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为什么陷入无限循环的死胡同？

作者：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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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阿根廷举行了2023年大选初选。

根据初选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来自阿根廷极右翼政党“自由前进党”的米莱，赢得了30.3%的选票，在所有候选人中位列第一。

从这个趋势来看，无论这位激进的米莱能不能在10月份的大选中胜出，届时阿根廷的左翼政府都可能失去权力，让阿根廷“向右转”。

这同样意味着，阿根廷，再次陷入了绝望的无限循环。

1六次循环

为什么说阿根廷再次陷入循环呢？

因为阿根廷陷入这种左右翼来回折腾的死循环，发生很多次了。

第一次循环，要从1930年那场政变说起。

我们都知道，阿根提一开始是西班牙殖民地，被西班人统治了几百年后，1810年5月，受法国大革命影响，阿根廷推翻了西班牙总督，宣布独立。

在此后的100年时间里，阿根廷一方面利用肥沃的土地种植粮食、发展畜牧业，并建设铁路促进交通运输；另一方面大量吸引欧洲移民和欧洲投资。

截止一战爆发前，阿根廷GDP年均增长5%，GDP是美国的80%，人均收入达到了惊人的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比前宗主国西班牙还要多40%！

这时的阿根廷，具备了那个时期繁荣国家的所有特征，一切如此美好。

就连自诩世界中心的欧洲人，形容一个有钱人都会说——“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所以阿根廷对欧洲移民的吸引力，甚至比美国还要大。

阿根廷人口增长率达3.5%，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多达150万之众，被称作“南美洲的巴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灯红酒绿的世界城市。

但是，繁荣之下，也埋藏着隐忧。

1914年中左翼政党“激进公民联盟”上台。

但是，“激进公民联盟”实行的一系列贸易保护、工业补贴、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引起了盼望自由贸易、农业利益至上的大地主、大畜牧主等右翼势力的反对。

本来这种争论在哪个国家都存在，但在阿根廷，却成了政变的借口。

阿根廷的发达，在于阿根廷繁荣的畜牧业和围绕畜牧业点出的“冷冻技术”科技树。

从此，冷冻肉类取代了腌肉摆上了欧洲人的餐桌，阿根廷的农产品特别是牛排在欧洲和美洲根本不愁卖，阿根廷人也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崩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

欧洲人没有钱买牛肉了，阿根廷人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过惯了富裕日子的阿根廷人民开始抗议政府，导致总统辞职，副总统马丁内斯接任。

但是1930年9月6日，马丁内斯刚刚接任一天，政变就爆发了，马丁内斯被赶下台。

而发动政变的，就是勾结在一起的右翼和军方势力。

这是1854年阿根廷实现宪政以来，阿根廷民选政府第一次被军队推翻。

从1930年开始，军政府先后支持两个亲军方的右翼总统靠舞弊上台。

但是，右翼和军方之间，甚至右翼和军方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到了1943年，欧洲战场进入白热化，而阿根廷何去何从，也引发了巨大争论。

我们都知道，阿根廷军方是亲德的，就连阿根廷内部，也有不少法西斯团体。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德国是打不过盟军的，不能被德国拖下水。

于是在1943年，军方的一部分势力再次发动政变，把原来的军政府推翻了。

与此同时，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庇隆，登场了。

在1934年政变中，庇隆领导的一个中下层军官团体“联合军官团”出了大力，事后论功行赏，庇隆当了劳工部部长。

说实话，这个部长不算什么核心部门，无论是右翼的大地主还是军方，都不咋关注劳工。

但是，庇隆却从这个职位中发现了机会。

在担任劳工部部长的期间，庇隆大肆交好工会，甚至还跑到工人聚集的小酒馆和工人打成一片。

喝的高兴了，庇隆把西装一扔又唱又跳，虽然不像个部长的样子，但成功赢得了工人的心。

当然，庇隆最大的政绩，就是提高了工人待遇，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失业劳工也有了遣散费和事故赔偿，还专门建立了劳资纠纷的劳动法院。

庇隆的工作引发了右翼分子的记恨。

1945年，右翼分子裹挟军政府，把庇隆给抓了。

这下子，工人们怒了，积压了十年的怒火在这一刻迸发出来了。

全阿根廷都爆发罢工运动，40万工人围攻总统府，要求释放庇隆，开展大选。

说实话，阿根廷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抗议，军方害怕了，不得不释放庇隆。

第二年，阿根廷大选，庇隆以绝对高票当选总统。

这就是阿根廷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的第一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开始于庇隆当上总统后。

庇隆深知自己之所以能出狱当上总统，全靠工人阶级的支持。

所以在任上，出台了很多照顾工人阶级和底层的政策，这也让他成了左翼人士的偶像。

比如，在庇隆第一任期内，就盖了50万套房子，大部分都是给低收入居民的社会住宅。

他还大搞基建，兴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提高劳动最低薪资，等等。

在庇隆执政的十年里，阿根廷的工人阶级可以说非常幸福，一年能拿13薪，收入增长60%，所有人退休后都享有退休金......

但是，庇隆这些政策也有问题，那就是，钱从哪来？

庇隆的解决方案，是统购统销。

简单来说，就是成立了一个“阿根廷发展贸易研究所”，说白了就是一个垄断农产品进出口的机构。

国内从农场主手里低价收购牛肉和粮食，然后高价卖给已经被打成废墟的欧洲，获取差价。

所以，庇隆在任的十年，是阿根廷贸易顺差最多的十年。

但这种好日子是不可持续的。

一开始，欧洲还在战后恢复阶段，自然要从阿根廷进口，但50年代开始欧洲恢复的差不多了，阿根廷的出口就开始腰斩了。

政府收入暴跌，但福利能砍么？

不能砍啊，砍了大家还不造反？

所以哪怕在阿根廷进出口低迷的情况下，庇隆仍然靠印钱给工人加工资，结果导致阿根廷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开始不满。

1954年，为了拉动GDP，刺激经济，庇隆出台了一个卖淫合法化的改革。

但这一措施遭到了保守的天主教民众的反对，再加上早就因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而不满的农场主，几方势力联合军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庇隆运动。

为了向庇隆施加压力，军方的轰炸机还轰炸了广场上支持庇隆的民众，导致364人死亡。

这威胁的意味就很浓了，你如果不下台，下一个被炸的就是你！

最终，庇隆选择了流亡西班牙，右翼军政府上台。

不过让军人打仗可以，搞经济嘛......

在军政府执政期间，取消了庇隆的统购统销政策，一直被压制的农场主们翻身做主人，粮价暴涨，民众突然发现连饭都吃不起了。

同时，军政府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借了很多外债，维持军费开支。

军政府的倒行逆施，再次引发了民众不满，结果军方执政了三年就被民众推翻了，不过在此后的大选中， 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以庇隆为代表的左翼势力禁止参选。

结果，还是走中左路线的“激进公民联盟”重新上台。

这就是阿根廷的第二次循环。

第三次循环，是“激进公民联盟”上台之后。

庇隆和右翼都因为经济问题翻车了，“激进公民联盟”吸取这个教训，开始发展经济。

为了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投资问题，阿根廷政府开始大肆吸引外资，还把雪铁龙、奥迪拉到了阿根廷建厂。

不得不说，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通胀，外债问题也有所好转。

但其推行的民主政策和赦免左翼分子、允许左翼分子参选的政策，让保守势力如坐针毡。

结果在1966年，军方再次把“激进公民联盟”赶下了台。

但这种举动彻底引发了阿根廷人的怒火，很快就演变成为了对军政府的游击战争。

最终导致军政府倒台，在1973年再次大选。

此时，庇隆主义者已经组织了自己的政党“正义党”，开始在民众中宣传，而民众也无比怀念当年给阿根廷带来富足的庇隆。

于是庇隆在大选中获胜，历经18年的流亡，再次回到阿根廷。

第四次循环，时间就短多了，庇隆仅仅执政九个月就去世了，政权到了他的妻子伊莎贝尔·庇隆手上。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这位庇隆夫人再次祭出了印钱大法，同时因为没有威望压制不住正义党内大佬，最终让她很快失去了支持。

于是在1976年，军方又政变了。

军政府上台后，阿根廷经济领域全面自由化，国企、关税、金融被全部放开。

结果马上就被外资冲了个七零八落，再加上之前印钞，阿根廷的通胀率竟然达到了1000%！

为了转移民众矛盾，军政府做了一个影响阿根廷几十年的决定：收复马岛。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阿根廷战败，军政府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倒台，正义党人梅内姆上台。

这就是阿根廷的第四次循环。

第五次循环就有点奇怪了，上任的梅内姆虽然是左翼的正义党人，但却是庇隆主义的叛徒，其政府里面塞满了右翼分子。

在经济上，他激进地推行私有化，把国有石油公司、银行、邮政甚至军工厂都卖给了私人企业，当时有人讽刺：“梅内姆卖掉了整个国家”。

其实梅内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想利用这些收入，支撑新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保持汇率稳定。

虽然这一招把汇率降下来了，但私有化之后，私企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飙升，引发全国的骚乱和示威。

与此同时，2000年美联储加息，阿根廷首当其冲，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债务违约，外资疯狂出逃，阿根廷金融体系一天就被抽干了流动性，导致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

最终，骚乱规模越来越多大，政府完全失去了控制，梅内姆不得不黯然下台。

谁能想到，这时候，第六次循环会和阿根廷的转机一同到来。

2001年，中国入世，采取了放弃大豆保小麦的战略，大豆进口量直线上升。

14亿人的需求直接拉动了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让大豆成为阿根廷出口创汇主要产品，帮助阿根廷摆脱了困境。

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也让庇隆主义的信徒、新总统基什内尔夫妇重新对石油、电信、公共事业公司进行了国有化，降低公共服务价格，同时推动私人养老金的国有化，慷慨补贴贫困人群。

虽然这种行为迅速稳定了阿根廷民心，但也让阿根廷背上了巨大财政包袱。

结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需求疲软，阿根廷出口陷入停滞，政府无力在维持庞大福利政策，再次印发了阿根廷人的不满。

2015年，正义党在新一轮大选中失败，完成了第六次循环。

接替正义党的是右翼总统马克里，他算是唯一一个通过大选上台的右翼总统（毕竟以前右翼都是勾结军方直接玩政变的）。

马克里不负右翼之名，上台之后就开始“重新自由化”，卖国有资产吸引外资，降低农业出口税，等等。

但是，这些政策并不顺利。

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美元纷纷离场，导致阿根廷比索汇率暴跌。

另一方面是农产品大量出口，国内供应不足，粮价暴涨。

没钱咋办？借吧！

短短4年时间，阿根廷外债规模从720亿增长至1300亿美元，暴涨了80%。

后面面的操作我们就很熟悉了。

2019年大选，阿根廷民众又把正义党捧上来了，左翼总统费尔南德斯上任。

但是，费尔南德斯刚上任一个月，就碰上了疫情......

要说费尔南德斯也挺努力的，但奈何碰上的国际大事一个接一个，导致阿根廷经济复苏乏力。

据统计，阿根廷2022年的通货膨胀率为94.8%，这是自1991年以来最糟糕的年度数据。

欧美的通货膨胀率在阿根廷面前，也只是小弟，阿根廷货币过去几十年直接删掉了13个“0”，多次债务违约，失业率高涨。

本来被民众寄予厚望的费尔南德斯如今已经沦为了过街老鼠，去年世界杯阿根廷夺冠的时候，费尔南德斯想去接见一下球队，结果都被拒绝了。

不出意外的话，在10月份的选举中，左翼党派会落败，阿根廷会再次向右转。

从目前排第一的候选人米莱的政策来看，除了关于阿根廷货币和央行的主张外，他还提议大幅降低税收和削减公共支出，包括向使用公共医疗系统的人收费，关闭或私有化所有国有企业，取消卫生部、教育部和环境部等。

而一旦这些措施惹怒民众，估计民众会在下个四年把票又重新投给了正义党，再次迎来循环。

所以从阿根廷这几十年的反复循环，我们基本可以归纳出阿根廷的循环规律了。

先是左派（或者中左派）上台（压制农场主、分蛋糕）—大发福利—大搞国营企业，大量安置民众就业—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产品滞销，财政赤字扩大—用印钞解决财政赤字，通胀恶化，经济濒临崩溃—民众不满。

然后是军方政变/右翼上台—搞私有化，强行压低本币汇率扩大出口，发展来料加工—出卖国有资产—本币贬值引发金融震荡，信贷危机—市场萧条，大量失业—通货紧缩，右派倒台—左派上台。

如此循环反复，没完没了。

民众也没什么可选的，左派误国，右派卖国，也没什么别的选择，只能左右两个方向折腾一通后。

搞不下去，就换一个方向，无尽循环，毫无希望，国家也被这种反复折腾得越来越差。

2 为什么拉美国家会陷入无限循环的死胡同？

阿根廷的悲剧，其实不仅仅发生在阿根廷，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几乎都有类似问题。

哪怕拉美一哥——巴西，也只能说好点，但好的有限。

所以在经济学界，对拉美国家的这种奇葩遭遇有一个定义：“拉美病”。

什么是拉美病?

就是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普谝存在的困局，有时候又叫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

简单说就是，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普遍出现的经济发展乏力，通货膨胀，经济高度外部依赖，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政局不稳等等一系列问题。

拉美病为啥会出现？

答案很简单：产业升级失败。

拉美产业结构单一，没有自己的核心科技产业，原本产业发展一定程度就无以为继，想再进一步就只能搞产业升级。

因为只有产业升级，才能获取更高利润，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大竞争力，才能给老百姓更高工资的工作，才能把留在国内的高利润变成高消费，刺激经济循环。

但拉美产业升级之路却并不顺利。

升级失败之后，只能在全球化竞争中沦为输家，只有存量没有增量，也就难逃中等收入陷阱。

大家十几年工资不涨，心里难免有怨气，所以一遇到外界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在国内就能掀起惊天巨浪，然后民众上街，政府垮台。

那么拉美国家为什么无法推动产业升级呢？

因为产业升级两个重要条件拉美都不具备。

第一个条件是执政党长期执政，政治路线稳定。

拉美国际独立后，虽然其政体全盘西化，但因为大种植园的经济模式没有改变，导致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物权过于集中的矛盾，土地等生产资料长期被权贵资本主义所垄断。

比如潘帕斯地区60%土地归属一万两千名大农场主，8%的农场主占有农地的80%。

高度的土地资本化与私有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保守势力集团，甚至与军队及外国资本联手打压进步运动，这就是军队不停政变的原因。

虽然拉美诸国民众觉醒之后，先后都搞了由左翼力量执政的“粉色革命”，力图将本国引向自主、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康庄之路。

这左右两派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会左翼上台，一会右翼上台。

每次变动之后，前期先把前任政策推倒重来折腾一通，后期又陷入自我否定的内耗之中。

这样的政治模式，又怎么能保证稳定产业政策？

第二个条件是执政党能够制定长期计划，并且坚定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在庇隆时期，阿根廷还是做了一些产业规划的。

他出台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反击国内利益集团，将出口农产品所获的资金用于发展初级工业（阿根廷版工农剪刀差），建立起国有的工业企业。

同时还将外国公司控制的铁路与电话公司等事关民生的重大产业收归国有，外资对阿根廷的控制减弱，国内的经济主权得到捍卫。

他的的产业政策被称为庇隆主义，是影响阿根廷最大的主张。

可惜，庇隆的产业政策并没有被延续下去，反而因为政变的到来，而中道崩殂，然后就是保守势力的反攻倒算，让庇隆的产业梦功亏一篑。

庇隆第二次上台之后，又要重新开始搞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

大力推动全国工业化，把关键的工业企业和各种公共设施纳入政府旗下，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全力扶持国内产业，帮助阿根廷发展起来了一些冰箱、电话、汽车等制造业‌‌。

但是，庇隆的去世和庇隆夫人的倒台，让这些产业计划再次遭遇挫败，庇隆夫人只能黯然离去，只留下了那首《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

至于后面的几次循环，左翼政府能看出来是想干点事的，但问题在于，支持左翼的经济精英、中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农村贫民、少数族裔等各种政治力量太善变了，自己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只要吃亏就必定翻脸。

可是搞产业升级，哪有轻轻松松就搞上去的？

但左派支持者等不及啊，自己利益一受损，就立马自己捧上台的左翼政党再拉下马，那么产业计划也就无以为继。

所以，民主选票制度以及民众的短视，是后发国家产业升级最大障碍。

而看看二战后唯二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两个国家：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成功规避了这两个大障碍的。

先看韩国。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上台掌权后，面临一穷二白、人均GDP只有78美元的韩国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决心发展经济，让韩国从一个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

为此，朴正熙一上台就开始实行韩国的五年计划，让五年计划不再是社会主义专有。韩国历史上共制定过6个“五年计划”，其中4个出自朴正熙之手。

在最开始的一五计划二五计划里，朴正熙实行轻工业战略，推动贸易立国，以“出口第一主义”为口号，利用韩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让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加入国际竞争。

在七十年代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朴正熙主导推动了重工业战略，发展起了电力、石化、钢铁、铁路、机床、等行业等重工行业。

为了保证自己发展意志能够不折不扣贯彻下去，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时期，朴正熙几乎以一言堂的形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最后甚至连国会都嫌碍事，直接解散了，强化了总统权力，保证经济政策的高效率运行。

这些都保证了在三五计划、四五计划中将经济建设重心向重工业转移的计划得以进行，有了重工业基础，然后才带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

正是靠着这种稳定的统治和连贯的产业政策，在这18年时间里，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段GDP年均增长9.5%的传奇被后世称为“汉江奇迹”。

再看看新加坡。

刚刚独立时的新加坡，其实比韩国的开局还惨。

那时候马来西亚刚刚把新加坡踢出联邦，新加坡种族关系紧张、失业率高、基础设施摇摇欲坠、自然资源匮乏，住房危机，可以说要啥没啥。

面对如此困局，李光耀也提出了一项五年计划，其中有四点：更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的公共住房、教育科研体制改革、对外经济模式和工业化。

如果我们看看新加坡的崛起之路，就会发现，虽然此后不再有五年计划了，但新加坡后续的所有产业政策，都是这个五年计划的延续。

比如，新加坡先利用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后勤补给发战争财，战后又开始承接途经远洋大船的维修、保养以及运输服务，慢慢地，新加坡逐渐完成了资本积累，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比如，新加坡大力发展炼油产业，世界超过25%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新加坡所在的马六甲海峡从中东运到亚洲。

新加坡炼油地位得天独厚，新加坡通过引进西方炼油设备，开始把途径的很多原油就地炼化，然后把汽油、柴油、润滑油供应全世界。

目前新加坡炼油产业已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比如，新加坡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发展金融业，并开放金融市场，吸引跨国金融机构，并推动科技创新、精密制造。

很多世界顶尖科技企业都将研发中心或亚太总部迁移至新加坡，让新加坡在电子科技、生物医疗等科技领域实现迅速崛起。

最终实现了新加坡金融中心、半导体中心（90年代）、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李光耀也清楚，执行这种产业政策，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权，所以我们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一直是个“一党独大”的国家，严厉打压异见人士及反对党，对批评及舆论进行管制。

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的全能领袖，担任了长达25年的新加坡总理。

此后又在内阁担任了21年的国务资政而后成为“内阁资政”，继而其子李显龙，子承父业当上总理。

虽然这被外界批评为“家天下”、“威权政治”、“专制主义”，但实事求是地说，正是这种“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才能保证国策的稳定执行。

将原本脏乱拥挤的弹丸岛国打造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第一世界强国。

看完韩国和新加坡再看看拉美，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下，一会左翼上台，一会右翼上台，一会军方掀桌子政变，哪有个政策稳定的时候？

就算碰到机会经济发展了，挣的钱也都用来发福利了，谁会去干那些吃力不讨好，功成不在我，需要延续一代人的产业升级政策？

这么看来，虽然拉美国家的拉美病也有美国控制和打压的原因，但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拉美自己身上。

3 中国的启示

现在的国际上，有一个论调，中国拉美化。

比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陷入停滞，而停滞的经济会引爆社会矛盾。

有人论证，说认为中国与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不一样，后者的版图较小，人口基数不大，几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村人口移至工厂，而中国要实现这一点却难得多。

甚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还发表了一篇《中国正在拉美化吗？》的长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土地、失地农民、农民工、贫富差距等问题。

如果丧失治理的机会，就有可能使日益庞大的穷人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甚至有可能产生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类似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

这些论调听起来，还真挺唬人的，也的确让不少人信以为真。

但是话说回来，就算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拉美病的一些表现一样，就能证明中国是拉美化吗？

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发烧，可能是智齿发炎，可能是细菌感染，也可能是着凉了，你看到一个人发烧了，就说他是细菌感染，这客观么？

不客观。

西方人研究中国，从来都是立场先行，立场确定了之后再去找论据，看起来逻辑严谨，但其实根本不符合中国实际。

事实上，中国根本不会拉美化，因为中国不具备拉美化的成因。

拉美陷入死循环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升级失败，而中国，正在孜孜不倦、百折不挠地进行产业升级。

我们看一看中国从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的成功历史，秘诀有两个，一个是坚持中共领导，一个是坚持制定五年计划。

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1951年2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已开始谋划大规模经济建设问题，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中央提出：

“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无到有，从哪里开始呢？

重工。

“一五”期间实际施工的921个大中型项目中，由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其中重工业占的比重三分之二以上。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中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制造等。

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

可以说，“一五”计划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贡献。

比如，炼钢为主的重工业发展起来，才会带动金属加工产业链；三酸一碱为主的化工业搞起来，才会带动炼化、化工材料等产业链。

有这两条产业链，就有底气干任何制造业，更重要的是，搞制造业升级也就有了底气。

一五计划中，做出重工后轻工、先基础后升级的决策，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不仅需要持续的高积累投入，而且国民还无法直接分享工业化成果，很容易造成不满。

如果没有稳定执政的政权，如何能保证这一路线的执行？

还好，中国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和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保证了这条工业化路线的延续。

这条路虽然历经坎坷，但最终还是走了下来，从一五、二五，一直到现在的十三五、十四五。

到如今，一个个五年规划的成功，也让中国人充满了信心，对国家规划目标的信心早已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反观越南，恰好是个反例。

越南革新开放之后，才开始搞自己的五年计划，越南人称之为“XX年-XX年任期行动计划”。

注意和中国的区别，越南人的五年计划中，多了俩字“任期”，也就是总理任期。

这样一来，越南人的五年计划，就不免带有了“政绩工程”的色彩。

既然是政绩工程，那肯定是什么见效快搞什么。

于是越南人就选择了轻工业开局，比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种产业的好处在于门槛低，可以迅速转移农村劳动力解决大批就业问题，可以迅速给市场提供丰富的日用品，可以迅速形成工业产值，营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越南神话”。

但是这条路走下去，就是死胡同。

因为没有重工做基础，越南的布料、染料乃至五金件，都要依赖中国，那么越南的纺织业，其实就是给中国人打工，挣一点辛苦钱。

同样，没有重工业+化工业为基础支撑，你就很难一步步实现产业升级，你就永远停留在初级轻工业产品阶段。

所以，单单从两国五年计划的区别就能看出，就算拉美化，那么也是越南拉美化，而不是中国拉美化。

更何况，中国目前仍然不满足于现在的工业地位，仍然在追求产业升级，当然，也因为产业升级遭遇了西方国家越来越重的打压。

这就好比一个人过日子，一开始家徒四壁，只能从事廉价体力劳动，挣点辛苦钱，后来慢慢学了一些技术，日子好起来了。

再过几年，你升职了，当了部门经理，买了房买了车，小日子过得更好了。

正当你琢磨着好好干，有朝一日向总监的位置冲刺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

到此为止！你以后老老实实干你的部门经理吧！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上升空间会止步于此，收入也不会增长，那全家老小怎么办？

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养老，需求都在不断增加，可是不涨的工资怎么能维持？

可能过不了几年，你就会中途返贫，一夜回到解放前。

你能乖乖听话妥协吗？肯定不能啊！

这就是中国哪怕面临打压，也绝不能放弃产业升级的原因，因为中国知道，如果产业升级失败，那么就无法创造增量。

整个养老体系、财政、医疗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用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最终把国家财政压垮。

正所谓，产业升级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所以，如果看看这些年中国的一系列规划，比如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十四五等等，中国发展方向路径坚定无比，而且是全民族精英共同制定的科学发展计划，不为某个人的意志所转移。

以十四五规划为例，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地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制定这个规划，不是少数人拍脑袋制定的结果，而是集中了全国各行各业的精英呕心沥血提炼的精华，十四五规划的直接参与者有7万人，间接参与讨论的人员超过百万！

这意味着，做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决定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是全国人民努力的方向！

而且中国体制有一个特点就是规划大于人事，不管谁做领导，都要按照规划去做，也就是按照上百万精英制定的方向、路径去实现，最多节奏有点差别而已。

所以，中国要想产业升级成功，不仅需要持续性的投入大量的高端人材、物力和财力，彻底解锁高端产业技能，把那些“不思进取，只想躺着吃垄断老本”的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粉碎。

而且绝对不能分心或者松懈，不能被西方国家制造的杂音、压力影响，否则就可能功亏一篑。

这就好比你坐在一辆车上在爬终点前的一段陡坡，必须全神贯注，不能分心不能松懈。

哪怕对手在坡顶上敲锣打鼓甚至扔石头干扰你，你都必须坚定自己的方向继续爬爬坡，才有希望赢得最终胜利。

如果你被杂音所干扰，被唱衰的声音影响而灰心丧气，甚至想着换个司机，那么不用问，中国的产业升级一定会失败。

我们过去几代人流血流汗的所有努力和财富都将灰飞烟灭，而对手不会给我们再次爬坡的机会！

国家要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核心就是坚决反对西方那套民选制度，反对所谓民主大旗下那种左右横跳式的产业政策。

要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棒接一棒按照既定方向跑，才能保证我们的规划目标都一一实现。

4制度的缺陷

拉美无限循环的死胡同，其实不是个案，而是会继续出现在新的国家。

比如欧洲。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欧洲属于那种岁月静好的地方，大家不卷不累，不用那么努力也能过的很好。

但现在，这种模式，也玩不下去了。

欧洲此前慷慨的社会福利，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政府发善心，不如说是为种族相对纯而有向心力的封闭社会设计的一种社会契约：

你工作纳税，生病失业我帮你。

但现在，一方面是欧洲突然冒出来了很多不工作不纳税的人（移民），那么这个系统自然承受不了，系统的包容能力向心力下降。

另一方面，俄乌战争导致欧洲严重受创，企业大量倒闭，产业开始外移，过去依靠高端产业带来的高利润无以为继。

这两个方面造成了一个结果：没钱发福利了。

既然没钱了，那就就只能开源节流，一是增税，二是降低福利水平。

但这两个方案，哪个都行不通。

增税会惹得富人不快，而降福利又会让穷人造反。

这种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左右翼在政权中陷入争执和矛盾，开始无穷无尽的党争。

但是，当社会问题成为党争议题，那么就不要指望这些问题会被解决了，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延迟决断”，且更容易导致积重难返。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过分软弱的民主缺少必要的决断力。

时间长了，欧洲可能也会陷入拉美国家那样，左派上去发一波福利，然后经济崩溃，然后右派又上去卖一通资产，然后经济崩溃，选民再把左派选上来，如此往复，最终陷入无限循环。

所以，曾经被标榜的民主制度，在百年大变局之中，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大的重大缺陷。

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西方那套民选制度不进行重大变革，恐怕早晚也会陷入无路可走，加剧内部耗散的死胡同之中。

真正适合这场大变局的制度在哪里？

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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