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们最应该记住和警惕的是什么？

原创： 尹国明
来源微信公众号：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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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74个国庆节。

今天一早，一个平时根本不关注时政的朋友就发来一条微信，“爱国从来不是一种潮流，是奠定在骨子里的责任。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这就是普通中国人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凝固在基因里的爱国情怀。为了消解这种感情，我们的对手们努力了三四十年，但一直没有成功，反而他们现在一天天陷入孤立。

但他们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已经改变策略，不再一概地反对中国人爱国，而是把主攻方向调整为攻击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否定前三十年，否定新中国的所有。

正是这些他们要否定的内容，让我们的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经历风雨考验，快速走向强大，在实力上，变成了美国心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让美国焦虑又无奈。

“新中国”三个字，用最简洁最概括的方式，表达了1949年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的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等特殊而伟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改朝换代，新中国成立的意义更非普通意义的王朝更替所能比较。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几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夏朝建立。主流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由此从“公天下”改为“家天下”。按马克思划分的历史阶段，夏朝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开端。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华夏版图基础框架。按照生产关系划分，中国从此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

第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被推翻。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并未实现。

第四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的“新中国”出现了。

新中国的“新”，首先是相对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虽然号称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但并没有真正

走向民主共和。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方面的改变更是极为有限。

中华民国对外仍然不能摆脱半殖民地的性质，这一点与晚清没太大区别。中华民国对内虽然实行了新的政治制度，让封建帝制成为历史，但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得以完整的保存，封建社会的上层政治建筑没了，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根深蒂固，所以叫半封建。

中华民国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既做不到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也做不到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更做不到对封建经济进行彻底的清算，让地主土地所有制退出历史，甚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都不能完成，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更无从谈起，至于人民的民主权利那就更别指望了。

北洋军阀的背后都站着不同的帝国列强。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国民党变成一个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国从开始，非但工农大众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时不时沦为被剥夺的对象。中华民国连最基本的和平都提供不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交替出现，民族危机更为深重。

中华民国还是旧中国。

而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完全独立、除台湾之外的国家真正统一，还打赢了抗美援朝，扭转了1840年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屡败屡战的历史，让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真正站起来了，超额完成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革命。

新中国完成了土地改革，终结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生产关系，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至此，基本完成了本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民主革命最重要任务。

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是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十个没有”，基本上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现实，人心向往崇高，学习先进，好人好事成风。

土匪都没有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动解放军150万，至1954年歼灭匪特294万。中国几千年猖獗不绝的土匪现象从此消失了。

仅就以上这些，已经足以证明“新中国”的含金量，足够说明“新中国”名副其实。

但新中国的“新”显然不仅仅这些内容，也不仅仅限于与民国时期做对比。

新中国接着搞了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让劳动群众在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上翻了身。工农主体地位确立，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邮电、人民铁路......处处刻上“人民”的印记。

新中国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人民解放，确保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要把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存在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颠倒秩序，第一次纠正过来。

这让中国不但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相比都具有政治先进性，而且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在政治上也是先进的。新中国的思想文化也具有强大的对外输出能力，最明显的就是对亚非拉等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以及美日欧等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都进行过政治输出，这就是当时令西方国家政府寝食不安的“革命输出”。

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新中国开始向工业化进军。实现工业化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一个地狱难度级别的任务。二战之后，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只有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建成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全世界更是只此一家。

实现工业化的难度，现在被人为地低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特别落后，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被西方封锁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难比登天。但新中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现实，而且，算上“三线”建设，实际建立了两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功，在内，凭借的就是现在被妖魔化无处不在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对外，中国抓住了当时唯一而且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利用抗美援朝胜利之后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和定位发生改变而提供的援助，从156项工程援助开始，实际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工业体系从描绘蓝图变成现实。

1949年到197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是13.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倍，工业总产值比重由30%提高到72%，中国已经由农业国建设成工业国。中国在近代因为没有系统的工业体系而被动的局面，结束了。

煤年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18亿吨；钢年产量由18.5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年发电量由41亿度增加到2566亿度；棉布年产量由18.9亿米增加到110.3亿米；原油年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041亿吨；汽车年产量由0增加到20万辆。

我看到有一个特殊的数据对比方式比较有意思。他以1978年产量指数为100，1952年原油、化肥、发电设备不到1，发电量、钢、水泥不到5，原煤10.7。，化学纤维、汽车、乙烯、集成电路是空白。

现在总有人用现在的经济总量跟1978年的经济总量比，得出当时只有贫穷落后，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失败的结论，但他们就是不肯用1978年与1949年的数据作比较，因为那样得不出他们想要的结论。

一个成功工业化就足以奠定一个结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事实胜于雄辩地说明新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新中国还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奠基粮食增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利用农业集体的动员和组织，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建了九万座水库，改变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建立化肥工业，先是几乎每个县建小化肥，又利用尼克松反华的中西方关系松动，实行了“四三”计划，引进的设备当中就有十三套大化肥生产线，终于让中国的粮食种植在70年代末具备了普及化肥的条件，这是粮食亩产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杂交水稻等良种技术的应用，是粮食单产和总产量70年代末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以上就是粮食增产的三个主要因素，构成了新中国农业与以往两千年或更长历史的旧中国农业最大的不同。

新中国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成就。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最为综合的指标。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35岁，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3%，到197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变成世界平均水平的105%。这还是在人口翻倍的情况下实现的。

科技方面，硕果累累，我们要重点说一下，因为这方面的成就长期被人忽略和否定。

“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人工合成胰岛素、汉字激光照排、杂交水稻......，前三十年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无法一一列举，更无法一一细说。我们就重点说说被人为歪曲后普遍被低估甚至至今少有人知悉的前三十年计算机发展情况。

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把发开创我国计算技术事业等项目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

1958年仿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小型数字电子计算机，代号103机，比美国起步晚了12年。

1959年，仿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代号104机，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年，自主研制成功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代号107机。

1965年，我国第一台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441B/I研制成功，比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RCA501晚6年。而且，这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操作系统和汇编语言、FORTRAN语言及标准程序库的计算机。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比美国晚5年进入集成电路时代。

1972年，中国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发展到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跨越，中国用了7年（从1965年到1972年），美国用了8年时间（1960年到1968年）。

1973年初，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50机研制成功。

1977年，中国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DJS－050机，与Intel公司相比，晚了3年。

在软件方面，60年代中国就研究开发了中文高级程序设计语言BCY及其编译器。

1974年上马的“748工程”，经过攻关，在1979年研制成功微型机汉字操作系统CCDOS(与美国MS DOS兼容)，汉字数据库管理系统，汉字工具软件，汉字全文检索系统，以及汉字输入、输出设备。

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新中国芯片光刻工艺研究起步比美国稍晚。1965年中科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了《光刻掩模版的制造》，1976年就研制出芯片。可惜1994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破产改制去卖副食品了。1977年，我国最早的光刻机-GK-3型半自动光刻机诞生。1978年，又在GK-3的基础上开发了GK-4。1980年，研制成功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接近国际主流水平。那个时间点，ASML还不知道在哪里酝酿中。

截至70年代末，中国坚持“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建成了自己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新中国努力追赶西方的信息技术革命，与美国的整体差距从12年缩小到6年，进入世界“第二梯队”。

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追赶的时代。

借一斑以窥全貌，由此可以知道前三十年中国的科技既不是一些人说的科学冬天，也不是停滞不前。

前三十年的各个领域的成就太多，限于篇幅无法谈及更多。外交和国防战线上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成就，我们都没有提及。

评价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愿意实事求是，这些事实和数据都可以轻松查到。

前三十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险恶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取得这么多成就，凭借的就是新中国建立的体制优势，能够动员起全国人民的热情，发挥出最强的激励作用，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意志，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他们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干了几代人的活，把很多难度特别高的事情都抢着干了。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火红年代，却被一些势力系统性抹黑了几十年。其中，中国学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开口就是前三十年的经济贫穷落后，闭口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失败。张维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就不用说了，和他公开辩论的人，竟然说“1978 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仅为156 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 490 美元）的 1/3。”

1978年中国没有实行GDP这套经济指标，中国和苏联一样，用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简称MPS。MPS理论认为，现在大家看到的1952~1978年GDP数据是推算而来的。1988年，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计算方法，推算出1952~1986年GDP数据。但这个数据很明显被低估了。建国头30年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道路交通建设，都有大量的劳动投入并没有计算在内。仅仅农田水利，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大中型水库7.8万多座，塘坝650万个，总库容量四千亿立米。

1981年1月16日设计师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也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31年的成绩估计低了。

我们都能看出推算的GDP数据数据被明显地低估，那些经济学家看不出来？用常识判断 ，1978年，已经完成工业化的中国也不会比最贫穷的南部非洲最贫穷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竟然还低了三分之二。

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但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都心照不宣地这么做。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低估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他们信奉的西方经济学都要动摇。

为了把他们主张的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理论，通过思想灌输变成大家接受的“常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彻底抹黑前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变成了前人吃苦，后人骂娘。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4周年，我们着重分析了前三十年的部分成就，不是否认后四十年的成就，而是因为长期存在着一种舆论思潮，刻意地想方设法地贬低和否定前三十年，已经给社会公众以极大的误导。这也是对那一代人辛勤付出的极大不尊重。

如果经济学家都带头弄虚作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经济学家之外，还有各种各种的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办法，让人们相信前三十年是贫穷、落后、僵化、静止、后退的年代。

这些办法包括但不限于：

以偏概全。放大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部分曲折、问题和失误，以偏概全，对前三十年的成就避而不谈。

使用双重标准。对前三十年的问题和失误，就抓住不放，对后面的问题不允许质疑不允许讨论。他们极力妖魔化前三十年的反革命罪，却毫不吝啬地批发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他们以支持改革自居，但从来不谈社会主义，回避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精心选择比较对象。他们不肯用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因为那样得不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他们不肯用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因为那样得不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他们把前三十年的中国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而不顾日本在二战期间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又有美国长期支持的因素。亚洲四小龙都是小规模经济体，只需要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集中资源发展几个产业就能带动经济起飞，而中国不行，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独立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中国比不过发展最快的，他们就得出结论，前三十年的体制已经失败。

设置逻辑陷阱进行诡辩。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套逻辑就是谁为前三十年说句公道话，就要求人家“应该住回到筒子楼里去，吃饭用粮票，一个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出了北京就没见过地铁，坐不起出租车，更没坐过小汽车，从没有过全家一起旅游的经历，老婆孩子都穿打补丁的衣服……”他们假设前三十年的体制导致经济停滞，发展到现在也是经济原地踏步，就用这样的逻辑陷阱忽悠粉丝。有的还用前三十年的运动反腐力度大，推导当时的腐败更严重。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逻辑上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美化抬高民国。为了更彻底的贬低新中国前三十年，他们把民国描述成岁月静好的黄金时代，仿佛民国只有达官贵人和公子小姐的惬意自在，而民国时代底层劳动群众的苦难，他们一概抹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给地主洗白，为汉奸买办翻案。他们把胡适当成精神导师，把张爱玲拔高到了现代文学的旗帜。国民党对解放区老百姓的烧杀抢掠，“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残酷手段，视而不见。

他们极力否定前三十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中国在1949年走错了路，没有走上他们希望的所谓英美主流道路。他们哀怨中国为了救亡而牺牲了启蒙，他们启蒙的全部就是对西方的全面崇拜和服从。

他们部分人就跟苏联的自由派一样只谈改革不谈社会主义原则，对四项基本原则避而不谈，四项基本原则的每一项，他们没少搞动作。他们现在，甚至都不允许大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基本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动辄给人扣上“反对民营经济”的政治高帽。

就在今天这个国庆节，他们抹黑新中国的行动也没有任何的放松。

我们很清楚，他们是从骨子里仇视新中国的体制，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

他们攻击前三十年，并不等于他们真的认同后几十年，他们想否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部积极和正面的因素。

他们故意抛开事实不谈，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争论，不是认识问题导致的差异，而是真实发生正在进行的认知战。

国庆节这一天，我们需要理解“新中国”的意义，记得人民领袖的指示和嘱托，还需要跟那些抹黑新中国体制的人做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的果实和七十年的建设成果。

为了建立新中国，有那么多革命先烈付出了生命，我们享受着他们的牺牲换来的独立、和平、建设和发展成果，我们有必要有义务保卫他们的革命和奋斗成果不得而复失。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前面，既有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实现，又有人民解放的使命需要为之奋斗，这一切都需要以新中国的五星旗帜高高飘扬为重要条件，任何抹黑新中国的势力，都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