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最近，马英九访问大陆，并得到大领导的接见，给了最高的接待规格。和以往不同的是，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带了一批台湾青年，还喊话大陆群众到台湾去玩，主动推进两岸交流。可能有人觉得，马英九是在政治失意、国民党惨败的背景下，通过访问大陆来增加政治筹码，给未来政治翻身以及旧部上台做准备。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不可忽略一个事实，马英九已经75岁了，政治生命即将结束，按照历史经验，这个年纪的政治人物，不能不考虑历史定位。所以马英九带着台湾青年访问大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意识到统一趋势不可阻挡，便积极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想在更大的政治空间内，谋生前身后名。如果和平统一，积极访问大陆并推动青年交流的马英九，自然是台湾的教父级人物，同时也是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的标志性人物。如果武力统一，访问过大陆并做出成绩的台湾青年，必然是统战对象，参与到台湾重建的工作中，到那个时候，他们也要尊马英九。不论马英九的目的是什么，这种事，起码对我们是有利的。于是我们以最高规格接待马英九一行，配合马英九一起造时势，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增加统一的筹码。所以返回台湾后，马英九重提“九二共识”，发表感言时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我也希望台湾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认识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连结，不是政治切得开的。”从这次访问大陆的表现来看，马英九已经开始效仿晚唐的张义潮，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去年马英九访问大陆时，我写了一篇张义潮回归大唐的文，今年马英九访问大陆，感觉依然很应景，就重新发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张义潮和归义军，借用历史的经验，剖析现实，展望未来。公元755年11月，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15万，南下攻城略地，掀起改变中国历史的“安史之乱。”那时唐玄宗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听说安禄山造反，并没有当回事，抱着轻松的态度召朝臣们商议对策。宰相杨国忠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回朝述职，也对李隆基：“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听到宰相和大将的话，唐玄宗李隆基也放下心来，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6万，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募兵5万，分别出师抵御叛军。由于安禄山麾下都是东北精锐边军，封常清和高仙芝都出自西北边军，李隆基的安排，本质上是用西北边军抵御东北边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隆基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诏书：“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整个河西走廊的西北边军精锐，都被李隆基调到长安，用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
但是因为唐军大意轻敌，指挥不统一，再加上宦官监军边令诚挑拨离间，导致唐军一败再败，“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唐军失去大将，但战争还在继续，正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长安养病，李隆基便封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统兵8万，和各路勤王之师一起围攻洛阳。然而出兵之后，李隆基又起疑心了：“安禄山能反，哥舒翰凭什么不能反？”于是不敢让哥舒翰在长安附近驻扎，不断派宦官到军营，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准备不足的哥舒翰大败，被叛将火拔归仁绑在战马上，投降了安禄山。此战过后，潼关陷落，李隆基知道长安守不住了，便带着文武百官巡幸四川，刚走到马嵬驿的时候，遇到哥舒翰麾下骑将王思礼，随即封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在马嵬驿赐死杨贵妃后，太子李亨带着2000兵马离开李隆基，由于他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便北上灵武，准备继续征调西北边军，东出平叛。公元756年7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随即给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下诏，命他带五千兵马赶赴行在灵武，又给安西下诏，命行军司马李栖筠发七千兵马，助朝廷平叛。不到一年的时间，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唐军，就被李隆基和李亨抽调一空，用到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场上。而西北边军调动，意味着大唐对河西走廊、西域的控制力直线下降。盛唐时期，河西走廊是非常繁荣富庶的，《资治通鉴》里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且安西、北庭、河西三镇节度使掌管13.7万士兵、战马2.7万匹，牧马27万匹、牛羊杂畜百万头。不论是经济、军事、地缘，河西走廊都可以说是大唐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大唐抽调西北边军平叛的结果就是，大唐事实上放弃了河西走廊，和大唐征战百年的吐蕃，便趁河西走廊出现权力真空的机会，不断北上攻城略地。到公元763年，吐蕃便攻陷兰、河、廓、秦、成、渭等州，切断大唐和河西走廊的联系。此后二十年，吐蕃陆续攻陷凉、甘、肃、瓜、沙等洲，兵锋一度进入河套地区，从西北两面包围了长安，正所谓“吐蕃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可以说，河西走廊的陷落，完全是大唐东西边军内战的结果。吐蕃占领了富庶的河西走廊，但吐蕃的治理模式太落后了，和河西走廊的经济、社会环境根本不匹配。据藏史《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的社会阶级以“告身”为标志，而告身又分为六种十二级，用来区别贵贱，等级最高的是金玉告身，次一级是银，再次一级为铜，分别匹配赞普、尚论、兵马元帅、部落长等吐蕃军政等级。在这种社会等级制度下，赞普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赞普把土地和牧场封给贵族，贵族再封给军政官员，军政官员再封给庸奴，也就是真正的劳动者。这个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周朝分封的翻版，相比大唐来说，已经落后一千多年了。所以吐蕃的社会结构是非常粗糙的，运用到日常治理上，几乎充斥着各种暴力行为。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吐蕃得到五十多万人口，但吐蕃统治者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河西人民根本不值得信任，也就不能以“国人”来对待，于是吐蕃统治者将五十多万人口“悉以为奴仆。”换句话说，你们就安心做最底层的劳动人口吧，享乐没你们的份，苦力活必须全包。而且吐蕃的各级统治者，随时可以对河西人民进行肉体处罚，要么挖眼，要么砍掉手脚，要么剥皮，非常残酷。河西人民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中，自然对大唐故国生出无比怀念之情，以至于每到岁末，必向东方叩拜，聊表思念。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关中，在一番烧杀抢掠之后，俘虏了一万多青壮男性，路过甘肃安化峡时，吐蕃将领告诉他们：“从尔辈东向哭辞乡国”，但吐蕃将领绝不是发善心，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让这一万多人安心到吐蕃做奴隶。公元821年，也就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大唐准备和吐蕃会盟和好，大使刘元鼎路过龙支县时，大唐遗老痛哭流涕——“言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问天子安否？”大唐丢失河西走廊已将近六十年，那些从中原到河西参军的老兵们，还是对大唐故国念念不忘，问大唐朝廷是不是记得他们，天子是不是身体健康。可以说，河西人民心向大唐故国，一方面是大唐的辉煌成就确实吸引人，另一方面是吐蕃的统治太落后，根本不能征服河西的人心。吐蕃达磨赞普有个宠臣，凭借达磨赞普的赏识，做到吐蕃国相。后来达磨赞普死了，这个宠臣为了保住荣华富贵，便拥立达磨赞普小舅子的儿子，做了吐蕃赞普。这番操作，相当于大明朝的朱元璋死了，丞相胡惟庸拥立郭宁妃的哥哥、武定侯郭英的儿子做了大明皇帝。于是吐蕃朝野都不服气，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和青海节度使共同起兵，自称国相，准备夺取吐蕃的军政大权。同年，论恐热便攻克渭州，击败真正的国相尚思罗，本部兵马和招降的俘虏加在一起，总兵力达十余万，史称“自渭川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籍。”第二年，论恐热忌惮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亲统大军征讨，结果尚婢婢诱敌深入数十里，并派骑兵截断论恐热的退路，两路夹击之下，“论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胜数。”一百年前，大唐内乱，吐蕃趁机夺取河西走廊，一百年后，吐蕃内乱，那么大唐也要策划恢复河西走廊。公元844年，大唐朝廷听闻吐蕃内乱的消息，便提出恢复河西走廊，并任命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让他准备粮草器械，训练天德军、振武军、河东的兵马，准备西征。但是没等大唐正式出兵呢，在吐蕃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公元849年初，秦州、原州、安乐州、石门关等七座关城便来归附大唐，唐宣宗在延喜门召见河西父老，他们欢呼雀跃，当着唐宣宗的面脱下吐蕃服装，换上大唐衣冠。也就是说，凭借吐蕃内乱的外部条件，大唐曾经出现盛世的内部条件，大唐兵不血刃便恢复甘肃、宁夏一带的大片国土。而就在差不多相同时间，沙洲地区也爆发了一场反抗吐蕃的起义，这场起义真正恢复了大唐的河西走廊，也在史册里留下一个响亮的名号。在吐蕃攻陷河西走廊的过程中，沙洲（敦煌）抵抗的时间最长，沦陷的时间最晚。早在公元770年前后，为了和吐蕃打持久战，河西节度使幕府便迁移到沙洲，河西节度使周鼎兼任沙州刺史。也就是说，沙洲是大唐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随着吐蕃的攻势越来越猛，周围地缘环境的急剧恶化，沙洲逐渐沦为一座孤城，周鼎向安西四镇求援，但安西本来就兵力不足，能坚守龟兹等地已经很不错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来救援沙洲。周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准备焚烧城池，带着军队和人口东归。但沙洲兵马使阎朝不同意，认为周鼎的做法是投降主义，便杀掉周鼎，亲自统领沙洲的事务。然而在吐蕃的优势兵力面前，沦为孤城的沙洲，也坚持不了多久。阎朝坚守沙洲11年，沙洲的粮食终于耗尽，军械铠甲也年久失修，已经没有再战之力。阎朝得到吐蕃“不迁徙百姓”的保证后，便开城归降吐蕃。因为沙洲做为大唐最后沦陷的地方，在数十年的持久抗战中，接收了大量的河西走廊精英人才，这些人才都把沙洲视为抵抗吐蕃的最后根据地。换句话说，凡是有血性有骨气的河西精英，都到沙洲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世代在沙洲军队服役的张议潮，自然而然的产生了“阴结豪英归唐”的想法。公元848年，吐蕃内乱造成河西走廊兵力空虚，“三州七关”已经起义，此外吐蕃的尚婢婢为了对抗论恐热，也传檄河西走廊，说你们都是唐人，现在吐蕃无主，正是回归大唐的机会——“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已经积累多年的张议潮，便带领沙洲豪杰们发动了起义。
“议潮，沙洲人也。时吐蕃大乱，议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率众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警走，议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但张议潮起义这么简单，背后却是河西人民百年来不断反抗吐蕃的历史进程，是吐蕃暴政激起的强烈反弹，是心怀大唐故国的沙洲人心。随后，张议潮以沙洲为根据地，陆续收复瓜、甘、肃、伊、西、河、兰等十个州，并丈量田亩申报土地，做为收取赋税的依据，把沙洲部分人口迁徙到新收复的州，做为恢复唐土的长远根基。公元851年10月，张议潮派兄长张议潭出使长安，将河西十一州的版图和户口交给大唐，朝廷为表彰忠义迎回河西，决定在河西十一州设立归义军，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归义军控制下的河西走廊，“西接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至此，沦陷吐蕃七十余年的河西走廊，正式回归大唐。
当然了，在河西归唐的宏大叙事下，大唐和归义军还有一些不能摆到台面上说的博弈。对于张议潮来说，在反抗吐蕃暴政、河西人心思唐的大背景下，不可能脱离大唐独立统治河西走廊，那么得到大唐的认可，以节度使的身份做河西领袖，便是最好的选择。但归义军毕竟是沦陷地区的归正势力，要得到大唐朝廷的信任，必须送地位较高、身份最亲的人到长安做人质。于是张议潮的兄长张议潭，就到了长安做人质，做为交换，张议潮以侄子张淮深为接班人，统领沙洲。公元867年，张议潭在长安去世，张议潮放弃归义军节度使的职位，以69岁的高龄到大唐做人质，被大唐封为右神武统军，归义军的军政大权留给侄子张淮深。河西走廊是张议潮一手收复的，归义军是河西走廊的实际统治者，虽然人心思唐，但大唐朝廷在河西没有实际控制力，把河西走廊的安全，寄托在“归义军不会造反”的假设上，大唐不放心。公元863年2月，大唐设立天雄军节度使，管辖秦、成、阶、渭四州。3月，张议潮统帅7000番汉兵马收复凉州，大唐随即设立凉州节度使，管辖凉、西、临、鄯、洮、河六州。真正制衡归义军的是凉州节度使，因为凉州处于河西走廊的东部，西州在河西走廊的西部，都是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区。大唐控制了凉州和西州，也就控制住了归义军，即便归义军要造反，或者和关东节度使一样胁迫大唐，大唐也能快速出兵解除危机。这就是张议潮带着河西归唐之后，隐藏在水面下的博弈。
公元872年，张议潮在长安宜阳坊的家里去世，以74岁的高龄走完一生。虽然2年后黄巢和王仙芝就起义了，大唐进入风雨飘摇的乱世，但那是因为大唐已经立国二百余年，走到历史周期律的尾声了，和张议潮、归义军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在黄巢和王仙芝起义前，不论是大唐谋划恢复河西，还是对张议潮和归义军的处理都可圈可点，尽最大的努力，兼顾了张议潮、归义军、大唐的三方利益。最终大唐得到了河西走廊的主导权，归义军控制河西半壁二百年，张议潮以民族英雄的身份进入史册。现在新的历史版本里，美国相当于吐蕃，中国依然是大唐，台湾则是河西走廊。如果马英九的时势能成功造起来，马英九或者其他什么人，真的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张义潮。那样的话，解放军战士就能避免流血牺牲，避免和美日爆发军事冲突，我们也能把澎湖列岛变为新时代的凉州，“张议潮”和部属们得到丰厚的利益，简直是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