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的民调与人性！

就在美国大选开票日的前一天，11月2日，我的一位前同事，也是坐标上海的某国内知名新媒体平台的员工告诉我说，办公室的编辑们对于押宝拜登热情高涨，连番加注之下总赌资已经不下五万元，她也打算跟风下注。我对此只能友情提醒：一般来说，市场上不存在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哪怕这次总统大选也是如此。她倒是很不解，各种民调数据不都是拜登遥遥领先吗？

然后就是跳楼机一般的第二天，在那24小时里，编辑们经历了：从午饭时表示朋友投了特朗普正在考虑是否绝交，到晚饭时集体责怪民调失准，最后开始准备稿子分析特朗普当选的科学性。

再接下来是过山车一般的第三天，在这24小时里，编辑们又经历了：早饭时认定“投不投特朗普属于个人自由”，午饭时声明“总体上我还是相信民调的”，最后下班时相互恭喜各自的高瞻远瞩。

“后悔没录下来”，前同事第四天如是说。

民调，民调，为什么又是民调？

尽管美国主流媒体——比如，ABC与《华盛顿邮报》的联合民调认为，拜登在威斯康辛的领先优势高达17%；《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Siena College）在选前一周的全国民调认为，拜登在全国范围内领先特朗普10%左右，在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等四个战场州的优势也在3%到11%之间。《经济学人》更是给拜登打出了“97%”的超高胜率。

然而，现实的点票数字先用“55开”演示了一遍什么叫铁拳：一切纸面上的领先优势在大选日当天全部蒸发——如今，拜登拿到了50%的选票，但特朗普也拿到了48%，两人均超过了奥巴马在2008年历史性的得票数，这与之前52%对42%的民调数据大相径庭。同时，一些跑的飞快的主流媒体也演示了一遍什么叫修正主义：11月3日CBS所给出的实时选举预测中，特朗普所能获得的预期选举人票一度高达289张。

面对这样的局面，在北美大地上，特朗普支持者们在痛斥“这不叫民调，叫宣传和假新闻”；记者编辑们在感慨“无论谁赢了大选，民调都输定了”，而社科学者们在忧虑“教席和面子哪个还保得住”。这次民调失准的余波甚至一度传到了大洋彼岸，似乎差点就要让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一批新媒体编辑们痛失下个月的房租/双十一的资金池/半年的海底捞——当然也可以说，这次总算能给他们带去一点“震撼教育”。

从2016到2020，民调还能错的如此离谱？因为，在这场一半人反对另一半人的战争中，民调的对手是人性。

直面，沉默，还是回避？民调背后的社会期许偏差

如果我们仔细审阅媒体对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归纳：在当下传统进步派自由主义的话语里，这个词组意味着“不相信进化论和全球变暖的愚昧狂信徒、反堕胎恐同仇女者、种族歧视的3K党徒”；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他们则是“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拥趸、法西斯的预备军”……等等等等。

主流媒体环境对于这个现实中存在的巨量群体，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我们最讨厌两种人，第一种是不能包容政治立场歧见的人，第二种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套娃状态。再加上考虑到在当今美国人的社交生活中，“支不支持特朗普”已经可被直接用来做为决断“能不能做朋友”、“是不是我妈/夫妻”的“黄金标准”，甚至还会有可能引致肢体冲突，那么我们可能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在美国当下社会中，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朗普支持者”所面临的风险将远远高于承认自己是其他政治人物的支持者。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一种源自人性的统计误差开始滋生：社会期许偏误（Social Desirability Bias，SDR）。

简单来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期许偏误”是指受访者倾向于在自填问卷或者自我申报答案的问题中，给出他们认为社会能够接受的答案，而掩盖自己的真实意愿。比如：在调查性伴侣的数目时，男性倾向于夸大而女性倾向于少报；在申报个人收入时，低收入者倾向高报而高收入者倾向少报；在关于爱国主义和政治信任的话题中，基于恐惧、审判或旁人目光而出现高报或否认；在测量负面情绪、固执、不宽容或心胸狭窄时，受访者往往不愿讨论或者否认；在关于同性恋和种族的研究中，人们为了掩饰歧视性想法而选择最“大爱包容”的答案……

这种倾向严重影响研究的效度，尤其是对那些拥有特定社会期许的议题。社科研究者们注意到，如果在这类问卷中设置了“不知道/不想说”选项（也被称为DKW选项），那么避免给出实质性答案的受访者比例将显著提升；而如果问卷中不允许受访者回避问题，那么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中断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通常的美国大选民调样本量都在两千上下，那么即使研究者能够实现完全无偏的抽样，并把学历、收入、党派等全部人口分类变量纳入权重体系（尽管以上两点都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期许偏误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依旧显著：根据美国民意研究学会（AAPOR）对2016年大选民调的研究，即使对民调数据不做任何权重操纵，对特朗普的支持度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显然，本质上源自人性的SDR，并不能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技术性调整而消弭。

在现实选战中，面对民调给出虚假答案也确实是一种弱势方的战术选项：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面对与蔡英文在民调中的两位数差距，韩国瑜就公开要求自己的支持者“接到民调电话一律拒绝回答、回‘不知道’”、或者“接到民调电话统统说‘唯一支持蔡英文’”——尽管韩国瑜失败了，但是这种“搅浑水”战术的潜力依然值得讨论：为对手提供一个虚假的民调数字，一方面能够扰乱对手的竞选资源投放；另一方面在尽可能不影响、甚至能提高本阵营动员率（放言民调是假的）的同时，带给对手支持者一种“我方优势很大，少我一个也不少”的错觉；可以说，只要本阵营的基本盘规模足够，“浑水摸鱼”成功并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不妨把自己带入“特朗普支持者”的角色换位思考一下：生活在不友善的舆论环境与同侪压力中，当热爱的政治人物反复呼吁自己不要相信“假民调”、“假新闻”时，面对选前民调我们该如何回答？是直面，沉默，还是回避？除了第一个，选择后两种做法都只能产生同一种结果：让真实的特朗普支持者成为民调下“隐秘的角落”、直到开票瞬间才能揭露的“沉默的真相”。

民调该如何与人性达成和解？

社科研究者的工具箱里并不是没有排除社会期许偏差的办法，然而它们却不一定适用于当前美国大选所使用的电话民调或者网络民调。第一种常用的手段是提高调查的匿名性：如果无须提供个人信息资料，受访者会更倾向于认为给出的答案不会与自己产生直接关联，因此比较容易给出真实的回答；然而，这又与为民调为了确保抽样、配额和权重体系的准确必须收集相当数量的个人信息（如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地区、职业、种族等权重）背道而驰。

第二种办法是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随机化问答”。在这种方法下，访问员向受访者提供两个问题，一个是敏感问题，另一个是非敏感问题；受访者通过抽签随机选择需要回答其中一条，由此保障隐私。在1999年香港终审法院关于港人内地子女居港权问题的案件中，特区政府统计处为了估算港人内地子女的规模就采用了这一手段：受访者会从黑箱中摸出有盖/没盖的两种胶卷盒，如果摸出有盖的，受访者就需要回答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數目；如果摸出的是没盖的，就回答过去一周乘坐的士的次数。

因为只有受访者知道摸出的胶卷盒类型，因此也就只有自己知道究竟回答的是“内地子女数目”还是“过去一周乘坐的士的次数”。因为抽出有盖胶卷盒的概率是总体固定的（约等于0.5），同时政府交通署事先掌握了全体香港市民每周搭乘的士的均数，由此就可以推算出另一个数字。然而，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必须为受访者提供一个可以确信真实的随机过程，显然这在电话访谈或者网络调查中难以实现，反而更适用于现场调查或者面对面访谈。

过去的美国民调通常基于当地的电话号码簿随机抽样进行，然而随着人们的应答率大幅下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人们在民调中的应答率从1997年的36%下滑到2019年底的不足6%。因此，为了收集足够的样本量，电话民调的成本不仅越来越高，抽样的质量也令人担忧。当然，还有一些常被引用的美国选举民调机构，比如YouGov，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为了节约成本，选择把调查放在网上，并采用“自愿填写”（opt-in）的方式征募受访者，再依据人口变量以配额和权重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尽可能逼近传统电话民调的抽样水平——

然而，这就使民调从根本上失去了抽样随机性，在准确度方面也近乎“弃疗”的状态，比如皮尤2016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自愿填写”民调的误差要高于电话抽样民调6%-10%。像前文中《经济学人》那样给拜登打出的两位数优势的民调也往往如此，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中国互联网时代早期的一桩荒谬往事：

《2004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称，通过互联网中收集的超过10万份（108720，男性为87304人，女性为21416人）来自的中国问卷显示，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全球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5人；而中国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频率却只有90次，排全球倒数第7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3次。

所以，一些新兴、小规模的民调机构开始另辟蹊径，试图从问题设计本身找到解决方案。来自亚特兰大、且偏右翼的数据调查公司特拉法加集团（Trafalgar Group）在2016年在主流民调都看好希拉里时一直逆风预测特朗普会当选，他们几乎也是唯一准确预测普最终将赢得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获胜的民调机构。

它的创始人罗伯特·卡拉里（Robert Cahaly）就曾多次表示：由于学历较低、并且不信任（不喜欢）主流媒体，特朗普支持者倾向于拒绝民调、更不愿意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主流民调能采集到的统计数据很可能失真的。所以他在“你是否支持特朗普”这样的传统问题设置之外，新设计了一个平行问题：“你认为你的邻居会支持特朗普吗？” 结果显示，承认自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人尽管不多，但表示自己的邻居会支持的人则多了很多——很显然，后一个答案才更接近真实。也就是说，通过把受访者从“被审视的对象”转变为“第三者的审视者”，让他们可以在更安全的心理距离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态度。

不过主流民调机构总体上对特拉法加的这一套办法仍然不是很感冒。在这一次的选前民调之中，特拉法加依旧是为数不多的认为特朗普不仅与拜登势均力敌、而且能保持领先的机构，他们在选前一周甚至大胆预测：特朗普支持度为48.4%、拜登支持度为47.6%，特朗普连任希望很大。尽管从如今的选情来看，拜登的当选在流程上已经不可阻挡，但是多亏了三个月来同行的衬托，特拉法加这种“猜中了开头，但是没算准结尾”的预言已经能够称得上“准的可怕”；与特朗普真实得票比例不超过1%的误差也相当直白地反映出了卡拉里对“川粉”群体的准确理解——以及主流民调的致命自负。

2020之后，民调之外

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2020年大选前一个月，罗伯特·卡拉里在对媒体回顾特拉法加在2016年的奇迹、以及为自己如今依旧特立独行的预测辩护时曾经这么说过：“在2016年，关于特朗普的支持者被说过最糟糕的话是，他们是可悲的。

2020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从某种角度上看比2016年更糟糕。2020年比起历史上任何的大选年都更为特别，因为疫情和黑人抗议运动，任何发表于主流之外的观点，都会遭到谴责，这时候人们再次表达出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已经不仅仅是被称作可悲的问题了。既然有人会因为戴了一个帽子被人打，有人会因为车上的一个贴纸而受到伤害，人们现在自然就学会了保持沉默。”

如果我们把时间回拨到2016年2月，此时距离特朗普戏剧性的胜选尚有9个月，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在书中围绕深红州路易斯安的极右翼“茶党”支持者——如今他们已经与共和党合流为特朗普主义者——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在长期被孤立、轻视和嘲弄之后，这群传统上被认为“最美国”的人变成了现代主流社会眼中“最不美国”的人。而就在不久之后，他们就为自己找到了面对自由派的道德和智识优越感的最有力武装——硅谷码农和德州红脖之间完全平等的一人一票；以及这群“被落下的人”中的精英——特朗普。

因此，与其认为是特朗普本人制造了“特朗普现象”、塑造了“特朗普支持者群体”，毋宁说面对新世纪美利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群体精神焦虑，有那么一大批美国人寄希望于借特朗普之手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拨乱反正”、借特朗普之口作为表达内心深处蓄积已久的不满和愤怒的传声筒……

总之，在“美国总统”这样一个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有着重大德性与价值观意义的位置上，借特朗普的一切所作所为，重拾他们作为“正统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感和人格尊严。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他们无限的悲情和无奈，也能明白这是无论怎样精妙的权重体系和抽样方法都无法准确量化的“文化乡愁”。

不客气地说，如果进步主义的道德要求当代美国必须同情弱者；那么，归根结底，当代美国也应当为这群被孤立、被认为是“不好的人”、被扣上“傻瓜红脖”帽子的弱者在精神与舆论场上所面对的“移情障碍”道歉：因为，每一个痴迷于加速的进步主义者都是参与了放逐这些“故土的陌生人”的共犯。

最后，你们还是想知道我赌了谁赢？

我押了特朗普一百块，这乐子实在太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