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胜新冠的出路在哪里？

2022年的最后两个月，奥密克戎多点爆发，全国流行已经不可避免。笔者正在北京的家中，身处风暴的第二个中心，作为铁杆防疫爱好者，给家里和父母做了全套的防护准备，暂时还没有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希望至少在打上第四针之前可以继续当“全阴教主”。(小编：截止编辑此文时，作者已经阳了，千里之堤溃于家人乱窜，大家防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短板，另据小编不完全统计，沉思录目前最少九位作者阳了T_T)

看着朋友圈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全家阳性，总觉得有些荒诞，我们竟然开始习惯周围大多数人接连发烧到38.5度以上了。今年以来，世界上仅有的几个防疫做的不错的国家和地区相继倒在奥密克戎面前，如今中国也已经爆发，很多人开始觉得如果是冷战时期的中，苏等处于特殊时期的国家动员和管控力度才能持续遏制疫情，是后来的人类不行了吗？当然，这种想法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想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何时才能真正结束疫情？我们以后还能应对新冠级别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吗？

当然，有人会来争论新冠已经不是威胁，但是人群患病率、超级抗原、免疫失调、长新冠、重复感染等等都指向着长期的、潜在的、全社会的疾病负担巨大，这篇文章不想多谈这些了。

还有清零的希望吗？

在乌市火灾之后，相关地方出现冲击政府，乌市被迫宣布解封，以及全国多地封控小区出现冲卡翻墙，居民阻拦密接和阳性转移隔离等现象后，封控防疫政策就真正进入了难以为继的阶段。无论是大规模核酸， 转运隔离还是封控需要的都是严密，无漏洞的执行与配合，如果有10%以上的人都开始不配合，那基本就失去了意义。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并没有使用最后的动员手段，甚至在三年当中，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法的案例都很少。在之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不少居民和居委会对抗，报警之后警察也没有支持居委，一些反防控人士觉得这是他们的胜利，或者嘲讽国内各个部门的脱节。但当这之中一小部分人做更大的尝试时，发现警察叔叔已经等了很久了，只能2秒6个“我错了”黯然离场。

总之中国仍然有未动员的力量，但是在河南河北疫情泛滥，击穿混管检测系统、方舱隔离系统之后，低成本清零方案已经不复存在。对前者来说，假如人群阳性率为10%，那么一管10人混核酸呈阴性需要每个人都是阴性，概率为0.9^10≈0.35，混管阳性的概率则为65%；如果达到20%的人群阳性率，每个人都为阴性的概率为0.8^10≈10%，混管阳性概率则为90%，几乎每一管混管都需要复核，此时混管不少降成本，而是增成本，直接逐个单管的成本也不低，并且尚未切换到这一机制。

对隔离来说，成本是指数上升的，对一个基本再生数为9，代际间隔为2天的毒株，会以每天400%的速度增长，迅速吃掉全部的方舱床位，而如果居家隔离，那么患者不仅极有可能将家人全部传染，其粪便也会在下水道中形成气溶胶，造成整个垂直方向的感染。而认为可以进行逐步放开的人，同样也是错误的，假如可以每天隔离掉一半的新发病例，仍然会以200%的速度增长，二十天还是会达到100万的级别，单位病例封控成本和清零一样，封控人数远大于清零；假如流调和隔离能力更强，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清零呢？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几种，首先是波谷时能否做些什么，但希望不大，并且各路新变种也可能已经开始流行，很可能很久之后才会有波谷，或者因为多种血清型共流行而不再有波谷，即使收紧机场、码头避免下一种变种进入，我国漫长的陆地边境仍然是重要风险源，一些观点认为，从变种继承关系来看，新疆疫情不是上海等城市外溢造成，而是通过西北陆地边境进入。

但是，乐观地讲，假如世界范围内产生高致死率（或其他高社会疾病负担）毒株，我国必然是最有可能重新进行清零的国家，这依赖于前述那些未被动用的动员能力，或者更进一步，重新发动人民。只是在明面的、短期的代价并不显著时，这些能力都很难使出劲，甚至相互拮抗。

其次是继续加强疫苗接种，用第四针、第五针来极大程度上缓解社会面临的疾病负担和医疗系统负担。这条路线的一个分支是：在研/已经小规模接种待量产的吸入式疫苗和鼻喷类药物可能具备一定的防感染能力，配合一定的弱管控可以实现低水平流行。目前已经能看到几种药物进入临床，明年有可能大规模投放。如果说明年我国真能摆脱疫情影响，那靠的一定是我们坚持三年抗疫带来巨大成果的同时大规模研发各种疫苗和药物带来的回报，而不是靠所谓的“奥密克戎变弱”。

人类社会需要的是革命

但是这些方案都不具备治本的能力，我们知道中国之所以会破防是因为国外的毒株进入，20年中国有长达半年多的时间保持了境内无病毒，三年以来我们实现了N次清零。如果20年其他国家能跟中国同一步调，那么新冠疫情早已结束。然而我们面对的是三年以来一波又一波病毒潮水的攻击，因而实际上，根本上解决类似新冠危机的问题总是离不开对外部资本主义框架影响内部这个问题的解决，眼下，则是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即使在20年和21年也时刻鼓吹中国放开国门的内外各路人）。

作为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应当承认世界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和必然性，并将其视为一种终极目标，也应当认为国家是历史存在物，因而就有被消灭的一天（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消灭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再自行解散）。

另一个希望在于科技革命，如能够维持强保护效力的广谱疫苗和更有力的特效药。但问题在于将这些新技术惠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仍然如此贫穷，很难负担得起有效的措施，可新冠病毒的特点就是，在所有人安全之前，没有人安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要面对来自现今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我们需要帮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脱离被经济殖民的现状并能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而这无异于给帝国主义掘坟。

最后则是，我们知道奥密克戎来自于南非，德尔塔来自于印度，如果能够在这些毒株输出之前阻断这些国家向外输出毒株的通道并给予援助，那么我们将有希望使新冠变为地区流行病，但现实则是，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水平极差，缺乏监测能力，往往是新毒株已经本地爆发，并有效输出之后才被捕捉。但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又是要回到第二点。一个渐进的可行方案是，在有操作能力的国际组织中倡议能够覆盖的范围内尽可能建立国际公共卫生合作。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说到底人类为什么需要革命，是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防疫问题，更需要去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改造。先从国内说起（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内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在这个社会主义框架下又再内嵌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本次疫情当中，广州是一个重点，广州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城中村疫情传播，而住在城中村的又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包括快递、外卖小哥。

那么问题就来了，过于依赖快递、外卖的城市生活和相应的快递、外卖等业态是全然先进的吗？还是说或多或少就是畸形的呢？当然，快递、外卖是非常便

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一方面正逼迫人们过度劳动，只有吃外卖的时间；另一方面创造出的巨大生产能力又只能通过消费主义和电商-快递体系消纳，雇佣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但工资又很微薄以至于相当多的小哥只能住城中村。

那么想要解决城市卫生问题的这块短板，应该考虑调整生产关系和劳动时间，抑制消费主义蔓延，适度减少对快递、外卖的依赖，提高体力劳动者薪酬，改造城中村为符合卫生标准的公租房提供给体力劳动者（关于改造城市生活形态来改善公共卫生状态，也可以参考拍帮主这篇https://mp.weixin.qq.com/s/RIZGXg1Cp6Lb69TRRq7TRA）。甚至说这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体力劳动者薪酬上升，现有的快递、外卖业态也必须改变。

更进一步，一些人认为虽然放开造成的疫情会造成很大损失，但是很多人手停口停，或者背负巨额房贷车贷，封下去还是死。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手停口停呢？非常清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为什么有人必须背负巨额房贷车贷呢？因为金融资本需要债务奴隶。而适当的做法则是，进行封控，并对封控一定天数以上的给予国家补贴。

为什么不补贴呢？很多人会说中国财政困难。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工业国来说，财政扩张不一定就带来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这是因为财政、税收和国债的实质是政府掌控全社会中多少资源，应该用实物商品和劳务去衡量，其上限是100%。而过度的减税只能是将原本的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职能让渡给企业和社会，特别是公立医院让出空间给私立医院，这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应该收累进税和资本利得税让富人为社会公共卫生买单。好消息是，过去十年经济领域的一套“减税、p2p”套餐即将结束了，金税四期也正在对高净值群体重拳出击。

而如果放眼全球，问题就在于是人命重要还是钱重要？是把人当人还是当耗材？高盛前几年做报告问：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方式吗？言下之意就是：不是。那么放到今天，终结病毒的大流行是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方式吗？我看着也不是。

Is curing patients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

翻译：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方式吗？by高盛

很多欧美医药公司希望政策意义上大流行结束，原因就是公共卫生危机下，很多药品、疫苗售价受到限制，或者政府集中采购，专利费也多被豁免，而政策意义上大流行结束，就意味着售价不受限制，专利费也收到爽。但是新冠是唯物的，它不会就此结束。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是后来的人类不行了吗？笔者认为是这样的，人类并不是总是不行，最近四十年越发拉跨。而最近四十年的国际秩序正是由一个名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过程所奠定的。关于新自由主义本公众号讲得很多，这里简要聊几句：这一过程的核心则是：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支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主张私有化。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些也就是我们在前文所批判的诸多问题的核心。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在这一条道路上狂奔，冷战的结束也不只是美国的胜利和苏联的失败，更是（旧日）美国的失败和苏联的失败，冷战后的美国和罗斯福-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美国完全不同。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导致美国产业向外转移，国家空心化，工人待遇下降，更加彻底沦为耗材，旧工业带化为锈带，金融资本大幅扩张，最终在2008年，盛宴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危机和萧条，又在八年之后，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代表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各国都集结起来了。

而对我国来说，在加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之后，这一套逻辑不可避免地也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直到2008年-2012年，旧的全球体系受到冲击，我国也必须应对调整，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这一套逻辑在相当多的人脑中依旧根深蒂固。

更进一步在于，防疫问题是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笔者认为防疫问题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病毒是怎样的，我们有什么目的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措施，我们做出怎样的应对能够得到怎样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年轻人的自由，还是老年人的生存，还是药企的钱袋子，这总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有人不喜欢政治账这个提法，我觉得政治账这个说法很合适，政治在一些人眼里是蝇营狗苟，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政治就是谁是统治阶级，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把人当成人还是牟利的耗材。政治账排在前面，意味着算政治账就是在决定先算经济账还是先算人命账，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重要还是富人的钱袋重要。当然，在之前三年，受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所限，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之间可能有一定的冲突，但这不是假装为人民算经济账，实际上为富人算经济账的借口。

特别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布尔乔亚废物们甚至连自己的根本和长期利益所在都认不清也代表不了，使得防疫现在确实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很多人的出发点不是算算账，看这个经济绩效、人命绩效合不合算，而是：美爹是对的，哪怕美爹的经济绩效、人命账都烂的一批。

还是祝愿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快快成长起来，肩并肩抵抗住历史的风浪。希望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统治。

过去三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光时刻，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会受一定的挫折，但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事业就是正义的事业，是进步的事业，我国社会主义成分的每一寸增长都将为人民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建立更好的基础，借用伟大领袖主席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