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坏了的美国人，错在哪？

进入11月，美国第三波疫情愈发汹涌，比春夏两波疫情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3日7时26分许，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1221万例，累计死亡超25万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2日援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美国过去20天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均超过10万例。此外，截至美东时间11月22日下午13时，美国11月新增确诊病例超300万，达3002082例，约占迄今为止总病例数的25%。

2020年11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

《大西洋月刊》特约科技撰稿人埃德·杨(EdYong)9月中旬发表长篇报道——《美国陷入疫情大流行螺旋》（America Is Trapped in a Pandemic Spiral），盘点了妨碍美国抗疫的9个思维误区。

这些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应深以为戒的陷阱。

那么，美国抗疫有哪9个思维误区呢？

编译 |徐剑梅瞭望智库驻华盛顿研究员

编辑 |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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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常倾向于为复杂社会问题寻求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

3月疫情初起时，以为大量生产防护用品可以解决疫情；

4月，全美为是否戴口罩激辩；

5月，开始追踪密切接触者；

9月，又在大谈通风问题。

这就使得美国民众孤立地看待疫情解决方案，把“不完美”与“没有用”混为一谈。

但是，无法阻断疫情传播不是拒绝采取某种措施的理由。正如系安全带不能防止所有致命车祸，但在很多情况下能保障你的安全，戴口罩也是如此。

2020年11月19日，纽约市因疫情加重，纽约市公立学校19日起暂停线下授课，改为在线教学。图|新华社

佛罗里达大学生物统计学家娜塔莉·迪恩说，成功的抗疫方案“永远不会是把一件事做得完美……而是把很多不同的事情做得足够好”。

在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起初被描述成一种多数患者只出现轻微症状并能迅速康复的疾病，仅偶尔会出现导致住院和死亡的严重症状。但是，这种“要么严重、要么轻微”的二元图景没有反映疫情全貌。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患病后居家治疗，默默承受着疫情折磨。

2020年11月1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人员为一名驾驶员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围绕抗疫与经济，关闭与开放、封锁或放任病毒传播，美国也深陷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说，“在拯救生命和拯救经济之间要进行权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两个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经济不可能反弹。

封锁或任由病毒传播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抗疫有中间道路可寻，“封锁”的力度可以调整。例如，一个城市可以关闭酒吧和夜总会等高风险场所，同时允许零售店铺等低风险场所营业。但是，如美利坚大学教授林赛·威利(Lindsay Wiley)所言，当人们把优先事项的选择想象成摁动电灯开关时，就“很难进行对话”。

新冠病毒主要通过空气而不是受污染物体表面传播。居家令为国家加强公共防疫赢得时间，但不能视之为终结疫情的策略。

例如，企业为重新开业而大搞卫生和消毒，无法检测出无症状感染者的大规模体温检查，漏洞百出、效率低下的旅行禁令，这些措施虽对抗疫会有一些好处，但如果它们取代了更有力的抗疫措施，反而会伤害抗疫努力的效果。

华而不实的抗疫措施会滋生自满；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可能加剧政策偏差。

疫情加剧了美国的种族和社会不平等。

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人手不足的养老院和医院、公共卫生资金不足的社区，在非洲裔、拉美裔和印第安人聚居地区，新冠病毒迅速传播。

对于没有带薪病假或底薪的劳工来说，手停口停的居家生活是无法承受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流行病学家惠特尼·罗宾逊说：“我为保证安全所能做的事情，他们却没有这个选项。”

根植于清教的美国文化往往将个人享受与不负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种羞耻感变成了糟糕的政策”。例如，户外活动是一种低风险的享受方式，但在疫情中，美国很多地方关闭海滩和公园，却允许风险更高的室内商业场所开放。

实际上，与拥挤的酒吧相比，美国社会保障网络的问题未必那么引人注目；错位的道德主义可能为糟糕的政策提供掩护。

疫情持续越久，人们越渴望回归熟悉的、可预测的生活。但是，回归正常生活的强烈渴望，可能使为抗疫而进行的必要取舍受到忽略。例如，任由高风险的室内企业继续营业，势将助长病毒传播，使重新开放学校变得更加困难。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莫妮卡·斯科-斯帕纳(Monica Schoch-Spana)说，坍塌的建筑或汹涌的洪水，能让人们直接看到世界已经改变。但是，新冠致死人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并且，抗疫与反恐不同，恐怖分子试图煽动恐惧，因此人们应该努力保持正常生活，但病毒不会在乎你的观感。

今年3、4月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设想疫情会“奇迹般消失”，“也许它会随着光和热消失。”

许多美国人曾期望炎热的夏季天气能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其后又传说20%到50%的人因接触过更温和的、引发普通感冒的同类病毒而拥有能识别新冠病毒的防御细胞；

一些模型研究还声称只有20%的人被感染时，就会带来群体性免疫——因足够多的人有免疫力，病毒难以找到新的宿主；

……

认为某种因素可以自然化解疫情，这种思维带有魔幻色彩，已经成为部分美国人面对疫情不作为的方便借口。

相比东亚，相比有疫情应对经验的撒哈拉以南一些非洲国家，美国对疫情的反应始终不够迅速、有力。

由于缺乏第一手经验，加上“美国例外论”观念，美国对疫情的最初反应尤其草率。在疫情波谷期也未采取充分预防措施。哈佛医学院内科医生亚伯拉尔·卡兰(Abraar Karan)说：“我的一位同事2月份去卢旺达，一到机场就被询问症状和测量体温，并留下电话号码……在美国，我7月份坐飞机，走出机场时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

不仅如此，在美国，起初没有受到疫情袭击的地区特别难以感同身受。卡兰说：“今年4月，我每天都在急诊部接治新冠患者……在得克萨斯州，我朋友说‘这里没人相信疫情，因为我们没有病例。’在洛杉矶，同行医生说‘你确定这比流感还严重吗?我们什么也没看到。’”现在，得克萨斯和加州的确诊病例都已超过一百万例。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教授霍华德•高（Howard Koh）说，公共卫生部门之所以长期资金不足，是因为他们所预防的痛苦难以被看见。人们总以为没有染病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但拥有正常健康的一天才是奇迹。

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要快，不要后悔……如果不迅速行动，病毒总会找上你。”但美国无视这一警告，一再发现自己一步又一步地落后于新冠病毒。

决策者采取行动时，却为时已晚。对疫情的被动应对也使美国领导人缺乏长远眼光，妨碍了长期性的抗疫规划。

在4月美国第一波疫情暴发期间，明尼苏达大学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就说：“人们不懂，(疫情)不是未来几周的事，而是未来两年内的事。”

美国被动应对的滞后，还包括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如西北大学社会学家贝丝·雷德伯德(Beth Redbird)所说，疫情的指数级增长违反人类直觉，“在事情变糟之前，我们不知道它只是看起来很好。”

其次，新冠病毒感染数日后才出现症状，加上检查和住院治疗需要时间，因而疫情数据就像遥远恒星的光，记录的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滞后”打破人们对疫情与抗疫措施因果关系的直觉。

再次，新冠病毒在美传播具有“既快又慢”的双重特性。

一方面，传播之快足以在几个月内颠覆现状。另一方面，传播之慢往往令尚未出现疫情的地区放松警惕。最终，新冠肺炎疫情像打补丁和做拼贴那样席卷全美，冲击美国社会方方面方面，使美国“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达到极限”。

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教授恩约基•姆瓦伦巴(Njoki Mwarumba)说：“人们在看不到所有齿轮时，很难做出理性的决定…… 由于这种病毒如此之新，他们反而陷入更多的困惑和不确定性。”

埃德·杨在文中说：“特朗普体现并放大了这些直觉思维的死亡螺旋。”对特朗普的指责包括（但不限于）：

缺乏协调一致的详细抗疫计划；

依赖旅行禁令等华而不实的手段；

不断从过度宣传一种万灵药方转向另一种；

忽略不公平现象和制度性失败；

一再甩锅给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各州州长、公共卫生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和前总统奥巴马；

经常在推特上放大关闭和开放两者之间的错误对立；

……

旧金山州立大学学者玛莎·林肯说，在缺乏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来应对疫情的情况下，美国人“只能洗洗手，期待最好的结果”，这让美国人更容易受到魔幻思维的影响。她说，如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固化一种宿命论心理，即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任何风险，以便继续日常生活。”

西北大学社会学家雷德伯德说，许多美国人“已经不再看太多疫情新闻，也不再跟朋友谈论它……我想我们都累坏了。乐观地说，这可能意味着人们变得不那么焦虑，更有适应能力。令人担忧的是，这也可能意味着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

美国可能会停止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紧急事态处理。

“每天发生的悲剧可能变成环境噪音，（回归）常态的渴望可能会让难以想象的事情变得正常。就像贫困和种族主义、校园枪击和警察暴力、大规模监禁和性骚扰、大范围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一样，新冠病毒可能会成为美国不得不接受的又一件不可接受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