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从加入WTO以后，世界市场开始向中国开放，同时中国还获得了大量的外来投资，这让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工业规模迅速壮大。2000年，即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只有5.9%，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2010年，中国不仅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工业增加值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此之后，中国的GDP总量不断逼近美国（2019年达到美国的68%），工业规模优势继续扩大（约占全球的1/4）。这一方面和我们自己的发愤图强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奇迹般的发展速度，离不开全球化的红利。而现在，美国挑起的“脱钩论”，正在试图逆转全球化的趋势。从长周期的尺度来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逆全球化的现象有可能发生，而且也确实发生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现过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写过“一战”前英国人的生活：
“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还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
一些学者会用全球进口总额占世界GDP的比例来衡量全球化的程度，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条曲线。从这条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出：上一波全球化的浪潮，随着一战的爆发戛然而止，并在二战结束前达到了低谷；二战结束后，世界再次进入到全球化的浪潮；直到2008年，全球化再次进入转折点。翟东升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是国内比较早提出全球化进入衰退周期的学者，早在2014年他参加《一虎一席谈》节目时，就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当然，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对外肯定是要强调“全球化不可逆转 ”，但如果真的想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那我们必须去思考：全球化为什么会出现阶段性的退潮，以及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里和大家分享下我的思考结论，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输家想要改变规则。在某种既定的规则体系下，长期竞争后的一个结果，就会分化出赢家和输家。这里的输家并不仅仅指被打败的意思，还包括在存量竞争中利益受损的那一方。一战爆发的一个时代背景，是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亚非拉和大洋洲）基本上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各国再也无法通过开辟新的殖民地来做大蛋糕和转移矛盾。这就相当于列强和列强之间，从增量竞争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阶段。而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再加上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忌惮德国的崛起而对其进行打压，于是逐渐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双方通过战争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利益和建立新的秩序。因为一战的成果——凡尔赛体系（以国联和《凡尔赛合约》为代表），不仅没能建立起受各方认可的新秩序，反而进一步激发了输家（德国）的复仇情绪。尤其是《凡尔赛合约》，法国执意要德国承担其难以负担的巨额战争赔款，这让当时代表英国财政部出席巴黎和会的凯恩斯愤而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预言，《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惩罚过于苛刻，将会让欧洲再度陷入黑暗。凯恩斯还专门写了一些补救性的措施，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被当回事。总体来说，从一战的爆发，到二战的结束，是一个重新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而中间短暂的和平岁月，按照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的说法是：“这不是和平，不过是20年的休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以下两个条件同时发生时，原有的秩序就会受到冲击：2.各方发展速度不平衡，在事实上形成了赢家和输家。一个朝代的末期，往往也伴随着一种现象，即地主大肆从穷人手里兼并土地。如果这个时候农业技术水平又达到人口承载能力的上限（进入残酷的存量竞争），底层吃不饱饭，又失去了土地，走投无路的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发动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甚至直接当上皇帝（输家重新定义规则）。随着朝代的更替，原有的社会阶层经历了一波洗牌，新的秩序将会诞生，人们又会在这套新的秩序体系下开展竞争，然后重复上面那个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各方发展速度不平衡，在事实上形成了赢家和输家，然后输家想要改变规则1945年，二战结束，在吸取了国联（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之后，人类建立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下，虽然有过美苏争霸，也有过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一个承平年代，世界也再度进入了全球化的阶段，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化的水平一度突飞猛进。那么，为什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全球化的上升势头被打断？我个人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看法，都是持“肯定”的观点。瓦特改良蒸汽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随后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极大的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了经济的繁荣。爱迪生和特斯拉的“交直流电大战”，带来了电气化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能源的利用能力，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为后续一切（用电的）高科技产业的诞生创造了可能。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冯诺依曼机的发明，带来了信息革命，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衍生出了各种细分的高端产业（半导体产业、互联网产业等等）。每当人类在科技上实现划时代的创新，都会诞生一大批新兴产业。然后资本通过在这些新兴产业的投入，去追求高额的回报。而有了资本的支持，基于新兴产业诞生的那些高新企业，就可以扩大规模，加强研发，加速发展，各国之间还会形成产业链，并向本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高薪岗位，老百姓也可以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是一种增量竞争（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然后进行分配），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科技的发展并非匀速向前，而是会出现阶段性的停滞和阶段性的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在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速了科技的发展。一战促使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机、坦克和机枪相继投入战争，是武器发展史的重要阶段。二战带动了航空技术、原子能、无线通讯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以无线通讯领域为例，今天我们用的手机，其实可以追溯到摩托罗拉在二战期间研发的SCR-300无线通信设备。这是摩托罗拉于1940年接到美国军方的委托所生产，后来被大规模用于战争。战争结束后，它被转入民用领域，逐渐发展成了我们今天在用的手机。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原有的科技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而少有的几个前沿赛道，如5G和人工智能，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带来的增量非常有限，而竞争却已非常激烈。为了刺激经济，欧洲和日本前几年就已经进入到了负利率时代。从整体上来看，美国依然掌控着军事霸权、科技霸权和美元霸权，今天的美国毫无疑问依然是世界霸主，在疫情爆发前，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强劲的玩家之一。所以美国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全球化的输家，但美国的问题出在内部——美国的中下阶层成为了全球化的输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公布的数据，201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3179美元（注：这个是家庭收入，而非人均收入，按1:7的汇率折算，相当于44.2万人民币），而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7909美元。乍一看，二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收入还是有9%左右的增长的，但扣除通胀等因素之后，美国二十年来家庭中位数收入其实是在原地踏步。根据2016年的数据，美国前1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77.2%的财富（其中前1%家庭拥有38.6%的财富，随后9%的家庭拥有38.5%的财富），是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另据美联储2019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有39%的家庭，甚至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支出（包括允许使用信用卡的情况下）。在常春藤大学录取的学生中，有14.5%的学生来自美国前1%的家庭，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美国后50%的家庭加起来，在常春藤中的学生占比仅仅为13.5%。这一方面和美国教育资源不平衡有关（教育资源严重向私立学校倾斜，导致公立学校教育资源过于薄弱），另一方面也和美国高昂的学费有关。美国有70%的本科生是背负着债务毕业的，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其中约1/8的毕业生，他们背负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了5万美元。不平衡的教育资源和高昂的学费支出，严重制约了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扼杀了底层逆袭的机会，这让美国中下层老百姓对未来失去信心。2017年，《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书登上了亚马逊图书畅量榜的榜首。这本书没有提出什么深刻的理论，没有吸引眼球的奇闻异事，作者也并非什么知名人物，J.D万斯只是以平实的语言，记录了自己是怎样从一个“铁锈地带”的蓝领家庭，晋升为白领中产阶级的“平凡”经历。但这本书火了，因为它引起了美国中下阶层白人的共鸣。万斯童年的居住地——俄亥俄州，曾经是美国的工业中心，然而在美国的“去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这些老旧工业基地陷入了衰败。有条件、有志向的人持续外流，留下的那些中下阶层白人则被精英群体视为是一群乡巴佬（Hillbilly），甚至还有更刻薄的说法，叫做白种垃圾（White trash）。一年后，母亲带着1岁的女儿（万斯的姐姐）和丈夫离婚。万斯的童年，就是在母亲不断地结婚、离婚、换男友中度过的，这些男人“来了又去就像旋转门里的人一样”。万斯13岁那年，母亲哀求他给自己一份尿液样本，因为母亲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雇主要求用尿检结果来证明她已经戒毒。母亲不断地哀求、道歉，并且保证痛改前非，不再沾染毒品，万斯在争吵中答应了母亲的要求。万斯的外婆，14岁时和17岁的万斯外公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两人又生了一儿一女。外公是个酒鬼，外婆是个泼妇，两人吵架的时候动不动就掏出手枪。万斯的母亲和姨妈，重复着上一代的经历，高中辍学、未婚生子、吸毒（酗酒）成瘾，唯一有所区别的，大概就是外公外婆还算有着稳定的婚姻，吵归吵，至少彼此相爱，而万斯的母亲，却游走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对于万斯一家而言，最美好的岁月，是外公在米德尔敦（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一家钢铁厂当工人的日子。然而，到了80年代末，日本和拉美的钢铁出口对美国本土钢铁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钢铁厂纷纷倒闭，美国老一代劳工阶层的好日子就此到头。万斯一家从此陷入了贫困，并掉进了贫穷孕育贫穷、愚昧孕育愚昧的恶性循环。万斯的前途一度非常暗淡，差点因为成绩太差而从高中辍学，还有着几十次的旷课和迟到记录——那时的他根本考不上好一点的大学。他童年的大部分玩伴，如今依然重复着贫穷、混乱又让人心碎的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认命，相信“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并把自己遭遇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政府和社会。高中毕业后，万斯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被派往伊拉克战场。在军队中，万斯 一改过去的自甘堕落，学会了服从纪律，学会了规律的生活，学会了全力以赴去拼搏。退伍后，凭着在伊拉克战场的参军经历，万斯进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并在2年后申请到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的机会。但耶鲁法学院的学费过于高昂，他负担不起，于是他选择了去一家地砖分销公司搬砖，时薪13美元/小时。万斯会尽量多地去轮值和加班，这样一个月可以攒2000块。就这样，万斯攒够了学费，进入了耶鲁法学院，这让他拿到了晋升中产阶级的门票。但万斯的逆袭不过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多数美国中下阶层白人却摆脱不了传承的贫穷与困顿。“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为我做的事虽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
《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是——“它解释了特朗普为什么能够当选”。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美国和中国一样，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但美国的内部分配出现了问题，硅谷和华尔街收益颇丰，中产阶级止步不前，而中下阶层白人则直接被甩下了全球化的列车。于是，美国的右翼民粹力量崛起了，他们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些右翼民粹分子以中老年白人劳工阶层为主，他们的特点是：爱国，排外，认同“美国优先”，并要求中国和墨西哥把就业岗位还给他们。他们是全球化中的输家，也成为了推动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综上所述，逆全球化出现的两个条件，其实都已经满足（对于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他们甚至不是在参加一场存量竞争，而是更加残酷减量博弈）。现在回过头来看，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就是美国中下阶层想要改变规则的一次抗议运动。而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面临全球化的阶段性退潮（或者用一个更委婉的说法，叫做全球化进行“调整期”）。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所以在舆论场上，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我们的执政团队，其实对形势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也是有所准备的。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中指出：“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限于篇幅，本文不对双循环发展格局进行解读（这个话题完全可以另起一篇了）。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是，美国两极分化的现状，美国乡下人的悲歌，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奥巴马就提出了要“再工业化”。但时至今日，总统已换届，美国的“再工业化”之路依然步履维艰。2016年，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开了一家工厂，然后他就发现，当地很难招到50岁以下的工人。美国工人不仅年纪大，而且懒散，干一会儿就要求休息，工作效率只有中国工人的一半。福耀集团曾经对比过，同样的生产线，中国工人可以生产1000片玻璃，而美国工人只能生产500多片。再加上要和那些想要组织工会的“刺头”斗智斗勇，在美国开厂的人工成本，远高于此前的预期。2017年，富士康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乐观估计可提供1.3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然而开工后不久，项目就陷入了停滞，原因是美国的建厂成本和人工成本都太高了，环保还要来插一脚，导致产品没有竞争力。所以后来富士康方面的说法就变了，台铭的特别助理 Louis Woo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将在威斯康辛州建立一个技术中心，而非此前说好的专注于LCD面板生产。预计创造的岗位从此前的1.3万个，变成了2020年底前雇佣5200名员工，也有消息人士说届时可能只会雇佣1000人。岗位类型也从以蓝领工人为主，变成了3/4为设计、研发类的知识型岗位。中国这两年也一直在强调，要搞产业升级，要发展新兴科技产业，要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但问题在于，新兴技术产业，如5G或者人工智能，它们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群体的。要知道各省普高录取率大约在5-6成左右，也就是说，还有4-5成的年轻人，它们读的是职高、技校，甚至直接出来打工，如果不把传统制造业岗位保留下来，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有问题的，是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我们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把传统制造业保留下来，在符合环保规定的前提下，保留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保就业”奠定基础。美国拥有最强的军事实力，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科技，人均GDP高达6.5万美元，但即便强大如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依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的朝代更替，也往往是因为赢家和输家的两极分化，底层民不聊生，于是揭竿而起。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在打赢扶贫攻坚战之后，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公共支出，给老百姓减轻负担。一个社会，必须要保持一定流动性，才能给中下阶层带来希望。美国的问题就在于，昂贵的私立学校，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子弟，未来大概率还是精英；而在公立学校接受“快乐教育”的寒门子弟，大多数就会如万斯的玩伴那样，考不上好的大学，甚至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然后打一份看不到希望的零工，回家了抱怨政府和社会，甚至用毒品和药物来麻痹自己。用他们的悲剧，来一遍又一遍地唱响“乡下人的悲歌”。而中国的教育模式和高考制度，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真的比美国要好太多。虽然中国的教育模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几乎都在公立学校，这大大减轻了学费方面的负担，降低了穷人改变命运的门槛。而高考，用分数来决定排名，简单粗暴又死板，但却规避了可能发生各种人为操作空间，是一种相对来说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高考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社会底层预留了一条向上的通道。有些人可能会说，既然美国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移民美国？在美国，有钱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打官司能请到厉害的律师，下一代就能获得优质的教育。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可以上交国家。”马云是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商人，他很清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你再有钱，做企业再成功，也不能成为财阀。但美国不一样，美国的财阀可以游说华盛顿的利益团体，甚至还可以去和总统博弈（比如历史上的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即便达不到这种水平，做一名科技精英，在美国可以用更低的工作强度拿到更高的收入，确实比在国内舒服。但美国的中下阶层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他们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一辈的悲剧。如果说，今天还有所谓的美国梦的话，那也仅限于美国的中上阶层。他们对美国的想象仅局限于东西两海岸，他们对美国人的认识局限于华尔街的金融家和硅谷的科技精英，却看不到美国中部地带那些劳工家庭的苦苦挣扎和自暴自弃。他们不明白万斯书中所说的“一出生就被这样的问题压的喘不过气来是什么感觉”。但我们应该去了解，去了解美国社会的危机，然后去设计和完善我们的中国梦。我们要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让中国梦在中华大地上照亮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