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虚声
来源：虚声（公众号ID：lxl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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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诸多动荡。

世界疫情并未好转。中美大方向继续博弈，美国部分政治精英叫嚣新冷战。

在西南中印边境，印军摆出一副挑战高原过冬的样子；南海方向，美军时不时拉着小弟秀肌肉摆造型；台海方向，暗波涌动。

这种情况下，很多声音叫嚣着干仗，要干印度、干美国、干不识好歹的美国跟班等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声音要妥协，求得美国原谅等等。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很极端，究竟要怎么干？叫声最响的人也拿不出合理方案；至于如何妥协，嚷着妥协的人同样也拿不出有效方案。

究竟该怎么面对这些复杂的局势？可以回顾一段历史，看看伟大领袖当年是如何度过其所面临的困境，也许能有所启示。

01 如此起伏

人生在世，起落不定，不称意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亦可以“明朝散发弄扁舟”，或者干脆吃喝玩乐一番。

伟大领袖面对人生起落时的选择，既有与常人相同一面，亦有与众不同的一面。

时间回到1917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一声枪响、马列主义传到中国那一年，作为上世纪即将“北漂入世”的九零后青年，24岁的伟大领袖在和伙伴们去湘江游泳时留下残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纵观伟大领袖一生，总体上实现了青年时代的雄心壮志、有一个极其辉煌的人生，有人据此把他神化。我之前在工程做检测时，有一个项目总监，经常说“毛主席是神”。其实伟大领袖不是神，他的一生历经诸多波折、甚至“至暗”时刻。

就拿1927年来说，秋收起义失利之后，伟大领袖带残部去井冈山，并在途中的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9月末）。后来历史证明，伟大领袖此举赋予了红军魂魄，是划时代的壮举。

但在当时“左倾”的中央看来，伟大领袖没有在城市和国军对着干，就是临阵脱逃；于是11月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判定“伟大领袖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做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把他的中央候补委员给开了。这个局面实在是太魔幻了。

更荒谬的是，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明明是做了划时代的贡献，不仅没有获得激励，反而受了处分，换成一般人早就撂挑子不干了。但伟大领袖没有气馁，他选择坚持证明自己。

或许大家很纳闷，伟大领袖1921年就参加一大，为什么到1927年才是候补委员？

其实早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伟大领袖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一起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贡献颇多。然而他因病缺席了中共四大（用他自己的话，“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又被右派使绊子，便落选了中央委员。

伟大领袖虽然参加了1927年的五大，但当时局势严峻，碰到国民党清党，生死存亡关头。随后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时代结束；论述“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领袖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的六大在苏联召开，伟大领袖在井冈山，自然无法参加。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回顾历史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把历史还原却不容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组织当初要受共产国际管辖；而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核心，不是以中国利益为核心，而且还不了解中国；苏联当年要参与国际大博弈，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中国利益出发。

02 说“不”的资本

按照历史大周期来看，清王朝覆灭、君主制解体，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一切都需要更新迭代，需要新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模式。谁能提供这样的模式，谁就是历史巨人。

组织诞生之初，对于是作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独立自主，分歧很大。陈独秀最初决定独立自主，“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说“不”容易，但实践难。对于一个志在执掌天下的组织来说，至少得做到三大独立自主——

政治独立自主，军事独立自主，经济独立自主。

陈独秀硬气了一下之后，转过头就被经费困住。当初“一大”建党时，陈独秀还在广州。会议结束，组织派包惠僧到广州告诉陈独秀，他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当时广州到上

陈独秀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如此东拼西凑，终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一个事故改变了陈独秀，就是1921年10月份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以为自己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牢，结果被马林花钱打通关系给营救出来。

又经过一番博弈之后，陈独秀妥协，1922年“二大”（伟大领袖没参加）之后，组织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推动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策略。但国共合作失败，却要陈独秀背锅。

有了陈独秀的前车之鉴，伟大领袖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条让中国实现政治独立、军事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划时代的“三湾改编”，实际上就是让中国军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这里的独立自主，是指从组织结构上“以我为主”，打实事求是之仗，不打冲动之仗与受制于人之仗。

换一个角度看，“三湾改编”也是向偏激的上层（要搞城市运动）说不，向不了解中国情况（要求中国革命配合苏联）的共产国际说不。

但组织上层的战友们，一方面受制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都是大知识分子，短时间内不了解、也很难接受带队上井冈山的举动。

井冈山成功，意味着伟大领袖军事思想开始生根发芽，但仍然没有被普遍接受。

但随后不久，随着顾顺章被捕叛变，组织在大城市日渐难以立足，只好向苏区转移。

03 苏区内涵

为什么伟大领袖创建的苏区能发展好？

有人会说，因为地理位置好。江西、湖南、福建多山，便于修生养息谋发展。想当年刘邦带着韩信一帮人，就在汉中积蓄力量。

但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那个年代从东北到西南的大山里，各种各样的军阀和土匪都有，但均没能成事。

真正的理由在于，伟大领袖在苏区找到了一条路，帮助组织从政治上实现独立自主。

这便是鼎鼎大名的“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共产国际送来的理论，都在讲工人如何搞革命，如何打下大城市。而中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农民战争。这就导致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无法把共产国际的经在中国铺开。

但他们不觉得“经书”不合时宜，反而认为自己没有解开其中的密码。

伟大领袖早在“三大”时就强调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然后自己抽时间去老家搞农民调研。关注农民运动时，还顺便在橘子洲头写了首古诗，已经火了百年。

井冈山的伟大领袖住在八角楼（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1年零4个月）。

如今的八角楼已经成为井冈山之灵魂，游人必看之地。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楼阁，一床一桌几把椅子而已；面积不大，两个人住稍显拥挤。

伟大领袖就是在那个阁楼里写下两篇至关重要的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两篇雄文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为组织未来指明了方向。有了这个理论，王稼祥、张闻天等知识分子和中国农民之间就有了桥梁，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有了基础，组织和国民党争锋也就有了理论指导方针。

如今很多中国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比如华为在国际上开疆扩土，或拼多多等后发互联网企业崛起壮大，都是沿袭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

但是这个能让组织独立自主的政治思想，和三湾改编时的军事思想一样，同样暂时无法被同志们接受。信奉苏联教条的知识分子（如王明），认为那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1929年，毛泽和朱德、陈毅一起离开井冈山，开辟赣南与闽西两块根据地。伟大领袖为实践其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设想，亲自于同年4月主持制定《土地法》。

那部《土地法》表面看是解决苏区土地问题，但真正内涵是帮助组织找到一条经济独立自主之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独立自主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些人为什么面对共产国际腰杆子挺不直？

原因很简单，要花人家的钱。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当李立三冒险行动不符合苏联利益时，共产国际最直接的干预手段便是停发经费。

伟大领袖不同，从不直接向共产国际要钱，自己的经费都是自己解决；有时候还能支援一下中央。当年离奇的上海滩黄金大劫案，就是苏区支援临时中央的黄金。

当时他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打土豪分田地，推动资源再分配；另一方面发行红军币、实现经济内循环。

简而言之，伟大领袖创建苏区的真正内涵在于，找到政治、军事与经济独立自主之路。但其中的内涵，一时片刻很难被理解接受。这就造成伟大领袖落寞的根源。

04 至暗落寞

苏区军人主要包括：伟大领袖秋收起义队伍、朱德南昌起义队伍、彭德怀与黄公略平江起义队伍。这些队伍最初都源自于国军，要进化成一支崭新的军队，需要时间。旧军队思维一时片刻难以改变，遇到新情况就会出现新问题。

即便伟大领袖一手提拔的林彪，都在质疑“红旗还能打多久”，伟大领袖亲自刊文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29年6月的龙岩会议，出现诸多争议：

有人认为党管一切的约束力太大；

有人觉得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很麻烦，而热衷于“走州过府”赚快钱；

有人要求部队要搞极端民主化，等等。

这些争议现在看来都不是争议，因为它们堪称伟大领袖思想的精髓。但是在当时，这些都要争论，而且争得很激烈。

伟大领袖认真、仔细、耐心地劝大家搞根据地建设，结果听的人很少。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伟大领袖落选。会后，伟大领袖到闽西修养，其实就是落寞靠边站。

这些将士们还是跟着伟大领袖作战的，尚且很难理解伟大领袖的思想。远在上海的中央，除周恩来等少数人之外，更难理解伟大领袖。

陈独秀离开之后，后来者更不敢违抗共产国际的意志，继续照搬苏联模式，试图攻打大城市，让当时并不强大的红四军南下两广，攻打几个大城市。

当时红四军将士不理解伟大领袖的苦心，也有攻打大城市过好日子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结果很明显，碰了壁。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陈毅出面把伟大领袖请回红四军。

经过这番磨合，将士们慢慢体会到伟大领袖的军事思想。1930年4月份，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发出指令，要他们立即放弃闽、粤、赣根据地，向长江流域推进。

这时红军将士没有再继续跟随中央头脑发热，而是按照伟大领袖的节奏边打边试探。他们先佯攻南昌；然后到浏阳去发展群众；最后迫不得已攻打长沙，也留了力、避免了无谓牺牲。

伟大领袖虽然军事上和红军磨合得越来越默契，但政治上还是中央说了算。

中央要听共产国际的。

但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就造成死结。

这个死结中，缺乏话语权的伟大领袖，处于最为弱势的一方。

所以中央进入苏区之后，博古立刻成为新核心。

博古在政治上作为王明代言人掌控一切；军事上依赖共产国际的李德，即便是周恩来也只能从旁协助。

这种情况下，苏区缔造者、被尊为山沟马列主义的伟大领袖再次靠边站是必然。

所以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在他领导红军赢得前三次“反围剿”之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一切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从那以后、到长征之前的两年多时间，是伟大领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1965年8月5日，伟大领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这段回忆，大概是伟大领袖最为颓废的言辞（之一）。大家可以看伟大领袖的一生，少年时代在家乡留下《咏蛙》，青年时代《沁园春·长沙》，中年时代《沁园春·雪》，从没有颓废情绪。

之所以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不仅是因为他个人靠边站，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在博古与李德等人的指挥下，陷入阵地战而损失惨重；看着他一手创建的苏区毁于一旦。那种痛苦，很难被常人理解。因为即便在整个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体会那种痛苦。

后人回忆这段往事时，很容易把它和斗争联系起来。

这其中当然有斗争的成分在。但最本质的因素还是，知识分子没有弄明白伟大领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能让组织从政治上实现独立自主。

一旦明白过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围绕在伟大领袖身边。即便是博古，明白过来之后都以伟大领袖为核心开展工作。

05 幸运

如果说那段至暗时间还有一丝光亮，那便是周恩来。

宁都会议上，是周恩来取代了伟大领袖。很多人把这个看成是二人的博弈点，其实这是一种幸运。幸好是周恩来取代伟大领袖。如果换成其他人，那么历史肯定是另外的走势。

这种幸运体现在长征之前的那个晚上。

长征之前，伟大领袖给博古写了一封信：要求自己留在苏区，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跟随他上井冈山的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也留下。

博古看到伟大领袖的信之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中央苏区原本就是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毕竟伟大领袖在井冈山起家时，也没多少人。博古担心伟大领袖在苏区东山再起。

犹豫之中的博古把信交给周恩来。

看完信后的周恩来就跟博古说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也许博古不明白伟大领袖的价值，但周恩来明白。当天晚上，周恩来冒着大雨从瑞金骑马去于都，见到伟大领袖，两人关上门谈话。

那是伟大领袖的至暗时刻、也是组织的至暗时刻，两位历史性人物进行了一次历史性谈话。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那天晚上的谈话改变了历史进程。

因为第二天早晨，周恩来离开时，伟大领袖同意参加长征了。

有伟大领袖参加的长征和没有伟大领袖参加的长征，结果将完全不同，组织命运也将不同。

如果伟大领袖没有参加长征，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以博古和李德那一套，共军主力能走到哪里都是未知数。历史进程必然改变。

如果伟大领袖留在南方，就算东山再起，也很难在敌后发展。历史进程也将改变。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什么呢？其实大体方向应该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实干派彻底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思想，即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让组织摆脱共产国际的掌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1934年10月18号，伟大领袖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从于都参加长征。张与王二人原本也是国际派知识分子，奉行国际派教条，但经过惨痛失败之后，他们认可了伟大领袖。

长征之初，博古与李德情绪低落，面对茫茫前程，脑袋里一片空白。在经历湘江惨败之后，更是无所适从。李德甚至拿枪在自己脑袋上比划，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与之对应的是，伟大领袖再次魅力四射，带领队伍走出低谷。随后的遵义会议上，绝大部分同志站在伟大领袖一边，其实就是认可了他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而让组织独立自主的主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伟大领袖和周恩来的角色互换。

长征之前，周恩来是领导。

长征之后，伟大领袖是领导。

中国历史由此而走上正轨。回顾这段往事，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的事儿，要独立自主。既不能骄傲冲动，也不能妄自菲薄。

回到现实中，其实也一样。不论是中印边境、还是南海或台海，问题的本质还是要搞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还是要保持大国定力、避免无谓干扰。

如果说区别，那也有，就是今天组织掌握的力量，远超当年；今天中国的综合力量，远超当年；今天中国的人均素质，也远超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