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场文化芯片的硬仗：用什么现代中国文化体系突入进异邦社会心灵？

一、

一位做导游的伊朗人网红有个灵魂发问：“伊朗人讨厌美国人吗？”

在知道答案之前，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以为伊朗人一定是特别讨厌美国人的。这么彪悍自傲的一个民族被人家肆无忌惮打压这么多年，动辄还直接几枚导弹斩首你三两高官，别说讨厌了，应该是痛恨到极点才是。

然后这个伊朗人网红说：“你确定你真的想听实话吗？”

随后她就说出简直可以震碎我们三观的一段实话：“说真的，伊朗人其实真的不讨厌美国人。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不仅不讨厌，反而大部分都还很羡慕他们。”

很快，这个网红就把我们中国人的疑问提出来了：“很多人不理解，美国都这样欺负你们伊朗人，可是你们为什么还不讨厌他们呢？”

她给出了答案：“因为在网络上宣传的美国，电影里看到的美国，听到的美国，好像都是那么美好呀，于是，一代人开始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这种现象可能在很多国家都很普遍。”

这个网红是个出生、成长与生活在伊朗的本地人，也有一般伊朗人骨子里那种作为波斯帝国后裔的骄傲。不过较之普通伊朗人不同的是，她学过多年中文，又是导游，也来过中国很多城市，对中国与伊朗两边都有足够认知。那么，在她看来，普通伊朗人又如何看待中国呢？

同样地，在知道答案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认为中国和伊朗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么密切，伊朗人一定很喜欢中国，乃至对现代中国的物质、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各方面比较向往，至少是比较欣赏吧？

然后同样地，震碎三观的答案又来了。这伊朗人网红说，美国人虽然制裁伊朗，但伊朗人喜欢美国；而中国人对伊朗那么好，但普通伊朗人对中国无感。

这种国际关系剧情，是不是很像一个女人给痴男发了张好人卡，却对渣男一往情深？这个伊朗网红解释说，这是因为大部分伊朗人对中国并不了解，到今天仍然觉得中国老百姓都穿着古代服装，都会功夫，其中厉害的还会飞来飞去，根本不知道中国跟过去相比已是天翻地覆的巨变了。

这真是个充满喜感的悲哀故事。

中国刚刚推动了中东世仇沙特伊朗大和解，这可是中东版的“中美建交”级别的大事件，它将彻底改变中东政治格局，我们大部分中国人也对自己国家的斡旋之功甚为得意。大概一部分中国人即使没有暗暗脑补一番伊朗人为此感激涕零的画面，至少也以为伊朗人会对中国充满敬意吧？

可惜，原来这都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想象。普通伊朗人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现代社会以前。

看起来，我们普通中国人对伊朗人的误会就跟普通伊朗人对我们的误会一样多。

二、

伊朗可以误会中国，但中国难道不应当为这种双向误会情形的出现感到惭愧吗？因为你可是正在快速国际化、且是正与美国竞逐命运的全球第二大国啊。

伊朗这个故事只是个缩影。引用这个小小的案例，我只是为了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现代中国文化，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发展出能够与现代中国全球地位相匹配的广泛影响力呢？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与全球媒介工具控制、舆论的意识形态倾向、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发行渠道资源与发行能力、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但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关键的隐性影响因素需要我们去发现与回答呢？

不久前的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的作协副主席麦家有个接受采访的视频。麦家对着视频的一番感慨，倒是让我对中国作家群体多年来的不佳观感有了好转。

先说说我的不佳观感是什么。首先申明，我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作家群体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创作出过一批有着明显时代思考、或是对人生根本问题有所探索的作品，他们的勤奋跋涉在时间里是有价值光芒的。

我有意见的，是对从90年代晚期起至今为止的作家群体。当然，他们之中也不乏有时代意义的少量作品，但大部分情形是：老一辈作家观念大多陈旧落伍，新一辈作家却多半轻佻无聊，平庸之作乃至鄙陋之作遍地行走，而具有大抱负、大视野与大思考的时代巨著却一部也没见着。

我买过一些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作家的书，21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书是一本也没买过。买书钱是微不足道的，可面对那些一本本不是在炉火旁回忆贫穷饥饿往事、就是沉迷粉男绿女的小时代或者是修仙弄鬼的故事，我实在是怕这些书承担不起我珍贵的阅读时间。

好在麦家的话让我对现代中国文学又有了点儿期待。麦家还是很清醒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也真心盼望着生长在我们这个超级体量的大中国、又身逢这个激荡大时代的作家们有点儿大觉悟，勃发出点儿大抱负，让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学不要总是再盯着几亩土地向内看，而是须立刻远离鸡毛蒜皮，摆脱庸庸碌碌，应当有志气以全球视野发出些现代中国文化的恢宏声音，诞生出几部惊天动地的划时代巨著。

麦家说了啥？

麦家说，他们有一个梦想，是希望中国文学能走出去，通过文学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物质产品已经在世界上满大街遍地开花，家喻户晓，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大的文化却还相形见绌，是与中国崛起不匹配的。

麦家的话，其实就部分解释了那个伊朗网红的话。

没有杰出的文学创作，就难有出类拔萃的影视作品；没有出类拔萃的影视作品，对外文化输出就难以普及；没有普及的对外文化输出，就不太容易改变外人对中国的认知，于是支持中国的海外民意基础也就肥沃不起来。

这都是一环套一环的事情。

连在国家层面跟中国关系如此之密切的伊朗，其国内一般民众竟然都还以为中国人多半是会功夫的李小龙，还以为仍然还是穿着古代服装在墙上屋上飞来飞去，还以为中国人只有到外国办事才穿西服与皮鞋，还以为中国还是那么陈旧古老。

这实在是应当叫今天中国文化人羞愧难当、吃不下饭的事情。

三、

说起来，我们都骄傲自己祖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可令我们尴尬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到目前为止，现代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却如此之低，以至于太多外国人提到今日中国还停留在诸如长城、汉服、功夫、春节、舞龙舞狮、红灯笼、熊猫等等浅表层次上面。

这些事物当然都是中国的，可它们能代表真实的中国吗？即使在我们现代中国人自己的平常生活中，这些内容也至多只是个点缀而已。

事实是，现代中国文化面对全球社会一直是碌碌无为，一直在外围兜圈子，别说突进入异国他邦的心灵世界了，就连让他们在表面上普遍接触到都没怎么做到。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我们的经济、科技、工业产品、政治、军事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了广泛影响力，可回头一看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化呢？文学、影视、音乐、美术、建筑设计等等，哪一个在事实上真正做到了影响全球世界？

我国的硬实力即使还不能称之为十分硬核，也完全可以说是比较硬核了；我们的现代文化软实力呢？以全球视野而言，却连软核胚胎的都尚未看到。

我一向爱听音乐，平常写东西时也是非得放点儿音乐微醉着情绪不可，但对音乐却无多了解，不过正好可以从一个普通听众的身份去打量。我所知道的拥有世界影响力的且与中国有关系的音乐创作人只有谭盾、马友友，虽然是美籍，好歹还是华裔，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即使是我比较喜欢的黄霑、胡伟立等等一些先生，影响力也主要在华人范围内。希望这只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

我也一向对设计很有兴趣，审美能力自忖也还过得去，不过说到建筑设计依然是外行。但从旁所见，我国几十年间堆砌了大量千人一面的钢筋混凝土，可又有多少住宅能称之为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杰作呢？恐怕只有那些藏在山间田园之中的少量作品还能看看吧，或许还可以加上偶尔出现的一些民宿。公共空间建筑倒是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苏州博物馆、长城脚下的公社、鸟巢、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兴机场、深圳地铁14号线等等，但它们差不多都是贝聿铭（也是华裔）、隈研吾、雅克·赫尔佐格、扎哈·哈迪德等外国人操刀设计的。在我所知范围之内，只有知名的哈尔滨大剧院是近些年崛起的中国人马岩松设计的，不过据网上介绍他后来也是耶鲁大学毕业，其两位合伙人是美国与日本设计师，比较国际化了。

在一个诞生过赵州桥、黄鹤楼、故宫、颐和园、嵩岳寺塔等等建筑艺术的文明国度，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大部分本土设计师创造的现代建筑却没有能在全球独树一帜、形成世界级影响呢？

再说回来到现代中国文学，我们又有几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真做到了影响全球了呢？我也算是读了点儿书的人，可我想来想去，好像一部也没有。

前边说过了，我一直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不太感冒。看起来，大量文学作品“乱花渐欲迷人眼”，玄幻的，穿越的，修仙的，盗墓的，装神的，弄鬼的，胡编历史的，怀旧的，调笑的，戏谑的，做白日梦的，乌泱泱一大片，阵仗很唬人；实质上大多数作品连“浅草才能没马蹄”都做不到，有多少作品是有信仰、有思考、有关怀、有心灵归宿的呢？又有多少作品既远离了我们身处的这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也回避了现实生活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呢？

不客气地说，有太多太多的文学创作在现代思想上毫无创见，在现代价值上难见光芒，在现代表达方式上鲜有突破。

对于那些从未在精神上进行过探索、在心灵上进行过寻找的作者们来说，那些随行就市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东西注定都是一大堆将被时代遗忘的无聊之作。

对于那些一直在进行痛苦探索与寻找的作者来说，他们却又依旧没找到清晰的现代心灵出口，结果事倍功微，苦劳是有的，被广泛认可的功劳却不见得有多少了。

这就造成了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空山寂寂，无声了很久也听不到惊雷。物质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崛起了，文学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雾里看花。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尚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中国足球，另一个是中国文学。中国足球踢得臭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文学无法突破自我、光照全球却鲜有多少人注意到。

中华文化绚烂几千年，现在何以如此呢？

除了文化创作者本身的视野与抱负有待勃发之外，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我看来，其实正是缺乏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支撑的结果。

只有这种具备内在逻辑的现代文化芯片体系，才是创造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化内容的心灵之光与源头活水。

现代中国文化创造群体心灵上如果缺少了这种光芒照耀，精神中如果没有这种源头活水滋润，那他们的创作就很难有划时代突破，其作品不要说光照全球了，恐怕就算要影响中国自己人的心灵也难。

四、

反观古代中国，正因为有了内在文化芯片体系的支撑，各个时期的文化创造才能够都留下划时代的杰作。

说到不同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从诗经、楚辞、汉赋到魏晋玄学，再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它们往往各具风格，并不统一，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凡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诗经，楚辞，这些早期的古代中国文化且不论，考察其后不同朝代的文化作品，则它们背后赖以支撑的文化体系，则不外乎是儒、道、佛三家，或者是儒道、儒佛两家之一的杂糅。‍‍‍‍‍‍‍‍

先说汉赋。汉赋因汉初文人学楚辞而兴，有骚体赋、大赋、小赋之分，而以大赋为主。汉大赋往往喜欢以华丽端庄的词藻大肆堆砌，极尽铺陈之能事，形成气势磅礴的长篇巨制，雄视千古与八极，有囊括万物的宏大格局，结构恢宏。

不过如果仔细考量汉赋，就不必被它们表面的华丽所迷惑，汉赋背后往往藏着汉儒精神。

例如汉初景帝、武帝时期的重要文化人枚乘，他是汉文学由骚体赋过渡到大赋的关键人物，其所作的《七发》正是汉大赋发端之作。枚乘就十分推崇儒家思想，他景仰儒家尧舜禹的圣王德政，颂扬仁义道德，遵循儒家君臣伦理观念，并以此思想基础写了《谏吴王书》，反对“七王之乱”，规劝吴王以舜禹汤武为榜样践行父子君臣之道。

汉大赋常常展示一种君临天下的赫赫威仪，这当然有儒家礼治思想的需要，但实际决不仅仅如此。

典型的如汉赋最主要代表人物司马相如，其代表作《上林赋》表面上大篇幅极力夸耀汉武帝宫廷园林与天子游猎，展示一种威仪煊赫的帝国蓬勃气象，实际上文章开篇就以比较诸侯国楚齐与天子苑囿华丽程度的不同，大谈楚齐两地“不务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明显是在陈述儒家伦理；中间则以儒家理想来劝诫君主；结尾更是虚拟了一番天子酒酣耳热之际自我反省的想象，放弃狩猎而致力于农业生产，“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完全将文章主旨归于儒家爱民理想及礼制。

司马相如之外，“汉赋四大家”之一杨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共同特色都是含有儒家的政治理想，张衡的《思玄赋》则透露着儒家哲学的生命精神。

再后来的东汉之赋，则特别强调儒家礼仪，热衷塑造汉家帝王儒家圣贤形象。‍

此外，也有少量不得志者的汉赋在道家思想中寻找寄托。例如贾谊的《鵩鸟赋》就以老庄思想为依归解释命运的变化、无常、聚散生灭、深邃与超脱；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也以道家哲学精神来安慰自己不幸的命运，想要委身自然、与道一体，等等。但这些都非主体，汉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精神。

汉赋之后是魏晋玄学。魏晋承汉末天下大乱，战争使大量人口灭亡，三国时曹操感叹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真实惨状一直延续到两晋战乱，士人心灵无法从战争导致的生命忽亡、人生无常的乱世景象中挣脱，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于是在曹氏三父子等人慷慨悲歌的“建安风骨”之后，有了以“竹林七贤”等人为代表的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背后究竟是什么？“竹林七贤”等人看似放浪形骸的表象之下，其实是因为长期战乱，万物如刍狗，人命如草芥，天地不仁，从而导致董仲舒“天人感应”儒学的内在逻辑无法自洽，儒学信仰在人们心中崩塌，知识精英群体遂遁入道家的“无”的哲学之中以寻求无常生命的寄托。

也就是说，魏晋时期的文化创造，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统道家精神中寻求人生安慰，是道家哲学的文化外现。

魏晋之后的大唐，重新恢复了汉帝国的恢宏气象，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重新崛起，替代了魏晋玄学的叹息生命倏忽即逝的无与空，因此早期的唐诗精神饱满，气度非凡，其中尤以边塞诗人群体创造的凌冽壮阔意境最为入胜，即使是偏于道家意向的李白诗篇也大开大合，有着令人悠然神往的汪洋恣肆的想象。

但在表面上看，唐诗气质折射出的背后文化体系似乎很是纷乱。像李太白的诗仙气质就近于道家，“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等之类手笔的想象很明显有庄子《逍遥游》的感觉；而在诗圣杜甫的忧思歌咏之中，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流露出的忧国忧民之心，抑或是《三吏》《三别》里的悲天悯人情怀，还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教化理想，都是一览无遗的儒家本色；至于边塞诗人群体的作品，诸如“单于夜遁逃，大雪满弓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等等，也充溢着儒家入世建功立业与安天下精神。

唐诗人众多，不必多列举。但有一位要特别注意的大唐诗人王维，他的作品可说是最能折射唐人心灵中的多元交织。表面上，王维的作品如“人闲桂花落”“月出惊山鸟”等，都是苏轼称誉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作，既继承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之风，也吸纳了陶渊明的田园诗之趣，很有道家闲适自然的意味，是出世的；然而稍加品味却又可发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禅意浓浓，佛理活跃其间，这分明又是佛教的精神了；可是等到读到他诸如“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之类诗句时，又发现他脱离了山水道佛的意趣，儒家建功立业的入世精神跃然而出。然而，即使是在这类功业诗文中，却又常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禅意冒出，如此种种，可见王维心灵的多元与矛盾。

这种情形在《观猎》一诗中体现得淋漓极致，我们来看这首诗：“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整首诗本来是如此激情洋溢、豪兴遄飞，可是细一看，呈现的又全是别有禅味的画面感，“雪尽马蹄轻”很能给人一种尽性体验当下的无常感，最后一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尤其荡漾着物我两忘的禅宗意趣，但这偏偏却又是歌咏将军骁勇英姿的诗，渴望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也一样流淌其中。

这首诗不愧为代表盛唐气象的佳作，我认为它背后交织着的释、儒、道三家精神，既如此矛盾又能在融合一体，恰恰反映了唐朝社会文化体系处于过渡时期的矛盾与复杂。

在唐帝国之前，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是放浪形骸的魏晋玄学以道家之姿对无常人生的及时行乐与悲鸣；在唐帝国之后，是宋明儒学的成形成熟，是道德伦理的礼教秩序。

处两者之间的唐帝国，则是释儒道的彼此纠缠、相互争夺与整体混乱：儒学是名义上的官学，但佛教盛势虽衰未落，可李唐王室却又尊奉道家老子（李耳）为祖先，于是释儒道三家总是在社会文化主干道上来回变换，此起彼伏。

虽然如此，唐诗依然是有着明确的文化体系的，只不过是释儒道三者之一，或者其中两者乃至三者的杂糅而已。

宋词的文化体系最是清晰。因为自东汉末“天人感应”的旧儒学崩溃体系崩溃，缘起战争乱世而得以昌盛的佛教，到了两宋时期已然被中国的本土文化消化吸收完毕，作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已经孕育成熟、开花结果了。由此，无须例举说明，从欧阳修、苏氏三父子、秦观、王安石、范仲淹到陆游、辛弃疾、周邦彦、姜夔等等，宋词之中的儒学面貌已自不待言。

即使是婉约词派代表的柳永，郁郁与放浪情绪之外，也有勃发着儒家入世教化精神的佳作，诸如“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等。

尽管以苏轼诗词为代表，宋词中仍然有着禅意放达的痕迹，但那也是儒佛终于在宋时得以大融合而各自开花的结果，并且终究也已不能算是舞台主角了。‍‍‍‍‍‍

元曲也无须多说，一句解释就够了：由于蒙古人率草原游牧文化入主中原，更推翻儒家相对平等的社会观，强行将中原人民划分为高中低下数等，汉人尤其被置入不受待见的下等之列，很多读书人只好将肚中文化转入戏台，说唱的元曲于是流行开来。虽然沦为唱词，但元曲流行的背后依然是依托于儒家精神体系的。‍

为什么只有到了元末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才会突然繁盛呢？元时文人因为汉人身份之故而被迫将文化通俗化是一个因素，明清社会的商业地位已经不输于农业，商业生活催生了通俗文化也是一个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宋明理学在大明社会实践是比较糟糕的，不但空谈性理而导致实际社会治理制度流于荒疏，且几乎窒息了社会心灵，明清小说正是反映了这种宋明理学下的道德虚伪面貌与社会情状的憋闷、败坏及找不到出路。

某种程度上，明清小说是对宋明理学文化体系压抑人性的一种辛辣嘲讽与激烈反叛。《金瓶梅》是辛辣嘲讽，《红楼梦》是激烈反叛。不过，这种反抗依然是建立在宋明理学这种文化体系基础上的。

综上所述，概而言之，儒、道、佛文化芯片体系是支撑起了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种种文化创造活动的灵魂。

而现代中国文化创造之所以迟迟无法突破自我、影响全球，很大程度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孕育出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之故。

五、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才能孕育与发展出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呢？

我想，至少有五个必要条件是无可回避的：

第一，思考的恢宏气宇。

即所谓一个民族在“脚踏实地”的群体之外，还需要有“仰望星空”的人。

也就是从前儒家说的所谓“先立其大”。

第二，吸纳他者优长的胸怀。

即虚怀若谷，吸收最早源自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后来已被发展成现代世界共识的那部分内容。

而这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容易做到。

往往在国家综合实力不强时，虚怀若谷搞不好就会成为文化自卑与自我否定；等到国家崛起之后、实力强大了呢？渐长的骄傲与膨胀情绪又往往会轻易淹没了吸纳他者优长的意识。

第三，寻找自我主体的意志。

即以现代视野回头重新审视博大精深的古代中国文化，上下求索，内外辨析，坚持不懈，步履不停，直到寻找到那些具备现代主体价值的内核。

第四，融合他者与自我的能力。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也就是融合源自近现代西方的人类文明共识、古代中国优长精神内核、近现代中国社会实践共识这三者的能力。

融合得好，那就能够精神焕发、朝气蓬勃；融合得不好，就是身受六道异种真气的令狐冲，时而发作，发作时心如刀绞。

“五四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第一次融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这是第二次融合。

中间异种真气之痛几次发作过，国共内战，WG，姓社姓资争论，等等。不过现在总体上比较和谐了，融合的结果总体上还是可以的。这大概要感谢我们祖先们留下的丰厚中华文化资源，儒家文化既然能历千年而消化与融合了外来的佛教，自然也拥抱得了马列主义、资本、市场、自由与民主这些外来的真气。

并不是每种文明都有这种融合能力的。“9.11”事件的发生，也离不了背后因为融合能力匮乏而导致的文明冲突。

第五，融合之后的再创新能力。

注意，到达这一步的前提是融合得好。而以我迄今为止观察所见，现代中国的文化虽然是融合得比较好了，但离彻底完成仍还需要点时间。

等有了融合得好的肥沃养料，接下来就看培育现代中国文化新体系所需的中华民族创造力了。怀胎至少百年，分娩则至少数十年。

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怀胎过程中的一个参考案例，我想透过一部电影来说一点旁观之见。

这部电影就是《卧虎藏龙》。

六、

《卧虎藏龙》的原著我约略知道，但没看过。只知是个叫王度庐的人写的，这个武侠小说作家生于清末旗人下层家庭，出生后不几年大清就亡了，他贫苦度日，想来他的思想应该都属于传统中国的，不太可能有多少现代思想。

因此我下面的评论依据的是不是原著，而是李安改编的电影。

很多年前看李安的《卧虎藏龙》，我其实一直有些似懂非懂，这样一部武侠类型的电影为什么会在西方社会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呢？

当初《卧虎藏龙》这部电影上映时，我想国内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虽然隐隐然觉得电影似乎在讲述什么，但可能还是不太理解：电影的最后，玉蛟龙与罗小虎武当山相会、一夜温存之后，按理说他们应该从此携手策马江湖、快意恩仇了啊，可当罗小虎第二天清晨在山岚美景中找到玉娇龙时，久久凝思的玉娇龙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了悬崖呢？

我敢肯定，当初不少人看完电影之后应该会跟我一样有点困惑。我是直到后来读了萨特才发现，原来我们都被这部电影外表给迷惑了：《卧虎藏龙》外面穿着的确实是古代中国的衣裳，可它内里诉求的主题精神实际上却是现代西方的。

表面上，主角俞秀莲与李慕白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但实际上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是玉娇龙。

玉娇龙一系列的行为看似任性，缺乏方向感与明确的目的，但实际上她是有着自己行为的内在逻辑的。

这个内在逻辑，就是玉娇龙想要找到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为此，在出发寻找之前，玉娇龙就必须先要破除笼罩在她身上的一切客观限定，这些限定包括但不限于：1.家庭。父母亲情与家长意志；2.婚姻。状元郎的门户束缚；3.师父。碧眼狐狸师长之尊；4.江湖。一个群体圈子及其规矩；5.道德教化。李慕白的正道训导；6.友情。俞秀莲江湖之义；7.爱情。罗小虎的自然契阔），等等。

但麻烦的是，当玉娇龙破除了她看见的所有限定之后，她仍然无法找到最终的生命本质，于是她迷茫了，最终她只能去破除她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个限定——也就是她自身。于是她从万丈山峦之上纵身一跃而下：既然她找不到生命的本质，那生命的本质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玉娇龙可能也曾短暂地找到过生命的本质。

罗小虎曾经在山洞里告诉过她：“小时候，有一天夜里，我看见天上落下千万颗星星。我想，它们都落到哪儿去了呢？我是个孤儿，我就一个人去找星星，我想，如果我骑马到了沙漠的另一头，我就会找到它的……”西部荒原里的罗小虎眼里的星星，曾让她感受到的风一样的自由，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接近过生命的本质。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存在有两种，一种是“物的存在”，一种是“人的存在”。区别在于：物的存在是固定的，例如一块石头、一棵树或是一滴水，就算水是善变的，能够在不同温度作用下化身为不同形态的气、雪、冰，但它们在最根本的本质上还是水；但人的存在就不一样，人的存在是不固定的，人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成为圣人、超人、英雄，可以成为平凡人、庸人、乞丐，可以成为劣徒、流氓、恶魔，你也可以什么人都不是，你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在沙漠的另一头，天上落下的千万颗星星”，这情形有无限的可能性，接近于人作为生命存在的本质属性了。所以玉娇龙就在罗小虎说的这个场景恍惚住了，她见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境界”（读者请记住这个定语），这种境界是浩渺无垠的，不固定的。

观众可以从电影中感觉到玉娇龙一直隐隐对抗着什么。没错，她对抗的就是被固定。一旦被固定，她这一生就只能作为某种角色而存在了，于是也就被限定了：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徒弟、一个妻子、一个朋友、一个道德教条的信徒，或者一个遵循江湖规矩的侠客，等等。

李慕白试图要加之于玉娇龙的某种道德约束，这当然也是一种固定。无论是李慕白说“你不配用这把剑”，还是判断“若不将她引入正道，她将变成一条毒龙”，这都是试图将玉娇龙引入一种固定。

玉娇龙拒绝被固定。

从玉娇龙自己视角来说，就连李慕白口中的“不配用这把剑”的配不配都是一种固定，都是对她生命本质的巨大羁绊。她当然对此不屑一顾，人为什么要去实现“配”或“不配”呢？

她既不需要“配”，也不需要“不配”。在玉娇龙的潜意识里，她是如此强烈地反感外界他者用某种框架来限定她对生命本质的追寻，任何一种框架都会令她激烈排斥。

所以当她听到李慕白指出她偷学来的武当剑术偏离了正道时，她的回答只会是：“随便玩玩。”

她不在乎正道，也不在乎邪道。她不想被任何一种什么道所限定。

七、

玉娇龙如此决绝地打破与寻找，但注定什么也找不到。

因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逻辑是：1.作为一种存在，人与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意识，而物没有，所以人的存在就在于意识；2.而纯粹的意识，是什么都没有的虚空；3.所以，人的存在即虚无，也就是生命的本质是虚无。

玉娇龙想找到生命的本质，于是就变成了在寻找虚无。

“虚无”就是什么都没有，一个人怎么能找到一种“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呢？所以从始至终，在寻找生命本质的路上，玉娇龙只有在打破她眼前所面临的那某一种限定的瞬间才能获得一种虚无感——也就是生命本质。

但这种得到的“虚无感”在打破限定的那一瞬间也就随之消失了，玉娇龙刚刚感受到的生命本质也就因之消隐不见，汹涌而至的真空包围了她。

于是她只能再次奋起去发现并打破一种新的限定：江湖，侠客，友情，爱情，等等。

如此一次次重复下去。

直到玉娇龙打破最后一个限定——她自身，她才能得到一种永恒的本质：死亡。也就是玉娇龙作为一个生命本身，由无限可能性的“人的存在”，变成只有一种可能性的“物的存在”。

随着玉娇龙最终从武当山顶向万丈悬崖纵身一跃，《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戛然而止。

西方观众也带到了悬崖前，每个人都得被迫开始思量着一个问题：要不要跟着玉娇龙一起跳下去？

《卧虎藏龙》重重地击穿了以“自由”这个价值信仰为傲的西方观众的心灵，并引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共鸣，同时又让他们惘然若失——

自由这种东西，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八、

正因为冲击了西方人的心灵，引发了西方人的思考，《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西方的影响力才如此之大，难怪独揽奥斯卡4项大奖及美国金球奖，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据说2023年还将以4K版在北美院线重放。

以西方哲学为视角主题，以东方哲学为参考答案，还能以中国生活为题材、全部以中国演员及华人担当的、且能真实地突进入并击穿西方社会心灵，像《卧虎藏龙》这样的电影，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第二部。

我们很多人认为《卧虎藏龙》的武打场面虽然不错，但也不能说如何惊艳。竹林上打斗的场面很多武侠功夫也有啊，比如张艺谋《英雄》中的水面打斗、《十面埋伏》中的竹林追杀，不是更缥缈、更炫目吗？同为武侠大片，凭什么《卧虎藏龙》在西方社会无论票房还是影响力都要比后来的《英雄》《十面埋伏》大得多呢？

尽管客观上说，《英雄》《十面埋伏》在西方社会也有一定影响，评价也不差，西方观众也多少惊奇于电影的东方叙事风格，但是这两部武侠电影仍然很难从心灵深处感染西方观众：《英雄》传递的思想让西方观众不太理解，西方人没明白他们意识中的“英雄”精神到底体现在《英雄》中哪里；《十面埋伏》探讨的主题是女性情感的微妙变化与选择，这在西方社会早已不足以构成一个主题了，甚至都多少拿出来探讨的必要。

如果仅仅是面向国内观众，那毋庸置疑，《十面埋伏》已是一部优秀作品了。当年在《十面埋伏》的北京工体首映式上，张艺谋如是说道：“是一部武侠片，也是一个描写爱情、感情的过程。观众会看到为爱折磨、为爱痛苦、为爱奉献一切的精神，他们的爱带给他们巨大的内心冲击……考虑的是如果故事是关于一个女人纠缠在两个男人之间所出现的三角关系，那么一定会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因而为在这三个人之中，所谓的爱恨情仇是剪不断的。”

张艺谋当年的这段话，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感受会更清晰，因为今日中国社会物质与观念的现代化、对爱情理解的日益丰富与多元，都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前期时那种保守、单一与严肃的爱情观可以同日而语的了。

但这种能感染中国观众的三角爱情悲剧放到西方社会，却未必能在西方观众内心泛起多大波澜。《十面埋伏》这种爱情悲剧也许有点莎士比亚式，但即使是莎士比亚式的爱情悲剧也早已是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旧话题了，一部《哈姆雷特》的情感悲剧就远比《十面埋伏》中的三角关系要复杂得多。不要说两男爱一女的三角关系悲剧了，西方现实社会的爱情主题已多元到了各类复杂关系悲喜剧也不足为奇的地步了，就算一个西方人跟一条狗或是一个机器人结婚估计也没人会惊讶。

与此相比，《卧虎藏龙》探讨的主题就大不相同了，它思考的层面早已超越了男女爱情这种事情了，而上升到了生命究竟为何、自由的归属究竟是什么这种后现代哲学命题上，而这显然能够直击西方社会面临的后现代困境，击穿西方观众心坎于是也就是必然的了。

有没有现代思想，决定了一种文化能不能影响包括东方与西方在内的全球现代世界；而一种现代文化背后有没有它自身独特的逻辑自洽体系，则决定了这种现代文化能不能在全球范围内站住脚、被广泛接受、认可与乃至推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成芯片是硬核科技，文化芯片体系是软核哲学，这两者都是现代中国必须面对的时代挑战。

而我认为创造后者更难，耗时更久。

对上述这种软核哲学，在电影《卧虎藏龙》中，其实李安也有所思考与呈现。

九、

存在就是虚无，这种虚无就像无边无际的真空。这就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所揭示的哲学。

萨特又说，正因为存在即虚无，没有任何的限定，所以人生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人于是就在最纯粹的底色上被判定为拥有无限自由。

这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人因虚无而有无限自由，这没错。但反过来说，这种无限自由又足以吞噬人的生命，使得人的生命在无限自由面前茫茫然不知所措。

这正是玉娇龙不明白的。

玉娇龙不断打破她面临的限定，就像无止境追逐高空自由的风筝，但玉娇龙始终没有回头去发现一件事：如果没有一根牵挂的绳子牵绊着，风筝只会在渺无边际的天空里飘飘荡荡，不知所终，或者要么很快坠落在地，这正如她最后从武当山绝顶上纵身跃下。

假如人是一只有生命的风筝，那么只有在一根牵绊的绳子的作用下，人才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有牵绊的存在虽然依旧是虚无，但是因为虚无的一端是牵绊，于是这种存在也就有了根，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再是被真空完全吞噬，从而避免了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这正是《卧虎藏龙》电影中暗藏着的另一个答案是：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自由生命，必须像在无垠天空里飘荡的风筝一样有羁绊。

在李慕白的自由里，就有羁绊。

李慕白跟俞秀莲说，他在“闭关入定”之后，看见了一个他师父“从未说过的境界”（玉娇龙曾在罗小虎的沙漠与千万颗星星那儿感受过），“四周都是光一样的东西”。李慕白不知道的是，这种境界实际上就是萨特说的存在即虚空。

因为虚空里没有任何填充，没有外物，也没有自我，那个时候的李慕白实际上就等同于那个从山峦上纵身跃下的玉娇龙。

但李慕白终究与玉娇龙不是一类人。李慕白对自己见到的虚无境界感到不安，感到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于是他“出了定”，回到了尘世生活中，他觉得他在尘世之中还有一些没有想明白的事情。

什么叫做“在尘世之中还有一些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生命中的羁绊。李慕白生命中的那个羁绊，就是深藏在他心底的对俞秀莲的爱。

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只有当李慕白用尽生命的力气说出了他对俞秀莲的爱，也只有在这里，因虚无而被判定为自由的生命，才能从“四周都是光一样的东西”中解脱出来，回到尘世的七情六欲的羁绊与牵挂之中，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知道了这一点，李慕白的生命境界就从“看山不是山”的跃升到了“看山还是山”，从有我、无我再到有我，实现了返璞归真。

玉娇龙始终不明白这一点。玉娇龙对生命本质的寻找，只是从“看山是山”探索到了“看山不是山”，之后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了，无法醒悟。所以，即使玉娇龙穷尽一生去抗争、舍弃与不断打破，她依然不能获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至此，李慕白与玉娇龙同样都感知到了生命这种存在的本质是虚无，但他们所见却已是天壤之别。

李慕白终于“看山还是山”，从自由的虚无返回尘世的七情六欲，回到人间烟火气里的牵挂，其实也是令狐冲的选择。

在《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向往的实际上是做一个隐士，他厌恶尔虞我诈的江湖，只想从心所愿，自由自在，然而，他最终还是让渡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服从于爱。书的最后还借由“一只被拴在劳德诺身上的猿猴”构造出了一个特别的意向，也就是任盈盈最后那嫣然一笑，从娇柔无限里发出的一生叹息：“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任盈盈所说的大马猴当然是令狐冲，但她自己对于令狐冲来说何尝不也是一只大马猴呢？任盈盈觉得自己从此终身与一只大马猴锁在了一起，想必令狐冲的感慨亦复如是。

“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遥自在，笑傲江湖，自与任盈盈结缡，虽偿了平生之愿，喜乐无已，但不免受到了娇妻温柔的管束，真要逍遥自在，无所拘束，却做不到了。”

突然之间，令狐冲心中响起了《笑傲江湖之曲》的曲调，忽想：“我奏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个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纵，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这才说得上和谐合拍。佛家讲求‘涅槃’，首先得做到无欲无求，这才能无拘无束。但人生在世，要吃饭，要穿衣，要顾到别人，岂能当真无欲无求？涅槃是‘无为境界’，我们做人是‘有为境界’。在有为境界中，只要没有不当的欲求，就不会受不当的束缚，那便是逍遥自在了。”

这两段引文在旧版、修订版的《笑傲江湖》都是没有的，是金庸晚年在“新修版”中才后加上的。我看这是金庸老先生晚年对生命意义有了新一层领悟，这才修订得出这番感慨的，金庸人生晚年终究是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

令狐冲想到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其实就是萨特论证的西方绝对化的个人自由权利。

“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则就是东方式的相对个人自由，要考虑到外部他者，也就是本来无限自由的生命有了某种牵挂。

玉娇龙不断寻找的绝对的个人自由，是虚无的，是现代西方的；李慕白与令狐冲甘愿让渡出一部自由，甘愿在人间烟火气里被羁绊，回到“看山还是山”，这是中国文化里具备现代价值的内容。‍

《卧虎藏龙》是部中西合璧的绝佳作品，唯一可惜的是，它用的表达形式是古代中国的，而不是用现代中国社会的都市生活面貌去演绎的。‍‍‍

这是李安给我们的一个启发，但类似这样的单个启发还远远不足以建成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

十、

萨特的“存在即虚无”，自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是被西方人普遍接受的现代哲学，深植西方人心灵之中。《卧虎藏龙》用古代中国的外表生动地演绎这种西式哲学精神，当然会获得西方观众共鸣了。

但《卧虎藏龙》能在西方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余波至今仍在荡漾，就不仅仅是“共鸣”二字能够实现的了。

李安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之外，又不疾不徐地给了西方观众另一种答案选择：让被判定为无限自由的生命有一个羁绊，让不能承受生命之轻有了份量的压阵。

这个答案是不声不响地被放置在玉娇龙以投崖实现虚无之外的，你可以选择它，也可以忽略它，它不是非得强迫你选择的唯一选项。

但我认为更深一层意义在于，这种被李慕白用尽生命最后能量说出口的“深藏的爱”的答案，其灵感显然是东方式的，但却又完全可以与西方文化内涵相通：无论是基督教强调的“爱的拯救”，或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爱的吸引”，还是东方式克制的含蓄深沉的爱，乃至孔孟儒家所倡的仁爱，都是以至真至诚的“爱”作为虚无生命的心灵出口的。

也就是说，在《卧虎藏龙》里，西方思想与东方精神分别放置在两条河流里平行流淌，各行其道，各归其终，但是他又悄悄用平静温和的方式向西方观众表明——这两条河流也是可以交汇到一起潺潺流淌的，人类的爱是相通的。

这个意义就太大了。

这也是答案，那也是答案，世界不一定非得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它完全可以通过各美其美的方式在一起。

一个人与自我生命关系是如此，亲情关系、爱情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关系、国际关系何尝不可以如此？

甚至我都能由此想到，如果把“江湖”看作“现代世界”，把任盈盈与令狐冲看作了主体视角下的“我与他者”，那么当前的国际关系看似纷纷扰扰，其实一直就都是个玉娇龙与李慕白对萨特式的“存在即虚无”哲学问题的两种解答：你是选择西方式的绝对个人自由，看见生命虚无的本质，困惑于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还是选择东方式有羁绊的相对自由，心甘情愿让渡部分生命自由给一种牵挂，从而抵达人生的和谐之境？

这也是如何处理“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哲学提问。

美国要的玉娇龙式的绝对自由权利，所以它完全不考虑他国感受，这放到现实世界里就会变成自私自利，比如北约要求“自我”拥有扩张的绝对自由，然后必然造成“他者”俄罗斯安全的绝对不自由。“我”要实现自己的绝对自由权，“我”就必须永远“优先”于“他者”，于是只有领导权与服从权，只有我与他者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与对抗。

中国是李慕白、令狐冲式的牵挂的相对自由，是心有羁绊的，所以就会考虑他国感受，于是就倡导不干涉他国内政，倡导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里的“我与他者”不是谁占主动、谁优先的问题，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讲我与他者之间要深有同感的。

说实在的，在对《卧虎藏龙》内在的东方精神与萨特哲学的比较思考中，我似乎已隐隐约约看见了某种现代中国文化体系的一点萌芽了，我感觉可以继续沿着这条线索思考下去，相信这也是值得在建构我们现代中国文化体系过程中进一步深入下去探索的东西。

十一、

现代中国文化仍然处于散点的混沌状态，仍然缺乏清晰的内在逻辑体系。

打个类似的比方说，比如说自由为什么是现代人的权利？这不是说说就可以的，你得通过逻辑自洽的哲学著作来论证它是可欲的。如果你没有论证，那不就成了谁喊的声音大谁就代表自由价值了吗？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模仿西方式的哲学，不是非得有萨特式的《存在与虚无》或是穆勒式的《论自由》，也不是一个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一种现代文化如果要建构成出一个体系，它在这样的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

如果缺乏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的精神滋养，现代文学、影视、网络游戏等等内容就很难向全球输出真正的现代中国价值，可能就成了打到哪算哪。而且导致输出的价值后果是不可知与不可控的——那些文化输出的内容当然也可能出现灿烂光芒，然而也可能出现浅薄的漂浮的东西。

浅薄与漂浮的东西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也有可能输出的封建落后的、腐朽的、败坏的负面价值。

一种现代文化创造，无论它是灿烂的，还是败坏的，因为没有文化芯片体系的支撑，面对西方的近现代思想森严的内在逻辑体系，要突入进全球社会乃至单独的西方社会并获得广泛认可，总归都还是十分艰难的。‍‍‍‍

毕竟，西方近现代文化体系的诞生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通过了长长的曲折一系列的历史运动才获得的，是属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成果之一。往前溯源，它经历过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十六到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往前，它是古典西方社会的罗马的政治传统、希腊的理性精神以及希伯来的宗教信仰的融合。

毕竟，近现代思想首先发源于西方社会，并被转化为现代社会共同价值的。西方从宗教到世俗，从文化到政治，从个人权利到社会公权，从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到康德、边沁、穆勒、萨特，他们早已进化出了一套明晰的现代哲学思想谱系，山一样地矗立在那里。

面对这座高山，我们要么攀登上去，翻越它，融合再创造出一个现代中国文化体系滋养全人类，成为现代文化的全球新旗帜；

要么，我们平地崛起出一座更高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全新的人类价值，我们得以从更高的峰顶俯视它。

这是现代中国文化打破西方文化体系、以中国式现代文化芯片体系突入进全球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唯二途径。

韩国的对外文化输出就是一个鲜明的反证。别看韩国影视、音乐、时尚对外输出如何成功，其实在底层逻辑上，韩国这种输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与体系，它的外表虽然是韩国的，灵魂与体系实际上就像他们拍摄的那部《寄生虫》电影一样是寄生在金主人家的，也就是挂靠在美国灵魂与体系上的，这也对应了韩国作为东亚儒家传统的社会居然大规模信仰基督教的事实。自己的心灵不能长成一棵大树，于是它就变成了依附墙上的爬山虎藤。

现在由于中美竞争的紧张环境氛围，我们中国有些人一听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名词就特别敏感，总觉得是西方攻击中国的武器。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听风就是雨，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并吸纳其中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就像我们学习西方科技与市场经济制度、然后努力超越一样。

举个不那么敏感的例子，“解放”这个词在近现代中国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词，但其实西方“宗教改革”的实质就是解放——将基督徒从罗马教皇、教廷、教会的政教统治与压榨中解放出来，新教徒从此只通过《圣经》与上帝“对话”，而不再需要教会与牧师这个中介了，于是也就不用向教会购买“赎罪券”或交税了，这不就是推翻教廷教会的解放运动吗？按照马克斯·韦伯《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的说法，宗教改革甚至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关键内驱力。西方也有解放，东方也有解放，只不过大家干的事情与形式不一样而已，他是从宗教神权下解放，我是从封建礼教与外来压迫下解放，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有什么好敏感的呢？

脱敏了，就可以平常心看待，凡是优长的有益的，我们就学习；凡是糟糕的有害的，我们就扬弃。

只有在大历史的长河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进化、自我创造与自我闪耀，那才是硬道理。

面向全球进行中国文化输出时，我们不能总是拿孔子说事，毕竟孔子属于古代中国，正如柏拉图属于古典西方一样，他们的思想光辉尽管有可以照耀现代世界的内容，但终究不属于现代世界。

中国不可能因为柏拉图就承认西方现代文化体系，西方也不可能因为孔子就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体系。

十二、

近年来，美国跨党派的一致反华共识发酵，且得到了其民意的广泛呼应，中美竞逐乃至对抗将是长期大势。对华贸易战基本失败之后，美国又聚焦于对华科技战了，尤其以芯片禁运为甚。

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均已形成了科技自强共识，科技部职能的梳理与革新，企业界大量芯片生产线的上马，光刻机的研发，国产芯片自给率比较快的提升，都显示了我国各界在为此协力同心默默奋斗。

芯片产业链实现国产化是迟早的事。过往故事证实了这一点：当初不正从海湾战争中惊醒，才有了我国现代军事信息化吗？不正从96年台海危机中惊醒，看到了导航空白的危险，才有了后来的北斗导航吗？不正是在国际空间站被排挤，才建设了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吗？

中国可以让渡一部分自由以与他者和谐相处，但绝不可能仆从他者绝对自由权利下的什么美国优先与唯我独主。积两百年来逆天改命的实践经验，不低头，不信邪，永远怀抱乐观主义精神，团结起来前赴后继奋斗，投入时间持续扎实行动，这正是近现代中国从一系列苦难中锤炼出来的最宝贵的气质禀赋。

两百年来，中国就是从一系列苦难与忧患中走过来并崛起的。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长远命运计，从科技战到全面竞逐，这场硬仗中国是输不起的。

除了胜利，中国别无选择。

在这个大局下，中国不单单要为产业升级的命运而与美国进行硬核科技之战，创造与建设出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建设也是一场硬仗。

在全球范围内，东方式的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终将被迫要与美国式的救世主文化以及基于绝对个人自由的唯我优先与独主文化、及时行乐文化一较高下。

至多两百年内，终有一天，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将会风行全球，也一定会突入进以欧洲及日韩为重心的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西方社会，去动摇与改变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认知观念偏见，去重塑他们对于宇宙的、苍生的以及个体生命的认知信念。

对此，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有足够的耐心。‍‍‍‍‍‍‍‍‍‍‍‍

因此，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必须要意识到创造与建设出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既是无从回避的历史责任，也理应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新天下意识抱负，我们必须重新要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中华文化时代的觉悟。

只有有了一个现代中国文化芯片体系，中国现代文化内容对外输出时才会有系统性的内在逻辑支撑，突进时的才会有够锐利的锋芒，固守时也才能像山脉一样难以撼动，也才能真正去创造一个新自我并去改变全球世界。

这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也需要立即开始。

而我相信，知识界一部分精英应该已经默默踏上了这个现代中国文化体系芯片建构的新长征之路了。

参考：

1.《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苏瑞隆

2.《汉大赋与汉儒学》，尹砥廷

3.《萨特：为什么可以从虚无推出自由》，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