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脚印！

原创：孙锡良
来源微信公众号ID：sunxiliang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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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记忆——脚印

1921年，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随时有可能夭折的小生命。

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只属于中国，它还属于世界。

中国共产党伟大而不平凡的革命历程及它领导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和伟大领袖思想光辉闪耀的结果，是无数英烈和先辈用血和汗的脚印走成，是无数英雄用惊天的智慧铸就，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忠诚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核心周围构筑。

无须写赞美诗，不用浮夸事实，百年政党，回看它留下的深深的脚印就够了，它身上有自然的光彩。

★问路人

乾嘉年间，经济不可谓不繁荣，社会不可谓不安定。然而，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走向窒息，知识分子“避席闻畏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百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

龚自珍，近代中国对内开风气第一人，“一事平生无乞奇，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是他的座佑铭。他开启了知识界对君权统治集团腐朽政治进行批判的先河，他打破了漫长暗夜的寂然无声。

林则徐，不只是禁烟官僚，更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他是近代中国把眼光投向世界的第一人，他网罗人才，编撰《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最令人敬仰的是，在被贬之后，他把自己的宝贵资料交给了魏源，成就了《海国图志》的问世，造就了又一位成功者。

魏源，突破了“中国是天下中心”的陈腐观念，树立了世界意识，揭示了欧洲国家依靠“夷技”侵略致富的秘密，极力主张中国向西方学习，“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愿望即是近代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理想。

郭嵩焘，一位不为多数人所熟知的“独醒者”，也是最早提醒统治阶级“关注了解西方国情”和“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官员，他对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专制制度的对比不仅仅限于政治层面，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他“离经叛道”地指出“贤君不如制度”。

冲破俗学之罗网决非一帆风顺，“钻研故纸，随波逐流，弹抵西学，坚守圣贤”仍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维正统，康梁维新学派与旧学派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康有为视八股取仕“代圣人立言，为娼优唱曲”，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轻佻无耻，知利而不知义，知私而不知公”。非常遗憾的是，康梁这样的维新“勇士”最后还是未能跳出“保皇”愚忠。

维新有曲折，但启蒙有成果，从国民的视角观察，“开民智”是最为现实、最为持久的切入点，新思想，新行为，必须跳出统治阶层的狭窄范畴，开学堂，立学会，办报刊，三条途径，互为补充，让新学借此道灌输于国民，让蒙昧主义断根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了。

维新派之后，近代中国又诞生了一支革命力量，简称革命派，它以孙中山为代表。这支力量是“冲破君主之罗网”的基础，它的目标不只是政治维新，更有反封建专制，更有倡民主民权。

任何社会，没有革命，就没有质变，康梁变法的失败有力证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第一次实现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巨变，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家庭革命，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革命的目标不只是皇帝，更是权力取向。

辛亥革命失败了吗？没有。形式上，它是失败了，因为孙中山代总统输给了官僚代理人。然而，形式上的失败改变不了实质上的成功——封建制度死亡了。军阀时代，有封建或半封建的影响存在，但注定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孙中山个人的失败，败在他只有革命的思想，没有革命的成功实践，孙先生领导的起义，没有成功的先例，武昌革命的成功，有其思想上的贡献，但没有实践上的贡献。孙先生革命屡战屡败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没找准革命的依赖对象。

中国，从“旧”到“新”，至辛亥革命结束，前期的启蒙者和革命者，归纳起来讲，可以认为，他们是构建中国新社会道路的问路人，他们向西方问路，他们从西方找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探索路，屡经失败，路虽未成，著功不朽。

★引路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在俄国，声音传到了中国。

这是一波什么样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声音，共产主义声音，共产党的声音。

“五.四运动”的高潮，标志着中国内部民主革命运动也开始发声，“反帝反封”是中国从革命走向继续革命的必须。在继续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成熟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幼苗在成长。

鲍立维来了，伊万诺夫来了，维金斯基也来了，达林跟着也来了…..

一群随声而至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信仰者开始接触中国革命者，维金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信仰者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变为可能。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带来了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革命方法。

结束封建制度的中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可能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陈独秀，伟大领袖，张国焘，李汉俊，李达，何叔衡，陈公博，周佛海，刘仁静，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等，都有资格称为引路人，部分人后期转变立场，仍不改变他们初期的引路作用。

如何引路？

陈独秀问：“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为邻，而不为其病毒所传染也。”陈亦认为，中国需追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用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李大钊尝言：“吾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挽回中华民族之青春，莫不唯青年是望，莫不在青年拿现在换将来，俄国之革命，非独俄国人心显兆，实二十世纪世界之显兆，俄国之变，乃世界之曙光。”

伟大领袖，曾在《湘江评论》上主张：群众要联合，要向强权者持续忠告，实行“呼声革命”。没过多久，他又转为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者和传播者。1921年元旦，他在新民学会迎接新年的大会上讲：“借议会改造工具，是补苴罅漏，事实上是保护资产阶级。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到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李达，早期对共产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目标卓有贡献的引路人，至少有三个观点至今仍不失光彩：中国劳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解放，应作社会主义准备；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免欧美资本制度产业社会所生一切之恶果。

1920年，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办公地点为法租界渔阳里2号，《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

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召开，一颗新的、有革命活力的新生命诞生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中国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见证者。这是所有引路人的胜利，也预示着中华民族内部正在缓慢生长出未来的新制度。

★带路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的召开，毫无疑问地表明，中国有两条革命道路在同时延伸，一条是资本主义革命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前者政党居于执政领导地位，后者居于在野隐蔽地位，两者有过统一战线，但两者更明显的是对立与分歧，信仰和追求不同道，决定了革命进程中的不同选择。

组织上建党，只能算是生命第一步，如何在落后的、动荡的、时刻有被消灭的恶劣环境里成长壮大则是对党的领导者如何承担起带路人的重要考验，从理论到实践均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一大并没有产生党章，这是历史事实。据李达回忆，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他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曾起草过党章草案，但并未在“一大”上作为正式党章，大会只讨论了一个只有700字左右的纲领（也可以认为是临时党章）。

“一大”结束时，通过了一个“宣言”（无档案资料，均为当事人回忆认定），部分是抄录《共产党宣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思考。（摘于1955年《李达采访记录》）

《宣言》的起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宣言》中还提到：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与压迫，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如果要给中国共产党寻找初心，这就是真正的初心。

《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初心已定，路如何走便是首要问题，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王明，等等，都曾经担任过带路人，但历史最后选择了伟大领袖。

共产党生存之路。反围剿，长征，不是主动行为，是被动行为，因为共产党要图存，要活下去。历史反复证明，在伟大领袖带领之下，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就能活下去，反之则危险，到达延安，是共产党图存的第一步胜利。

共产党发展之路。建立根据地，是共产党军队谋发展和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战略。在抗战过程中，既要有统一路线，又要有独立路线，这是伟大领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体现，坚持统战，是着眼于全民族抗日需要，坚持独立自主，是基于中国更长远的发展建设需要，如果伟大领袖不坚持这一原则，共产党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队。

共产党解放全国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一初心，它的前提是：必须让自己成为执政政党。一个有信仰的政党，一个有革命精神的政党，有且只有承担领导作用，才会带领人民实现奋斗目标。伟大领袖，以一种超越历史的伟大魄力和智慧，成功地带领他的团队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腐朽的国民政府。

伟大领袖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的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伟大领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灵活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尤其是符合中国国情。必须承认，伟大领袖思想的许多重要理论都诞生于这条革命道路上。

百年政党，需要有战略智慧，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需要有反省和纠错精神。伟大领袖思想是否需要还原其本来地位？它到底是集体智慧还是个人思想？如果说是集体的，那到底哪部分是他人的？哪部分属于伟大领袖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章全都是马克思所为？中国的其它理论在个人性和集体性上如何区别于伟大领袖思想？这既是理论探讨，又是历史探讨，还是道路探讨。

★筑路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标志性成功的明证，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实现革命胜利的明证，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初心转变为行动的始点。

新中国的成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种需要，更是一种责任，是对创党初期承诺的一种兑现。如果中国共产党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建国制度，那它在诚信上已经失信于工农阶级和全体人民，注定是短命的。

伟大领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构筑路基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

归纳起来讲，他指挥和设计了以下重要路基：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其规模超越历史，也超越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资本主义是顽固的，资本家是不讲道德的，资本是只讲利润的。然而，新中国让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只花了不到五年时间，人剥削人的现象在中国消失，“公”取代了“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与正常化。中国几千年历史说到底就是农业史，专制社会，土地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从而也就导致少数地主统治多数农民的现象不可能得到消灭。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是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不解决农村的社会主义构建，就不可能实现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土地集体化改造就为实现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大生产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必要手段。集体农业的曲折，不是集体所有制之错，是事物发展进程的正常阶段和规律，也与新中国前几十年人口快速倍增的现实紧密相关，集体农业时代构筑的基础设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化体系构建。从重工业热潮到国防工业自主化，再到整个工业体系的全面构建，基本实现了独立自主。尽管部分工业基础在后期被洋化和私化，但不能否定完整工业体系对于一个大国的支撑作用，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尊严的有效维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伟大领袖的路基，就没有今日中国的话语权。

文化、教育与卫生的革命。新中国，只用两年时间，让存在几千年的黄赌毒彻底消灭，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今虽又死灰复燃，但新中国的路基是干净的。“城镇医疗+赤脚医生”综合模式开创了落后国家开展先进医疗实践的光辉榜样。易白沙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是喊出“砸烂孔家店”，中华民国仍然是孔家店文化环境，只有新中国的文化革命才是在真正落实“新文化运动”。

三场战争为国家清障。第一场是抗美援朝，第二场是反击苏修，第三场是敲打印度。这三场战争，是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清扫国际障碍，也是为新中国树威立尊，更是为后人架设安全指示明灯。

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带领全国人民一起构筑了中国社会主义路基的主要部分，它的颜色是红的，它的工程质量是优秀的，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作用是可以超越时间界限的。

社会主义构建阶段，诞生了伟大领袖思想的后半部分，结合革命阶段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伟大领袖思想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伟大领袖亲自构建的，是伟大领袖本人亲自实践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必须坚持和执行的伟大思想。

★拓路人

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明道路，但又不是一条平坦道路，它的曲折性也许超过其设计者和筑路人的预料，一次曲折，可能诱发一次调整，一次调整，又可能引起新的曲折，总的方向是在蜿蜒曲折中得到拓展。

分道线是探索性历史新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几十年来的新总结，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事业道路的再拓展，路基不变，道路规则有了新调整，原来不分道，没有虚线、单实线和双黄线之分。后来，为适应各类新事物的需要，必须划出很多新规则，一路分两道，左边是传统道，右边是创新道。传统道，保安定，保安全，调整社会事业。创新道，放行非公有制经济，展示经济公私共存的可行性理论。两道之间，有时兼容，有时禁止。从两个方向观察，就有两道不同观感的风景线，人和物都截然不同。

市场和资本是初级阶段的实用主旋律。这是拓路人的最大成果，它让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一种“中国学问”，或者说它把马克思与亚当·斯密进行了现实同化，相似则相容原理在此处并不适用。客观地讲，市场开放，资本流入，在短期内刺激了个人欲望快速释放，对中国经济扩张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对解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起到了重要帮助。不过，全领域的经济对外依赖性最终也扩展到科技依赖性，全球化融入未能带来全球性接纳。行进过程中，双道两侧的人也会遇到过多的双黄线，社会事业与资本要求格格不入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多，解决矛盾的难度越来越大，急需用坚定决心去消融。

高度商品化趋向中短期仍将继续。资本，不只是经济语言，更是政治和社会语言，凡与它联系起来的事物必定以利润为最终追求，它调整和服务的对象是商品，包括人。如果说资本是社会主义初有阶段的必然支配物，那么，人就是初级阶段资本的必然附属物，否则，将出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严重不协调。资本的退出，暂时看不到前景，故而人的商品化短期不可能逆转。高度商品化，对物质的创新和丰富是有利的，但“唯商品化”对社会和谐又是相当不利的。

失衡是现象，共富是要求。双黄线的出现，是产生失衡现象的主要根源。多数人处于塔底的现实，时间越久，要求共富的声音就越强烈。当前，有一种声音占据了主流，那就是“阶段论”，说失衡不可怕，只要继续发展下去，消灭失衡指日可待。这是错误的引导，失衡与发展水平毫无关系，只与方案设计有关。新中国，路基取向是共富，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没能在短期实现共富，如果长期坚持不划线运行，也许共富目标可以更早达成。

★前路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延续百年，之所以能反复纠正自己的错误，原因就在于，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引领者能查找自身问题，总会出现一股正义力量抱有自我修复的勇气和决心，总能在大众迷茫时找准方向。

拷问初心时时在“我”。初心是确定的，是可以溯源的，它必须不是模糊的。拷问初心，并不只是党组织的事，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我”心中还是否记得《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入党宣誓词》？宣言和誓词就是初心，物质欲不是阶级先降队的初心，物质欲是动物和贪婪者的初心。

实事求是永远是党的法宝。共产党的事业有一个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事业就取得胜利，违背实事求是，事业就遭遇挫折。这里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全局概念，并非单指政策层面，凡事均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因人而异，不因事而异，不因时间环境而异。书写历史，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每一个脚印都必须如实描述。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必然要对一部分人进行革命，被革命者的部分后人阴差阳错地又重新掌握了历史书写权，这导致党的许多脚印被写得面目全非。百年党庆，务求党史还原，务必把乱史者清理出局。

历史不能走环线。近代中国，既是悲伤的中国，又是幸运的中国，悲伤在于屡受列强欺凌，幸运在于出现了许多启蒙问路人，更在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伟人伟大领袖。所有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先辈先烈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国回到鸦片战争前的原点，走环线，必然会回到原点，历史周期律必然不可脱逃。

并道是人民愿望。交通线路为什么要划线？因为车辆的行进可同向，亦可逆向。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民必须是同一制度下的同向行使，不必再分道而行，阶级的统一性也决定了道路的统一性。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然提前并道。要实现并道，就必须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再具体一点讲，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无论选哪条道都是这个道理。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脚印，我们看到了无数苦难，也看到了无数奇迹，它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它曾经对全人类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它的领袖曾经把世界划定为三个范畴关系，它曾经并继续用自己的市场决定着大国关系。

回首过去一百年，我们敢下结论，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庞大，更是伟大，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奇迹，也是政党政治的奇迹，之于人民，之于国家，之于世界，它都是耀眼的。

未来一百年，任何人都无法预测，唯有走好每一步。若我躺于弊端，敌必八万里一瞬而至，若我敢与夷划定章程，以理自强，必不让外侮重蹈。内部治理，莫不赖于人民，共商，共事，共担，共富，初心必然融入民心，脚印一定刻成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