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十万红军对比百万国军，落败是迟早的事，长征很难避免。但从统战的角度来看，起码在长征前一年，红军是有机会避免这种命运的。十九路军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孙中山亲手成立的“援闽粤军。”早在1917年，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便发起护法运动，并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个营的“省长亲军”移交给孙中山，共计五千余人。孙中山自然不可能亲自指挥军队，便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统领这支部队到福建开辟战场。后来援闽粤军发展到两万余人，但军官成分非常复杂，兵员素质参差不齐，于是在1921年，孙中山把援闽粤军改编为粤军第一师，任命邓铿为师长，开始裁汰老弱选拔精锐。经过重新整顿，粤军第一师形成四个团、一个独立营、一个机关枪营、一个工兵营组成的精锐部队，邓铿、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叶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薛岳、张发奎等名将都在这支部队里。后世非常知名的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就是由独立营、机关枪营、工兵营整编而成的。后来随着广州政局的激烈演变，粤军也不断的分化重组，到1925年国民政府整顿军队的时候，以粤军为主体的部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陈济棠任第十一师师长、张发奎任第十二师师长、叶挺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分成两部分，副军长陈可钰指挥陈铭枢的第十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军长李济深指挥陈济棠的第十一师留守广州。参与北伐的第四军部队一路北上，在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直至1926年10月攻克武昌，给第四军赢得“铁军”的名号。于是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陈铭枢做军长，第十二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做军长。因为这两支部队是擅自扩编的，没有得到广州的同意，李济深指挥的部队，便被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则升为陈铭枢麾下的第十一军副军长、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4月爆发“宁汉分裂”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南京和武汉对立起来。陈铭枢坚决支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于是被汪精卫解除职务，第十一军也交给张发奎指挥，并在这两个军的基础上，成立了张发奎做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
就这样，孙中山亲手创建的粤军，大部分都归张发奎指挥，叶挺独立团里的共产党员也都在张发奎麾下。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十一军第十师、第二十四师都参与了南昌起义，而张发奎指挥剩余部队一路追赶。不过在南下广州的路上，蒋光鼐和蔡廷锴控制的第十师脱离起义，重新追随老领导陈铭枢。起义失败后，朱老总指挥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教员的秋收起义余部合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至此，孙中山的粤军便分裂成四部分——朱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张发奎的第四军、李济深的新编第四军。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控制的第十一军，就是日后十九路军的雏形。我们梳理了粤军的分化重组过程，不难看出来，红军其实是继承孙中山衣钵的革命军队，和十九路军同宗同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蒋光鼐和蔡廷锴统兵投奔陈铭枢，这让陈铭枢恢复了一定的实力，从此以后便一直站在“拥蒋”的立场上，给蒋介石平定各路诸侯，立下汗马功劳。因为陈铭枢和杨虎城一样，认为在国共分裂的大环境下，能代表“国”的只有拥兵百万的蒋介石。1927年11月，张发奎和其他粤系势力联合反蒋，并准备割据广东，做为粤系势力的永久地盘。结果出身粤系的陈铭枢，联合黄埔嫡系钱大钧，出兵广东围攻张发奎，为蒋介石夺取广东地盘。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要求各路军阀裁军。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是极力反对，但陈铭枢鼎力支持，立即把第十一军缩编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分别由蒋光鼐和蔡廷锴任军事主官。两个月后，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开战，陈铭枢又站在蒋介石一边，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武力拥蒋，助蒋介石击败李、白的部队。战后，陈铭枢的嫡系部队扩编为两个师，蒋光鼐和蔡廷锴做师长。到了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发奎和白崇禧等人趁机起兵攻占长沙，和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军阀遥相呼应。于是陈铭枢给蒋介石发电报：“蒋蔡两师已做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一句话，风里来雨里去，跟定你了。蒋介石收到陈铭枢的电报，立即调蒋光鼐和蔡廷锴到湖南作战，击败张发奎和白崇禧之后，继续到山东和阎锡山作战，并于8月份攻占济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两个师，整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是总指挥、蔡廷锴是军长。除此之外，蒋介石给十九路军拨了一百万元的军费，并赏赐蒋光鼐和蔡廷锴数万元私人经费。可以说，自从追随蒋介石以来，陈铭枢系的实力暴涨，麾下部队也从粤军残部，逐渐成长为势大力强的一方军镇。但自从十九路军问世以后，陈铭枢和蒋介石便开始出现裂痕了。对于蒋介石来说，能真正信任的只有江浙人和黄埔师生，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及其统领的十九路军都是广东人，那么不论他们怎么效力，都不可能进入蒋介石的核心圈子，蒋介石也不可能任由十九路军扩张势力。于是在攻克济南之后，蒋介石便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并没有把这个职务，给立下战功的蒋光鼐或蔡廷锴。那时陈铭枢和陈济棠共同占据广东，十九路军的发展空间有限，特别希望能独立占有一个省的地盘，陈铭枢命蒋光鼐和蔡廷锴北上参战，未尝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亲手打下的山东，被蒋介石送给韩复榘，陈铭枢和十九路军的希望都落空了，对蒋介石非常不满。那年5月，汪精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后来经过一番调和谈判妥协，汪精卫和蒋介石再次合流，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管党”的局面。而做为蒋汪、宁粤的中间势力，十九路军的地位就非常重要了。对于蒋介石来说，十九路军曾经坚决支持他，是可以信任的。对于汪精卫来说，十九路军出自广东，也是可以信任的乡亲们。于是在10月份，十九路军调到南京、镇江、常州、苏州、上海驻防，并在南京设立总指挥部，陈铭枢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等要职。然而就在同年底，蒋介石因为“九一八事变”下野的时候，陈铭枢建议蒋介石“似亦暂避为宜”，蒋介石大怒，在日记里写道“惟恐余退之不速也。”陈铭枢之所以劝蒋介石下野，可能就是向同样出自广东的汪精卫靠拢，想把苏南地盘真正握在手里。不过这也彻底得罪了蒋介石——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既然有过背叛的先例，以后还怎么合作？广东人果然靠不住。于是在1932年初复职之后，蒋介石对陈铭枢和十九路军非常不满，准备把这支部队彻底消灭掉。正好这个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蒋介石又和陈铭枢、十九路军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现在不是和日本作战的时候，对于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进攻，中国不要做抵抗，要通过外交的方式来处理。但在南京任职的陈铭枢、在前线统兵的蒋光鼐和蔡廷锴认为，对日本不能有任何退让，必须抵抗到底，而且上海是十九路军的防区，守土有责。于是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根本不理会南京发来的撤退命令。在上海抵抗日本的十九路军官兵，不顾生命勇猛杀敌，在南京的蒋介石却说十九路军官兵是“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全国人民都非常振奋，准备筹措物资援助十九路军，不能让英雄们流血流汗再流泪。蒋介石却不允许海州的梁冠英部增援上海，在请战令上批示道：“海州空虚，梁部万不能调。”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还是回答：“各部队均未集中，何能增援？”淞沪会战进行到三月初，十九路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全线撤退，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开始谈判，最终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中一条规定是，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驻军。经过这次战争，因为十九路军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借日本之手消灭十九路军的做法，双方在旧怨之外添了新仇。再加上积极抗日和消极抗日的政治分歧，十九路军和蒋介石，再也没有合作的可能。1932年6月，陈铭枢被解除京沪卫戍司令等职务，出国考察，十九路军则被调到福建，参加“围剿”红军。这样一来，十九路军的高层便离开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数万官兵也要和红军厮杀，不论输赢，对蒋介石都是有利的。所以在分别之前，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达成一项共识，即用心经营福建做为十九路军的永久地盘，将来做反蒋的基地，期间不参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因为陈铭枢原本就是思想极度复杂的人，蒋介石评价他“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军事职责”，这次到欧洲之后，陈铭枢又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向左转，开始认同我党的革命。而且在出国之前，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请蒋介石挽留陈铭枢，蒋介石不愿意，表示尊重陈铭枢的选择。后来陈铭枢考察一圈准备回国，通过汪精卫试探蒋介石的口风，看能不能回来，结果蒋介石说，现在不是回国的最好时机，不必急着回来。这样一来，陈铭枢便在思想上和蒋介石不合拍、在现实利益上和蒋介石有矛盾，反蒋已是势在必行。他们俩是典型的职业军人，更关注现实利益，政治立场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自从到福建和红军作战，十九路军便出现严重的战损，但蒋介石根本不给十九路军补充兵员和物资，还在全国范围内通报批评十九路军，说他们作战不利。蒋光鼐和蔡廷锴申请增加军费和友军增援，蒋介石还是同样的态度，不同意。尤其是1933年4月，十九路军派出六个团和红军作战，结果两个团被全歼，7月又和红军交战，被彭老总指挥红军歼灭一个旅、三个团。这样的损失，意味着十九路军“围剿”红军，已经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面前是红军的枪炮，背后是蒋介石的算计，十九路军再次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蒋光鼐和蔡廷锴下定决心，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正好这个时候陈铭枢回国，三人经过一番讨论后达成新共识，决定以福建为基地，联络李济深、陈济棠、黄琪翔等反蒋势力，武装反蒋。1933年9月，陈铭枢选派陈公培代表十九路军，和红军谈判合作事宜。陈公培是二十年代初期的老共产党员，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和张申府、赵世炎、周先生都很熟悉，南昌起义后脱党。可以说，陈铭枢选陈公培做谈判代表，是非常合适的。陈公培带着蒋光鼐写的证明书、蔡廷锴发的路条，就启程去了红军东方军司令部所在的延平，一见到红军就取出信物，要求见彭老总。彭老总为了确定陈公培的身份，也为了向中央汇报，便发电报询问周先生。彭老总得到确切的回复，便和陈公培见面商谈，初步达成“反蒋、抗日、停止内战”的口头协议。经过这次谈判，红军和十九路军基本确定了合作意向，随后陈铭枢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代表、红军派潘汉年为代表，开始正式谈判，双方于10月26日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而且为了巩固合作，十九路军还派尹时中为驻瑞金代表，红军派张云逸为驻十九路军代表。11月20日，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采用中华共和国纪年，废除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采用上红下蓝黄色五角星的国旗。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福建事变”爆发的时候，红军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如果红军和十九路军能深度合作并肩作战，那么苏区和福建就捆绑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反蒋基地。退一步来说，十九路军反蒋必然分散国军中央军的“围剿”兵力，利用这个窗口期，红军可以跳出包围圈，到中央军的背后运动作战，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不论哪种方式，都会对广东的陈济棠（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湖南的何健（围剿红军的西路军）造成冲击，削弱他们“围剿”红军的意愿。这样南北两手抓、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老总也给博古发电报，提出类似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这两条建议，都是说红军绕到国军中央军背后作战，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一方面破除蒋介石的“围剿”战争，另一方面巩固反蒋同盟。那时我党的任何行动，都要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远东局再汇报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会做出分析判断之后，再通过远东局给我党下达指令。福建事变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产物，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派别，十九路军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坚决不同意我党、红军和十九路军合作。如果必须要进行一些表面合作，也不要太认真，要尽量利用十九路军并从内部瓦解他们。而且十九路军希望和红军秘密合作，签订的条约不要公布出来，否则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谣言。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直接把我党汇报的协议、文件、约定向外国记者公布出来，还公开说了一些嘲讽的话。就这样，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被共产国际破坏了。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和十九路军合作，那么依靠共产国际上位、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博古和李德，便不能违背共产国际的命令，更不能接受教员和彭老总的正确建议。此外，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还在上海给李德下了两条命令：趁蒋介石和十九路军交战的机会，在一个月内攻占南昌和长沙，扩大红军的影响力，为将来和蒋介石决战做准备。指挥红军截断十九路军退向广东的道路，逼十九路军和蒋介石两败俱伤，红军收取渔翁之利。这些命令，博古和李德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只是没成功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路军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和广东陈济棠的同盟关系也无法保证，最终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于1934年1月被蒋介石击败。福建事变就此落下帷幕，红军破除第五次反围剿的最佳机会，过去了。而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平定福建事变以后，彻底稳定了广东陈济棠和湖南何健的立场，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开始集结全部兵力围攻苏区。红军坚持了十个月，也在孤掌难鸣的绝境下，放弃苏区，开始了万里长征。福建事变失败以后，十九路军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也离开中国的军政中心，但始终处在反蒋运动的第一线。不过，十九路军和朱毛红军同宗同源，福建事变的政治任务，也和我党的革命目标一致。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延续数十年的反蒋运动，获得成功。林彪指挥以朱毛红军为主体的第四野战军，解放两广，也可以看作粤军以另一种形式回归故乡。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再次和我党站在一起，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