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一生不低头，陈独秀是被冤枉的！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05-07 09:58:06 围观 : 次 评论
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1920年2月，苏俄攻占西伯利亚，为了方便领导万里之外的军政工作，苏俄在国土的最东端，成立了远东共和国和远东局。
远东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其实是苏俄和日本之间的缓冲区，而远东局的任务，便是指导远东共和国的工作，并且在中国等周边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五四运动”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很快就见到俄国的同志。4月的时候，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见到李大钊，李大钊又把他介绍给上海的陈独秀，于是，维经斯基去上海会晤陈独秀。
俩人谈的不错，在很多方面取得共识，便在陈独秀的家里，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走出中国建党的第一步。不管是宣传思想、招兵买马，还是组织学生和工人们罢工罢课，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甚至是办几本杂志，也需要买纸和油印机。维经斯基劝陈独秀：“远东局有经费，要不每月给你们打钱？”陈独秀直接拒绝，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用了共产国际的钱，就要听共产国际的话，中共便失去独立性，只能做共产国际的附庸。陈独秀的骨头特别硬，不愿意做附庸，所以就不要钱，宁愿穷一点也要自己干。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中国，参加“一大”，并且重新提出给钱的方案，条件就是先申报工作计划和预算。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回到上海以后听说了马林的方案，怒了，我们的工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凭什么向共产国际汇报？这不成跟班了嘛。给马林做翻译的张太雷提醒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他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建党搞革命真的需要钱，怎么办呢？陈独秀在革命工作之余，在亚东图书馆兼职做编辑工作，月薪300块，准备用业余收入补贴革命。开始还能应付，随着党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花费越来越大，陈独秀的编辑稿费就不够用了，而且他忙的根本没时间写稿子。每次缺钱了，便去亚东图书馆和汪孟邹聊天，东拉西扯聊半天都不走，汪孟邹明白陈独秀的意思，就主动问他，要不要取点钱？到了1922年，陈独秀发现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自己的收入根本不够，杯水车薪而已，想继续做革命工作，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援助，要不然的话，什么事都做不成。于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里面有几条严格规定：现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共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加入第三国际以后，就是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凡排斥国际共产党一切条件和原则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这条很重要）既然明确了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就要解决中国党的经费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打钱过来。
陈独秀后来作报告说，从“二大”到“三大”的一年时间，经费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了1927年，短短半年时间就花费100万，如果不是共产国际拨款支援，就凭陈独秀的几百块稿费，怎么可能够用。
但凡事都有利弊，共产国际的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党组织却失去了独立性，在苏俄面前就挺不起腰杆子，说话也没什么分量。后来的一系列失败，甚至是陈独秀的悲剧，都和这个有关系。
02
说话没有分量的陈独秀，此后的命运，始终和国民党纠结在一起。1922年，共产国际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便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一方面是抱大腿，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快速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最关键的，共产国际用心培养的是国民党，每年给钱给军火，并且派出大量顾问到广州，亲自改造国民党的军政事务。共产国际根本不相信，只有几百个党员的中共，能做成什么事。想保持独立自主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吵了好几次，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觉得国民党是帮派组织，打心底里看不上国民党，而且中共太弱小，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仅没有能力和国民党较量，而且极有可能被融化吞并。马林说不动陈独秀，便直接汇报给莫斯科，随后莫斯科发来命令，要求陈独秀和中共配合马林的工作，加入国民党。做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必须执行命令，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开始了。现在来看，那次合作对中共是有利的，就从党员人数来说，1921年的“一大”时只有57人，苦心经营到1925年的“四大”也不过994人。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和北伐之后，1927年4月的党员人数达到5.7万人，完全是指数级增长。1926年初，国民党要召开“二大”，并且在大会上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在大会上争取选票，在中执委里占到大多数席位，这样就有了一点话语权，给以后的继续发展铺路。陈独秀说不用大多数席位，我们只要七个席位就够了，既然是国共合作，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苏联派到广州的太上皇鲍罗廷说，过分了，你们最多占4个席位，不能再多了。
最后陈独秀没争过鲍罗廷，只要到4个席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因为鲍罗廷说的很直白，你们不要再争了，要是你们的席位太多的话，中间派就被吓跑了，还会刺激右派，不利于团结。其实这只是鲍罗廷的说辞，他要听共产国际的命令，大力扶持国民党，而他自己选中的国民党人物，则是汪精卫和蒋介石。鲍罗廷特别自信，认为他们两人是中国革命的未来，一定要培养起来，至于中共的知识分子，先在后面排队。陈独秀到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才把席位数量争取到三分之一，最终在60个正式和候补执委席位里，共产党员拿到14个。李大钊和恽代英等7人是正式执委，伟大领袖和邓颖超是候补执委。
“太上皇”鲍罗廷培养的蒋介石，在“二大”上大获全胜，随后就掀起两场大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遭到极大的削弱，而这又成为陈独秀的罪名。那年3月，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说是有重要任务。李之龙根本没多想，就让中山舰开到黄埔，结果蒋介石说，没发过调动军舰的命令啊，你把中山舰开过来想干嘛，政变啊？李之龙都懵了，不是蒋介石，那是谁发的命令？也就在这个时候，传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谣言。蒋介石本着“信谣不传谣”的理念，直接逮捕李之龙，并且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苏联顾问。“中山舰事件”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国民党觉得苏联、中共的权力太大，准备搞几个大案夺回权力。周恩来和伟大领袖的意见，必须强硬反击，才能遏制蒋介石的野心，保住中共的生存空间。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地位并不稳固，他们可以联络汪精卫、说服和蒋介石有矛盾的军头支持，再加上苏联顾问，一起把刚冒头的蒋介石按下去。“共产党的影响力太大了，几乎所有权力都在共产党的手里，不利于团结。”而且鲍罗廷和苏联顾问也统一口径，向莫斯科汇报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完全可以信任。”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要求，中共必须从国民党领导职位上退出来，因为革命胜利后能组建全国政权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所以绝不允许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
于是蒋介石大获全胜，汪精卫被迫出国考察，共产党员都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实力大减。而这个军成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后来的国府黄埔大员，基本都是第一军出来的。陈独秀根本没态度，他在上海收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已经是一周后，蒋介石和苏联都把事情处理完了，陈独秀表态有什么用？“中山舰事件”后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为了避免国共的关系变成党内纠纷，需要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办法，接着就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共产党员在各级国民党执委会里，数额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各部部长，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提交给国民党主席保存。
陈独秀非常生气，既然蒋介石不讲武德，那我们也不玩了，退出国民党吧，还合作个毛。他给共产国际报告，希望国共从党内合作，变成党外联盟。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维经斯基跑去上海，把陈独秀给批评了一顿，说坚决不能退出，莫斯科已经决定了，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原因还是老一套，国民党是中国最有力量的政党，蒋介石可以信任之类的。到了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占领上海，陈独秀发现不对劲，告诫党内同志，如果要斗争就马上准备，再等下去迟早要出问题。苏联和共产国际不理陈独秀，指望汪精卫到南京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让他老老实实的给苏联做事。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斯大林在莫斯科给中共发电报，要求暂时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举行罢工，更不要和国军发生任何冲突。而斯大林给鲍罗廷的电报却说：“能不能做出某些让步，不要让蒋介石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建党六年，每次遇到大问题，陈独秀都想过挽救的办法，但是由于实力不够，走不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导致什么事都得听共产国际的，这才造成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随即惨遭杀害，身在武汉的陈独秀心力憔悴，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走到这一步，职务也不是陈独秀想辞就能辞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合作破产，共产国际必须得洗清责任，才能继续指挥各国的革命运动。
要是共产国际承担中国失败的责任，必然威望大损，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8月7日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批判陈独秀，说他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党内同志也把他批评了一顿。其实陈独秀也一肚子牢骚，都是你们指挥的，关老子屁事。
03
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确实说过一些退让缓和的话，以至于伟大领袖等青年党员信仰破灭，从此再也没有领袖崇拜。但陈独秀退让的背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造成了烂摊子，从来没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和中共，被逼无奈之下的妥协。所谓托派，原本只是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人，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但是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托派成为一顶大帽子，要是给谁扣上，谁就必死无疑。因为做了托派，就是反对斯大林同志，那么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各国党员，还不把托派人员往死里整？辞职以后的陈独秀，恰恰就信了托洛茨基主义，觉得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优秀，他和托洛茨基有心灵共鸣。
于是在1929年，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这就犯了大忌讳，共产国际发来命令，陈独秀要想留在队伍里，必须认错，并且进行深刻的检讨。
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于同年12月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骂了一顿，并且号召大家起来反抗斯大林。
这就没办法了，在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里，陈独秀彻底成了异类。此后几年，陈独秀做过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真心反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瞎指挥，第二是认同托洛茨基的部分理论。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抗战初期和包惠僧说：“我不是托派。”因为抗日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这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战争，做为中国人，肯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和日本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中国的托派却继续鼓吹工人没有祖国、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反对国共两党，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从来没考虑过统一战线的意义。这么一帮人，陈独秀当然看不上，他觉得民族利益大于一切，便说我不是托派，和中国托派划清界限。托洛茨基想邀他进入第四国际领导核心，不过陈独秀没什么兴趣，也就不了了之。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被开除党籍但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认同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中国托派，不喜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便发表文章大骂，管你什么地位。共产国际的问题其实好说，后来俄罗斯把资料公布出来，已经证明陈独秀没什么问题，都是共产国际在瞎指挥。但做为中共的创始人、连续五届总书记，被开除党籍后居然不知悔改，反而跑出来另起炉灶，这可是分裂啊，哪个政党都不可能对分裂视若无睹，哪怕陈独秀是文人的无心之过。如果给陈独秀彻底平反，那就证明分裂是没问题的，以后还怎么教育其他人，还怎么带队伍？后来毛主席把陈独秀、高岗、王明放在一起，主要是“闹分裂”的原因。
如果陈独秀少一点文人气息，少一点意气用事，就不会有出任托派总书记的事。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大家都在给中国寻找出路，没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也没人知道什么理论和道路，一定能在中国成功。这也是他这一代人的宿命，没有现成答案，就一定有走错路的概率，建党初期实力不济，就只能在挫折中曲折前进。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盗火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示范，告诉后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不管陈独秀有什么评价，他的名字，早已刻在历史的长河里。1942年5月23日，包惠僧到重庆江津看望陈独秀，见到20多年的熟人，陈独秀非常高兴，和包惠僧吃了四季豆烧肉，结果引起胃病住院。听闻陈独秀生病卧床，辛亥革命元老朱蕴山陪同周恩来，去家里探望陈独秀。周恩来刚进门就问候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也在旁边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之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非常感概，一转眼，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是中年人了。周恩来劝他回延安吧，只要写个检查，承认过去的错误，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如果他能写检查承认错误，就是内部矛盾了，不至于丝毫没有回转的余地。“李大钊死了，陈延年死了，除了周恩来和伟大领袖，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而王明等人在延安散布消息，造谣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个月向日本人要300块津贴。因为陈独秀参加过托派，王明等人的靠山是苏联，要是陈独秀回了延安，他们没法交待。
5月27日，硬了一辈子的陈独秀在江津去世，到死都没有低头。
他这一辈子，正如在《觉醒年代》监狱里唱的《定风波》一样：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