国经济普查的十五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市场主体大量涌现，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持续上升，结构明显优化，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力量。

从占GDP比重的角度看，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9年则达到53.9%。服务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及经济增长主动力。

也许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已经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仍旧只是围绕人们生活的、依赖面对面的、低端的、边缘的产业，殊不知它已悄然崛起、不断丰富。

现代意义下的第三产业，不只是餐饮业、小商业和生活服务等传统产业，还包含信息、现代物流、金融、咨询、研究设计和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如欧美国家的汽车行业中，80%的利润来自服务过程，包括设计、广告、信贷、经销、维修、保养等，而制造过程只获得了20%的利润。

伴随共享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也迈入了新阶段，成为一股升腾的中国力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了几乎所有的行业，餐饮、娱乐、旅游、航空等传统服务业首当其冲，“阵亡”企业名单不断拉长。但是在线教育、餐饮外卖、远程办公和零售电商等新兴服务业逆势增长，在疫情催化之下深度普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传统服务业恢复、新服务不断涌现，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稳步推进。朱民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根本的最大的事，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占GDP的比重会逐渐下降，服务业会超过工业，然后继续不断往前走，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结构调整。”

为什么总在说要提高三产占比？

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

三产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70%，甚至超过80%似乎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标配”——2019年，日本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超过70%，美国第三产业占比甚至高达81%。

美国四大优势产业包括以华尔街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以硅谷为核心高科技产业，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产业以及美国的航空航天军工产业。这四大产业中，除了航空航天以制造业为主外，其余三大产业皆为服务业。

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工业超级强国德国，第三产业占比也超7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必然会追求“更轻松、但更赚钱”的行业。对这些发达国家来说，他们人均收入高，传统的制造业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因而需要利润更高、劳动更轻松的少部分高端制造业，以及大量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来聚集资本和人力。

相信很多读者也深有体会，以前家中祖辈是在农村从事农业劳作，到了父辈则是在城镇从事工业生产。而到了自己这一代，则多是在大中城市办公室做白领。相比起祖辈和父辈，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薪水都得到了明显提升，而这，就是典型的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演进。

当工业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多的投入只会变成过剩产能。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只需要更少的工人参与，就能生产和以前同等甚至更多数量的产品。

政府通过支持第三产业，提高人民的需求，可以促进工业出现新的增长点。这种需求在过去，体现在数量上，而现在，则体现在质量上。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在吸纳就业方面，第三产业优势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大部分第三产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其次，大部分第三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低，在吸纳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转移劳动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第三，第三产业轻资产重模式，具有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适宜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占23.6%、28.7%、47.7%。

随着我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对服务形式的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消费热点从工业时代的物质产品需求更多地转向高技术含量、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和高管理水平的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随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各类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也应运而生。

另外，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第一、二产业产值达到一定程度，却不发展第三产业，或国内现有第三产业水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消费者又必然需要消费这些服务，那么这些消费者就会去国外第三产业发达的经济体消费，为国外经济发展做贡献，如我国出现的“出国旅游热”、“出国购物热”和“留学热”现象。

最常见的，假如国内的旅游没那么多坑人的地方的话，也不至于很多人就想出国旅游了。

因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言，的确很有必要。

谁能从大力提升三产占比中受益？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了我国非农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且在各地区发挥着经济中心的作用，因而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效率基本上决定了我国经济的效率。

城市产业结构作为城市经济投入产出的资源转化器，其调整方向和组合类型决定了城市的总体经济效率。从长期来看，调整产业结构的确是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

通常来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服务业比重会逐渐上升，而制造业比重会逐步下降，因为从事标准化生产的成熟制造业从大城市中获得的集聚效应较小，却要支付高地租和高工资，于是它们将向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转移。

如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起步较早，其同等规模的城市产业结构质量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影响下，中西部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优化内部产业结构等方式，也加快了城市产业结构变迁。

目前，第三产业份额不断上升成为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趋势。然而，此类产业结构变迁是否能带来地区经济效率提升效应，尚无确定答案。

理论上而言，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一致的，因为长期内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新兴产业不断出现，落后产业逐渐被淘汰，资源从低效率产业流向高效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理论上必然促进地区经济效率提升。

但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着技术进步，各种投入要素也不一定能在产业间充分流动以实现要素结构转换。

此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二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而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多数决策更偏向产业结构中某一维度的优化。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种重要表现。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两种途径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促进效应。

其一， 发展高端服务业可以促进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端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型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其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领先。

其二，服务业会带动其它产业生产率提高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即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技术溢出和外部性特征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之间的聚合质量，城市市辖区范围内，主要反映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协调程度、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程度。

产业结构变迁可以通过市场配置与政府引导两种方式来完成。如果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市资源禀赋结构、市场需求结构相协调，则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变迁，会与基于市场需求和技术积累内生的产业结构变迁方向一致。

在外生技术进步和政府主导产业依次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均存在产出效率差异。因而，劳动等投入要素将从边际产出率低的行业，流向边际产出率高的行业。随着要素转移到高效率或高效率增长产业时，资源再配置效率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总体经济效率提升的核心原因。

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促进效应，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城市资源条件、工业化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及市场需求结构等，产城关系的不匹配将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产生阻滞效应。

盲目追求三产占比提升不可取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合起来占GDP的比重只占约30%，在美国这比例甚至不到20%，然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并未完全放弃制造业。

这些发达国家只是将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其掌握着品牌、设计、标准、专利、营销等等，而只是将整个手机产业链上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国家而已。苹果手机虽不直接在美国大量制造，但如何制造，在哪里制造，制造的质量控制以及相关因素，都由美国企业掌控。

强大的实体经济和高端制造业是促进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服务经济的支撑，只有拥有强大的基础制造业，我国的服务业才有发展的根基。切不可将提高三产占比作为目标，而应增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引导下，地方政府竞相出台“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行政资源配置，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然而部分城市盲目追求三产占比提升，导致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不相匹配，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较大。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更加依赖于本地市场，大城市集聚了生产性服务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由于后向关联产生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所以大城市发展高端服务业，有利于改善结构的不平衡。

对于高效率的服务业，如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依赖于高素质人才，会受到人才归类效应的影响。而高素质人才往往积聚在核心城市，此类服务业如果偏离核心城市，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吸引知识密集型的人力资本要素。

因而，中小城市往往缺乏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外部基础条件，服务业占比过高可能导致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平衡，资源和要素过度集中于低效率的服务业，资源配置扭曲，反而会降低中小城市的经济效率。

一个典型事实是，我国城市市辖区三次产业占总体国民经济比重由2003年的4.5%、51.6%和43.9%转变为2015年的2.9%、43.8%和53. 3%，也即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

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相互依存，城市产业结构应与城市功能相匹配，因此，对于发展水平、规模各异的城市，其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也应有所区别。

欠发达地区应有序推动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扩大作为地区增长中心的地级城市规模，积极从发达城市承接制造业，吸收滞留在低端服务业的额外劳动力，增强制造业与生产形服务业的关联效应。

通过选择与城市资源禀赋特征、市场需求结构及城市化阶段相匹配的产业发展次序，中小城市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推进制造业集聚和特色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才能吸引高效率服务业的集聚，避免过度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导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国家中心城市，应着力提升“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培育对生产性服务有更多需求的高附加值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并通过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中小城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群或都市圈内产业间的关联度及互补性，形成城市间产业发展的合理梯度与协作网络，最终构建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共生、效率导向的城市现代产业体系。

参考资料：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5/25/content_5611278.htm

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11/20/content_5453869.htm

汉哲管理咨询：《服务业：中国经济升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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