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能与伊朗握手，根本原因不在中国！

2023年3月10日，一则未曾预料的消息开始在互联网流传。伊朗官方媒体发布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与沙特国家安全顾问穆萨德·本·穆罕默德·艾班和中国最高级外交官王毅的照片和视频。

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伊沙两国将在两个月内恢复外交关系，重新派驻大使。随后沙特也在官方渠道承认了协议的有效性。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的中东局势似乎又有了新的动向。

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究竟是否能为中东带来新鲜的空气尚且需要时间的观察。但令许多人意外的是，这次调解的斡旋者不是既不在西方，也不在中东本地。两个中东地区的竞争对手是在北京达成了和解协议。一时之间，这激起了国内互联网舆论的高度兴趣。

美国官方的反应是含混和模糊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一方面欢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行为，承认美国对此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另一方面他强调美国没有退出中东。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斡旋确实是一场重要的外交和政治胜利。中国第一次证明我们有能力对中东的政治局势做出有效干预。至于这究竟是短暂的胜利，还是中美在中东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则是我们未来需要关心的问题。

中东地缘政治史

在我们具体讨论沙伊关系前，可以先回想一下中东的地缘政治历史。谈到沙特的历史，就不得不谈到瓦哈比派。瓦哈比派认为今日的伊斯兰教已经充斥过多的偶像崇拜痕迹，需要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严格而言，这种主张在整个亚伯拉罕一神教的体系中并不罕见。无论是中世纪的清洁派还是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在基督教历史上反复诉诸早期基督教的象征意象是常见的宗教做派。

沙特与瓦哈比派的结盟始于1744年的协议，在随后的150年中，沙特和瓦哈比派相互融合形成一整套稳固的政教统治基础。1932年沙特王国的成立更是这场联盟的最大成果。当然，在今日很多人的眼光中，瓦哈比派被认为是“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历史中，瓦哈比派也被认为是反殖民主义的重要来源，它为许多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者提供了借鉴。

在2017年小萨勒曼改革前，沙特和瓦哈比派的深度绑定产生了一系列地缘政治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派在沙特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沙特的地理状况和政治结构后，这突出表现为对异教和异端的高度敏感。无论是沙特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还是对以色列的传统敌视，都掺杂有强烈的宗教动机。

伊朗的历史更加悠久。但当代伊朗的地缘政治与霍梅尼革命高度绑定在一起。霍梅尼的基本主张在于构建一种适合当今世界的非世俗化的政治伊斯兰教组织形态。在反世俗主义这点上，霍梅尼和瓦哈比派反而分享有共同的观点。但霍梅尼更进一步认为，传统的君主没有有效承担国家管理的能力；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精通伊斯兰教法的教士阶层指导具体的国家事务。霍梅尼强调，这种统治结构既有利于控制传统国王对穷人的剥削，遏制腐败和不公正；也有助于抵抗非伊斯兰教势力的入侵。

霍梅尼的教权至上结构显然是对沙特政教模式的潜在威胁。这意味着教权彻底压倒了王权。掌握巨大权力的沙特王室显然不乐于见到这种结果。更糟糕的是，霍梅尼不但主张要在伊朗国内实行这一制度，更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伊斯兰革命的伟大目标。这一宏大目标对受到西方主流话语压制的年轻穆斯林而言，具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

两伊战争的爆发就与此密切相关。作为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少数的伊拉克政权统治者，萨达姆显然高度警惕霍梅尼打“什叶派”意识形态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逊尼派国家为首，包括苏联和部分西方国家在内的多个阵营，都为萨达姆提供各种战争物资。这最终暂时遏制霍梅尼主义在中东扩张的势头。

冷战后，考虑到美国和伊朗因为人质危机的糟糕关系，沙特继续抱住了美国的大腿。通过大量的军事采购和对海湾国家的影响力，构建对伊朗的战略压制态势。在美国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沙特和伊朗并非没有短暂的蜜月期，本次联合声明所提到的2001年的安全协议就是蜜月期下的产物。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很快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平衡。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小布什政府试图在伊拉克复刻美式政治制度的精髓，即分权与制衡，比如总统必须是库尔德人，而总理必须是什叶派，议长则必须是逊尼派。当然，公正地说，这种做法在中东并非没有先例，功能失调的黎巴嫩就是典型的例子。

问题是，以上办法不但无助于调和伊拉克国内族裔高度对立的现实，反而加剧了族裔之间的认同分裂。国家的部落主义化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但对于伊朗而言，这意味着它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兵不血刃地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什叶派政权。

ISIS的壮大更是基于伊朗直接干预的借口。面对招募了大量旧复兴党时期逊尼派军人的ISIS，大量的什叶派民兵不得不求助于伊朗军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帮助。伊朗也成功得以深度介入到伊拉克的国内政治之中。对于沙特而言，伊朗的干涉显然是潜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危机则严重恶化了沙特和伊朗的关系。

对于伊朗而言，为了构建所谓的什叶派之弧，叙利亚是继伊拉克之后下一个必需的战略支点；尤其是考虑到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打通德黑兰到大马士革的联络线是伊朗扩张在整个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影响力的关键。对于沙特而言，伊朗不只是现实地缘政治的威胁，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敌手；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君主制受到的冲击十分严重；伊朗权力的扩散是对沙特政权自身生存性的挑战。于是在指责伊朗干涉海湾国家内政的同时，沙特还积极为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武装提供各种支援。

2015年的也门战争是这场代理人战争的高潮。由伊朗支持的胡赛武装成功夺取也门部分领土的情况极大增加了沙特的焦虑感。沙特主导的盟军开始直接干涉也门战争。2016年沙特处决什叶派领导人的做法最终导致两国宣布断交。双方间的争斗正式升级。2017年沙特联合盟友对卡塔尔的封锁就是其中的小剧目。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的辞职也是双方博弈的附带影响之一。

在此之后，无论是偶尔击中沙特炼油厂的不明飞弹，还是大肆庆祝苏莱曼尼被杀的沙特媒体，双方在不进行直接战争的情况下充满了各种上眼药的手法。两国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以下。这还额外为沙特和以色列的接近提供条件。已经有多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昨日因，今日果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什么情况是一成不变的，敌人和盟友往往瞬息万变。导致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利益计较变化的原因非常多，两国间的和谈也早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阿曼，两国都为解决中东争端进行过多次接触。两国关系的缓和与以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是美国。无可否认的是，作为长期中东地缘政治板块的参与者和依旧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变化对中东具有无可避免的涟漪效应。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收缩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对全球重点布局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作为石油出口国的美国对中东依赖减少的表现。美国势力的收缩导致沙特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伞。卡舒吉事件则进一步成为小萨勒曼与拜登政府之间的心结。

由于拜登政府在名义上始终强调价值观驱动外交，沙特甚至一度成为国际贱民，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排斥。这种孤立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沙特对美国的信心。相反，伊朗和俄罗斯却凭借叙利亚问题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地缘政治局势的根本矛盾没有消除，沙特也有动力寻求与伊朗关系缓和。对于伊朗而言，在美国的长期制裁下，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往来也是打破国际封锁的重要表现。

第二是沙特和伊朗自身形势的变化。2017年小萨勒曼上台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重新构建沙特的民族认同，小萨勒曼试图削弱瓦哈比派在沙特政治的影响，建立以君主制为基础的沙特民族认同。这为沙特进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改革提供空间的同时，也削弱了瓦哈比派在内外政策的影响力。伊朗则面临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它需要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恢复伊朗经济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沙特和伊朗在消耗大量成本的同时，依旧无法改变两者相对均势的局面。这才是为何两者从2021年开始逐渐回到谈判桌上的原因。

对于中东地区而言，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做法无疑在短期内为中东地区的相对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但中东局势深层的紧张矛盾并没有得到改变。两国的关系正常化更多意味着它们将在更为可控的条件下进行地缘政治博弈。这其中是否会有新的擦枪走火的危险是无法排除的情况。但这种缓和可以直接体现在叙利亚和也门问题上。

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可能重新承认阿萨德政府对叙利亚的统治；也门政府也可能和胡赛武装达成更为稳定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化道路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但对于今日试图构建新民族认同的沙特而言，与以色列结盟依旧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

两国协议的更大影响体现在中美全面竞争的国际局势之中。无论从何种意义上，中国斡旋成功将被视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上升的表现。传统西方智库不看好中国在中东扩展影响力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利益可能被迫卷入中东的政治斗争之中，中国可能被迫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做出选择。中国的成功斡旋则说明我们有能力在中短时期内斡旋两个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的石油进口稳定提供外交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这证明我国有能力在中东地区成为有效的地区调解人。美国无法调和沙特伊朗争端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根本无法和伊朗建立起有效联络。我国的成功也为以后在其他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提供借鉴。比如在巴以问题上，与双方都建立有效外交联络的我国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缓和的方案。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正如许许多多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一样，虽然有深刻的历史宗教政治原因，但进入现代之后，这种冲突矛盾往往都曾被霸权国家塑造的利益秩序所利用与重构。

然而从历史上看，没有不会落幕的帝国秩序。在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一百多年后，无论如何，平等与和平已变成世界上大部分普通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由此映射到国与国之间，构建真正的平等与尊重，没有霸权主导的国际关系也必然最符合广大后发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这点来说，这次沙特与伊朗的和解，中国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无论沙特还是伊朗，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国际秩序下处于非正常地位的时间已经太久。

当然，这件事情的影响力目前还不够清晰，我国的成功虽然可能不如许多民众所希望的那样重要，但依旧代表许多明确的信号。在一个日益进入中美对抗的世界中，无论是否愿意，我们必须提供不同于美国的真正平等的国际秩序替代品。在互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