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虚声
来源：虚声（公众号ID：lxl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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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几个感触。

一个感触是，今年两会关于教育的问题讨论得空前激烈。

教育究竟该怎么搞？谁也没有最佳答案，但大家都在寻找最佳答案。

另一个感触是，过去两个月写了不少关于缅甸的文字，深感乱局可怕、和平的不易。

这些感触把我的思维带回百年之前的1921年。伟大领袖在那一年干了三件大事，举世闻名的建党大业是其一，另外两件的影响却长期被低估。

一件发生在1921年春，一大之前；另一件发生在1921年秋，一大之后。

01 奇人

1921年6月29日，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子与另一位长衫青年从湘江轮渡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要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流而下到上海。

长衫中年是何叔衡，长衫青年是伟大领袖。他们要去上海去开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秘密会议，就是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早期的一位传奇人物。此君生于1876年，算是上世纪70后，比90后的伟大领袖、80后的蒋介石都年长。但他却是伟大领袖在一师时的同学、同志兼好友。

伟大领袖上学原本就晚，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是典型的大龄青年。虽然他在中小学待的时间都很短，但1914年去一师时也已经21岁。

何叔衡比伟大领袖早一年（1913年）进一师，时年37岁；毕业时已经年逾不惑，典型的中年大叔。在此之前，他在农村老家放牛、砍柴、割草（和伟大领袖的少年经历类似）；而且念了私塾，中过秀才，在乡间教过书。

其性情有着典型湘湖豪杰（左宗棠、谭嗣同、宋教仁）的刚烈，且颇有文人气息（其诗歌：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这点也和伟大领袖类似。

一师的何叔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年人，却非常受伟大领袖与蔡和森等年轻人的尊重。他和伟大领袖作为长沙代表去上海参与一大时，已经45岁，是最年长的与会代表。

在此后的岁月，何叔衡行事都具有浓烈的传奇性。1935年，何叔衡在福建长汀突围的途中坠崖牺牲，为传奇的一生画上一个壮烈的句号。

为什么要讲何叔衡的传奇呢？一个因素是他本身就足够传奇、值得讲。另一个因素是，他是伟大领袖的朋友。而伟大领袖身边有诸多传奇人物。

会议的13位参与者，都与何叔衡一样，在那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

会议工作实际操办者，也有同样不输于参与者的传奇。她叫王会悟，是一位传奇女性。

王会悟是当时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的爱人。

组织原本把筹办一大工作这项历史性任务交给李达。但1921年夏天，李达特别忙，就把大会的一系列事务，包括给各地代表发会议通知、安排代表住宿以及确定“一大”会址，统统托付给妻子王会悟。

经过一系列论证之后，主要出于安全需要，王会悟把会议地址选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李汉俊当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地位颇高，仅次于陈独秀。

李书城当年则是国民党左派，他家在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是一座坐北朝南沿街砖木结构的旧式二层小楼。那里也是中共诞生之地。这些很多人都明白。

很多人不是很明白的是，王会悟把代表们安排住在博文女校。这个选择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女校的领导层黄绍兰（章太炎唯一的女学生）和黄宗汉（黄兴夫人）都是左派进步人士，和王会悟很熟。

当时学校放暑假，一大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悄然入住。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旅行，除了开会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博文女校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高论国事）、细致入微地激扬文字（起草文件）、粪土当年万户侯。

正是在王会悟的精心安排下，影响历史进程的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李书城家客厅顺利举行。

会议开到7月30日傍晚，出现了不顺利的事情，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地闯入，贼溜溜地打量一番之后说是走错了地方。代表们立马警觉起来，分头散开。

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再晚一会儿，历史就要改写了。

后来又是王会悟提议，7月31号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最后一次会议。那条船，就是鼎鼎大名的红船；它代表的精神，就是红船精神

02 大史记

一大召开，宣告中共诞生。

与会者一共13人，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这些人在改变世界（参与的中共一大）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因为参与改变世界的中共一大）的命运。这话该如何理解呢？

从大历史周期看，19世纪之前，华夏文明在地球村一直处于第一集团。那时华夏精英都是俯视世界。

17世纪之后，华夏文明落伍，主要是农耕文明面对工业文明落伍。

华夏文明如果再次复兴，必须完成工业化。晚清和民国的精英们，也尝试过引领工业化建设，但最终都功亏一篑。

晚清洋务运动，断送于甲午战争。

民国工业化建设，葬送于日本侵华。

那段时间里，华夏精英都是仰视世界。很多人看见洋大人就自卑。

第三波工业化就是建国这70多年，工业文明历史周期的历史欠账即将还清，中国人终于可以平视世界。地球村态势会回到17世纪之前，东西方齐头并进的格局中，犹如两千年之前大汉与罗马帝国东西方闪耀。

毫无疑问，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大历史进程中，中共是关键。

因此作为宣告中共诞生的“一大”，不仅是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标杆，即便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都是标杆。

所有参与者都因此而载入史册。如果太史公还在，每个人都会有独立的传记。

然而改变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

并非每一位参与者都铁骨铮铮：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都因各种因素成了叛徒，周佛海更是跟着汪精卫成了为人所不齿的汉奸。

并非每一位参与者都和组织始终保持步调一致：李达与刘仁静先后以各自的原因脱离组织。

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最终的荣耀：李汉俊（1927年就义，第一位去世的一大代表）、邓恩铭（1931年，因被叛徒出卖而就义）与陈谭秋（1943年与毛泽民等一起，在新疆就义）都和何叔衡一样成了烈士。王尽美因劳累过度而死。他们都是烈士，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们的牺牲，意味着革命的风险。

如果某人穿越到1921年参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约三分之一的概率成为烈士、四分之一概率成为叛徒、六分之一概率脱离组织。

真正陪组织走到建国的只有伟大领袖和董必武两人。实际上只有伟大领袖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契合。1921年的伟大领袖28岁，巧合的是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中间经历1927年建军），前后也是28年。

在那波澜壮阔的28年时间里，伟大领袖并非最初就是主导者。在经历了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之后，伟大领袖才成为组织的主导者。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伟大领袖（或者说为什么伟大领袖引领了那个时代）？这个问题，我在“不被理解的伟大领袖”与民国梦中，已经做了很多分析，这里不再重复，而是做一个侧面论证。

开篇说过，伟大领袖在1921年做过三件事。建党之前一件，建党之后一件，体现他和别人的与众不同。

03 年初一件事

伟大领袖的亲朋之中，何叔衡那样的奇人很多，他的妻子杨开慧也是一位奇女子。

1920年冬，伟大领袖和杨开慧的爱情修成正果。在杨开慧身边，伟大领袖学历不算高，家境也不算好，但她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

因为伟大领袖是最特殊的一个。除了爱情，她还决定与他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他们的婚礼“不作俗人之举”，一不做嫁妆彩礼，二不坐花轿。亲友前来祝贺也只用一杯盐姜豆子芝麻茶招待。——这简直就是现代婚姻之楷模。如果大家都遵循这个规则，那么结婚率会大幅上升，离婚率会大幅下降，家庭矛盾会大幅度减少。

随后的那个春节（1921年），伟大领袖带着杨开慧回到韶山冲。那是他少年离家后第一次回去，一个目的是扫墓，另一个目的是动员家人一起干革命。

大年三十晚上，伟大领袖和弟妹们围坐在火炉旁守岁。由于双亲已经去世，伟大领袖就成了家族名副其实的顶梁柱。

由于毛顺生（伟大领袖之父）精明能干，毛家原本小有薄产。但二弟毛泽民告诉大哥，家里失过一次火，还遭受过匪兵勒索抢劫，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伟大领袖则建议他们跟着自己搞革命，老家的那点基业就不要了，“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这相当于为革命毁家纾难。毛泽民有些疑惑，“哥，难道父辈们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产业，就要‘败’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吗？”

伟大领袖解释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败’我们这个小家，就是为了‘建’中国这个大家。舍得舍得，‘败’小家，‘建’大家，有何不好？”

在伟大领袖的劝说下，毛氏一家皆走上革命道路。就连堂妹毛泽建，也正式解除与萧家的包办婚姻，成为一名革命者。其实伟大领袖的两个弟弟，以及堂妹毛泽建，皆为奇人。这里限于篇幅，不做展开。

当然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机会为国为民名留青史，但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杨开慧1930年就义。她不仅是伟大领袖的妻子，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者。

毛泽民1943年就义。他不仅是伟大领袖的二弟，也是红色金融家，为构建红军时代的货币金融体系做过开拓性贡献的先驱之一。

毛泽覃1935年就义。他不仅是伟大领袖的三弟，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元老。

毛泽建于1929年就义，同样也是一个奇女子。

再加上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毛岸英，毛家可谓满门忠烈。他们和何叔衡一样，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伟大领袖的朋友，大多如何叔衡那般，为慷慨忠义之人，很多人也成了烈士。

写这些烈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伟大领袖干事业，那是在理想与信念的支持下纯粹地去干，不玩虚的、不投机取巧；为天下大义，敢于动员一切资源，压上一切筹码。这就是历史巨人的思维与抉择，古今罕见。

了解了这些方能明白，1959年伟大领袖在那首《到韶山》中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心境和内涵。这些东西后来人很久想不明白，但伟大领袖在1921参加建党会议之前就谋划好了。

当然作为契合历史大周期演变的巨人，光有理想和决心是不够的，还要有非同一般的谋略布局和与众不同的手腕。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的谋略布局是历史顶级。

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带队走上井冈山，打出一番新天地；

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念，给革命胜利奠定基础；

四渡赤水出奇兵，带领同志们绝处逢生；

还有在持久战思想影响下的敌后根据地建设，以及建国之后三个世界的划分，都是历史级的阳谋布局。

为什么一届书生伟大领袖能干成这么多事？答案，早在1921年就已经有了端倪。

一大之后，伟大领袖干的另一件事，也就是1921年干的第三件大事，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被低估的一件事，至今仍然让人神往不已。

那就是搞教育。因此他获得一个绰号——教员。

04 教员同志

伟大领袖很早就开始尝试着搞教育了。他搞过夜校，帮助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读书写字。那时他高高的个子，配上随意的长衫，经常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嚼着烧饼或油饼，颇有几分民科大师之风采。

当然他搞夜校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践理想。

伟大领袖搞教育的高峰出现在1921年8月，就是中共一大之后，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当然伟大领袖自己没有办学校的资源，而是利用了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

湖南自修大学，本质上是中共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开完一大，各位代表各自忙活自己的事儿。唯有伟大领袖，通过创办大学培养革命骨干。

要知道在1921年那会儿，孙中山还在为自己的革命事业总是失败而烦恼。最终他想到一个绝招，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黄埔军校。

在孙中山与国民党刚有通过军校培训骨干的念想时，伟大领袖已经落地实践了。只不过伟大领袖当时可调配的资源有限，没能把湖南自修大学发扬光大。

但放在历史长河中看，伟大领袖办湖南自修大学，对后世的真正影响并不在培养革命骨干上，而是在于办教育的宗旨，以及对旧式教育的批判。

伟大领袖亲自撰写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阐述办学宗旨，“研究各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

“宣言”真正发人深省的部分，在于抨击旧学校有三大害处。

害一，“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伟大领袖还创造性使用了“学阀”一词，批判把教育当交易。

害二，“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旨在批判填鸭式教育。

害三，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看看这些批判，是不是用在批判现在的教育弊端也合适？

换句话说，百年之前伟大领袖看到的教育弊端，百年之后依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单凭这一点，“教员”这个名号，就足以让后世尊重。这些年经常碰到不少人，认为称呼伟大领袖“教员”是对其不尊重。实际上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他的一生。

伟大领袖最让人神往的能力之一，就是其非同一般的洞察力。他总能提前洞察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弊端。他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的洞察力是历史顶级，教育领域的洞察力同样不遑多让。

然而后人津津乐道于其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成绩，对其教育领域的实践却视而不见。这是一种悲哀。

现在很多人在谈教育改革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实际上只要把伟大领袖百年之前批判的教育弊端解决了，就能大幅改进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