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访中国后，中美走出了一个“圈”……

1971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成为1949年以来访问中国大陆的首位美国高级官员。

此举不仅是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也撬动了国际格局。

2013年6月27日，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时年刚过90周岁。摄影|陈美群

中美关系改善不仅是一个外交问题，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外交基础，为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发达提供了前提。

文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 |蒲海燕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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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访华以来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1

正是在冷战期间，中美从相互试探走向“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

在这一阶段，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政策考虑是地缘战略，是如何拉拢中国破坏“中苏同盟”关系，打击苏联，经济利益输出是拉拢中国的一个手段。

中国对美国的政策考虑则要复杂一些，既有联美抗苏的地缘政治考虑，更有通过配合美国获得经济发展利益的考虑。

美国更重地缘战略，中国更重经济发展，相互间虽具有差异性，但也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从1969年尼克松上台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中美两国的试探阶段。

1969年，中美的战略认知几乎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战略挑战：

一方面，美元与黄金出现了兑换危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面临强烈冲击；

另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苏联则咄咄逼人趁机扩张。

为应对这一困局，尼克松总统上任后不久，2月1日，就指示基辛格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并一再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可以和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则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认定苏联是比美国更加危险的敌人，决心联美抗苏。中美两国找到了战略共同点。

随后，经历了1970年国庆节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试探，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促成了基辛格对北京的秘密访问。

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1972年2月21日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图|新华社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阶段。

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以后，由于两国在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中美未能迅速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无论是尼克松之后上台的福特总统，还是击败福特上台的民主党总统卡特，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都承认1972年《上海公报》的重要性。

1978年，中美关系的发展突然进入了快车道。当时，美军已经退出了越南，越南问题不再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障碍。反之，由于苏联与越南签署了同盟条约，苏联海军进驻金兰湾，越南反而成为推动中美走近的一个因素。在苏联的战略压力之下，中美决心在台湾问题上各自让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12月，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开放。这样一来，妨碍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也被削弱了。

从1979年元旦正式建交到冷战结束，中美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

1979年1月29日，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不到一个月，副总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就率团访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告诉卡特，我要来替美国教训教训越南。随后，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国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最为密切的合作。”（基辛格《论中国》）中国彻底脱离了苏联阵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从这时起到冷战结束，中美在政治、经济和战略等领域建立日益紧密的关系。

1987年，肯德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分店。到1988年1月里根总统卸任之际，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40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25%。

1989年1月，老布什就职美国总统，2月就访问了北京，成为有史以来“访华最快的美国总统”，也是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国家元首。中美双方，都给对方很高级别的礼遇。

2

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个阶段，中美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去地缘政治化的新时代，经贸利益和价值观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苏联解体削弱了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基础，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利；但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也提高了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另外，冷战结束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战略氛围，从战争与对抗的时代走向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这些因素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复杂但总体积极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中美两国都重视经贸合作，美国则增加了一个意识形态因素。由于中美两国力量的严重不对称，以及中国所采取的韬光养晦原则，中美关系中的地缘战略因素，即使没有消失，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在20世纪末，美国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有能力在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能发展出足以动摇美国霸权的力量。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以后，曾学习卡特，把人权与美国对外政策联系起来，对中国打了几轮人权战。但是很快，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他调整了对华政策：

一是，美国人对和平红利的向往以及对自身吸引力的信心。

包括克林顿在内的很多美国人认为，苏联不是被外部军事力量打倒的，而是被美国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摧毁的，是美苏接触的一个结果。既然苏联可以被美国感化并转型，比苏联落后得多的中国，也自然会步苏联的后尘。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吸引力，对美国经济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冷战后，各国普遍出现轻地缘战略、重经济实利的现象。

克林顿自己在大选期间，打的口号也是“笨蛋，这是经济”。他的主要施政纲领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让美国民众更好地享用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是全球的最大发展中市场，可以大量接受美国的过剩资本和先进产品，并向美国提供大量高性价比的消费品。这些，都是符合克林顿经济目标的。

三是，美日关系的动荡。

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衰退阶段，对美国的经济吸引力下降。同时，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反美情绪又不断上升，“日本可以说不”等论调大行其道。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实现大国梦、摆脱美国控制的时机来临。

与此同时，中国则继续在外交上保持低调，还在政治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转型为代表全中国的新型政党。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现代化政党方向发展，在国内政治更具包容性后，在国际政治上也将能与主流世界更好地和平共处。

美国对日本的恶感度上升，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克林顿总统确立了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中美确认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最高定位。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图|新华社

1999年，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0年，克林顿签署《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美国与中国签署这些贸易协议，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还试图借贸易往来带动中美人文交流，并最终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走向，构建一个以民主和平论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图景。

2001年1月，小布什上台，他与克林顿在对华政策上有明显差异，曾试图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但是：

一方面，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经贸关系已稳定下来，其他领域中美关系本就薄弱，动荡不足以支援中美关系大局；

另一方面，美国很快就受制于“9·11”事件以及随后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需要中国的支持。

在此情况下，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全球反恐战争中的一个志愿者盟友，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也在增加。中国则延续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提出和平发展等理念，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担忧。

到2009年1月，小布什离开白宫时，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很糟糕，只有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比他上台时更好了。

3

在这一阶段，地缘政治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并且，中国还史无前例地成为地缘大棋盘中的两大主角之一。

与此相应，中美在经贸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激化。

此时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中美两国之间拥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这是当年的美苏之间所不存在的。

一个多元的、多样的、立体的、合作与竞争并在的新型中美关系，仍然在塑造的过程之中。

从2009年到2017年，是中美力量对比关系剧烈变化的阶段，总体呈现出中国相对上升、美国相对下降的趋势。这不仅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图像，也影响到两国内部对自身实力和对外政策的认知。

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多的建设性功能，美国中心地位逐渐被动摇，中国开始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南海建岛，就是中国对外新战略的体现。

与此相应，如果说“9·11”事件动摇了美国的安全信心，金融危机则冲击了美国的经济信心和制度信心，增加了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担忧。

带着这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有些美国人发现：中国一系列的舆论、政策变化及其实践，仿佛构成一幅整体的图画，旨在推翻甚至是要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不仅如此，一些美国人还演绎出一个新理论“中国阴谋论”：中国可能从很早开始，至少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没有真正地想过要接受美国的领导权，没有打算与美西方和平共存，而是对美西方进行战略性欺骗，以待时机。

为此，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概念，并不断强化对华政策。

2010年7月，希拉里国务卿在东盟区域论坛上对中国发难，批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印度、印尼、日本和韩国，努力争取盟友在对华政策的支持。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美国努力推动TPP，试图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新经济合作体系，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恢复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曾经拥有的绝对优势。

就这样，一个非常乐观的中国，与一个对自身未来和中国状况非常悲观的美国，形成了不断深化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从总体上看，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专注于消化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并没有在对付中国方面投入太多资源。美国的盟友也对美国在军事预算削减的情况下，执行相关战略的能力有所怀疑。中美关系虽然有一系列的恶化征兆，但仍然在可预期的、可管控的范围之内。

2017年1月上台的特朗普，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揭开了中美关系的面纱。

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中美两国在一百多年来力量最接近的时刻。

并且，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在社会心理上也走出“9·11”事件的影响，可以把战略重点放到传统安全领域了。

特朗普的个性化因素，尤其是其不遵守总统规范和外交常规的风格，把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放大了。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则要实现大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国的战略意图越来越相像，矛盾性和冲突性也不断上升。

由于仍然占据明显的力量优势，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2017年底，美国就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把中国定义为头号战略对手。随后，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试图干扰中国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为美国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政策仍然与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有着本质性区别。美国并没有一个以肢解、颠覆中国为前提的对华战略，仍然不排除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简单地说，美国视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但并不是苏联式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简而言之，从基辛格访华到今天，中美关系基本走出了一个循环：

在战略领域，中美关系起于对抗苏联的地缘政治合作，发展于苏联之后的去地缘政治化，又回归于两个世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对抗；

在经贸领域，中美关系起于美国拉拢中国的战略需要，发展于冷战后的经贸互补和主动，再到今天的竞争与合作并存；

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中国改革开放所开始的相向而行，到后冷战时代的淡化意识形态，再到今天高调的价值观竞争。

这里既有现实主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一般规律，也存在可建构的主观因素。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和对全球治理机制需求上升的今天，中美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的友好时代，但也不会重复美苏冷战的模式。

一个多元的、多样的、立体的、合作与竞争并在的新型中美关系，仍然在塑造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