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独一无二？

来源：鼠妈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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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顽固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形成文明，二是没有中断。

文明的形成起点是人口的聚集，只有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才会形成组织分工，才能兴建城郭、祭祀神明、集体防卫，进而形成文明；

文明的功能是应对外部威胁、内部威胁和自然威胁，个人能解决所有威胁就不需要组织了，也就不会形成文明，人类组织形式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国家，规模越变越大，目的就是希望能应对所有威胁；

文明的高低本质上是组织能力的高低，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只是乌合之众，一个文明的力量就是面对威胁时可以动员的全社会资源总量，而组织能力的高低反映了全社会资源利用率的高低，管理一万人和管理一亿人，组织的复杂度不是一个量级；

文明的延续考验的是容错能力和纠错能力，没有容错空间，一击即溃，这种文明是脆弱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就是这么灭亡的，想成为拳王，首要能力就是抗击打能力，别人一拳打不死你，你才有机会翻盘，被人打了，不去思考如何对组织能力进行优化，提高自己，也是不可延续的。

网上有段名言：

“5000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样直面洪水；

4000年前我们和巴比伦人一样铸造青铜；

3000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

2000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英勇善战；

1000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

今天我们正和盎撒人一较长短。

5000年来，我们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注视着一个又一个对手的崛起和消亡”

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外部威胁、内部威胁和自然威胁即使同时发生都不能彻底打死我们，韧性十足。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历史的延续性，还在于其先进性。

汉字是世界唯一的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其他各国文字均为表音文字。

我们能与3000多年前的老祖宗对话，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1900多年，而欧洲最早的字典不过400年，他们已经看不懂他们祖先的文字了。

美洲、非洲的文字都已欧化，日文是中文的片假名，韩语是中文的拼音，他们的古代文献都是中文写的，他们去汉字之后，老百姓是看不懂自己历史的。印度的梵文已经成了活化石，印地语中还有一些遗存，乌尔都语更多地借鉴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其他古文字都已死亡。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世界上拥有众多信众，而中国人对于神的态度，就像到超市买东西，一个庙里可以有很多位神，管用，就拜，不管用就换。西方人认为人是神的奴隶，而中国人认为神是为人服务的，服务得不好，下回不信是小事，搞不好还要挨揍。

欧洲有贵族，美国有政治家族，中东有王族，印度有高种姓，非洲有长老，而中国却没人敢说自己是贵族，因为中国社会每隔二三百年就要把所谓的贵族都犁一遍，加之，所有中国人祖上都曾辉煌过，就没人敢用姓氏和血统来唱高调了，相反，大家都比较内敛低调。

中国的正史、野史、考古史、少数民族史可以相互印证，去伪存真，形成了一整套脉络清晰的发展史。日本、韩国、以色列、欧美伪史横行，靠谎言支撑起一个个庞大叙事，一旦衰落，伪史破灭，便再也无法复原，被回旋镖所伤。印度干脆就没有历史，只能靠中国求法僧的游记片段慢慢勾勒。

中国有56个民族，但大家是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一个整体，大家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与西方世界小国寡民、相互对立、你死我活的民族意识完全相反。

中国经历过若干次陆上和海上游牧民族的入侵，但主体民族始终屹立不倒，而欧洲只要有游牧民族入侵，就立马崩溃，换血、换种是常有的事，于是欧洲人就用所谓血统的高贵来区分人群，因近亲结婚导致批量智障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国虽地处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和北纬20~50度自然灾害带，虽经历若干次动荡，但每次低谷后都能凤凰涅槃，淬火重生，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类国家，独一无二。

外部威胁为什么不能彻底打败中国？

一是地理空间相对安全。

中国西面是高原群山，东南两面是大海，三面安全，秦始皇拉通长城，四面安全都有了保障。

宋朝战力最强的赵匡胤没能拿回燕云十六州，失去了长城屏障，北宋只能设邯郸、洛阳、开封、商丘四个首都来保安全，宋朝就成了矬宋。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献关降清，明朝灭亡，长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东、西、南防线是天然的，长城是人造的，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主要发生在北部长城沿线，而修建、维护、守卫长城就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工作，自然，首都也都设在了北方。

只要设在南方的朝廷都短命，道理很简单，威胁在北方，资源在南方，想要动兵，光集结资源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等你赶到北方边境时，黄花菜都凉了。

古代的基建水平又很低，路上的消耗惊人，秦始皇修长城时，从山东调粮，路上的损耗率达到99.5%，也就是出发时带100担粮食，到了前线只剩下半担了。

所以，首都放在北方，便于快速决策，长城是前线，黄河是二线，在二线设置粮仓，平时就屯好，边境有事，可以快速行动。

相对安全的空间，敌人很难打进来，是中华文明延续的基本盘。

在国土内部还有许多相对独立的空间，比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云南、岭南、闽南等。

农耕区如果失守，可以依托山地进行反击。

蒋百里的《国防论》和教员的《论持久战》，都强调要利用地形进行持久抗战，只是蒋介石与日本人、美国人苟且，只想着自身利益，没想全力抗战，辜负了我们脚下的万里江山。

在网络空间，大家热议的往往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而在国家眼中，这些地方就是负责挣钱的，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的是五大战略区，都是有地形之利的区域，它们既是必保之地，也是前进基地。

一是四川盆地，它是中国的战略总后方。

如果中国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沿海的工业体系被全部摧毁，四川还有一套工业体系，足以让我们东山再起。

四川有48.6万平方公里，盆地有26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在欧洲是个大国的体量，四面是山，足够安全，我们可以休养生息，赶走敌人。

很多人不理解，四川有如此大的平原，水系发达，2023年GDP全国第五，为什么每年接受的转移支付却是最多的，因为那是我们最后的托底之地，有全套的工业，有全套的军工，你要保持这种能力。

二是新疆，它是连接欧亚非的必经之地。

从中国去中亚、欧洲要从新疆走，去中东、非洲也要从新疆走，陆上丝绸之路，新疆是必经之地，也是整合欧亚非的战略要地。

西方要搞乱新疆，就是看到了新疆的战略价值，我们全力反恐、反邪教、精准扶贫，也是为新疆成为欧亚非的枢纽做准备。

三是关中平原，它是我们整合欧亚的前进基地。

关中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四面是山，易守难攻，南接川渝，东接中原，西接新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新疆面积足够大，但生态承载能力不够，无法承载太多人口，新疆作为欧亚非的地理中心，必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而甘肃的承载能力也有限，关中平原必将成为新疆的前进基地。

四是东北地区，它是整合远东，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前进基地。

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没有齐齐哈尔的一重，大国重器就搞不起来；

没有鞍钢这只“钢铁老母鸡”，就不会有遍及全国的钢厂；

任何一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总工程师，他们的老师前辈都跟吉林丰满水电站有关系；

大庆油田为我国各个系统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沈阳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石。

教员坚持要打抗美援朝就是要保护东北重工业基地，这一仗不打，新中国就发展不起来。

美、日、台、以拼命污蔑东北的目的就是要打断中国工业化的脊梁，忽悠国企私有化，我们怎能让他们如愿，东北不仅要做好重工业本职，还要成为整合远东，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前进基地。

五是青藏高原，它是亚洲水塔，更是安全屏障。

印度人看着8000米高的超级城墙，心里是绝望的，我们居高临下扔个石头下去都能砸死一堆人，打新德里用火箭炮就行，反过来，如果青藏高原在别人手里，那我们的压力就大了。

国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上五大战略区都是死保的，尽管它们都不挣钱，GDP都不高。

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地区。

欧洲山太少，也太小，除了南面有相对连贯的山，其他三面都能打进欧洲，西面是海洋，游牧民族就从东面和北面不断进攻，欧洲就成了一盘散沙。

北美，没有东西方向的山，冷空气能从北吹到南，热浪能从南吹到北，西面是落基山脉，东面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间一片大平原，若是有游牧民族进攻，根本无法有效设防，幸亏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实力不济。

非洲大部分处于热带，条件太好，不用干活就能活着，所以大部分时间基本处于原始社会，欧洲殖民者从海上进攻的时候发现，东面是高原，非洲海拔前十名的山峰有八个在东非，很不好打，于是法国人从西面进攻，英国人从南面进攻，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只有地处东非高原的埃塞俄比亚。

南美跟非洲类似，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西面是安第斯山脉，是完整的防御体系，东南角巴西高原海拔只有600—800米，无法形成有效屏障，其他地方到处漏风，于是，欧洲殖民者从海上登陆后，阿根廷成了白银通道，巴西成了种植园，整个南美就成了欧洲人的后花园，现在成了美国人的后花园。

印度耕地比我们多，人口也不少，为啥总被人殖民呢，就是因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加之雅利安等游牧民族进去之后，想着万一哪天不行，还要退回去，自然也就不会修长城阻断自己的后路了。

满清入关后，修了上千公里的柳条边，防止汉人去耕种他们的龙兴之地，也是给自己留后路，不过，后来柳条边还是被山东人民闯破了。

大山不仅是安全屏障，还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有大山，才会有大河，有大河才会有人聚居，人口聚居才会形成组织，有组织才会形成文明。

网上很多野生经济学家只知道比较GDP，说江苏昆山比兰州的GDP还高，兰州真不行，但如果失去兰州，新疆、西藏、青海就丢了，敌人居高临下打我们，我们还怎么自保？命没了，钱还在，悲催。

中国是个整体，沿海地区就是负责挣钱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就是保安全的，沿海地区在经济上支援西部地区，历来如此。

二是游牧不断袭扰，我们充满危机感，但游牧民族很难打赢农耕，即使打赢也无法有效治理。

威胁主要在北方，农耕不让抢，游牧抢不到东西就过不了冬，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这种持续不断的袭扰，使我们充满了危机感。

游牧民族的优势是机动性强，弱点是人口太少。

一个游牧家庭需要5000亩草场，一个农耕家庭只需要50亩地，同等面积，游牧区能养活的人口就少。

100倍以上的人口比例，使游牧民族只能打劫，而不能彻底打败农耕，强如匈奴、突厥都无法打败我们，根源就是他们的人口太少，可以提取的剩余资源太少。

游牧民族即使因为各种原因在军事上打赢了，也无法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借助农耕来管理农耕，但对农耕还不能太苛刻，不然会直接被推翻。

班、排、连是我军建制，一个班12个人，为啥呀？人多了，就带不好，上了战场就会出问题。

一个水平很高的钢筋代班，最多只能带30个人，一个水平很高的木工代班最多只能带50～60人，多了就会到处出问题。

社会管理也是一样的，游牧民族一般就几十万人，你要管理上亿人口，是做不到的。

元朝战力强悍，但搞出了四等人制，汉人地位严重下降，汉人就不干了，知识分子玩昆曲去了，元军里的汉人开始摸鱼了，于是元朝在农耕区待了89年后就成了北元。

清朝的优势是他们本来就是农、猎、牧、渔多业并举的社会，对农耕并不陌生，他们入关后就学精了，搞了满汉两套系统，用农耕管理农耕，已经是汉化的朝廷，自己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对付游牧民族自有心得，享年268年，是一个正常朝代的寿命。

三是游牧羡慕农耕的生产力，主动学习，互相促进。

秦始皇拉通长城，游牧民族单打独斗肯定抢不到了，必须形成强大的集团才有可能攻破长城，于是在秦始皇去世后第二年，冒顿就统一了匈奴，疆域从东北到中亚，有历史学家甚至说，秦始皇是匈奴之父。

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汉朝来说，压力山大，步兵对骑兵，纯粹找虐，但要想建立骑兵部队，需要海量资源，马要买，要有草场，要有兽医，要有训练，要有防护装备，当时训练一名合格骑兵需要的成本相当于现在一名坦克兵，要命的是，草场种不了地，即使打赢了也回不了本。

怎么办？钱从哪里来？

于是就有了平准法、均输法、盐铁专营、汉朝版央企等一系列集中资源的措施，今天的金融手法仍没跳出汉武帝的框架。

汉朝的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朝、汉人、汉族、汉语都以“汉”命名，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说，伟大的秦始皇逼出了伟大的匈奴，伟大的匈奴又逼出了伟大的汉朝。

在不断的竞争中，双方互相学习，不断融合，农耕学会了游牧的彪悍，游牧学会了农耕的组织。

有游牧民族的骚扰，使农耕民族明白，不同心同德，自己的成果就会被抢，就没法安心过日子，进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看看当时汉朝人起的名字就知道游牧对农耕凝聚力的影响了，“破奴”“破胡”“灭胡”“辟奴”，仅“破奴”在《汉书》就出现过14次，而叫“武”的就更多了，如鞠武、蒙武、苏武、马武、何武、孔武等等。

很多人将游牧民族主动融入华夏，归因为文化，谓为“同化”，在鼠妈看来，没那么玄乎，就是农耕生产力比游牧高100倍以上，儒家的家国治理比游牧民族好勇斗狠的治理成本低得多，游牧民族慕强学习的结果。

我们有三级地理台阶的天然防御体系，加之农耕生产力高，还建立了围墙——城墙——关隘——长城四层防御体系，基本不用担心一下子被人打绝种了，冬天不用挨饿，有房子不用挨冻，不用担心极寒天气使牲畜批量死亡，晚上没什么娱乐活动，可以使劲制造人类，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不向往。

之所以我们看历史觉得憋屈，是因为当朝不写当朝史，当朝只写前朝史，目的是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前朝方方面面都好，那你为什么要推翻它呢，就没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

所以，对于前朝的历史惯常用两招去书写。

一是无中生有，二是添油加醋。

无中生有就是前朝没干这个事，为了污名化前朝，就杜撰、造谣、泼脏水，被黑得比较惨的有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朱元璋等。

添油加醋就是对前朝的“失败”大书特书，打赢了就一个字“胜”，“输”了就添油加醋，恨不能从行为到灵魂进行彻底的批判。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史书中，总是别人打我们，而在周边邻国的史书中，他们总受我们的“迫害”，而那些被我们灭掉的国家，他们已经没法说话了。

儒家写的史书，总让人看得郁闷，而少数民族更郁闷，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为什么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不就是因为你们把能种地的地方都抢去了吗？能种地的地方当然能长草，但我们打不过你，被你们这帮人打上了高原山地，还总说我们搞你们，到哪儿说理去。

中国的地理空间和防御体系，敌人很难打进来，即使打进来了，也很难打赢，即使打赢了，也很难有效治理，这意味着我们也很难打出去，所以，只能内部竞争。

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内卷”，14亿人，你想有所成就，不付出非常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实，古代中国人也卷得厉害，自有科举以来，1300多年，状元不到600，进士不足10万，比现在的高考难太多了。

皇帝也卷，秦始皇击败匈奴修长城，汉武帝说为什么我不行，于是拼了老命打败了匈奴，把长城修到了新疆，国家也濒临崩溃了，隋炀帝见汉武帝东收朝鲜设汉四郡，心里不服，汉武帝行，为什么我不行，于是三征高丽，结果兵败亡国。

文人也卷，老子说：“为腹不为目”，孔子说：“社会要有规矩”，墨子说：“别打嘴炮，要行动”，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比一个猛，卷不死就往死里卷。

我们正在与发展中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可以出去“外卷”了，经历过内卷的中国人，出国了，天生具备降维打击的能力，但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国家要谨慎，当然，如果你认为风浪越大鱼越贵，想要富贵险中求，那就祝您成功。

小结一下，中国西高东低，三级台阶分布，北面拉通长城，地理空间相对安全，陆上游牧民族很难打进来，即使打进来也很难有效治理，必须依靠农耕，然后就被稀释了。中国内部还有许多独立的地理空间，可以休养生息，即使农耕区全部被占领，也可以依托山地进行反击，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来，并且是工业打农业，我们依然通过山地游击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打败游牧就没法安心过日子，在游牧民族不断的袭扰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抒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与游牧民族斗争的豪情。

内部威胁为何无法导致分裂：家国治理形成向心力

古代中国有两大矛盾，一是皇权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二是豪强与农民的矛盾。

摆平知识分子，则朝政稳；抑制豪强，则农民稳。

文人是依附阶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搞定知识分子就要给他们上升通道，但文人一定要搞清楚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然的话，就没人用。

争霸用法家，休养生息用道家，稳定治理用儒家，这是秦汉治理方法的转变过程。

争霸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拿敌人的脑袋来领赏，但如果没有法制，就会有人杀良冒功，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国一统，楚汉相争，人口降至低谷，这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了，就需要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国家不想折腾，老百姓也不想折腾，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这就是从刘邦到汉武帝前期的中国。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有想法了，要干匈奴，人口已经达到5000多万了，庞大的人口需要稳定，想要老百姓安稳种地，怎么治理呢？用儒家。

儒家就是用家庭伦理来治理国家，君是君父臣要忠；子对父要尽孝；弟对兄要顺从；妻对夫要忍让；朋友之间要善良。

家庭是家长说了算，家族是族长说了算，这是权力下放，不用国家管，家庭稳定了，国家也就稳定了。

县官是父母官，就是一县之内所有人的父母，你在家守孝道，我也是“父母”，你也要孝，你不孝，就要挨揍。

为了强调孝道，大大提高了“不孝”的成本，孝者可以为官，不孝者严加治罪，父母要是告孩子忤逆，是可能会被判死刑的。

你做再大的官，父母去世，也要守丧三年，除非皇帝觉得你很重要，下旨“夺情”，你亲生父母是父母，我是君父，也是父亲，我“夺情”你就可以不守丧了。

这种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是成本极低的方法，从汉武帝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朝。

关于儒家，有五个发展阶段。

孔子在世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大家都在争霸呢，要发挥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你却要大家遵守“仁义礼智信”，这怎么行，我不想打别人，别人要打我呀，所以，富国强兵是主流，加之孔子的理想是崇尚周公，恢复周礼，是为诸侯服务的，现在，大家都忙着争霸天下，要做天下唯一的王，孔子的学说自然就没人搭理了。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为集权，是把为诸侯服务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为皇权服务，前提是文帝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的强行削蕃、汉武帝的“推恩令”使诸侯已经没有能力威胁皇权了，只要给知识分子上升通道，免得像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给秦始皇捣乱，政治上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近代批儒家，是因为中国处于亡国的边缘，你说：“父母在，不远游”，都猫在家里，那谁去救国啊，你说：“夫为妻纲”，女子就要在家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女性占人口的一半，既是很好的劳动力，也可以是革命同志，所有人参与，形成民众的大联合，才能救中国，所以必须解放妇女，打破神权、君权、夫权，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才能打败帝国主义。

建国后批儒家，是近代批儒的延续，还写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儒家学说为诸侯、为君王服务的等级思想自然要受到批判，不然，无法发挥所有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合作建设了上千家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不是批孔吗？怎么又把孔子捡起来了？

我们批孔，批的是被历代君王歪曲的孔子，而不是孔子本人。

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影响了中国人2000多年，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西方世界一直是个人主义，而我们是集体主义，后美国时代，如果世界还是个人主义，还是丛林法则，国际社会的治理成本将极高。

尽管孔子学院争议不断，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自愿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将会越来越多。

任何古代思想都只能为当下服务，而不应指导当下。

比如，著名思想家王夫子是明末清初人，但他的学说几乎影响了近代湖南所有知识分子。

曾国藩通过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儒家的传统观念；

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革观倡导改革；

辛亥革命利用他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清革命；

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

杨昌济赞赏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并影响到青年教员；

同样的王夫之，不同的人从他的学说里找到适合自己想法的点，以引起共鸣。

厚古薄今，厚今薄古，都是方法，而不是目的，一个孔子，多种解读，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儒家的家国治理模式解决了思想统一的问题，解决了皇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基层治理，但并未解决地主豪强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土地兼并是贯穿古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豪强兼并土地，流民增加，流民活不下去就造反，然后改朝换代，均田免赋，循环往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说的话，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斗争意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几乎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

敢斗，能斗，能赢，这让皇帝也忌惮三分。

想要让老百姓不造反，就两个办法，一是低税，二是抑豪强。

古代财政支出大致有四种，一是皇室开销，二是公务员开销，三是天灾开销，四是战争开销。

正常皇帝的开销不会太大，遇到“何不食肉糜”的皇帝，那是他自己不想要皇权了，像明朝那样，皇室宗亲达百万之众的也很少见。

皇权不下县，郡县两级财政，公务员有限，开销自然也有限，治国就是治吏，吏治不好，国自然就没有了。

一部黄河史，半部中国史，天灾，主要是治黄，这个也是有底的，从没有哪个朝代因为治黄而垮掉，实在治不了可以不治，只要朝廷拨粮赈灾，老百姓也不会说啥。

遇到战争，开支就成无底洞了，特别是长期战争，像汉武帝那么打仗，国家还没有崩溃的，是个奇迹。

所以，古代兵法都讲求“慎战”“速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好战必亡”，因为古代打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这四项开支，除了天灾不可控，其他三项，皇权都可以控制，皇族不要太奢侈，公务员不要贪得太过分，战争打不赢就暂时不打嘛，养精蓄锐，有能力了再打，非要硬打，自然就会导致民变，像汉羌之战打了上百年，不亡国就见鬼了。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核心原因是土地兼并，什么人能兼并土地呢？皇权和权臣集团。

有多少土地就能养活多少人口，而人口税又是历代主要税源，到了清朝才实现摊丁入亩。

土地集中到皇室和权臣手中，他们不交税或偷税，要保持正常运转，就要搜刮百姓，但百姓失去土地，根本没有能力交税，就只能造反。

儒家确保了基层稳定，但皇权和权臣的贪得无厌逼着老百姓造反，实现王朝更替。

一场战争必然导致人口大幅下降，只能休养生息，然后再作死，老百姓再造反，再休养生息，如此循环往复。

一个朝代，能抑豪强，时间就长一点，做不到，就改朝换代。

但不管皇权如何更替，只是谁坐庄的问题，只是姓刘还是姓赵的问题，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对于老百姓来说，家庭、家族观念深入人心，父母之命不可违，族长之命大过天，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在个人遇到困难时，会首先求助于家庭和家族，而不是国家，到今天也是如此。

这种向心力便形成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精神纽带，只要皇室和权臣不贪得无厌，拥有两三百年的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寒带太冷，人受不了，所以，北极、南极都没什么人。

热带物产太丰富，不用干活，靠采集狩猎，就能活得很好，就不需要组织了，也就不会产生文明。

赤道是北纬0度，北极圈是北纬66度，黄河流域早期人口聚居在北纬34度左右，基本在北温带正中心，老祖宗开局选的这块地，算是宝地。

农耕文明的优势是生产力高，缺点是搬不走，遇到自然灾害必须硬扛，因为搬家成本太高，高到承受不起。

地是搬不走的，人只能定居，要定居就需要有房屋。

要生活就要有水，除非住在水边，否则就需要打井，古代打一个井不是一家一户能做到的，需要几家或几十家才能做到，大家环水井而居。

所谓背井离乡，就是如果离开，需要重新打井，那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要种地，更需要水，一吨粮需要几千吨水，所以人都是逐水草而居，但要把水从河里输送到地里，要么挑水，要么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地里。

这么多人住在一起，遇到强盗土匪怎么办？这就需要集体防卫，典型的如福建土楼就是集体防卫系统。

灌溉系统、道路系统、房屋系统、防卫系统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多年才能完成的。

农耕文明是重资产生产方式，如果搬家离开，就要从头再来，搬家的成本太高，所以故土难离。

在早期中国，人口主要在黄河流域，偏偏黄河流域是自然灾害的重灾区。

黄河是母亲河，但咱母亲脾气不大好，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想要安心过日子，就要持续治黄，一部治黄史，就是半部中国史。

淮河也不遑多让，其支流密如蛛网，近500年来，三年两淹，两年一旱，年际之间连涝连旱情况经常出现。要命的是它没有天然入海口，在江苏境内的洪泽湖，淮河一发洪水就漫堤，宿迁经济一直位居江苏末席就是因为总也攒不下家底，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苏北灌溉总渠后，淮河水害才有所缓解。

在史前大洪水中，其他文明选择了诺亚方舟，而我们选择了硬杠，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

遇到困难就跑，必然形成机会主义和个人主义。

选择硬杠，必然要形成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和集体主义。

治水先勘察，“大禹治水分九州”，怎么分？自然是以地形地貌分，这就需要野外调查和商量。

怎么治？无非堵或疏，堵，下游没水了，下游不答应，疏，下游就淹了，淹哪个部落？这也需要商量。

怎么行动？就要统一各部落思想，改道途经区要先搬家，搬家就要有补偿，不补偿就会干仗，统一思想后，大家一起行动，就需要大规模协调。

行动过程中，有的部落没工具，有的部落有富余，就要互通有无，用完了再还，再借不难。

行动过程中，有的部落任务轻，有的部落任务重，就要协调，互相帮助，不然总目标就完不成。

治水是全流域的行动，在行动中，频繁的交流沟通需求，对语言、文字的相互融合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不治，大家一起死，大家一起治，才有希望。

中国人不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才开始有家国情怀的，长期的治水过程，就已经养成了集体主义思想。

大禹治水，形成集体观念；

西周分封，形成天下观念；

秦皇一统，形成国家观念；

武帝尊儒，形成家国观念；

没有前面的铺垫，董仲舒就无法建构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基层治理结构。

即使到现在，在东北农村，杀年猪，都会请左邻右舍来一起吃，哪家要生牛犊，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哪家种的菜有富余，都会免费送给左邻右舍，这就是守望相助，这就是集体主义。

自然威胁还有地震、霜灾、泥石流、风灾、雪灾、沙尘暴、干旱、台风、雹灾、龙卷风等等。

大家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携手前行。

所以才有多难兴邦这个成语。

但多难兴邦有个前提，就是灾难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灾难太大，人们绝望了就放弃了，或者就团灭了，庞贝古城就因火山喷发被整体掩埋。

灾难太小，不需要进行大规模动员，也就无法形成共同意识。

黄河持续不间断的决口、改道，给沿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失，但也造就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力量源泉——规模力量

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领先世界4800年，其核心优势就是规模。

西方一直认为他们的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但有人质疑，说两河文明在1000年前才形成三角洲，不管怎样，两河平原绿洲的面积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作为早期文明是没问题的，但它面积太小，能承载的人口上限就非常有限，也就不会形成多么高级的组织形式。

中亚也有两河流域，即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中亚粮仓费尔干纳盆地和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即位于此间，但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2万平方公里，能承载的人口就更少了，大量人口至今仍是以游牧为生。

中国的黄河长江可以理解为超大型的两河流域，华北、华中，再加上关中、河套、四川盆地，可承载的人口远超两河流域，其组织程度自然远高于两河流域。

另外，中国的资源品类比较齐全，吃的粮食有黍、稷、稻、麦、粱，肉类有鸡、鸭、鹅、狗、猪，水产就更多了，干活的大型牲畜有牛、马、驴、骡、骆驼，铜、铁资源也很丰富，这使得我们的发展历程没有因为资源的缺失而停滞。

有安全保障条件下的超大连片农耕区形成了超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了两大优势。

一是全社会可调集的资源足够多，面对外部、内部和自然威胁时，我们都有能力自己解决，而不用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这是中国没有形成一神教传统的原因。

二是游牧民族可以一时打败我们，却无法有效统治我们，一个游牧民族几十万人就算多的，你去统治几千万人甚至上亿人，是做不到的，想要有效统治就必须依赖农耕知识分子，慢慢地就被农耕文明稀释了，而游牧民族的骁勇彪悍又影响了农耕民族的民族性格，互相融合，互相促进，面对困难时，我们什么人才都有，可以抗击不同的敌人。

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就是中国的大江大河是东西方向的，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纬度的物种可以无障碍横向传播，同样的气候就会有同样的动植物，同样的动植物就会形成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交流融合，这对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黄河流域吃面食，于是各地都在面食上做文章，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都会做花馍，一个比一个漂亮，原因就是同纬度。

我们翻看世界各地的水系图就会发现，主要江河呈东西走向的仅中国一家，别无分号。

美国最大河流密西西比河是南北走向；

欧洲平原太多，山脉太少，所以河流都比较短，无法形成大的人口聚集。

俄罗斯的主要水系也是南北方向。

南美第一大河亚马逊河是东西方向，但地处热带，物产丰富，人们不需要辛勤劳动就能活着，对形成人口聚集和组织分工没多大作用，第二大河巴拉那河是南北方向。

非洲第一大河尼罗河也是南北方向。

黄河文明自西向东传播，到了山东，形成了黄河文明集大成者——龙山文化，后来，山东人也成了黄河文明阶段性总结报告的执笔者。

农书《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是山东潍坊寿光人，中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农业看寿光，是有历史渊源的。

兵书《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是山东人，中国历代兵书众多，但兵圣地位无人能撼动，至今，山东仍是中国第一兵源大省。

工祖鲁班是山东人，现在我国工程最高奖就是鲁班奖，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搞了很多“鲁班工坊”。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为科举必考书目，作者都是山东人，影响了中国2500年。

山东文武兼备，是黄河文明的集大成者，龙山文化兵分两路，一路回传中原，一路向南，传至长江北岸。

然后就是不间断地移民，顺利实现了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的转移复制和融合。

五胡乱华，中原填苏皖；

安史之乱，中原填两湖；

靖康之耻，中原填江浙；

明初大移民，山西填华北，江西填湖广；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

走西口，山西填内蒙；

闯关东，山东填东北；

抗战时，中原填西北；

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全国填东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填新疆；

三线建设，东部填西部；

改革开放，内地填沿海；

不间断地规模化的移民，中原是最大的人口输出地，黄河文明自然就复制到了长江流域，于是，南方人爱吃面条米粉了，有人“直把杭州当汴州”了，中原古音至今仍在客家语系中留存。

这种自下而上、自北向南的文化融合，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中华民族精神，所有人都可以说“老家河南”。

面对外部威胁，我们北守长城，形成凝聚力；

面对内部威胁，实行家国治理，形成向心力；

面对自然威胁，我们众志成城，形成组织力；

超大两河流域，拥有规模力量，形成爆发力；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