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从版本学聊《毛选》

但凡谈及一本书，至少涉及到两个视角：书和作者。作为书本身而言，又可从编修单位和版本两个角度考察；就作者而言，则涉及到这本书在作者著作体系中的位置，包括各方（不仅仅是编修单位）对作品的延伸研究。

从作者的角度，选集这套书其实只是伟大领袖整个革命和政治生涯中文稿和讲稿的一小部分，其文献价值固然是有的，但主要还是重在于思想价值，研究者更多检索的是档案文献以及建国后系统结集出版的那些文献，如八卷本的《伟大领袖文集》、13卷本的《建国以来伟大领袖文稿》；还有专题文献，如六卷本的《伟大领袖军事文集》、《建国以来伟大领袖军事文稿》、《伟大领袖书信选集》、《伟大领袖西藏工作文选》等，以及一批非常具有“马恩列斯式风格”的《伟大领袖同志论XXX》，当然也包括了民间所广为喜爱的伟大领袖诗词作品；文革时期除了官方发行的《语录》和《著作选读》之外，各地不同的机构和组织曾经以各自的名义独立编印过大量伟大领袖的文稿和讲话，其中有很多内容未曾收录在官方编修出版的书里，时常会被“淘出”一些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东西，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各种版本的《伟大领袖思想万岁》。

除了这些已经结集的文献之外，还有大量伟大领袖的其他文稿讲稿，以及毛起草或者毛在各时期以党内各种身份或名义起草发出的电报文件，这些也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但是往往散落于浩如烟海的各种党史文献资料中了。非但在中国大陆，海外的“毛学”也一直都是热点，活跃着不少学者，其中也存有学者和研究机构编纂的毛的作品，比如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实主编的十卷本《伟大领袖集》和九卷本《补卷》及别卷，此版本对于建国前的部分涵盖面极广，一直追溯到毛的极早期活动。既然毛的著作如此丰富，何以仅有选集得以如此流行和广为人知呢？

从毛选这套书的角度，当前国家级的党史文献编纂单位主要有两家：中央编译局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前者主要以翻译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将国内文献翻译为外语版本为主，前身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等即为该单位编译产出；后者主要工作为收集、整理、校订中共领导人的文稿和中共党史文献，为毛选结集的即为文献研究室，前身为“伟大领袖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可见其成立之初就是与毛的著作直接相关的，改组后同时承担其他领导人文献的整理工作。这两个单位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直属单位，可以说是官方最高级别的权威机构。当然此外还有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这两家一个是学术单位，一个是收藏中共党史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场所。

一般人可能会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文集文选就是作者当年写作或发表的原本，其实并非如此，不然就不会有编辑这个职业存在，更遑论成立一个中央级的机构来专门从事编修工作，毛选前四卷的时间跨度已有二十多年，当编辑出版时作者本人的各种思想认识较之前已发生一些变化，作为政治出版物，需要将这个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和最成熟的思想反映在书里。而与此相对的是，也有一些人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认为现在发行的文集文选已经不能忠实反映作者当年的原稿，因而持怀疑观点，这其实也是不正确的。

文字的编辑和修订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文过饰非曲笔春秋是不行的，而曲解修改作者的原始本意则更是越过了底线。尤其是像毛选这样有着重大影响的出版物，除了有毛本人作为主要当事人亲自审阅把关，还有大量的专家学者从旁提出意见，更有中央档案馆和各地档案机构存档的原始底本，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口头（采访、回忆、会议记录等）和书面（如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作品）材料作为交叉比对，因此出版质量是非常高的。

这里稍微跑个题，前些年一度有传言说“选集里毛本人所作仅十几篇，其余皆为‘代笔’”，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违背常识，因为一张嘴毕竟忽悠不了保存在档案馆里的第一手原稿存档。

这里再插入一个彩蛋。知道常识也能快速鉴别一些“段子”，比如这几年逢年过节你在有些微信群里可能会收到这样的文字——

“节日问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问候，就是问候早一点也不怕。无非 拱拱手、说些吉利话嘛，红包那些东西，腐朽得很，消磨意志……”（见《毛选》第四卷 134页）

这段看似模仿毛的口吻，但仅需一点小常识就能知道这是“历史发明家”们的创作，甚至根本不需要翻书去查证，因为毛选前四卷页码是连续编号的，即每一卷的正文首页的页码是接续前一卷的末页，如果真的是“毛选第四卷”，那页码应该是从一千多页开始了，根本就没有第134页。

但凡谈及一本书， 也必然牵涉到其版本，以及言明我们的讨论中所参照比对的是哪个版本。毛选的出版发行史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当前有案可查的第一套《伟大领袖选集》来自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五卷本，在战争年代，由于中共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尚无法集中人力从事这项任务，从而在建国前的这段时间里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里都流传着各自编辑的“毛选”版本，其中比较知名的有：1945年苏中出版社版、1947年晋察冀中央局版（以下简称“晋察冀版”）、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版（以下简称“大众版”）、1948年渤海版（此版本名为《伟大领袖文选》）、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版（以下简称“东北书店版”）、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版、香港民主出版社版，等等。关于毛选的出版发行史，可以参考刘金田和吴晓梅所著《尘封：伟大领袖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作者曾经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成员，直接接触相关的史迹史料。

目前人们所谈论的毛选，基本上都是指在建国后出版的版本，目前通行的是第二版，即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第一至第四卷。而本文所基于的版本，则是1966年出版的第一至第四卷和1977年出版的第五卷。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因为笔者所读的就是这一版，我只能基于我所看过的内容发表看法。这也是从1951年至1960年分卷出版的前四卷的第一个简体横排版本，1977年出版过的第五卷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停止发行，因而成了“孤版”。

毛选中的政治哲学

笔者本人对这套书的一个个人总概括就是：选集所传达的最主要思想乃是毛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不同于纯哲学，它更偏向于现实操作一点，是一门“入世”而不是“出世”的学问，事实上翻过选集的话你确实能从中找到纯哲学的内容，那就是第一卷的最末尾的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选集的价值，就是在于这个方法论。

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呢？需要有一篇位置显要的文章把这个方法论引出来。jungleford以为，这就是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 。可有意思的是，在建国前的诸多版本中，却并未收录此篇。

在笔者从网上找到的资源当中，“晋察冀版”、“大众版”和“东北书店版”多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正文的起首篇（“大众版”是《新民主主义论》）。事实上，《分析》一文是有案可查的毛最早的一篇公开发行的小册子（发售于1927年4月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的前夜），在1951年开始全国正式发行的选集第一版中，标注的时间是1926年3月，实际上这是编辑部门采用了当年《中国青年》上刊行版本作为底本，而此文在数个月之前已发表于另一本《革命》杂志，因此在1991年选集发行第二版时，将发表时间修改为1925年12月1日。

《分析》一文可谓短小精悍，整个正文部分32开本还不到10页，也就是不到5张纸的篇幅，符合毛氏行文的惯例：用简练而直白的文字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尤其是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如今已经成了广为引用的“金句”之一，考虑到此文单行本发表时间（1927年4月1日），不能不感叹其具有某种“预言”性质。然后仅在第一段很短的过渡之后，就快速进入文章主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状况进行划分，并自上而下逐个分析每一阶级的经济现状和基本政治立场，其中对于中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采用了较多篇幅。最后也是仅用一段约百余字的极短篇幅进行概括综述，正面回答第一句话提出的问题。文中对上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笔墨较少，而对中下层写得较多，我想是因为读者对于“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具有较多共识，而对于“谁是我们的朋友”却有较大分歧。

《分析》一文所使用的工具，一个牵涉到立场，叫做“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叫“唯物史观”）；另一个则是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叫做“阶级分析法”。这两个词听起来似乎太大，太空，给人感觉比较抽象，或者说不那么“接地气”，有一种“马列主义老太太在令人厌烦的说教”之嫌，怎样用我们听得懂，容易接受的语言来描述呢？那么这里可以尝试换一个词，叫“力量对比”，这样子应该通俗一些。

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

笔者脑洞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解释唯物史观和基于阶级分析所采取的策略，我的文笔一向很水，只能说尽量做到词能达意。这里我完全不去提什么“阶级”和“唯物主义”之类抽象的“大概念”，只谈最现实的利益：你想不想赢？怎样才能赢？这里我暂且假定即使你输了也没有性命之忧 。

政治素养的一个起码要求，就是考察的主要目标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为什么呢？因为个体的利益诉求是个多元变量的函数，每个个体在不同的对象上的利益往往是有相同也有冲突，如果你只关怀个体，但现实经常是A和B在问题X上有共同诉求，但在问题Y上却利益冲突，而A和C刚好相反，在问题X上相互看不顺眼，但对问题Y又相互认同，因此对于不同个体，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不同个体而言，你无法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最优的做法是从这些个体中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这些个体的标签，这样才能为一个“群体”。

那么存不存在一个全体人类，包括所有人在内的“最大公约数”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回答是“有”，不但有，而且有很多，比如说，目前只有地球是人类能够长期生存的唯一天体，所以除了反社会者（如ETO，特别是降临派）之外没有任何人希望地球玩完，这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利益。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特别是政治学角度，不同的流派有着不同的解答，具体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支流派，他们给出的答案却是“No”，不存在这个经济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也不存在政治上的最大公约数（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给出的解释是——“当前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仍然是阶级社会”。

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任何一个稍微本质一点的政治经济议题，一定会有至少一个“群体”跳出来反对；或者换句大白话来说，某些我所看不惯的事情，一定有人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反之亦然——在大样本层面，你的政治观点，取决于你的经济低位，而你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你是哪一类“群体”的成员，或者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大脑”。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一举击碎了很多“圣母式”的幻想（《共产党宣言》所谓“温情脉脉的面纱”）：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中立派”，你如果不是“群体A”，那就是“群体B”中的一员，如果现在还不是，还只是“群体C”，那也只是时间问题，迟早的事儿，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能够同时调停ABCD……的“中立立场”，你的屁股迟早会坐到你所属于的那个“群体”上去。

如果你坚持尝试怀着一颗“博爱的心”，坚持“不预设立场”，坚持认为自己是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试图去安抚所有“群体”，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个专门术语，叫做“搞阶级调和”，翻译成民间的大白话，叫做“和稀泥”。而哪个“群体”能够笑到最后呢？唯物史观对此的回答是，看“力量对比”。

在上面我脑洞的那个简单模型中，其实是把《分析》一文换了一个故事来讲，或者说做了一个（很不严谨的）简单替换：把政治经济资源替换成股份，把中共替换成我的朋友，把上层阶级替换成“首席股东”，把中间阶级（中产、小资等）替换成了其他股东，把下层阶级（主要是无产阶级）替换成了广大股民。事实上这个模型和中共起家时候的形势相去甚远，中共当时能够掌握的资源还远远达不到“股东”的地位；并且一个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也并非如此简单，运作逻辑也殊有差异，但为了解释问题，模型也暂时做一些不严谨的简化。我期待这个简化模型所诠释的含义，就是“力量对比”。

大家都听过“政治就是将朋友弄得多多的，将敌人弄得少少的”，这句话原型正是来自毛的一段谈话。虽说这个道理非常浅显人人都懂，但是现实操作中往往成事者寡而掉坑里的多，为什么呢？我前面那段发言也隐含地讲了一部分原因：因为很多人对“力量对比”并没有准确的认识，没有能够意识到什么样的“群体”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什么样的“群体”才是“铁票仓”，或者把敌人当成是朋友，或者把朋友当作了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析》中第一句话的言下之意乃是——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而这三者是大不一样的。

“依靠谁”其实应该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即“我们是谁”或者“我们代表谁”，也就是说《分析》中第一句话实际上应该补全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这就是前文所谓“屁股决定大脑”原理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考验——找准“自己人”。在革命阶段，这是最困难的一步，所谓“大浪淘沙”，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被淘掉的都是对“我们是谁”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的，比如说口头上言必称“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借着动荡的时局希望从中捞一票实现个人或小团体“阶层跃升”的，这种政治行为，我们一般称之为“投机”，而这样的人和“群体”，也绝对不可能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团结谁”对应“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步，也比较难其实。在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曾经反复出现过的一个名词，叫做“机会主义”，很大一部分说的就是在“团结谁”的问题上认识发生了偏差。其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潜在的敌人当成了朋友和团结对象，甚至是依靠的对象；而“左倾机会主义”刚好相反，是把很多本来应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视为敌人进行打击。

这两类反面教材相信诸位在早年教育中已经被“灌输”过无数次了，即使早已毕业参加工作了这么多年，想必还记得起陈独秀和王明这两位党史上曾经的显赫人物。在现实中，很多人经常拎不清“团结”和“依靠”其实是两个概念，基于前面说的“圣母”心理，把所有“可团结”的对象一概视为“可依靠”对象，甚至对“团结”群体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依靠”群体，这样的操作（术语叫做“政治路线”）如果运气好的话问题不大，但事实上很容易会走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样的历史教训（而且往往是拿许多人的生命去交学费换来的“血的教训”）实在是数不胜数，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这个方面千万别脸皮太薄，不敢正视这样一条（有些人会觉得“政治不正确”的）政治原则：“朋友”和“自己人”确实是“内外有别”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机会主义”并不等同于前面的“投机”，当然机会主义里也可能含有部分投机的因素（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对“盟友”的美好幻想，赌一把，把赌注都押在“盟友”的忠诚上），但是出发点却并非是借革命当作“自我高升”垫脚石。

顺便说一句，笔者是一向反感故弄玄虚掉书袋的，这种行为今天人民群众普遍斥之为——“装逼”，跟一个初中生谈什么“机会主义”？还“左倾”“右倾”？为什么不说大白话呢？毛的文章和讲话稿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通俗的文笔，即便间或夹杂有若干概念，也时常加以通俗化的解释，甚至不惜以大白话的形式，这固然跟早年中共的干部队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关系，但也反映出毛对“装逼式”文牍作风的反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有一篇讲话，后来也被收录到选集的第三卷，题为《反对党八股》。

“反对谁”对应“谁是我们的敌人？”。前文提到过，相比“依靠谁”和“团结谁”，“反对谁”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因为既然是革命，必然会有一个革命的对象，如果连革命对象都不明确，那显然不会有革命的发生。但是这里指的是“主要敌人”，被千夫所指才能同仇敌忾，对吧？需要注意的是，在“依靠谁”和“反对谁”之间的部分，也就“团结谁”的那部分——人们常用的术语叫做“中间派”——是一个灰度地带，可能被我们说争取，也可能倒向敌人，这也是《分析》在最后一段的明确结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把握好这种“可能”，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被卖的和掉坑里的呢？

再谈”依靠谁“

以早期国共关系为例，单从组织层面上看，初期的中共非常非常弱小，其成员大多来自青年学生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色的政党。据中组部、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三家（其中两家是顶级中共党史研究单位）联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统计，成立约一年间内在册有195名党员，加上共青团的后备成员，也不过区区5000余人，至国民党一大改组（即我们教科书上称为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一年（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在册党员也才约摸千人。之后才进入一个短暂的扩张期，至1927年国共分裂前党员达到约5万人。

而同期老牌革命党的国民党是多少呢？关于国民党组织史，近代史专家王奇生先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中介绍道，仅在国民党1924年改组之前，就有约20万在册党员，而至1925年媒体报道居然有“百万以上”，中国才不过“四万万人”，即使刨掉那些主观上注水的和客观上投机的，其“中坚分子”也当有几万至十万之众，可见早期中共无论在组织上还是知名度都要远远逊于老牌的国民党，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你说像这样一个政党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如何去发现正确的“力量对比”？

所以当“四一二清党”来临，遭受损失最大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左翼力量，从绝对数目上说要远高于中共的损失，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人去“损失”啊。经此一番血腥清洗（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的左翼损失殆尽，国民党也就一夜之间从一个老牌的革命党，迅速蜕变成了一个高层被军阀和实力派掌握，底层被土豪劣绅把持的半封建化半法西斯化的政治集团（参考王奇生上述著作片段，以及论文《“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而中共方面也是受到重创元气大伤（大约只剩1万余人），还在城市的，只能转入地下，而走向新天地进入农村的，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过程。

说到“力量对比”，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可能会问，“你说的‘力量对比’似乎指的是人数啊？掌握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资源能不能算作是‘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力量对比”确实是个多元化的变量，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都应该算是一种power，而且也都相当重要，但我以为，人口基数是一个主要指标，其他的power如果脱离这个指标，即便是有意义也会很快失去。

这里牵涉到唯物史观的一个观点：人是一种生产力，并且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所有生产力当中的“元要素”。所有讨论都应该在现实条件下，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确实实现了强AI，把自己从大量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时候生产力已实现新的飞跃，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但是在目前可见的时间段内，我们仍然无法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以及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关系。掌握一定数量的人口，特别是这些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亲政权的，这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就具有了相当的“动员能力”：财政上能通过税收养活自己，政治上能吸引到人才进入体制内，军事上能吸收更多的兵员……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扩张型社会”。

特别地，如果掌握的是工业化人口，那具有的动员能量是超乎想象的，但是近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原本认为中共所自我宣称代表的那个无产阶级“群体”——产业工人，其实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有很小的一个比例，用“少得可怜”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像十九世纪欧洲那样的——庞大产业工人队伍。根据社科院经济所（前中科院经济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

这两套材料皆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新的材料可能会有所更新，但相差不会太大，且牵头主编的是严中平、汪敬虞、姚贤镐等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大拿，数字皆有注释，来源可查证，因此可靠性上还是有保障的。有些网上可以找到的第一手材料，比如国民政府实业部民国二十二年（193

而最庞大的人口，是集中在《分析》一文所定义的“半无产阶级”中，即——农民阶级，直到中共正式把“工农联盟”作为其政治路线并坚定贯彻执行之的时候，才真的摸索到了准确的方向，所以说建国前中共领导这个“联盟”进行的革命是共产革命吗？根本就不是啊同志哥，中共完成的是一场本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国内那帮资产阶级，不是太弱小，就是依附于强大的半封建化势力，要么就是依附于洋人的买办，都没有力量（甚至没有意愿）来完成这个本来应该由他们来完成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一个奇观，大家也觉得很奇特是吧？

所以毛没有用这个原始概念，而是“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基于“阶级分析法”得出的“力量对比”，并且根据这个结果站队，朝争取最广大人口的那个阶级（“群体”）的方向努力，就是一个政权“做到备选”甚至“唯一”的正确方法。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语境下也有个常见词语，叫做“人心向背”。

再谈"团结谁”

很多朋友似乎有种潜意识的认知，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半场基本上就是国共两家的事儿，别人家即或有点存在感，也不过是跑龙套打酱油的。这种看法现在可能还是相当普遍的，纵观当下各种文艺作品，影视剧，无不在反复强化这一叙事，普通观众皆为受众，常年熏陶下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简单的“二选一”，“现实是没法选”，那也是很自然的结果。这其实并不怪大家，而是确实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反思一下我们当初的中学历史课教育，是否是过于粗线条了，是否过于关心结论而轻视了论证过程，从而给大家造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

不错，在20世纪上半叶的后半段，国共斗争确是一条主线，但在政治上也绝不是简单地“只剩”的那唯二两家，细的咱先不说，就问一个小学生简单常识：大家知道咱们现在的国旗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吗？记性好的同学可能不用百度也能答得上来——五星红旗，红色代表革命，一颗大星代表中共，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前边说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工农联盟”，如果“打着打着只剩国共了”，那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弄个“三星红旗”不就完事儿了？既然作为胜利者的中共还极为重视这两颗星，把它们提到和工农相提并论的高度，那势必是有什么不可忽视的理由，对不对？

什么叫做“第三条道路”？这里我要提一下电影《建国大业》。当年电影放映后，在民间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争议，有的人认为此片的历史观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与之前的主流官方叙事有差异。

此片和30年前建国40周年的献礼片《开国大典》有所不同，故事的主线对准的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和产生过程——因为大家知道，建国代表着一个新政权的最高主权宣示，而按照国际惯例，你选择的国体是共和制，必须要有一部宪法来昭示新政权的合法性，然而第一当时中国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第二按照当时的条件也无法按照人口比例无差别地选举一定数目的制宪成员来进行制宪，因此各方采用了一个折衷方案，由中共牵头，召集一个由各民主党派和各方贤达组成一个临时制宪会议——这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来历，即由政协临时代理了后来人大的角色。

而通过的临时宪法，叫做《共同纲领》，直到建国后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才正式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出人大和政协在这里的职能差异——人大类似于西方的众议院或议会下院，拥有制宪权和立法权；而政协类似于西方的参议院或议会上院，但不具有立法权。第一届政协的产生过程，并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就成了的，这首先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那么的服中共？仅仅因为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吗？这个答案从来就不只在1949那一年。

说到政协，这个机构并非由中共或其他民主党派在1949年筹备建国的时候才“发明”的，而是早有渊源——源自重庆谈判后根据《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于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表面上看各方都有“和平组建联合政府”的意愿，而此前中共方面对这一前景早就作出了政治判断并有相应的预案准备，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伟大领袖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此篇后来也收录选集第三卷，标题为《论联合政府》。

为显示区别，1949年政协一般被称作“新政协”，而1946年政协则称作“旧政协”。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产生180名委员，中共和非中共委员是59比121；旧政协仅有38名委员，国民党、中共和其他委员比例是8比7比23。可见无论是新旧政协，实力最强的党派反而必须是占少数（一般是三分之一弱），否则即使每次开会“领头羊”即便不能随心所欲通过任何一个议案，也足以随心所欲否决任何一个议案，那样“政治协商”就毫无意义可言，所以越高级的政治游戏，就越要重视一个原则——不能排他性独占，必须要懂得联合。对憧憬政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招特别有效，而知识界所活跃的一个重要舞台，就是各色民主党派。

对于“依靠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的中共来说，“团结谁”也是一个重要考题，当然，对蜕变之后的国民党来说也是同样。

当年的民主党派，可不像如今八个民主党派这样整齐，那会儿充斥着各种思潮的高知群体都在拼命争抢话语权，其中资格最老的，可能当属“中国青年党”了，在选集中也有出现，并且出现得还很早，在第一卷正文第二页就不点名登场了，《分析》一文首发于1925年底，而中国青年党刚好成立于两年前的这个时候。

王奇生先生在另一部作品《革命与反革命》中，也将中共、国民党和青年党相提并论为“三大党派”（而并非“只剩国共”），并同时批评了一下“成王败寇史观”——

青年党也算是仅次于国共的一支“老牌”政党，其活跃程度在民国政坛上也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早期不但坚定反共（比后来的蒋记国民党坚决多了），也反国民党，到了1946年旧政协，在38个委员名额中也占有5席，直到1949年随国民党退到台湾，但很快就被边缘化，曾经在陈水扁“内阁”中担任过“行政院长”的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的游锡堃，在学生时代也曾经加入过青年党。

像青年党这样被早早归入“我们的敌人”之列的“群体”，那自然不可能是“团结谁”的目标了，1946年旧政协中的另一个党派——中国民主同盟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下呢？这个也要“等等看”，《分析》一文末尾的结论对中间派是有区别看待的——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虽然在旧政协席位中得票比国共两党都要多，但实际上民盟只是一个很松散的党派联合，人称“三党三派”，跟今天“八个民主党派”中的民盟已全然不同了，创立的时候还曾经包括中国青年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国家社会党等有着不同政治主张的党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但又不希望看到中共成气候，希望在两大势力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每个政治集团如果不是依附于其他更大政治集团的话，它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基本盘”，或者说“铁票仓”。以当时的环境，中共的基本盘是“工农联盟”；蒋记国民党基本盘的成分比较杂，但不外乎是因利益捆绑而暂时结盟的军阀、地主和一部分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和买办资本），及其依附其上的产业人口；而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其基本盘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考虑到当时中国80%以上的文盲率，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第三条路”会走成什么样子，而现实果然是依《分析》中的结论所言，民盟以分裂的形式，把“第三条路”，走成了“第四五六条路”，最后又各自与国或与共相结盟：青年党和国社党选择了国民党，救国会和农工党选择了共产党（此处旁白响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而选择与中共合作的，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地心悦诚服，后来的“张东荪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直到建国若干年之后，在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上也还掀起过一场政治运动，这是后话了（此处旁白再次响起——“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任何政治行为归根到底都是要基于利益交换的，也许局部上会有一个个不计利益的英勇“个体”，但在“群体”上，在全局上“个体”很快会被统计意义所淹没。无论是朋友所说的“谈理想”也好，还是“拉票”也罢，归根到底都是要兑现你当初的承诺的，否则就算喊“狼来了”两次拉到了一些票，第三次就再也不会有“大量炮灰无脑投靠”了，理性人都是会用脚投票的，你还“拉”得到票吗？

前面我们说了，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她的“依靠谁”，也就是“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这其中主体都是农民，而且大部分是已经破产沦为无产者或接近破产边缘的农民，他们最渴望的“理想”就俩字儿——土地！但是中共看到的问题别人就一定看不到？在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早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有《天朝田亩制度》啊；即使近一点，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的前身，同盟会的纲领那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啊；哪怕是已经崩坏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在1930年出台过《土地法》，搞过几次减租啊。土地问题，在民国就已经是一门显学。

为什么最后都没搞成？难啊！要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多人的利益，只有到了最后真的要“利益交换”的时候，这时候才看得出来屁股是坐在哪里。谈理想，可以！只要这些几乎全是文盲的农民听得懂；拉票，没问题！只要这些几乎全是不识字的农民在选票上看不懂的人名上画圈——霸特——Please show me the money，啊不对，是show me the lands ^_^ 土改的结果就是马上释放了解放区一亿左右人口的能量，并迅速转化为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无论财政，人才，还是兵员，都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解放区，成为了真正稳定的“大后方”（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军事上有了可靠的“内线”防御态势，即便是在中央机关所在地的陕北遭到十几倍兵力重点围攻的同时，刘邓野战大军还能脱离自己的地盘，从容向“外线”出击——这要比根据地时期的动员能力何止强大了百倍！

近代中国革命是一场高烈度的流血革命，且不说建国前牺牲的300多万中共党员，更有数倍于此的普通民众，以及曾经在各种程度上支持（应该说“支撑”更恰当）这个政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许许多多人，可谓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前仆后继”，你觉得光靠“谈理想”是不是真的能让他们做到这个地步？我看悬，一个出色的传销讲师或一个在爆雷前的P2P业务员充其量能忽悠你投钱，但是能忽悠你投命么？

关于《分析》一文，到这里讲得已经够多了，最后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此文是最high level的顶层分析，但它决不是什么凭空就冒出来的“天才灵光一现”，而是有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

最后总结一下，关于《伟大领袖选集》这套书，本人（当然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整套选集全五卷，其主要思想价值在于伟大领袖的政治哲学；其思想立足的立场和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其运用方法论的重要工具，是阶级分析法；全书表达其政治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的最重要的一篇纲领性文章，是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精确地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的问题，即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尾声

毛和他的战友们的革命生涯，在官方语言中通常是以“革命叙事”的形式出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却被民间或无意或有意地诠释为一个“打天下坐江山”的叙事，因为很显然，这个过程实在是一个极为励志的创业故事。在商界，有些企业似乎还很流行去cosplay这样的叙事风格，这甚至成为了一种企业文化。不过诚如本人的一位朋友从前评价过的那样，“像毛这样从完全白手起家做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故事，他的策略，他的手法，当然是所有创业者和私企老板们最喜欢听的，也是最渴望窥探、钻研和模仿的技能；然而他的真正思想，这些人当中又有多少人会去在乎呢？”

毛和他的战友们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上帝视角”看来，微观到伟大领袖本人可能只是一个偶然，而宏观上某个“王泽西”、“张泽南”、或“李泽北”却又是历史的必然，前提是，他/她准确认识到了——

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