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邵卡·莫迪：经济虚高、道德败坏，印度看起来更像巴西，而非中国
编者按：
印度精英拒绝面对印度当前正面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相反他们构建出另一种叙事：一个正在崛起的印度将凭借数字转型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实现伟大的经济起飞。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印度经济正面临潜在的系统性危机。印度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靠自由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到2018年就动能衰退，这一时期印经济增长更多依赖金融房地产行业，只能带来短期繁荣而不能推动长期增长。由于缺乏适当监管和必要的公共产品，过度金融化加剧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
当这一切结束后，数亿普通印度民众的生活是惨淡的，他们大多是农业和城市低技能人口。没有切实证据能够证明“印度时刻”即将到来——从中国转移的投资和产业大多没有转入印度；而政府推出的生产激励计划仅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而没有带动制造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政府能够提供的解决办法是为超过半数的人提供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保留职位，但由于政治的腐败，获得职位的方式也是不透明的。印度精英选择无视这种情况，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有效增强制造业的举措，而是视数字技术为灵丹妙药。
然而，在软件、计算机等传统优势领域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在这些领域，印度不仅缺乏高技能人才，还面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竞争。新冠疫情后，在线服务需求放缓，并且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消费力不足，印度初创独角兽企业的前景也迅速暗淡。最后，印度政府承诺技术将彻底改变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但现实是技术并不能克服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本、法治和负责任的司法机构等发展赤字，甚至可能加剧发展赤字。总之，作者认为，由于精英道德的腐败，印度无论在制造业抑或服务贸易方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都没有竞争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但留给印度的时间并不多了。
本文由南亚研究小组编译，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文/阿邵卡·莫迪，编译/毛绿萱】
在纪录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中，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如果美国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他自己，就会因为轰炸东京而被作为战犯起诉。这里他想传达的信息其实是，胜利者制定规则并塑造历史叙事。如今，印度和国际精英们拒绝正视印度所面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同时他们已创造一种压倒性的叙事——正在崛起的印度将凭借数字转型的力量实现经济发展的代际飞跃。
在押注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一个百年“属于印度”时，评论家们用“赌场盈利”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赌场盈利”效应，House Money Effect，指在赌场里轻易得来的利润往往更容易被人拿来随意大胆使用），但这对他们自己却没任何风险。这种风险由数亿印度人承担，他们或是受困于陷入凋敝的农业，或是失业、工作不多和收入微薄的城市工人。对耀眼经济奇迹的追求，反而使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处于缺乏进展的危险状态。
要理解印度所面临的危险，不妨参考二战后出现的两条发展道路。东亚国家效仿日本在战前的做法，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大量投资大众教育和卫生，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特别是加入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这些国家尝试了高风险的产业政策，但从未忽视发展人力资本和创造就业的核心目标。结果，他们既保证了经济发展效率，又维持了社会公平。国际上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公平“分配蛋糕”的经济战略，往往也有助于迅速“做大蛋糕”。
拉丁美洲国家遵循另一种发展方式，轻视发展人力资本，也不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巴西是奉行这一战略的典型案例。从战后初期开始，巴西经济增长就开始依赖金融和房地产。大型农业企业和大宗商品出口创造大量外汇，推高了巴西本币币值，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潜力。而且，随着劳动力聚集在非正规部门，提供低端商品和服务，巴西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即使在左翼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任内，政府再分配政策也没有改善巴西的贫富差距问题。自此，巴西事实上逐渐分化为两个国家：一边是社会精英在封闭的社区中偏安一隅，对促进社会公平毫无兴趣；另一边，普通百姓工作朝不保夕，时时刻刻在贫困中挣扎，并常常被迫以犯罪为业。与此同时，WhatsApp和电子商务等新技术也渗透进巴西弱势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与高楼比邻的景象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7年曾警告称，失败的基础教育投资败将迫使印度走上“巴西之路”，而非“韩国之路”。然而，印度当前处级似乎被不幸言中：印度与巴西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严重依赖金融和房地产、非正规的小规模制造业，而两国贸易和运输规模也超出正常范围，同时“以犯罪为业”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多。同时，印度还面临其他挑战。农业困境更加深刻地冲击印度老百姓，而印度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又太少，无法吸收不断涌入的年轻求职者。印度的未来，如同巴西，似乎注定要在“无尽的挫折”中前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3年印度GDP增长6%，而2024年增速约7%。这些预测是对印度经济前景保持乐观的基础。然而，即使事实证明预测准确，从两年的增速推断十年增长前景也颇为荒谬，更不用说预测未来一个世纪的前景了。更荒谬的是，人们居然对IMF的预测信以为真。其实，IMF似乎从未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贯高估危机后复苏的速度。
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些数据就不难发现，印度近中期前景其实颇为危险。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度经济2020年至2022年三年几乎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后，印度经济大幅下跌，又在第二波疫情之前稍有回升。第二次反弹（用经济预测的术语来说，即“死猫反弹”，指在熊市中经历了暴跌之后的短促、快速反弹）推动印度GDP略微高于疫前水平。疫情爆发后的三年里，印度经济颇为疲软，平均增速不到3.5%，与疫情爆发前一年大致相同。
根据最新数据，对印度GDP增速最可靠的预测是3.5%。预测更高增长率的专家以第二波疫情后的“死猫反弹”为依据，得出了错误的推断。这种反弹2022年下半年开始减弱，而疲软，尤其是在家庭消费方面的疲软，却始终没有消退。说印度“正在蓬勃发展”是一厢情愿的妄想，也是糟糕的经济学判断。
印度2019年以来的较低经济增速应被视为新常态，而1993年至2018年的高增长才是不太可能重演的例外。特别是在1999年至2008年之间，印度经济也得益于世界贸易的快速扩张。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印度GDP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式繁荣，这也很难持续。印度的好日子其实在2018年就已结束，当时国家出资的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nfrastructure Leas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以下简称IL&FS）因一系列不当行为将印度经济拖入危机。（译者注：印度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就是所谓“影子银行”是银行部门的重要补充。2018年，印度IL&FS因无法偿还银行多达9100亿卢比的债务，触发一系列违约和评级下调，引爆“影子银行”危机。对此，印度央行通过开放信贷额度来稳定市场、缓解市场进展情绪，而印度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非银行金融公司购买贷款组合的指标提高到原来的3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回溯历史，拉吉夫·甘地政府首先在1984-1985年大幅放宽对进口和工业生产的管制，而后纳拉西姆哈·拉奥（PV Narasimha Rao）和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又继续加大改革力度——而他们的政策目标正是刺激制造业发展。然而，当今印度制造业份额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峰值。直白地说，自由化其实挺失败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2年，随着劳动力逐渐流出农业部门，进入收入较高但不稳定的建筑和低端服务行业，印度严重贫困现象有所缓解。2017-18财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之后，印度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不足，导致严重贫困和不稳定状况有所增加，而印度官方并不愿承认的一点。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贫困和不稳定状况再次加剧。
明智的经济学家都应当认识到，取消管制能够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生产，以提高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虽然效率提高短期内表现为更好的GDP的增速，但提高经济自由度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这是因为长期增长需要投资大众教育、公共卫生和其他公共产品，此外还需要运作良好的城市和有效的司法系统。受人尊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深知公共产品的关键作用，早在18世纪末就强调，即使是那些从事“最低职业”的人也必须接受“基础性教育”，以获得阅读、写作、算数、记账等技能。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基础教育的最低标准已然提高。此外，他对健全司法制度重要性的阐述也是振聋发聩的。
其实，经济自由化本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刺激出制造业。巴西制造业的GDP占比长期限于低位，因此也和印度一样，在自身汇率高估和中国强大制造业面前严重承压。
中国（红）、印度（深蓝）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历年变化图 图自：《金融时报》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然而，更糟糕的是，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其他地方相似，助长了人们对市场“神奇力量”的惰性依赖。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管和必要的公共产品，经济自由化只是为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铺平了道路。同时，不平等的发展也是道德上的失败，势必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在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中，金融和房地产普遍是主要经济动力源。在印度和巴西，这两个行业贡献了超过20%的GDP，比例甚至超过高度金融化和高度不平等的美国。金融和房地产让少数人富可敌国，但这些行业只能支持，而非引领发展进程——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说，“金融往往追随着增长”。
更令人不安的是，金融和房地产加速了道德堕落，而印度正是不幸的例证。印度的金融部门基本上不受监管，因此国有银行腐败丛生，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私人金融体系也充斥涉诈资金和问题账户。例如，IL&FS的公私合营地位其实将国有金融部门和私营金融部门最黑暗的一面都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出来。印度精英群体甚至欢迎这种“道德堕落“ ，因为它因造出“增长幻觉”，也刺激了需求。然而，一旦泡沫破灭，需求疲软的问题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如今，尽管印度市场总体资金充足（来自银行和数字平台，即所谓的金融科技行业），但企业却不愿投资，这种迹象非常明显，表明需求疲软已拖累经济增长前景。
发展不平等和增长潜力低下的另一个表现是资产和销售额日益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根据印度央行前副行长维拉尔·阿查里亚（Viral Acharya）的研究，过去十年，印度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集中度都在不断提高。他指出，印度“五大财阀”——信实集团（Reliance）、塔塔集团（Tata）、埃迪亚比拉集团（Aditya Birla Group）、阿达尼集团（Adani）、巴蒂电信集团（Bharti Telecom）——往往通过收购而非投资新产能在不同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几乎垄断的国内地位使他们能够通过操纵价格，而非调节产量以增加收入，最典型案例是Reliance Jio的掠夺性定价策略。印度“五大财阀”与日韩财阀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往往通过创新技术和进军竞争激烈的全球国际以积累财富。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印度财阀企业似乎没有意愿或缺乏能力对抗国际竞争对手，而面对疲软的国内需求，他们选择向别无选择的弱势消费者收取更高价格。反过来看，其实印度需求疲软的原因正是农业困境和城市缺乏就业机会。
莫迪政府大肆鼓吹印度美好未来同时，却忽视印度农业已渐渐衰落到内爆边缘。首先可以看看一些关键数字。2022年，印度15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略高于10亿。其中，占53%的约5.6亿劳动力，虽处于受雇状态，但却处于就业不足状态。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超过2.5亿人，高于2019年的2.05亿人。
所以，这就催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农业吸收了4500万新增劳动力，占印度新增用工的一半以上。增量的农业劳动力有一部分是妇女，起初她们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但在疫情后，她们自称“无薪的家庭农场工人”。剩余的转移劳动力是从“不稳定的城市工作”逃回农村的个体工人。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印度工人大量涌入生产率最低、收入最低的农业部门——农业雇佣40%以上的劳动力，产出的GDP却不到15%。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关键原因是大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许多农场家庭成员一起做着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即使是受雇于他人的临时工，也有较长时间没有受雇。
尽管农场规模越来越小，但涌入农业的劳动力反而越来越多。1970-71财年，印度半数农场的可用面积不足1公顷，低于官方术语中的“边际面积”；到2015-16财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农业普查所在的年份，已有68%农场成为“边际农场”。“边际化”是人地矛盾的结果——很多家庭成员在农业以外无法获得足够收入，只能指望分到家族土地，这导致家庭农场规模在代际传承中越变越小。（译者注：“边际化”是土地经济生产能力受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改变而不断下降的过程。）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47年，即印度独立一个世纪后，超过90%的家庭农场将沦为“边际农场”。
“小农场比大农场生产力更高”也被证明只是幻想而已。近期一项研究表明，10公顷级别农场的平均产量比1公顷级别农场高出40%，但后者的数量仍在不断上涨。虽然印度农业得益于普及灌溉技术、优质良种、化学肥料，生产力远高于几十年前，但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农业生产效率却明显较低。
2011年至2022年，印度劳动生产率年增速走势图 图自：斯尔亚司（CEIC）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数据库
印度土地生产力难以更快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灌溉普及速度不尽如人意：如今印度运河灌溉面积与1990-91财年大致相同。道德败坏加重了技术问题——运河灌溉和所有政府资助的灌溉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受猖獗的用水盗窃、分配不公、工程腐败等问题困扰。与此同时，地下水灌溉正在催化灾难性的环境问题。
尽管专家经常警告地下水正在迅速枯竭，但当前印度的法律框架和社会规范反而变相鼓励地下水开采——正如前规划委员会成员A.瓦迪亚纳（A Vaidyanathan）所说，“人们仍竞相深挖水井和安装更强力的水泵，以便从不断下降的地下水位中抢到更多水源”。期刊《科学进展》最近刊载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印度地下水位可能已降至极低水平，以至于难以维持当前农业产出水平。最令人心碎的是，印度农民自杀成了这场地下水危机的标志：这种惨剧不仅在干旱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不断上演，就连灌溉条件优良的旁遮普邦，也因为富农机井取水降低地下水位，而导致更多农民走上绝路。与此同时，连续多年的干旱和收获季节的间歇性大雨等气候危机也正在加剧全印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
尽管莫迪政府2020年9月出台的三项农业法案被称为“突破性改革”，但却忽略了印度农业面临的核心难题：土壤管理和水资源利用。同时，尽管这些法案旨在更好结合农业生产与农业综合企业，但他们也忽视了一个关键现实：外流的农业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就业选择极其有限。这些法律在推出一年后，就因为引燃大规模农民抗议而被废除。现在，尽管印度农业危机仍在加剧，但高层决策者却往往。
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印度经济都无法创造出体面的工作机会，因此很难让求职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不幸的事实：绝望的求职者组成了“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储备，而精英家庭和企业却通过建立“现代农奴关系” 利用这些劳动力资源。这种人间悲剧的宏观经济表现恰恰就是社会购买力受限。
“剩余劳动力”是衡量印度就业机会短缺严重程度的最佳指标，比“失业率”更具综合性。简单说，大多数印度人处于未能充分就业的状态：许多家庭的成员一起做着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极为普遍，在其他产业也屡见不鲜。印度1955年的一次就业调查就发现，虽然测算失业率仅为1%，但有15%的人即使停止“工作”也不会减少经济活动。因此，当时印度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这表明当时1.7亿劳动力中至少16%属于“过剩劳动力”。虽然未充分就业者人告诉普查员他们想要工作，但许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希望，并从劳动力统计中退出，这些人也构成了印度经济中非生产性，且实际上是未被使用的劳动力。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夜，印度失业率已升至6%，而就业不足率为10%，这表明全印近5亿劳动力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由于长期缺乏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不再求职，选择退出劳动力队伍，其中主要是女性，但也不仅仅是女性。
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数千万个工作岗位，而许多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先前表示退出求职的人，都开始自称“个体经营者”。这其实是就业不足最直观的表现，因为“个体经营者”只是一种维护自尊的委婉说法。2021-22财年，约3.1亿人自称“自雇人士”，较2018-19年增加6000万。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新增个体经营者中，多达3500万人是家庭农场和非农业企业的无偿“家庭帮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全世界都祝贺印度独角兽企业和电子支付交易的时候，越来越多印度人却正在沦为无力获取报酬的剩余劳动力。
而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也往往从事低工资、低生产率的超长时间劳动，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保障或职业福利。印度独立以来的大部分时候，每月或每周获得固定工资，并至少享受一项社会保障福利的工人大约只占10%。
2024年5月1日，印度孟买Vihigaon村的村民们从井里打水。尽管Vaitarna河离村子只有几公里远，但河里的水被分流到孟买市使用，因此每年夏天村民们都没有水喝 图文：视觉中国
这个问题其实很直观。印度企业提供的工作机会大多条件恶劣、工资微薄。同时，有固定工资和良好福利的政府工作，对大部分印度求职者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无论是学校、警察部门、司法部门、铁路部门还是其他官僚机构，政府却放任大量职位保持空缺，迫使数以百计的求职者在不可预测、充斥腐败的招聘过程中竞争一个难以捉摸的工作岗位。
印度平均实际工资过去近十年几乎陷入停滞，这并不令人意外。在许多地区，实际工资甚至有所下降。事实上，许多职业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甚至可以用“反人类”来形容。例如，在德里的阿扎德布尔曼迪（Azadpur mandi），一些工人日收入仅 150 至 250 卢比，而印最低日工资是 660 卢比。记者卡维莎·艾耶（Kavitha Iyer）发现，甘蔗工人必须出卖自身劳动才能偿还季节初获得的预付款，陷入一种类似“债务奴役制”的体系。在超长的工作时间中，这些工人还频繁遭遇生产事故，并罹患恶劣天气导致的健康问题，造成巨额医疗费用和工资损失。比甘蔗工人处境更恶劣的是砖窑工人，他们在砖窑的“地狱之火”中工作，但收入却更加微薄。气候危机导致的热浪使他们的工作环境堪比地狱，而大雨则直接导致他们丧失工作和收入。一些人寻求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的帮助， 但政府却不合情理的迟发工资，并无情镇压任何闹薪抗议。
与经济起飞的东亚国家不同，印制造业规模较小且缺乏竞争力，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制造业约占GDP的14%，而中国和越南制造业占GDP比例均超过四分之一。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印度所占份额不到2%。新冠肺炎疫情后，印经济经历反弹后又放缓，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
其实，正是通过发展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后来的越南才得以吸收大量劳动力。然而，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其出口的制成品价值仅仅相当于拥有1亿人口的越南，因此越南已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按GDP计算，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印度最具活力的行业，但其雇佣人数少之又少。制造业仅雇佣印度11.6%的劳动力，因此很多求职者被迫流向生产率极低，但却雇佣更多劳动力的行业，包括建筑、“贸易、酒店和餐馆”——这些行业雇佣数占印劳动力总量近四分之一。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然而，印精英叙事却坚称，印度正站在经济腾飞的风口浪尖。这种说法源自美西方流行的“中国达峰论”，即中国已经越过巅峰开始走下坡路。例如，长期依赖中国的苹果公司，正在推动其承包商在印投建组装高端iPhone的产线，有人据此猜测，虽然印度在质控、物流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但智能手机制造商离开中国仍有益于印度。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乐观的可能性，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据经济学家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观察，中国制造商正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成本高昂的沿海地区向成本较低的内陆欠发达地区转移。或许，中国内陆地区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
自华撤离的投资者主要流向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RCEP成员国间关税较低，甚至为零，这使成员国企业进入区域供应链更具竞争优势。印制造商担心东亚和东南亚竞争对手利用低关税杀入印本土市场，这样是印度一直未加入RCEP的重要原因。美国部分生产商撤出中国，许多将业务转移至“近岸”的墨西哥和中美洲。总而言之，尽管在动荡中一些资本可能流向印度，但事实上2023年和之前两年比，流入印度的外国投资反而大幅下降。
2021年初，莫迪政府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为战略性产业的生产产品、创造就业提供经济奖励。然而，正如印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警告的那样，这些计划只不过在补贴制造商，让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他还指出，智能手机组装“显而易见的成功”具有欺骗性。显然，印企生产手机所需的进口原材料成本甚至高于其销售价格，而正是出口补贴导致了这种反常结果。
就像在农业领域一样，印度经济决策者似乎对创造就业一无所知，其策略就是用“保留制”分配极为有限的政府职位。1990年8月，印总理VP·辛格采纳曼达尔委员会报告建议，为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下文简称OBC）保留27%的联邦政府职位。宪法中已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保留22.5%的职位，因此印度政府和公共部门总共49.5%职位处于“保留状态”。虽然保留是为了“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但并未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成为一场政治游戏。（译者注：印度“保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中保留工作名额。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的保留制度由印度《宪法》规定，每10年审查一次。对“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制度是由总统任命专门委员会调查“落后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后向联邦或地方政府提出建议。曼达尔委员会即1978年人民党政府成立的最早的“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英文为Socially and Educational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 ，简称SEBC。1980年该委员会提交报告，将多达3743个种姓确定为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建议在政府和公共机构中为其保留27%的职位。）
同时，被排除在OBC之外的社群也开始争取被贴上这个标签。例如，到1999年，德里政府又指定54个社群为OBC，因此激发出一些OBC社群垄断保留职位的担忧。2017年10月，印政府指示退休法官 G·罗希尼（G Rohini）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在10周内完成对OBC的细化分类。2017年12月，该委员会要求延长时间才能完成这项繁重的工作——OBC细化分类延期多达14次，最后一次延期是2019年1月。同时，莫迪政府采取行动，为高种姓中的经济弱势群体保留10%的工作职位。至此，多达60%的政府职位成为“被保留职位”。2022年11月，印最高法院放弃此前反对保留一半以上职位的意见，最终批准这一倡议。仅有年收入达80万卢比及以上的家庭没有资格获得预留名额，而OBC中的被称为奶油层的精英也被排除在外。自此，保留职位扩张至60%后，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获得预留名额的资格。
在这种危险的均衡态势中，促进就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腐败无能的政客则更愿意以保留资格换取选民忠诚。人们别无选择，反而认为这种病态交易实属常态。印精英因此在经济政策中并不重视农业和低技能职位，反而寄希望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印度历史上历届总理都各自怀有鲜明的技术愿景（techno visions）：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青睐大坝、钢铁厂、化肥厂；拉吉夫·甘地希望每个教室都配备一台电脑；纳伦德拉·莫迪则期待印度成为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第四次工业革命奇迹的先锋。
如今，技术有望从多个角度解决印度发展赤字问题。其中，听起来最言之有理的是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和罗希特·兰巴 （Rohit Lamba）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过去十年，印占全球服务出口份额从 3% 增至 4%——在世界服务贸易最具活力的领域，包括电信、计算机、软件服务，以及通过先进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咨询、研究和开发等“其他商业服务”中，印所占份额虽少，但地位关键。他们相信，印服务贸易能进一步扩展至“金融、医学、教育、法律”等领域。
然而，这一策略看似合理，但却并不现实。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推高的线上服务需求已在全球范围内放缓。更重要的是，印度支离破碎的教育体系是其面临的巨大桎梏——虽然印度每年毕业生达数百万之巨，但有望进入高技能服务行业就业的规模仅有几万人。这一群体还需要和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亚经济体的专业人士竞争，而这些国家往往长期高强度投资人力资本。例如，中国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有效助力中国计算机和软件服务扩大出口。同时，熟练掌握英语的中国人也不断增多。此外，线上服务有其局限性，包括在线教育不能取代线下低质量课堂教育。许多国际服务需经严格审核才能获得许可，并接受严格监管。
随着印国内市场潜力的光环褪去，印创业企业“独角兽”的传说也告一段落。这种增长依赖美西方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的低成本资金，流动性极高的风险投资大量流入印度，但目前这种趋势已难以为继。更严重的问题是，印国内市场狭小。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线上狂潮”几乎已将印潜在用户全数激发总量最多高达7000万人，但也可能仅不到 5000万人。其实，印度国内iPhone、星巴克和网飞（Netflix）的消费者人口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而每月使用几次食品配送服务Zomato的用户仅略高于 1000 万。
投资者大幅削减对印投资，并调低对印初创企业的估值，因为他们认识到印度国内市场狭小、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客户增长难以再现，其投资的企业恐怕永远不会盈利。其中，印教育科技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印初创企业领头羊Byju’s估值已从220亿美元降至84亿美元。印度教育科技企业正在认识到，远程工作室的“网红老师”无法取代线下教育体系，毕竟人与人的互动才是教育的本质。随着Byju’s深陷与国际债权人的法庭之争，暂未提供2021-22年度的审计账目，印度教育科技产业已陷入整体危机，随着估值下降他们已裁掉了2万多名员工。
印度许多决策者寄希望于“零工经济”，包括快递员、网约车司机、预约制美容师、准备家常菜的女性，甚至传统三轮车司机。美好的希望在于，一旦用户其登录APP或社交媒体，就会有更多机会获得体面的工作。然而，与初创公司估值暴跌原因相同，零工规模增长速度远低于印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预计“不到十年增长两倍”的速度，根本无法从2020-2021财年的770万增长到2029-30财年的2350万。
而且，虽然零工赋能女性参与劳动力大军，但零工工作时间过长，且工人缺少保障。许多工人，尤其是快递员，成为频发事故和气候危机（如热浪和暴雨）的直接受害者。此外，零工迫于应用程序 “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条款，很可能损失本就微薄的工资——应用程序可能突然停用或终止零工合同，而承诺社会保障的劳动法也仍未实施。零工为送孩子上学而苦苦挣扎，哀叹几乎没有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就像现代的甘蔗工和砖窑工，从事低薪的繁重工作。
最后，期待技术彻底改变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也并不现实。像教育一样，改善医疗保健事业的关键是培训下一代专业人员，但技术并不能缓解教师长期短缺的问题，技术也无法解决医疗人员短缺的现状。在许可制度放松的背景下，印度医学院数量激增，而政府承诺在每个地区建立一所医学院，但光有这些崭新的建筑，但却缺乏培养新医生的教师。印医患比从1991年的1.2‰降至2020年的0.7‰，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2.4‰。著名商务杂志《the Ken》发表文章质疑盲目使用技术噱头，“很多企业都在开发健康应用程序（APP），但没有人想着如何增加医疗专业人员。”
土地管理是另一个存在技术滥用风险的领域。2008年8月，印政府宣布“数字印度”土地记录现代化计划，旨在促进土地确权和转让透明化。2023年3月，印农村发展部长宣布，土地记录数字化已接近完成，而政府已启动“布瓦-阿达尔”（Bhua-Adhar）计划，其中带有生物身份识别系统的Aadhar卡成为识别土地所有权的唯一认证。然而，这种数字化与印度普遍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纠纷现实格格不入。法律不明确与管理者不守法叠加是这类冲突频发的原因，而司法无法解决争端则是冲突持续的原因。印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四分之一，民事诉讼案件三分之二涉及土地纠纷。这类案件往往拖延几十年。实现有效的土地管理需要更快更公正的解决争议，而这又要求土地清晰确权。若不推动清晰确权，数字化则有可能造成纸质记录和数字记录的新冲突。
总而言之，底线其实颇为简单。印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本、高度法治、负责任的司法机构，而技术并不能克服各行各业内生的发展赤字，甚至有可能加剧这些发展赤字。
在所有预测者中，《经济学人》的预测最易追溯——其预测往往大胆而明确，但现实结果却往往与预测截然相反。2009年11月，《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宣布“巴西起飞”，并配以“救世主基督雕如火箭上升”图片，其预测巴西2014年后将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然而，2013年6月，巴西各地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物价上涨、政府腐败以及质量低下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一个标语牌上写有“第一世界的体育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以讽刺次年在巴西举行的足球世界杯。2013年9月，基督雕像在《经济学人》封面上轰然坠地，并配文“巴西搞砸了吗?”
巴西为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建造一流的体育场。但是，2011年之后，巴西经济几乎没有增长。2018年，巴西与加拿大、韩国在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几乎不相上下。然而，如今巴西教育体系混乱；非正规部门仍是最大雇主；大多数巴西人的生活与灾难的距离只差一份工资；暴力犯罪猖獗；气候危机正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环境极剧恶化。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也应该担忧《经济学人》的封面问题——《经济学人》2022年5 月宣称“印度时刻即将到来”。杂志封面上莫迪总理驾驶着一辆飞车，在古老、破败的印度上空飞跃。这一期《经济学人》的社论预言未来十年“一种新合力”——技术飞跃、能源转型、地缘政治转变构成的合理——将深刻重塑印度经济。
《经济学人》2022年5月封面，图源：网络
那些导致《经济学人》巴西乐观预测破灭的因素也可能导致对印乐观情绪泡汤。印度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状况更差，农业受严重缺水威胁，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更为普遍，同时环境恶化导致空气、土地、水资源快速退化。气候危机引起反复出现的热浪、极端降雨事件、海岸侵蚀和冰川融化。采砂、毒品贸易和武器贩运导致暴力犯罪频发。过去十年，针对妇女的犯罪增加。从2004年有记录以来，印度各级议员面临刑事指控的比例也持续上升。
由于无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印度各派领导人转而派发救济品以吸引选民，并承诺为经济和道德危机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但是，被包装为“新福利主义”的施舍广受嘲讽，因为这并未创造经济机会，也并未提供大众自力更生的必要资金。至于科技，印度也和巴西相似，WhatsApp和电子商务仅能作点缀生活之用，而非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要实现发展，还须依赖“老派的方式”，既在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努力工作、真诚行动。改变的议程很长，路径也已明确，但时间却不够用了。
（作者简介：阿绍卡·莫迪，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著有《欧洲悲剧：九幕戏剧》《印度的破碎：被背叛的人民、独立至今》。本文编译自《The Caravan》杂志2023年7月01日文章，原标题为A Moral Failures: There are no magic bullets for India’s econom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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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精英拒绝面对印度当前正面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相反他们构建出另一种叙事：一个正在崛起的印度将凭借数字转型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实现伟大的经济起飞。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印度经济正面临潜在的系统性危机。印度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靠自由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到2018年就动能衰退，这一时期印经济增长更多依赖金融房地产行业，只能带来短期繁荣而不能推动长期增长。由于缺乏适当监管和必要的公共产品，过度金融化加剧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
当这一切结束后，数亿普通印度民众的生活是惨淡的，他们大多是农业和城市低技能人口。没有切实证据能够证明“印度时刻”即将到来——从中国转移的投资和产业大多没有转入印度；而政府推出的生产激励计划仅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而没有带动制造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政府能够提供的解决办法是为超过半数的人提供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保留职位，但由于政治的腐败，获得职位的方式也是不透明的。印度精英选择无视这种情况，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有效增强制造业的举措，而是视数字技术为灵丹妙药。
然而，在软件、计算机等传统优势领域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在这些领域，印度不仅缺乏高技能人才，还面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竞争。新冠疫情后，在线服务需求放缓，并且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消费力不足，印度初创独角兽企业的前景也迅速暗淡。最后，印度政府承诺技术将彻底改变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但现实是技术并不能克服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本、法治和负责任的司法机构等发展赤字，甚至可能加剧发展赤字。总之，作者认为，由于精英道德的腐败，印度无论在制造业抑或服务贸易方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都没有竞争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但留给印度的时间并不多了。
本文由南亚研究小组编译，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文/阿邵卡·莫迪，编译/毛绿萱】
在纪录片《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中，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如果美国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美国人，尤其是他自己，就会因为轰炸东京而被作为战犯起诉。这里他想传达的信息其实是，胜利者制定规则并塑造历史叙事。如今，印度和国际精英们拒绝正视印度所面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同时他们已创造一种压倒性的叙事——正在崛起的印度将凭借数字转型的力量实现经济发展的代际飞跃。
在押注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一个百年“属于印度”时，评论家们用“赌场盈利”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赌场盈利”效应，House Money Effect，指在赌场里轻易得来的利润往往更容易被人拿来随意大胆使用），但这对他们自己却没任何风险。这种风险由数亿印度人承担，他们或是受困于陷入凋敝的农业，或是失业、工作不多和收入微薄的城市工人。对耀眼经济奇迹的追求，反而使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处于缺乏进展的危险状态。
要理解印度所面临的危险，不妨参考二战后出现的两条发展道路。东亚国家效仿日本在战前的做法，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大量投资大众教育和卫生，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特别是加入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这些国家尝试了高风险的产业政策，但从未忽视发展人力资本和创造就业的核心目标。结果，他们既保证了经济发展效率，又维持了社会公平。国际上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公平“分配蛋糕”的经济战略，往往也有助于迅速“做大蛋糕”。
拉丁美洲国家遵循另一种发展方式，轻视发展人力资本，也不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巴西是奉行这一战略的典型案例。从战后初期开始，巴西经济增长就开始依赖金融和房地产。大型农业企业和大宗商品出口创造大量外汇，推高了巴西本币币值，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潜力。而且，随着劳动力聚集在非正规部门，提供低端商品和服务，巴西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即使在左翼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任内，政府再分配政策也没有改善巴西的贫富差距问题。自此，巴西事实上逐渐分化为两个国家：一边是社会精英在封闭的社区中偏安一隅，对促进社会公平毫无兴趣；另一边，普通百姓工作朝不保夕，时时刻刻在贫困中挣扎，并常常被迫以犯罪为业。与此同时，WhatsApp和电子商务等新技术也渗透进巴西弱势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与高楼比邻的景象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7年曾警告称，失败的基础教育投资败将迫使印度走上“巴西之路”，而非“韩国之路”。然而，印度当前处级似乎被不幸言中：印度与巴西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严重依赖金融和房地产、非正规的小规模制造业，而两国贸易和运输规模也超出正常范围，同时“以犯罪为业”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多。同时，印度还面临其他挑战。农业困境更加深刻地冲击印度老百姓，而印度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又太少，无法吸收不断涌入的年轻求职者。印度的未来，如同巴西，似乎注定要在“无尽的挫折”中前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3年印度GDP增长6%，而2024年增速约7%。这些预测是对印度经济前景保持乐观的基础。然而，即使事实证明预测准确，从两年的增速推断十年增长前景也颇为荒谬，更不用说预测未来一个世纪的前景了。更荒谬的是，人们居然对IMF的预测信以为真。其实，IMF似乎从未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贯高估危机后复苏的速度。
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些数据就不难发现，印度近中期前景其实颇为危险。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度经济2020年至2022年三年几乎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后，印度经济大幅下跌，又在第二波疫情之前稍有回升。第二次反弹（用经济预测的术语来说，即“死猫反弹”，指在熊市中经历了暴跌之后的短促、快速反弹）推动印度GDP略微高于疫前水平。疫情爆发后的三年里，印度经济颇为疲软，平均增速不到3.5%，与疫情爆发前一年大致相同。
根据最新数据，对印度GDP增速最可靠的预测是3.5%。预测更高增长率的专家以第二波疫情后的“死猫反弹”为依据，得出了错误的推断。这种反弹2022年下半年开始减弱，而疲软，尤其是在家庭消费方面的疲软，却始终没有消退。说印度“正在蓬勃发展”是一厢情愿的妄想，也是糟糕的经济学判断。
印度2019年以来的较低经济增速应被视为新常态，而1993年至2018年的高增长才是不太可能重演的例外。特别是在1999年至2008年之间，印度经济也得益于世界贸易的快速扩张。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印度GDP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式繁荣，这也很难持续。印度的好日子其实在2018年就已结束，当时国家出资的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nfrastructure Leas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以下简称IL&FS）因一系列不当行为将印度经济拖入危机。（译者注：印度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就是所谓“影子银行”是银行部门的重要补充。2018年，印度IL&FS因无法偿还银行多达9100亿卢比的债务，触发一系列违约和评级下调，引爆“影子银行”危机。对此，印度央行通过开放信贷额度来稳定市场、缓解市场进展情绪，而印度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非银行金融公司购买贷款组合的指标提高到原来的3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回溯历史，拉吉夫·甘地政府首先在1984-1985年大幅放宽对进口和工业生产的管制，而后纳拉西姆哈·拉奥（PV Narasimha Rao）和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又继续加大改革力度——而他们的政策目标正是刺激制造业发展。然而，当今印度制造业份额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峰值。直白地说，自由化其实挺失败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2年，随着劳动力逐渐流出农业部门，进入收入较高但不稳定的建筑和低端服务行业，印度严重贫困现象有所缓解。2017-18财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之后，印度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不足，导致严重贫困和不稳定状况有所增加，而印度官方并不愿承认的一点。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贫困和不稳定状况再次加剧。
明智的经济学家都应当认识到，取消管制能够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生产，以提高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虽然效率提高短期内表现为更好的GDP的增速，但提高经济自由度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这是因为长期增长需要投资大众教育、公共卫生和其他公共产品，此外还需要运作良好的城市和有效的司法系统。受人尊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深知公共产品的关键作用，早在18世纪末就强调，即使是那些从事“最低职业”的人也必须接受“基础性教育”，以获得阅读、写作、算数、记账等技能。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基础教育的最低标准已然提高。此外，他对健全司法制度重要性的阐述也是振聋发聩的。
其实，经济自由化本身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刺激出制造业。巴西制造业的GDP占比长期限于低位，因此也和印度一样，在自身汇率高估和中国强大制造业面前严重承压。
中国（红）、印度（深蓝）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历年变化图 图自：《金融时报》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然而，更糟糕的是，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其他地方相似，助长了人们对市场“神奇力量”的惰性依赖。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管和必要的公共产品，经济自由化只是为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铺平了道路。同时，不平等的发展也是道德上的失败，势必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在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中，金融和房地产普遍是主要经济动力源。在印度和巴西，这两个行业贡献了超过20%的GDP，比例甚至超过高度金融化和高度不平等的美国。金融和房地产让少数人富可敌国，但这些行业只能支持，而非引领发展进程——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说，“金融往往追随着增长”。
更令人不安的是，金融和房地产加速了道德堕落，而印度正是不幸的例证。印度的金融部门基本上不受监管，因此国有银行腐败丛生，而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私人金融体系也充斥涉诈资金和问题账户。例如，IL&FS的公私合营地位其实将国有金融部门和私营金融部门最黑暗的一面都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出来。印度精英群体甚至欢迎这种“道德堕落“ ，因为它因造出“增长幻觉”，也刺激了需求。然而，一旦泡沫破灭，需求疲软的问题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如今，尽管印度市场总体资金充足（来自银行和数字平台，即所谓的金融科技行业），但企业却不愿投资，这种迹象非常明显，表明需求疲软已拖累经济增长前景。
发展不平等和增长潜力低下的另一个表现是资产和销售额日益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根据印度央行前副行长维拉尔·阿查里亚（Viral Acharya）的研究，过去十年，印度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集中度都在不断提高。他指出，印度“五大财阀”——信实集团（Reliance）、塔塔集团（Tata）、埃迪亚比拉集团（Aditya Birla Group）、阿达尼集团（Adani）、巴蒂电信集团（Bharti Telecom）——往往通过收购而非投资新产能在不同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几乎垄断的国内地位使他们能够通过操纵价格，而非调节产量以增加收入，最典型案例是Reliance Jio的掠夺性定价策略。印度“五大财阀”与日韩财阀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往往通过创新技术和进军竞争激烈的全球国际以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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