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的未来！

来源：洋恺宏观
作者：George

1950年以来，大陆、台湾、美国之间的三角关系出现过两次历史性变化。

第一次历史性变化发生在50年代初。1950年大陆发表第一份《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提出要解放台湾的任务。当时的背景是台湾刚刚爆发了“二二八运动”，很多民众对国民党统治强烈不满，首份《告台湾同胞书》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遍地都有响应。

然而几个月之后，由于朝鲜局势的变化，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海，收复台湾的进程被迫推迟。随后，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关系走向破裂，进入二十年的敌对期。

为了遏制新中国，1954年美国与台当局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美国对台湾的防卫“义务”。我军随后炮击金门，表达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

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介入中东事务，台当局则谋划“反攻”。我军再次炮击金门，并接连发表三份《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民众以和平为重，放弃与美国的勾连，早日回归大陆怀抱。

纵观50年代和60年代，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经常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则在台湾大规模驻军，阻挠中国统一。正因如此，中美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只能通过其它第三国维持沟通。

第二次历史性变化发生在70年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认识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在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前提下，美国将设立从台湾逐渐撤出全部军队的目标。

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美国同意与台当局断交、撤出全部军队、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天，大陆发布了新版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停止炮击金门，并首次倡议两岸“三通”（通邮、通商与通航）。到了80年代初，大陆发表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呼吁两岸展开对等谈判，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随后，为解决港澳台问题，大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表示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拥有高度自治权。

1979年，美国在与台当局断交后，作为替代，卡特总统提出了《与台湾关系法》，并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提出：“任何以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均会引起美国严重关切”，并强调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1982年，美国与中国发表《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美国还声明将逐渐减少对台武器出售，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为了安抚台湾，美国在跟中国发表《八一七公报》之前又与台当局紧急磋商，美国以非正式承诺的方式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内容包括：美国未设定对台军事终止期限、美国不会施压台湾与大陆谈判、美国对台湾“主权”立场没有改变、美国不会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该保证强调美国对台军售的目的是维持两岸军力平衡。以此为依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看来，法案、联合公报、非正式承诺的效力是有区别的，有没有国会背书也是关键因素。

中美建交后，台当局面对大陆抛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案，一度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在岛内“统派”的推动下，两岸关系逐渐破冰。1987年，台当局在民意的推动下，首次放开了两岸百姓探亲的限制。

1992年，大陆与台湾发表“九二共识”，双方均认识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是国与国关系，共同谋求国家统一的立场。那一年中国也开始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很多台商跑到大陆投资，实现了互惠共赢。到了2008年，两岸正式实现“三通”；2010年，ECFA正式生效。两岸经贸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台湾成为大陆获取半导体技术的重要窗口，大陆则为台湾贡献了40%的货物出口，双方实现互利共赢。

可以发现，美国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只能二选一。1950年美国选择协防台湾，代价就是中美关系破裂。1979年中美建交的前提，则是美国与台当局断交，并撤出军队。但大陆却可以主动调整对美和对台政策，比如50年代联苏抗美，并致力于解放台湾；70年代联美抗苏，并呼吁两岸和平统一谈判。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大陆、台湾、美国三角关系充满了敌对情绪，大陆尝试解放台湾，对岸扬言要“反攻大陆”，美国则不承认新中国。第二阶段的西太平洋三角关系出现缓和势头，大陆希望优先搞经济建设，因此致力于和平统一；台当局在大陆研制出核武器后逐渐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计划，转向割据和内部转型；美国则采取双向威慑的策略，既反对两岸统一，也不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一框架下，美国在经济领域积极与中国合作，经贸一度成为两国关系压舱石。

展望未来，大陆、台湾、美国的三角关系是否会出现第三次历史性转变呢？

在赖清德已经当选的情况下，之后的演绎主要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

“92共识”曾成为两岸关系回暖的标志，然而在蒋经国执政后期，为了获得支持，他大量提拔本省人，其中就包括李登辉。这就好比蜀汉到了刘禅时期，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大量提拔益州人。在李登辉刚上台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统派”有很大话语权，兵权也掌握在外省人郝柏村手里。李登辉只能夹紧尾巴做人，延续蒋经国时期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李登辉通过改制等手段提升了权力，他不再遮掩，而是公开宣扬台独主张，推行所谓的“两国论”，以至于酿成1996年台海危机，两岸关系进入冷淡期。在2000年台湾选举中，李登辉暗中支持民进党，故意制造国民党内部分裂，帮助陈水扁上台，实现所谓的“政党轮替”。

民进党曾制定过“台独党纲”，但大陆多次表态台独意味着战争。为了安抚中间选民以获取选票，1999年民进党抛出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设置了必须通过全民公投才能实施独立的条件，从“明独”转向“暗独”。陈水扁上台后，虽然他经常叫嚣要搞独立，但那个时期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小布什多次指责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到了后期，陈水扁深感谋独无望，开始摆烂，通过腐败大量捞黑钱，最后被送入牢狱。

但陈水扁时代两岸却呈现“政冷经热”的特征，主要是因为在野党控制了立法权。无论是连战还是宋楚瑜，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此在立法方面处处给民进党设限，多次阻拦美国对台军售，并出台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法案。结果就是陈水扁时代两岸贸易额从70亿美元飙升至1000亿美元，由于搭上了大陆经济繁荣的快车，台湾经济走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衰退漩涡，人均GDP从1.3万美元上升至1.8万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绿营和蓝营的政策分歧，大陆在对台政策上可以说刚柔并济。2005年，大陆颁布《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当台湾尝试从中国分裂出去时、或者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时，大陆都会采取非和平手段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但另一方面，那一年大陆也高规格接待了前来访问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两岸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进一步改善，经贸和人文往来得到加强。然而马英九时期台当局奉行“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这使两岸政治关系止步不前，白白错失了整整8年的窗口期。

等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再次迎来寒潮。相比陈水扁，蔡英文务实得多，她很少大张旗鼓宣扬台独，但她却暗中加快去中国化和倒向美国的进程。在蔡英文时代，虽然两岸经贸关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台当局高度配合美国反华战略，使台湾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台美关系走近对大陆的负面影响不亚于台独举措。

蔡英文虽然很少宣传台独，但她也提出过所谓“四个坚持”，主张两岸互不隶属，推行所谓“一边一国”。与陈水扁相比，蔡英文属于“务实的台独主义者”，变“台独”为“华独”，更多靠做而不是说。这种效果更隐蔽，且极具危害性。

到了最近几年，随着中美对抗加剧，台湾加快了倒向美国的进度。几乎所有台湾政党均强调要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提高威慑能力。在蔡英文的基础上，赖清德更进一步，他提出所谓“四大支柱”，包括：加强武力威慑、经贸去风险、与西方阵营合作、保持对话等。相比之前几任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在经济上属于鹰派，他主张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度，推进两岸“脱钩断链”，配合美国对华芯片封锁战略。

作为对比，可以发现在80年代台当局采取“孤立”的策略，那会中美处于蜜月期，美国对台湾态度较为冷淡，由于历史原因两岸几乎没有经贸往来。到了马英九时代，台湾一方面加强与大陆经贸合作，另一方面拒绝配合美国反华战略，两岸关系处于冷战以来最好水平。到了蔡英文时代，台当局在继续跟大陆做生意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加强与美国合作，试图“倚美谋独”。赖清德更加激进，他不仅主张在安全领域更加依赖美国，在经贸领域也尝试跟大陆脱钩，特别是半导体领域。

随着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赖清德获胜，未来两岸关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如果之后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形成台湾鹰派+美国鹰派的组合，大陆、台湾、美国三角关系可能会出现第三次历史性变化。

对大陆来说，当前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经济，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因此只要台湾和美国不触犯底线，大陆轻易不会动用武力，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对台湾来说，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萧美琴虽然都是台独代表，但其执政风格有本质区别。

李登辉虽然是客家人，但从小接受日本皇民教育，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属于“深独”。但李登辉执政时期国民党高层大部分是来自大陆的“外省人”，对其形成有效掣肘，因此李登辉时期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前进，台湾的“统派”压倒了“独派”。

陈水扁作为深绿出身的台南人，在“独”的立场上不亚于李登辉。但由于没能掌控立法权，陈水扁在施政的时候处处受限，再加上当时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美国不待见民进党。因此陈水扁时期两岸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特征。

蔡英文属于客家人，客家人的特点就是务实。所以蔡英文虽然也要搞台独，但她只做不说。虽然蔡英文执政期间民进党掌控了立法权，但并没有像陈水扁那样动不动就跳出来踩大陆红线，而是通过去中国化和全面倒向美国等政策谋求实质性的独立。不仅如此，美国也在试探中国底线，不断掏空一个中国政策，通过切香肠的战术加剧两岸分裂。

论激进程度，赖清德比李登辉和陈水扁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赖清德不仅是“深绿”，从不否认自己的台独立场。而且赖清德这个人没有陈水扁那么贪财，论个人资产，赖清德在众多候选人里面是最低的，只有其它候选人的十分之一。为了获得美国信任，赖清德甚至将家属送到美国充当人质。这种人一旦执政，其不确定性非常高。

至于萧美琴，本身就有一半的美国血统，而且在日本出生，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对中国没有任何认同。假如萧美琴成为继赖清德之后下一任民进党候选人，其只会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

台湾有四大族群，分别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分别占总人口比重13%、73%、12%、2%。外省人主要是1949年随迁至台湾的大陆移民，本省人明清时期迁移至大陆的闽南人，闽南话的存在放大了二者的身份差异。两蒋时期台当局大力宣传中华文化，要求所有居民必须说普通话，一度淡化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身份差异，大部分台湾民众均拥护一个中国政策。然而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台当局从教材入手，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所谓的台湾闽南本土文化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本省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更强调台湾人的身份，他们也愈发支持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

作为外来政党，国民党无法割弃中国的身份，而且国民党大部分精英都是外省人，不愿改党名。这使国民党很难获得本省人的拥护，只能从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手里获得选票。由于1949年从大陆随迁至台湾的船只大多在台北和基隆靠岸，且台北是政治中心，所以大部分外省人主要聚集在台北工业区；明清时期从福建迁移至台湾的本省人则聚集在台南农业区。因此台湾呈现南绿北蓝的特征，农民是民进党的票仓，富人则更拥护国民党。

中美关系也对台湾选民结构有很大影响。2001年—2013年，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美国不愿为了台湾得罪中国，更希望台海局势保持稳定，更支持温和的国民党上台，往往给与国民党候选人更高的接待规格。当时岛内有60%的选民是泛蓝，人数明显超过绿营。因为国民党能同时维持好与大陆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台湾带来经济繁荣。

从2014年开始，中美关系走向恶化，美国希望利用台湾向中国施压，因此倾向于让反中的民进党执政，这就有了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岛内绿营的基本盘逐渐赶上蓝营，毕竟美国对台湾的掌控力非常强，可以决定谁能当选。

从选民结构来看，台湾可以划分为五种选民。分别是支持九二共识的深蓝、不支持九二共识也不支持台独的浅蓝、中间选民、支持务实台独的浅绿、支持法理台独的深绿。2019年，蔡英文当局大肆炒作香港议题，对“九二共识”污名化，诋毁一国两制，给国民党“抹红”。导致蓝营出现分裂，很多蓝营选民不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而是主张维持现状。正因如此，浅绿出身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趁机创立民众党，目的是为了从国民党手里争夺浅蓝的选票，这使国民党票仓进一步流失。

然而绿营仍以浅绿为主，因为面对大陆《反分裂国家法》带来的威慑，大部分绿营不敢迈出独立的红线，只能在独立的边缘打擦边球。由于浅绿远大于深绿，民进党票仓相对集中，绿营内部基本不存在分流效应。

台湾省效仿美国搞三权分立，有专门的立法院。它的立法委选举参考了欧洲议会选举的并立制，融合了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特征。总共有113个席位，其中73席是区域立委，在不同选区按相对多数的原则选举产生；34席则是不分区立委，按政党票得票比例分配，设定了5%的最低门槛；剩下的6席则是代表土著利益的原住民立委。

由于不分区立委的存在，包括民众党在内的很多小党都喜欢参加选举，目的为了冲高政党票以分配更多的立法委席位，或者就是形成“母鸡带小鸡”的效应，为区域立委抬升选情。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省如果想修改宪法，至少需要3/4的立法委员出席，且其中3/4的成员投票支持，再交由全民投票，获得一半民众支持才能通过。因此在立法委没能过半的情况下，民进党想搞台独公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台湾的领导人选举却属于赢者通吃模式，因为其立法院没有太多人事权，正手获胜后可以任免内阁官员，垄断了所有行政资源，被称为“民选皇帝”。然而副手却没有实质性权力，更多充当花瓶。这也是柯文哲和郭台铭不愿意当副手的原因。

我们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仿照苏联模式创立，采用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作为由各路精英组建的联盟，国民党在选拔候选人的时候最看重的不是民调，也不是能力，而是党内支持率，这也是国民党为什么喜欢内斗的原因。由于外省人和本省人差异，国民党分为“战斗蓝”和“本土蓝”，在竞选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本省人搭配另一个外省人。郭台铭、韩国瑜就属于外省人，侯友宜就属于本省人。相比之下，民进党靠选战起家，擅长基层动员和舆论引导。为了拼选举，民进党制定了严厉的规矩来约束成员，其在产生候选人的阶段虽然会激烈内斗，但当候选人敲定后大部分成员都不会再有异议，党内大部分资源得以集中在单一的候选人身上。

因此台湾省的选举制度融合了美国的三权分立+欧洲并立式议会制，设计过于复杂，保留了每种制度的缺陷。与台湾省类似的只有韩国，但由于韩国总统只能干一届，再加上历史原因，因此韩国形成了后任总统清算前任总统的传统。相比之下，台湾在蓝营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可能会从两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类似民众党这样的第三方或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很难与民进党竞争，台湾将形成绿营长期执政的局面。国民党只在地方选举中有一定优势，毕竟蓝营有很多技术官僚，擅长搞建设。

事实上，“蓝白合”之所以破灭，更多是因为立法委席位分配不均导致的，国民党虽然是在野党，但掌握了县市长和立法院很多资源，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民众党作为柯文哲创立的网红政党，全部人气依赖柯文哲一人，如果没有强大基层支撑很容易泡沫化，就和当初宋楚瑜一样。国民党不愿在立法委席位上礼让民众党，以避免民众党做大后与自己分庭抗礼，取代自己老二的位置。国民党的策略就是拖，等拖到柯文哲没有人气后民众党自然就垮台了。在柯文哲不愿当副手的情况下，这个策略可以说是最优解。

但至少未来四年，台湾都会面临三角督的情况。如果台湾是多党制+议会制，那国民党和民众党或许能就权力分配达成共识，进而实现联合组阁；如果台湾是两党制+三权分立，那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长期坐庄。然而台湾却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而且还采取简单多数原则，即一轮选举定胜负，无需获得50%以上的支持率。在这种模式下民进党无需迎合中间选民，只需获得40%民众支持即可长期执政，但代价是很容易产生类似赖清德这样的极端候选人。

大部分台湾选民都希望长期维持现状，针对这一点，蓝绿都强调自己更能维持现状。国民党的策略是与大陆保持沟通，通过谈判的方式维持现状；民进党的策略是与美国深度捆绑，通过威慑的方式维持现状；民众党则试图在大陆与美国之间骑墙，一边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另一边与大陆深化经贸往来。因此对岸三个党，实质上都是主张维持现状，希望以拖待变，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统一。

因此可以判断，赖清德上台后大概率会比蔡英文更激进。因为蔡英文是在蓝绿对决的模式下获胜的，获得了57%的选票，必须考虑中间选民的感受；赖清德则是在三角督的模式下获胜的，只得到了40%的绿营选票，必须依靠激进的主张才能获得绿营支持。赖清德有足够动机改变台海现状，前提是美国允许他这么做。

因此未来台海局势走向，取决于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

近几年来看，中美关系的负面冲击来源主要是美国国会，包括佩洛西窜台、麦卡锡接见蔡英文、气球事件、《台湾政策法案》等均来自美国国会。对华强硬属于国会跨党派共识，有很强民意支撑，在众议院更受追捧。因为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2年，很多都是草根，倾向于更激进的对华政策来吸引选票。因此国会选举对台海局势乃至中美关系有一定影响，主要看反华议员占比。

更大的分歧在于美国政府层面，特朗普和拜登在对华政策上截然不同。

拜登的思路是对华打冷战，通过俄乌战争把欧洲绑上反华战车，联合整个西方阵营封锁中国科技来源，阻止中国产业升级进程。通过炒作地缘风险等方式引导外资主动撤离中国，从而实现对华去风险的目的。但为了防止局势失控，拜登主张与中国保持常态化沟通，为中美关系加护栏，避免战略误判，实现“有管理的竞争”。毕竟台湾是第一岛链关键一环，过分刺激中国容易引起武统，美国并不愿承担丢失台湾的代价。

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主张对华全面脱钩。由于他认为自己是因为中国才输掉选举，上台后势必会疯狂报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很多观点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会切断对乌克兰援助，使欧美关系出现裂痕，给中国可乘之机。然而情况可能会比预想的更复杂。

特朗普虽然跟俄罗斯关系很好，但他是商人思维，势必会在俄乌问题上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特朗普固然不赞同援助乌克兰，但美国毕竟有很强的反俄情绪，特朗普肯定不想再来一次“通俄门”。更关键的是，他会利用乌克兰议题反向施压普京，要求俄罗斯与中国保持距离。

特朗普上台后，不会马上停止援助乌克兰，而是会以此为筹码，要求俄罗斯主动疏远中国，在中美之间维持等距外交。作为回报，特朗普会拉拢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绥靖派，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接受“现状停火”，签署类似《明斯克协议》那样的停火协议，否则美国就会完全切断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仍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属于最终赢家。

这其实就类似拜登上台一样，拜登在当选之前虽然不支持对华加关税，认为这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但拜登上台后还是以关税为筹码要挟中国，试图迫使中国在地缘问题上让步，以至于中美在阿拉斯加会谈上闹得不欢而散。不仅如此，拜登还升级了对华科技制裁，继承了特朗普大部分反华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预计也会部分延续拜登的政策，不会立即停止援乌，而是以“现状停火”为筹码，要求俄罗斯与中国切割。如果普京不愿接受，那么特朗普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从而要挟普京在中俄关系上让步。事实上，特朗普虽然亲俄，但在任期间依旧叫停了北溪管道建设，他不会在什么好处都没捞到的情况下轻易对俄妥协。

这意味着我国想调停俄乌冲突的难度极大。如果是拜登连任，他会支持德国、波兰等欧洲强硬派，通过军援等方式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使俄乌边境恢复至开战之前。这样既能加强美国战略承诺可信度，又能增加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把欧洲绑上美国的反华战车。如果是特朗普上台，他会采取双向威慑的策略，一方面以放弃援助为要挟迫使乌克兰妥协，另一方面以推动“现状停火”为筹码要求俄罗斯与中国保持距离，从而挑拨中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美国是谁上台，在欧洲严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俄乌局势的走向大概率还是由美国操纵。

在特朗普上台的情况下，俄罗斯可能会和中国疏远关系。一方面，欧洲在经历俄乌战争后极右翼可能会上台，与美国产生联动；另一方面，中欧在新能源和电动车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长期来看双方关系很难乐观。在中美对决的情况下，欧洲和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任由中美两败俱伤。如果印度是莫迪连任，美印关系可能会进一步走近，亚太地区可能会形成美印日澳韩菲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

在拜登上台的情况下，美国会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从而巩固与欧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会积极配合美国反华战略，联手对华实施科技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会分裂为以中俄伊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和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安全取代发展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基础，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全球化走向终结，世界陷入冷战和脱钩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特朗普上台还是拜登上台，对中国都不是好事，就相当于被鲨鱼咬和被鳄鱼咬，都会让人很难受。

对中国来说，当下的第一要务仍是发展。中国经济尚可维持4%—5%的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只要我国能继续享有和平崛起的时间，最终一定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面对美国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的压力，都能比现在从容得多。

因此在经济发展潜力完全释放之前，我国会尽可能避免过早卷入大规模战争，会更多根据国内经济、政治、历史进程等国内因素去规划统一方案，尽可能延长和平崛起时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极限手段。

只有一种情况下可能会主动出击，那就是国际局势出现有利于中国变化的时候。比如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同时爆发，亦或是美国陷入内乱。当天下有变时，我国可以抓住这种战略机遇主动发起统一，类似当初我国利用古巴导弹危机趁机解决印度问题。这种模式成本最低，代价最小，但可遇不可求。

在一定程度上，拜登相当于把经贸当成人质，毕竟中国部分粮食和资源需要进口，高科技也需要从西方获取。更关键的是，中国与外贸相关的就业人口占总总就业人口25%，外贸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的问题，脱钩的代价不容忽视。

因此如果对岸是温和派上台，未来4年两岸关系有望得到缓和，统一的时间可以会推迟到2030年以后。然而现实的结果对岸却是强硬派上台，如果美国大选那边也是鹰派上台的话，局势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升级。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更类似俄乌冲突那样，在美国极限施压下不得不出手，压力来源主要是特朗普和美国国会激进派，毕竟拜登只是想打冷战，并不想真正起冲突，真正敢踩中国红线的只会是美国的鹰派。这种场景对中美双方来说成本最高、代价最大。

第二种情况是随着台湾去中国化和倚美谋独政策推进，大陆判断越往后拖，台湾问题越难解决。一旦时间不再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最好的策略就是先下手为强，在形势尚未完全恶化之前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沿袭了苏联出其不意的风格，苏联这一传统则可以追溯至普鲁士和拿破仑。当初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未雨绸缪的体现。

第三种情况是中美之间出现战略误判，在台海爆发冲突。事实上一战就是因为两大阵营之间的猜疑链和战略误判才引发的。但中美之间建立多个沟通渠道，只要双方保持常态化沟通，出现战略误判的概率就很低。

综合来看，和平统一仍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最好方式。如果对岸是温和派上台，未来5年主动采取极限手段的概率低于5%。但如果形成赖清德+特朗普的组合，未来5年出现惊涛骇浪的可能性或超过20%。结合人口结构等因素，我国相较美印的相对优势期大概是2020年—2040年，再往后可能会面临养老金等问题，因此可能会争取在这一窗口期内解决台湾问题。

基辛格曾说过，美国只能尽量延长台海维持现状的时间。未来来看，美国和台湾任何一方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都有可能导致台海局势升级，甚至进入第三阶段。比如美国尝试绕开一中原则限制，颁布升级台美关系的法案；亦或是赖清德走进白宫或在国会发表演讲等。

在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中美管控好分歧非常重要，特别是处理好台海风险，这是避免出现世界大战的前提。在科技革命放缓、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极右翼上台的趋势，包括韩朝、中东、拉美等地也在酝酿新一轮冲突。对我国来说，保持战略定力，尽可能延长和平崛起时间，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