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当代中国人“爱生”“敢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会议作出重磅部署。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幼儿园总园大班的孩子身着“小博士服”奔跑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涉及人口问题的提案议案和讨论尤其多：建议将结婚年龄降到十八周岁；建议夫妻双方合休产假，男性至少要休42天；建议增设国民育儿基金，以制度性措施减轻新生儿养育负担；建议尽快全国范围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生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人多力量大”，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晚、稀、少”（男25岁、女23岁后结婚，两胎隔4年，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到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再到两轮放开二孩政策，中国生育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中国人的生育观也随之改变。

如今，社交平台上常看到有“年轻人为何不喜欢生孩子”的讨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要避免“大国空巢”，中国该如何解题？

文|张静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ID：lwdflwdf），原文首发于2021年4月6日，原标题为《怎样让当代中国人“爱生”“敢生”？》，本文首发于《瞭望东方周刊》总第826期，原标题为《释放潜能》。

“80后”赵一宁的儿子最近刚上幼儿园，好不容易熬过了3岁，父母又开始催生二胎。生活在北京，想想育儿成本，赵一宁夫妇的人生计划中暂时没有给二胎“立项”。

赵一宁的祖母如今85岁，生养了7个孩子。赵一宁每次回乡探望，都会听她讲起当年的苦日子：“7个孩子趴在灶台边等着我烙玉米饼，烙熟一个吃光一个，一个接一个，最后饼烙完了，哪里轮得上我吃一口啊。”

“那为什么还要生呢？”赵一宁“95后”的小表妹每次听到这些故事都会问，“我甚至连婚都不想结，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充实的呀。”这是她目前的“婚育观”。

一个家庭的观点碰撞，也是中国人几代人不同生育观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奠定了当时的人口思想。很快，人口过快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显露。于是，“适当节制生育”的观念开始盛行。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丰富多元，人口多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发显现，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城市劳动就业困难，公共服务跟不上……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提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正式出台。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间，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引导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长期均衡发展的轨道。

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降（每位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低、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

为解决这些问题，生育政策开始调整。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政策放开带来的成效如何？

2016年当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出现了短暂反弹，出生人口达到了1786万，比2015年增长了8%，但从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再度呈现下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分析称：“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按照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实现人口长期稳定发展。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总和生育率为1.47。

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发文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杭州某公司为女性开设招聘会，员工可以带着孩子上班因为公司做的是家庭育儿App，所以特别欢迎婚育期女性，尤其是宝妈前来应聘

一项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初育年龄普遍推迟，一孩生育率偏低，进而影响二孩乃至更高孩次的生育推迟，从而降低了总和生育率。”

计划生育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传播了现代“少生快富”“少生优育”“少生幸福”的生育理念。

“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头，其水平高低决定着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一方面会迎来人口的负增长，导致人口规模的萎缩；另一方面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老化。”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分析，从政策性限生到家庭自愿选择独生，观念的深层变革导致即便人口政策放开，内生性低生育现象一时也难逆转。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报告称，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报告认为“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从2009年到2019年，十年时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从1.67亿升至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根据社科院推测，到2035年前后，中国每4个人里就会有1个是老年人。

3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养老负担加重。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退休人口更多，就需要更多劳动人口实现转移支付的平衡。而低生育率加剧劳动力资源紧张，2018年以来，许多城市纷纷推出各种降低落户门槛、欢迎新市民“留下来”的政策，除了吸引高质量人才，缓解劳动力资源紧张的现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口红利是此前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而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 经济学家任泽平分析。

“劳动人口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指出，目前比重较大的是4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虽然仍在劳动年龄内，但已经接近老龄人口。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会对国家经济增速造成影响。同时，年轻人减少，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居民李津（左）、陈丹姝夫妇与9岁的大女儿，刚过满月的二女儿拍摄全家福。夫妻俩都是“80 后”独生子女

山东济南“75后”王先生在诊室门口等待着妻子打促排卵针，用手机刷着新闻，看到鼓励生育的提案，他便感叹政策放开对于他家来说有点晚了。

对于不少“70后”家庭，放开生育了，家庭经济也有基础，但身体条件却难以支持二胎。而“80后”家庭，往往面临的是一个家庭4个老人，再多生几个孩子，经济成本让不少人感觉“有点大”。适龄生育的“90后”，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观念多元，更追求个人事业上升和生活质量，养育头胎年龄都在延后。

为什么曾经热衷多生孩子的中国人，变得对生孩子不那么感兴趣了？

“调查发现，想生二孩的理由中包括了减轻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减少成为失独家庭的风险、手足之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喜欢孩子的比例较高，但这些想法对应的是能够支付生育养育成本。”穆光宗说。

“生育成本减慢了适龄夫妻生育一胎的脚步，也切断了不少人生育更多孩子的念想。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穆光宗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发展阶段。

比如在北上广深这些超一线城市，房价成为挡在不少年轻人生育路上的第一大障碍。

独自在一线城市打拼的邢薇（化名）目前还和老公租房居住，一想到生孩子需要买房就感到苦恼：“除了双方父母帮忙凑足首付，买了房就意味着背上每月上万元房贷，再养一个孩子经济就感到紧张了。”

2019年，杭州观城中学调查出的一份“育儿账单”引发网络关注。账单显示，在杭州养育一名初中生，每个家庭的年平均支出达88000元，包括学习类、生活类、休闲娱乐类、亲子沟通类、家校联系类和陪伴类六个大项。

此外，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

“这一代父母的养老模式正由家庭养老逐渐向‘社区/居家’养老、自我养老等多元化模式转变，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抗经济风险效用不断下降。”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春燕在《‘少子化’背景下城市青年生育观及其原因考察》一文中分析。

还有一个因素是结婚人数变少了。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19年结婚对数比2013年最高峰时减少了419.6万对，下降31.2%。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独立性比较高，更追求个人发展、利益和自由，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关注自我幸福程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年龄。加上社会多元化发展，对晚婚晚育、不婚主义、丁克一族的包容性增加，结婚率、生育率自然降低。

1983年3月，北京市前门大街上的计划生育宣传画（毕玥年/摄）

35岁的王静终于又回到了职场，她是计算机专业硕士，曾经在IT企业就职，30岁，第一个宝宝出生，她辞职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如今二宝也上了托班，她才有时间找工作。“几乎所有的招聘启事都把年龄限制在35岁，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全职主妇六年，我必须回归社会了。”

生还是不生，更纠结的往往是女性。生育前，她们面临“生”还是“升”的抉择，生育后，她们还要选择以家庭为重心还是以工作为重心。

“30+”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但也恰逢女性的婚育高峰期。据前程无忧对职场女性的工作压力调查显示，55.2%的受访未婚女性认为“结婚或生育会影响个人的职业上升”，这个比例在已婚女性中达到41.4%。

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几乎是职场隐形“共识”，对于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三期”女职工，一些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愿意恢复劳动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分析，年轻女性在校期间经历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然而结婚生孩子后，现实又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这种从“去社会化”到“再社会化”的转变，增加了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值。

据沈洋团队的跟踪调研，这些高收入高学历的白领女性，尽管绝大多数在生育二孩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有的人因生育导致职业发展中断或停滞。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体力和认知劳动的增加。

“‘育儿账单’不仅仅是经济账单，除了钱，父母特别是母亲还要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如因生育失去优质岗位、失去个人职位晋升的机会等。即使个人收入提高，一些尚未生育或已育有一孩的城市青年，在对生育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后也往往选择少生优生。” 吴春燕分析。

杭州延安路上行人在银行的理财广告后勿勿走过

“从全球其他国家，包括东亚国家的经历来看，低生育率越晚应对越难解决。”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人口问题需提前谋划。

为防止“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中国正在发力。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认为，这是对未来5年人口变动趋势的回应，体现了人口政策的重心变化。

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对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切实减负、“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方面提出各种具体建议。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教授洪秀敏建议：“在教育服务资源上，政府应合理配置早期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各省区市也应该加强对学龄人口预测，建立前瞻性公共服务程序。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才能赢得主动权。”

“十四五”规划纲要还提出，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此前，全国多地也开始出台一系列释放生育潜能措施。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苏州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聘用)合同；广东提出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策，为家庭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