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高材生,连续11天捐精4次身体没有丝毫不适,第五次人却没了
2012年6月19日,湖北鄂州市洪山区法院的庭审现场,一位满目沧桑的老人眼泪横流地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里寻找证据,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法官只能无奈宣布休庭。
老人打的是儿子捐精猝死的官司,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这么多年全村就出了这么一个博士,老两口在他身上寄予厚望,如今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个健健康康的大活人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老人说什么都不相信,坚持认为儿子的死另有隐情,并提出400万的高额赔偿。
他的儿子名叫郑刚,也是我国首例捐精猝死案受害人。
1977年,郑刚出生在湖北鄂州临江乡,祖辈都是农民。父母每天早出晚归为了一亩三分地劳碌,一年到头也就只能勉强糊口,农闲的时候父亲郑金龙还要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
郑刚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兄弟俩自幼就很懂事,哥哥四五岁的时候就能独自在家照顾郑刚穿衣吃饭,再大一点儿兄弟俩就能帮父母照顾家里的牲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郑金龙和妻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们知道想要改变孩子的命运就必须要好好读书。为此,夫妻俩省吃俭用地把兄弟两个送到乡里的小学读书,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功课甚至不让他们插手家里的农活。
郑刚和哥哥都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学习很是卖命,每次期末考试都能拿到满堂红的成绩。眼看儿子如此有出息,郑金龙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更下定决心要让孩子成材。
1993年,郑刚和哥哥双双走进人生的重要考场,并先后拿到了重点高中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双喜临门让郑金龙和妻子觉得离希望又近了一步,但两个孩子的高额学费,也让夫妻俩觉得喘不过气。
于是那个夏天,郑金龙和妻子双双离开家去了市里一个工地干活。可即便没日没夜地搬沙子运水泥,兄弟俩的学费也是遥遥无期。
眼看着父母如此辛苦,哥哥动了放弃读大学的念头,结果刚一开口就被父亲郑金龙怼了回去,他严肃地告诉两个儿子只管好好学习,其他的事情不需要他们管。
开学在即,学费还差一大截。没办法,郑金龙只好挨家挨户地恳求说好话借钱,求了一大圈终于给他们兄弟俩凑齐了学费。
拿着这些沉甸甸的学费,郑刚跟哥哥都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拼出个前程,改变一家人的生活。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重点高中云集了来自各个乡镇的优秀学生,大家你争我赶竞争十分激烈,乡中学的教育水平一般,郑刚的基础不是很好。
起初,他只处于中游,学习压力很大,高一期末考试的成绩也不理想,父亲看了成绩单并没有责怪还鼓励他不要急躁,离高考还远得很。
可当郑刚看见父亲因劳碌而日渐弯下去的腰背,以及家里抽屉里一张张满是泥土的零钞时,内心却无比内疚,觉得愧对父母的期待。
回到学校后,郑刚憋着一口气发奋努力,成绩也突飞猛进,最后稳稳停留在学校前十的位置上。
眼看他如此优秀,老师也把郑刚当作好苗子培养,父母也对他刚寄予厚望,觉得他一定可以考个好大学。
但事与愿违的是,高考前一天郑刚突然发起了高烧,自然第二天的考试也不尽如人意,最终和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
父亲郑金龙心知儿子的理想,提出只要他想复读,自己绝对无条件支持。同时,大学快毕业的哥哥也告诉郑刚,自己马上就能工作赚钱,如果他想复读自己也可以负担一部分学费。
虽然家人的支持让郑刚备受感动,但是他不希望自己成为家里的负担,左思右想后放弃了复读,填报了三峡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零钞拿去换了整,又挨家挨户地敲门借了不少,终于给郑刚凑齐了5000块钱的大学学费。
拿着这些好不容易凑齐的学费,郑刚愧疚的同时也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所以进入大学后他一点不敢松懈,除了两点一线的读书就是出去兼职打工。
好在,他成绩优异,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再加上平时兼职赚的钱,慢慢地便承担起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大学毕业后,郑刚拿到了工作分配名额,进入到老河口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实习医生。
参加工作后,郑刚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加班加点都是常事,最忙的时候甚至连续几天都住在医院的休息室。
工作上郑刚兢兢业业,生活上他则省吃俭用,把工资都寄回家里还外债,还给父母盖了新房。
事业有成后,郑刚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2005年,他和同院的吴琳喜结连理,组成了小家庭。婚后,夫妻俩想先奋斗几年,并没有急于生孩子。
2007年,郑刚因为业务突出,晋级为心脑外科主治医师。不过随着工作的深入,郑刚渐渐意识到本科学历并不足以支撑未来发展,刚好这个想法跟妻子不谋而合。
于是,夫妻俩开始着手准备自费研究生考试,并在2008年双双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
为了能有个更好的前程,研究生期间郑刚也很卖力,硬生生从两万多名研究生中脱颖而出,成为20名优秀研究生之一。
2010年,郑刚研究生毕业后又顺利拿到了博士生入场券。这一年,郑刚不过33岁,这在医学界已经算是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隶属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精子库正式建成并启动试运行,并在学校广泛招募捐精志愿者,希望能为精子库提供优质基因种子。
作为医学生的郑刚看到这个消息时便意识到这项工程的重大意义,人类精子库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生命工程,能够为万千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希望,也能有力保障人类繁衍生息和一个国家的人口大计。
不过,当时受传统思想影响,能接受这件事的人也不多,再加上国内对此项技术的志愿者招募也比较保守,最终愿意捐精的人数就更少了。
最重要的是,这项招募对于捐献者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当时精子库对外招募时明确标准是身体健康,年龄在20-40岁之间,身高1.65cm以上,研究生以上学历,无基础病史,并且要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检查通过后才能成为正式的捐献者。
当时郑刚符合所有基本条件,而且他自己作为医生每年也坚持体检,各项身体指标都非常优良。所以,郑刚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名。
2010年12月,郑刚在精子库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并于次年1月接受了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完全符合捐精标准,只要按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既定次数的捐精,并且精子质量通过检验后,郑刚还能拿到5000元补助费用。
在第一次捐精前,郑刚觉得还是应该跟父亲知会一声,于是通过电话跟郑金龙说自己打算去捐精,并简单解释了下其中的重要意义。
郑金龙听完虽然无法理解,但还是决定尊重儿子的决定,并嘱咐他注意身体。
2011年1月14日,郑刚顺利完成第一次捐精,并在此后的19日、22日、25日连续三次走进捐精室完成捐精。
连续11天捐精四次,郑刚身体没有丝毫不适。于是2月12日,他再次来到精子库,准备完成第五次捐精。
流程已经是轻车熟路,然而郑刚用了时间一个多小时还没从取精室出来,护士意识到不对劲便进去查看,结果发现郑刚倒地昏迷不醒。
护士赶紧呼叫急诊医生对郑刚实施抢救,可为时已晚,郑刚已经出现脉搏停止,瞳孔发散的症状。最终,抢救无效,医生一纸猝死的通知书,将郑刚的生命停格在34岁。
华中科大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郑刚父亲郑金龙,老人接到电话时根本不敢相信,一度怀疑对方是骗子,但当得知儿子真的没了的时候,七旬老汉瞬间瘫倒在地。
郑金龙冷静下来后立即动身前往武汉,华中科大和精子库的相关负责人接待了他,但是他们不允许郑金龙见郑刚的尸体,并表示要等到郑刚妻子和校方律师到场后才可以。
后来,郑金龙和妻子好不容易见到儿子,却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老两口痛不欲生,根本不敢相信养了三十多年的儿子就这么没了,而死亡证明上就是简简单单的猝死两个字。
郑金龙无法接受儿子的死因,坚持认为他是在捐精过程中遇到了反常规的操作才引发了猝死,随即要求对郑刚的尸体进行尸检,但均遭到拒绝。
更让人气愤的是,校方只承认他们在处理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过程中存在过失,出于人道主义,愿意赔偿郑金龙8.8万元作为补偿。
与此同时,这份补偿协议上还明确提出,学校会承担郑刚妻子此后求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并在她毕业后为其考虑工作去向。
郑金龙这才知道,原来郑刚出事后学校第一时间找到了他妻子,双方谈了将近四个小时,最后郑刚妻子在这份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同意对郑刚的尸体进行火化。
相关司法机构的人员也向郑金龙表示,郑刚的妻子已经签字同意,这份补偿协议就已经生效,无论郑金龙签字与否,郑刚的尸体都可以进行火化。
无奈之下,郑金龙只能在协议上签了字。虽然签了字,但对于生殖中心和校方的态度,郑金龙一直无法认同,随即将他们一并告上了法庭,并索赔400万元。
为了替儿子讨个公道,此后一年时间郑金龙去了三峡大学、老河口第一医院等儿子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搜集相关证据证明儿子身体健康,没有潜在疾病,不存在猝死风险。
2012年6月,郑金龙带着鼓鼓囊囊的一包材料来到鄂州市洪山区法院为儿子讨说法。与此同时,他还在法院门口拉起广告,对记者哭诉一个博士难道就值8万8吗?老家一头黄牛都能卖到10万呢!
不仅如此,郑金龙还对媒体说对方一直想抢他手里的证据,为此他从老家花费100元一天的价格雇人帮他保管着六大包资料。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请律师时,郑金龙说自己付不起几十万的律师费,于是决定自己上庭。
然而在法庭上,郑金龙显得十分局促不安,写的诉状也是错漏百出,更是磕磕巴巴读了将近一个小时,法官只能耐心地听他声泪俱下地哭诉。
当被要求出示证据时,郑金龙也只能一遍遍在大包里毫无头绪地翻找,40多分钟都凑不齐一页证据,最后法官只能无奈宣布休庭。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校方和精子库均无过错,驳回郑金龙400万赔偿诉求,郑金龙表示不服又当庭提起上诉。
2014年,法院做出终审维持原判,郑刚虽是在读博士但已经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捐精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校方和机构均不存在过错,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郑刚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应该由个人和机构共同承担,最终生殖中心赔偿了郑刚家属19万元,事件就此画上句号。
虽然事件早已画上了句号,但留给人们的思考从未停歇,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郑刚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知道这么频繁地捐精意味着什么?捐精本是好事,但也该量力而行,不要过度逞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