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前段时间在《李济深和新桂系》里说到两广一体化，其实两广真正实现一体化，是在明朝中期，其标志性事件是明朝用三场大战，平定广西的大藤峡叛乱。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大藤峡叛乱，以及两广一体化的来龙去脉。早在公元前214年，刚完成“一统天下”伟业的秦始皇，便修建灵渠，打通漓江和湘江的联系，让秦国的力量能通过长江进入湘江，经岳阳—长沙—衡阳直抵桂林，然后经桂林深入梧州。同年，秦始皇出兵攻取南越，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征发五十万人南下，到五岭以南定居，戍守新占领的土地。不过短短五年后，陈胜吴广起义，秦国崩溃，统领秦军驻守两广的赵佗，利用天下大乱的时机，开始割据自立，建立南越国。直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讨伐匈奴成功后，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僕、归义侯严、下濑将军甲、驰义侯遣出兵南疆，兵分五路攻取南越，随后在南越故地设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
其中南海郡是如今的广东，苍梧和郁林是如今的广西，合浦郡分属两广，交趾和九真、日南是如今的越南，珠崖和儋耳在海南。
经过秦皇汉武的武装整合，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南部边界，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都保证了秦皇汉武确定的疆域。即便是武功不振的宋朝，没有留住越南，但依然以广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的名义，拥有两广和海南的统治权。因为大运河—江西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条贸易线的关系，广东大部分地方基本完成汉化，和中原没有任何区别。而对于军力不能深入的广西，宋朝开始大规模册封世袭土司，以羁糜的方式间接统治广西。这样一来，两广就出现广东汉人、广西土官的分裂局面。洪武元年四月，廖永忠师至广州，元守臣何真降，广东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廖永忠从海路攻克广州，然后经肇庆攻克梧州，再一路向西攻克象州。杨璟和朱亮祖从湖南攻取桂林，南北夹击之下，广西的流官和土司纷纷投降，广西纳入明朝版图。
而在明军攻城略地的同时，朱元璋对广西土司也做了安排，例如——归德州土官黄隍城归附，授世袭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也就是说，朱元璋承认了宋元以来的世袭土官，但用汉人流官做副职，用“甩石头、掺沙子”的方式渗透广西，准备将来时机成熟便废除土官，实行改土归流。后来朱元璋颁布了“卫所”军事制度，一旦被征发为军人，世世代代都是军人，绝不允许改变身份。于是朱元璋征发十二万人，到广西开辟土地建立营寨，用军事屯垦的方式，命他们世世代代驻扎在广西。这两件事，可以视为在秦汉唐宋元完全开拓广东以后，朱元璋继续开拓广西的努力，最终目标就是完全打通两广。千年以来，中原王朝开拓广西，看似忽进忽退漫不经心，其实在逻辑上是有严密步骤的。首先就是前文说的，利用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联系起来，打通长沙到桂林—梧州的水运通道，因为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所以桂林历来都是广西重镇，中原王朝开拓广西的桥头堡。朱元璋为了镇守这块水陆要冲的地方，还把靖江王封到桂林。其次是从湖南的武冈、通道南下，经过古泥关，便进入融江，沿着融江一路向南可到柳州，融江至此改名为柳江。因为柳江接收了河池而来的龙江、桂林而来的洛清江，那么柳州便和河池、桂林紧密相连。这样一来，柳州和河池，便成为继桂林之后，中原王朝开拓广西的第二块战略要地。最后，京杭大运河—长江—江西赣江—大庾岭可以直抵广州，从广州沿着西江而上就到了梧州、桂平，而西江在桂平有两条支流——一条是发源于云南曲靖的红水河，和柳州而来的柳江融合为黔江，把桂平、柳州、来宾联系起来。另一条是发源于广西、云南、越南边界的左江和右江，在南宁融合为郁江，一路流向桂平。因为中原王朝经略越南千余年，那么从广州到越南就必须经过郁江和左右江，南宁便是控制郁江和左右江、弹压越南的重镇，重要性和桂林不相上下。而在来往商旅行人的熏陶下，处于南宁和越南之间的土官，受汉化的影响非常深，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土官，就是汉人定居在那里发展起来的。那些黄姓、赵姓世袭土官，不是土著汉化，就是唐宋时期的汉人移民。
但这里就有个问题，经过千余年的开拓，广西北部和南部都有深厚的汉化基础，唯独桂平和柳州之间的黔江流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黔江流域有座大藤峡，地势险要交通不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喜欢到这里。史书里写道：“峡中之水皆夹山涧而下，砱砑嶻嶭，最为险恶。”左右江流域的土官，是汉人和僮人共同组成的，因为受到的汉化影响极深，他们和历代中原王朝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属于亲近中原王朝的地方势力。而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没有深入黔江流域，那么黔江流域的傜人，很少受汉化的影响，他们自身又没有发展出组织和政权，便成为盘踞黔江流域和大藤峡的、疏远中原王朝的地方势力。这两股势同水火的地方势力，为了争夺水源、土地、财富，积累了非常深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历代中原王朝就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但往往更偏向汉僮土官，支持他们打压不顺服的傜人，然后继续向广西输送汉人移民。结果就是，汉僮土官和汉人移民，几乎把广西土肥水美的地方都占了，受制于技术和文化导致竞争力不强的傜人，成为这场争夺生存空间战争的失败者，蜗居在大藤峡的穷山恶水之中。那些傜人进入大藤峡之后，更不愿意和中原王朝沟通交流，也不愿意与汉僮土官和解，关系越来越疏远。但中原王朝和汉人移民、汉僮土官的关系却越来越亲密，明朝甚至把汉僮土官的军队编入卫所，必要时还调出广西，跨省远征。所以史书上就有了这样一句记载：“漓、郁二江，自汉已为通道，惟黔江则近代始辟焉，故大藤峡之蓁塞，几如异域。”原本这也没什么，按照汉唐宋元的惯例，如果傜人不愿意服从中原王朝的管理，那就随他们去，只要不造反即可。因为经过千余年的积累演进，彻底开拓广西已是势在必行，朱元璋给土官设置流官副职、派驻十二万大军，就是这个目的。为了供养驻军并给广西提供财政，朱元璋又实行了开中法。所谓开中法，指的是明朝把广东的盐运到广西，一部分留在梧州，一部分继续运到桂林，商人能用三石米换到一引盐，然后到指定区域销售。桂林盐的销售区域是桂林、全州、永州、宝庆等地，梧州盐的销售区域是柳州、桂平、河池、南宁、龙州、田州等地。这样一来，广西政府得到了财政、驻军有了粮食和军饷、商人赚到丰厚的利润，所有参与开中法的都有好处。不过从这些地名就能看出来，桂林盐主要销往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市场范围较小，梧州盐则销往广西大部分地方，市场范围较大。而梧州盐要到指定区域销售，桂平做为黔江和郁江的交汇点，就是必经之路，其中最关键的路段便是大藤峡。原本无人问津的大藤峡，在明朝开拓广西战略和盐利的驱使下，立即成了香饽饽，广西政府想控制、驻军想控制、汉僮土官想控制、大藤峡的傜人自然也不愿意放弃。大藤峡，就这样成为广西诸方矛盾的交汇点。
而在历史的惯性下，广西政府、汉僮土官、汉人移民、驻军立即默契的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占据大藤峡的傜人。
可以说，能否击败傜人攻占大藤峡，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也成为明朝能否在秦汉唐宋元的基础上，完全开拓广西、实现两广一体化的决定性战役。明朝最初开拓大藤峡的时候，是用封锁食盐的方式，对大藤峡的傜人实行经济制裁，准备困死大藤峡的傜人。毕竟吃不到盐就没力气，没气力就没有劳动力和战斗力，时间一长，傜人就可能绝种了。大藤峡的傜人没有盐，为了尝到一点咸味，只能把蕉叶烧成灰代替盐——“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可想而知生活有多么艰苦，以至于那时衡量傜人财富的标准，竟然是看他家里藏了多少盐，而不是有多少存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藤峡的傜人不甘心被明朝封锁，决定武装反抗。正统末年，明朝爆发“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抓到瓦剌留学，对大西南的控制便衰弱了，于是傜人领袖侯大狗聚集万人武装起义，平乐、修仁、荔浦等地的傜人群起响应。紧接着就到了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明朝集中精力应付瓦剌，根本没功夫管广西的傜人起义，直到朱祁镇复辟，才发布一道诏书，说能逮捕侯大狗的勇士，赏千金，爵升一级。但和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这些赏赐太少了，很多年都没有抓捕到侯大狗，以至于侯大狗的起义军越来越庞大，甚至可以横扫广东肇庆、湛江一带。公元1464年2月，明英宗朱祁镇驾崩，朱见深继位，改年号为成化。“峡贼为乱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抚为功。譬如骄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挞之，啼不止。浙江左参政韩雍有文武才，以讨贼属之，可抒南顾忧。而诸将中惟都督赵辅勇略可任。”意思就是，大藤峡的傜人不能继续招抚，必须武力清剿，就像小孩子不听话了，就要打屁股。浙江左参政韩雍可以统领三军，都督赵辅可以负责具体指挥。朱见深接受了王竑的意见，并给韩雍下达了一道非常血腥的命令：“广西大藤峡是贼巢穴，贼闻大军到来，或遁入山洞躲避，务须分守要害，蹂践贼田青苗。或筑营堡，或立排栅，屯兵围困。仍量起浔、梧、柳、庆等州县火夫民款，各带器械助官军攻守，官给牛具种子，耕种贼田，就给兵款食用，图成灭贼之计。”一方面拔掉大藤峡傜人耕种的农作物，让他们不仅没盐吃，也要断绝粮食收成。另一方面在桂平、梧州、柳州、河池进行最广泛的动员，打一场人民战争，等胜利之后，把大藤峡傜人的土地和房产分给有功的人，夺取他们的生存空间。韩雍接到朱见深的诏命，便统兵开赴大西南，拒绝同事们提出的“广东、广西分兵进剿”建议，经全州、桂林到了桂平，决定直接和大藤峡傜人决战。韩雍命令，欧信统领右路军，自象州分五路南进，白全统领左路军，自桂平分八路北进，用来清剿大藤峡傜人的老巢。孙震统领一部攻取梧州的五屯所，夏正统领一部攻取古眉寨，防止大藤峡傜人东逃。
这番部署，基本断绝了大藤峡傜人的生路，于是“贼大溃，破贼巢三百三十有奇，擒侯大狗而还”，然后焚烧大藤峡傜人的营寨，斩断大藤峡的老藤，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解放军拆毁越南工厂似的，可谓是斩草除根。战后，韩雍奏请朱见深，在大藤峡的核心地区设立武靖州，并把合作良好的田州岑氏土官的一支，整体搬迁到武靖州，耕种傜人的土地，替明朝驻守这块战略要地。当然了，大藤峡傜人的势力庞大，不可能通过一次战争就完全剿灭，此后数十年，明朝又对大藤峡傜人发动了两次战争。一次是公元1526年，大藤峡傜人复起，盘桓在大藤峡和桂平、梧州一带，阻断盐路和商路，于是明世宗朱厚熜任命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负责清剿傜人。战争开始前，明朝的总体思路依然是：“据其巢、耕其土”，要求夺取大藤峡傜人的土地和房产，断绝他们的生存空间。王守仁指挥明军和汉僮土官，自南宁一路打到大藤峡，“贼大溃，诸路奔者皆为官军所殄，大藤峡复宁。”战争结束后，王守仁除了给功臣分配胜利果实以外，另外把整整一个傜人部落的土地，送给武靖州世袭土官岑邦佐，做为协助明朝作战的赏赐。于是在公元1538年，朱厚熜命兵部侍郎蔡经到广西指挥平叛，蔡经到广西以后，命副总兵张经统领左路军，自南宁出发，兵分六路，命都指挥高乾统领右路军，自宾州出发，兵分四路，合力清剿大藤峡傜人。这一战，大藤峡傜人依然是大败，“官军毕至，贼大败。”从战争爆发时算起，明朝和大藤峡傜人共进行了三场大战，用时74年，如果从朱元璋攻取广西就“甩石头掺沙子”开始算的话，已经过去170年。随着明朝平定大藤峡傜人的叛乱，盘踞在两广之间的傜人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以后，广州到梧州，梧州到桂林、柳州、南宁再也没有阻碍。后来清朝不间断的设立两广总督、孙中山整合两广北伐中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在和明朝一起平定大藤峡傜人的过程中，广西西部的汉僮土官大举东进，把势力范围扩张到广西东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现代壮族的前身。也正因为和明朝亲密合作，汉僮土官和中原王朝、汉人移民的关系更加亲密，这种关系为他们深度汉化和改土归流，打下深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