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是新罗马？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正如最近四年的美国，可以看到诸多历史事件的回响。就在几天前，这些笑剧达到了高潮，在美国总统权力本应顺利交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特别是国会确认选举人票结果时，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了国会大厦。

有不少人说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黄昏，是新自由主义的挽歌。但这不是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黄昏，美国的民主和自由还未开始。让我们回顾历史，并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一个初步的清算。

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城邦时代的雅典，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主流并不是民主制，而是贵族共和制和君主制，就连民主国家的代表——雅典在梭伦改革并建立民主制度之前，实行的也是贵族共和制。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雅典选择了民主制度，或者说为什么雅典实行了民主制度后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在历史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被今天的我们所看到？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仔细分析梭伦改革到底做了什么？梭伦改革中，最显著的一点是重新复兴了公民大会，这是民主制度的标志，但以两点至少同样重要。其一是废除债务奴隶制，其二是按照财产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以此作为担任官职（政治权利）和承担军事义务的标准。

废除债务奴隶制，这是在所有制上保护了公民的利益，防止了公民因经济原因从贫富进一步分化为主奴，当然，这没有废除奴隶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指出：“如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

关于第二点，要考虑到在生存竞争当中，国家能否生存和扩张，取决于它能够组织起多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进行战争。这一方面和生产力水平是相关的，另一方面也是和组织的大小和严密程度相关的。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是否有足够的服兵役的公民就成了生死攸关的事，这些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小生产者，是国家的中坚力量。

无论何种政体，公民群体强大并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之下的时期几乎总是古典时代国家的黄金时期，雅典和罗马都有这样的时代：公民以其私有财产的数量划分等级，承担军事义务（常需自备武装），国家的最高权力能够征召并调遣这种力量。

这是因为，国家是阶级矛盾在社会当中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奴隶制国家主要缓和和控制这样两种矛盾：奴隶和公民的、公民中穷人和富人的。前者是更为对抗性和你死我活的，奴隶制国家需要镇压奴隶起义；后者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国家需要维持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衡，国家的强有力则建立在统治阶级整体的强大而非大奴隶主的强大之上。

雅典的民主制度并非

当商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财富聚集，贫富分化，贵族被吸收进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并以成本较低的奴隶制经济排挤了大多数公民的小生产，公民日益贫穷，特别是无法负担武装，国家就被掏空了，再也没有足够的兵源，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很多奴隶制国家并不是因为奴隶起义而灭亡，而是统治阶级即公民群体的衰朽所导致的。大奴隶主越是扩大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越是在消灭自己的同盟军，越是在瓦解自身的统治基础。

上层建筑中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公民，但终归无法抗衡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公民曾享受着奴隶制的好处，最终吃下苦果，这也告诉我们民主体制是无法长久在奴隶制下实行的，奴隶制下的民主体制也并非广泛的和真实的民主。而贵族共和制只不过是把作为大奴隶主的贵族们对公民的优势直接和公开地表现出来了。

罗马共和国就是实行贵族共和制的典型，元老院曾是罗马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元老们最终也毁灭了自身统治的基础，使得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军事强人的维持，最终湮灭于蛮族的入侵。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迎来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这既可以视作古典贵族共和制的某种复现，与当时日耳曼人原始氏族社会相结合，也是当时历史背景下新的采邑制度和人身保护关系发展的结果。

如同奴隶制国家一样，“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农民们就这样生活在封建秩序下。但是，从十一世纪开始，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对领主斗争的成功，这些城市的市民获得了自由。

城市对领主的斗争，常常有着王权的支持，而斗争胜利后，城市从领主和国王那里得到“特许状”。这之后，市民成为自由人。领主不得非法剥夺市民财产，不得任意征税。城市，也就成了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自由是城市和市民们的自由，是特许下的自由。

在法国由贵族君主制向君主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王也曾得到市民的支持。商人和手工业者需要更大的市场，更少受封建主盘剥，他们需要顺畅的交通，而不是林立于要道的关卡和堡垒，而这些只能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提供。

关于君主专制，恩格斯认为，“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它（君主专制）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

市民的自由和利益曾经要在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主的对立面——王权的庇护下才能实现，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个最高权力组织，有足够的力量以扫除层层分包的封建秩序，而这样一个权力组织是由一个人（君主制）、几个人（贵族共和）还是大多数人（民主制）在当时并非最主要的问题。

当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诉求就不再可能在君主专制国家的框架下得到满足，封建的和教会的特权仍然存在，苛捐杂税的压力日趋沉重，威胁着他们的私有财产。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所有制的问题，要“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法国大革命的英雄挺身而出，其中一些人毁灭了法国内部的封建制度，并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而另一个人在国内外四处征战，在欧洲范围内摧毁封建秩序，为法国营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在这样的军事紧急状态下，他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势，效仿凯撒，成为执政，甚至更进一步，登基称帝。

当资产阶级需要拿破仑去镇压保王党时，就对他委以重任。当资产阶级认为自由、民主和共和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时，他们的代表国民公会就会试图实现这一切，特别是普选制。但当普选制和雅各宾派展现出“暴民政治”的一面时，普选制就被热月政变的胜利者取消了，确立了两院制，由元老院和五百人院负责立法。

贵族共和的幽灵最终胜利了，它被认为是相当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并以现代的形式复兴。而当拿破仑一定程度上复兴了罗马法，以其为基础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亲自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南征北战，扫除欧陆上的封建残余时，君主制也是可以接受的。先是民主，再是共和，在利益面前，资产阶级可以把自己曾经有的理想都扔进垃圾堆。

而美国对罗马的复兴更为完全，不光有贵族共和，有元老院（参议院），甚至连奴隶制都请回来了，并使其如此的繁盛。美国正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基础之上：用选举来包装的政治精英贵族共和、大种植园奴隶制以及大量自耕农。

美国曾经解放了黑奴，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奴隶制；罗斯福曾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护了美国公民的财产，并使公民群体空前强大，就像梭伦一样。他是美国制度中民主成分的一个体现，但他不可能解决贵族共和体制，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他不能以毁灭新罗马的方式拯救新罗马。

在他之后，美国的“奴隶制”花样翻新，向内部引进拉美移民，作为服务业“奴隶”；向外部转移产业，作为工业“奴隶”。里根则更进一步，镇压工人，清除了意识形态对手在自身体内的影子，也毁灭了罗斯福的遗产。美国的公民群体，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和自耕农则一步步被消灭了。冷战赢了，但这值得吗？

在讨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时，我们应该摆正自身的定位，即“刚刚成为自由民的奴隶”。要知道，即使是今天，以较为简单的口径去看，单位时间的劳动成果，美国人可以用一份换取中国的六份，在上个世纪，这个交换比甚至曾经高达几十倍。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面扩展时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

这个民主，是新自由主义奴隶制帝国直属领地公民（特别是帝国直属城市市民）的民主（结果还经常以精英贵族共和的形式呈现）；这个自由，则是自由公民相对于“奴隶”的自由。美国公民曾因这样的现代奴隶制而幸福生活，也因此走向破产和贫困，把特朗普送上大位。

奴隶制下，民主制度和贵族共和都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奴隶制会毁灭自由的公民群体，毁灭帝国的中坚力量。反过来说，公民想要幸免于难，必须要关注和团结全人类，特别是其中的边缘群体，而不能只关注自身的利益。

特朗普不是美国民主的问题，而是在公民群体衰落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用选举来包装的政治精英贵族共和的大戏演不下去了，民主正在起作用，最先是团结了帝国公民中较为贫穷的那一部分，但这离真正的民主还有一定的距离。

特朗普所表现的美国的问题不在于特朗普本身，而是当美国需要一个罗斯福一样的人时，只有特朗普。1932年时罗斯福5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做了四届总统，挽救了美国并为它带来前所未有的荣光，但是现在，只有特朗普。

1848年的法国爆发了革命，但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资产阶级分为几个派别互相争斗，而农民在呼唤拿破仑一样的僭主，最后，他们得到了路易·波拿巴。2016年的美国，锈带的工人已然忍无可忍，但桑德斯却不可能胜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本想继续贵族共和的戏码，美国需要罗斯福，但是红脖子农民只能选择特朗普。

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是经不住历史大考的，在东方崛起的压力下，他轻率地行动，被困色当，然后丢掉了一切。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特朗普有很大概率顺利连任，他会让美国变得如1870年的法国一样。

可是，危机来的更快，特朗普被推着必须要面对路易·波拿巴曾面对的只有一个总统任期的困局，他没有十二月十日会，没有把流氓无产者组织起来，也没有真正地掌控军队。他只有红脖子，而红脖子的数量已经不够了，他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僭主。

元老院仍试图掌控局面，其中一位在任时间超过三十年的元老甚至亲自下场，但他的胜利已经不是他的胜利了，而仍然是美国需要罗斯福，但是只有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老头子，2016年是帝国直属领地贫民的胜利，而这一次则是帝国直属城市市民赶走了自己不想要的僭主。

信息时代是容不下元老院的，如通那位老人的谆谆教诲和人生经验一样：你必须永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问题是：美国离巴黎公社还有多远，美国离民主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