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为什么会被叫做“九头鸟”?两百多个将军就是证明
这个用来形容湖北人的短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说过。在十几亿中国人中,似乎只有湖北人得到了如此统一的评价,在大多数语境下,以“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佬”,大抵是形容湖北人的精明。
精明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会做生意叫精明,会处关系叫精明,会打仗,同样也是精明——老祖宗早就悟出过“兵者,诡道也”的道理,无论是战术级别还是战役战略级别,带兵打仗,不诡诈一点,精明一点,哪里能打得赢呢?
关于这一点,湖北出的将军数量就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在新中国1614名开国将领中,湖北籍将军有235人,占总数的16%,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二。
湖北人的“精”,是地理和历史共同塑造的结果。从地图上看,湖北省北临河南,南接湖南,西面是重庆和陕西,东邻安徽和江西,基本上位于从北京到广东的正中间,是正正好好的中部。
湖北湖泊众多,因在洞庭湖以北而得名,同时又三面环山——西部是大巴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部为幕阜山丘陵,中南部的江汉平原形成了向湖南的开口形状。长江横穿全省,三峡中有两峡在湖北境内,与汉江共同构成了两大干流,山地占56%,丘陵岗地为24%,平原占20%。
相比湖南,湖北的自然条件要更好一些,山地没那么多,平原更大,离中原更近,也就更容易发达起来。在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公元前2500年至2200年前的彩陶绘等文物,武汉市有商代的盘龙城遗址,出土有青铜器和玉器,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
商朝后期,原居北方的楚人逐渐南迁,最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方霸主。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的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在楚国历史上,有两个首都在湖北——鄢郢(宜城)和纪郢(荆州),湖北地区基本上可视为楚国的核心部分(也包括湖南的一部分)。
▲江陵长湖南岸出土的楚国文物
春秋晚期的楚王孙渔戟
楚国的上层受中原文化影响多,而底层则受“蛮夷”文化影响大,二者交织形成了既有现实主义色彩,又极具浪漫主义的楚文化,诞生过屈原这样充满幻想,个性十足的诗人和政治家。但当时的楚国并不受周天子的待见,在周康王时期的诸侯大会上,楚国的待遇等同于夷狄,被视为奴仆一般,所以后来干脆“反”了,一句“不服周”一直用到今天。说不服那是真不服——西周的第四代天子周昭王领军征楚,结果被楚国在汉水打了埋伏,周昭王因此身亡(落水或被杀)——楚人,就是这么猛。
▲秦亡之后的楚汉战争中
汉军其实败多胜少
如果不是因为项羽太于刚愎
后来就是楚朝而非汉朝了
后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楚人的能战,不过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楚国的名将似乎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楚国征战,都是由楚王亲自领军的!尚武至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多见。虽然楚国最后没打得过秦国,但秦朝仅仅过了十五年,就又被楚人所灭——楚人既不服周,更不服秦;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以聚啸绿林山(京山)的武装为班底,打败了王莽的大军,从此汉语中就有了“绿林好汉”这个典故。
熟知三国故事的中国人,都知道古代的“荆州”大致也等同于湖北,这个名字是由于秦始皇要给父亲(子楚)避讳,所以把楚改称为荆,从此荆州也成为湖北的代称,有时也合称为“荆楚”。
“湖北”最早作为一个行政区出现还得追溯到宋朝,今天的湖北省在北宋分属“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荆湖北路的辖区大致从洞庭湖以北至荆山,简称“湖北路”,从此就有了“湖北”这个名称。明朝和清初,湖北和湖南同属于“湖广布政使司”,清康熙3年(1664),清政府将湖广布政使司拆分为“湖北布政使司”和“湖南布政使司”,湖北湖南两省从此定名定域(包括),一直沿用到今天。
由于湖北距离中原地区更近,自然条件又相对好,所以被“汉化”和“儒化”的也更早更深一些。从秦末到近现代,每当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湖北几乎是必经之地,这些人口带来了儒家文化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和平时期,长江和汉江水道提供了便利的水运交通,非常有利经商,这一切使湖北逐渐发达起来,同时也稀释了一些“蛮夷”的禀性,儒、蛮、商、农交织,湖北人的“精”,大抵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九头鸟”成为湖北人的代称,最早可能是来自于《山海经•大北荒经》——“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大致可以推断,九头鸟就是古楚人崇拜的图腾之一,反过来用于代指楚人也很合理,当然,“九”可能也并非实指,而是泛指个数多。
现代文学家林语堂在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有过这么一段话:“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躁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据历史学者考证,直接以“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始于明朝。明神宗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本身就是湖北人,他为了澄清吏治挑选了九个作风过硬操守优良的官员为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纪检部门),派往全国各地巡视,整肃风纪,效果不错。凑巧这九名官员都是出身于湖北(这个湖北还是“荆湖北路”的意思),于是就有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俗语。
在中国版图上位于中部的湖北,天生就是承接东西南北的要地。即使在古代,湖北境内江湖纵横,交通条件也还是比较不错的,沿长江西可上巴蜀东可下吴越,沿汉水向北可到豫陕,过洞庭湖向南可到湘桂,所以中心城市武汉也就得了个“九省通衢”的别称,即使是今天,武汉仍然是中国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居于铁路网和长江航运的中心位置,被称为中国的“高铁之心”。
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湖北在历史上两次成为人口输出地——湖广填四川,就是这么来的。在元末明初和清初,发生了两次湖广省居民大规模迁居四川的移民潮,有的是政府强制,有的是因为鼓励政策而自行迁移。实际上全国各地的移民都有,但以湖广人为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相当多的四川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来自湖北,其中又以麻城为最多。
交通方便,往来交流就很多,不仅利于经商,也非常利于文化发展。在湖北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优秀人物,楚辞宗师屈原(秭归)、汉赋开山鼻祖宋玉(襄阳)、军事家伍子胥(监利)、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枣阳)、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襄阳)、茶圣陆羽(天门)、唐代诗人孟浩然(襄阳)、张继(襄阳人,《枫桥夜泊》都会背吧)、岑参(江陵)、书法家米芾(襄阳)、文学家“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荆州公安县)、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英山)、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黄陂)、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江陵)、药学家李时珍(黄冈)、辽东经略军事家熊廷弼(江夏)……
到了近现代时期,两湖地区更是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主要发源地(关于湖南,请搜索军武往期“兵要地志系列”的湖南篇),湖北自然也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北的贡献之一,是著名的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筹办,1893年建成投产,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钢铁工业,也是亚洲首个并且是规模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要早7年。
▲汉阳铁厂车间遗址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
据《中国十大矿厂记》记载,一位外国观察家这样描述汉阳铁厂:“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观于斯厂,即知研究西学之华人,经营布置,才略不下西人也。”当时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参观后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票的最进步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民国三年(1914年)
汉冶萍公司发行的股票
到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的汉冶萍公司达到了年产钢7万吨,铁砂50万吨的规模,钢铁产量占全国的90%。
这座铁厂是近代中国人“钢铁强国”的有力尝试,是用湖北人民的赋税和血汗建成的,尽管实际上也存在运营和生产方面的问题,但确实是中国迈入钢铁时代的标志,使中国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钢铁产业。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这家企业就完全消失了,因为在抗战时期,汉阳铁厂大批人员及设备西迁重庆,成为重庆钢铁公司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汉阳铁厂留在武汉的产业成为武汉钢铁公司的一部分。
▲清末时期的主要军工企业
另一项贡献,与“湖北枪炮厂”有关,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要说“汉阳造”步枪,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同样是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枪炮厂”,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的“拳头产品”,就是仿自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的“汉阳造”。
▲汉阳兵工厂旧照
从1896年开始,湖北枪炮厂开始生产此型步枪,定名为88式,第一年生产了1300支。最初的产品在枪管外部增加了套筒以增加强度,显得比较粗,所以俗称“老套筒”(1904年进行了改进,枪管壁厚加粗,取消了套筒)。1899年,江南制造局也开始生产,但因为汉阳兵工厂是88式步枪最初也是最主要的产地,所以不管实际上是哪里造,统统被称为“汉阳造”。
▲不管有没有套筒
都可以叫“汉阳造”
“汉阳造”在中国一直生产到1944年,前后持续了近50年,是那个时代中国生产时间最长的轻武器。由于历经晚清、北洋、民国、抗战时期的混乱时局,统计资料匮乏,确定“汉阳造”的总产量比较困难。根据枪支序号推算,在1938年汉阳兵工厂迁移内地之前,制造数量大约是87万支。由此推算总产量超过了100万支。
汉阳造的使用时间则更长,1907年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汉阳造就是主力步枪,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南昌起义到抗战胜利,无论是红军还是国军,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游击队,汉阳造都是士兵手里的主要武器(三八大盖靠缴获,中正式产能有限),甚至在朝鲜战争初期,还有志愿军战士拿着汉阳造在冰天雪地里与联合国军拼杀。直到建国后全面换装苏式枪械,仍然有汉阳造被民兵和警察使用,要到80年代才被完全淘汰。
“汉阳造”步枪,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也是推动历史的关键工具——湖北新军拿着汉阳造,推翻了清朝;北伐军拿着汉阳造,击败了北洋;中国军民拿着汉阳造,打败了鬼子;人民军队拿着汉阳造,打跑了老蒋……
虽然制造了汉阳造的汉阳兵工厂作为一个实体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其血脉还能找得到。抗战胜利后,汉阳厂的一部分被并入“兵工署21兵工厂”,也就是现台湾“军备局第205厂”。留在武汉的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迁至重庆,成为长安汽车、嘉陵集团和重庆钢铁公司等企业的前身。
第三个贡献,就是武昌起义了。起义发生在武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重要,正如知名历史学者易中天所言,中国历史别看这么长,重要节点其实只有四个——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灭六国、辛亥革命。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
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虽然武昌起义不是辛亥革命的全部,但确实是辛亥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关键事件。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之间的两千多年,可视为一再重复的帝制循环,到了清代已经发展到顶峰,同时也极为僵化,失去活力,而清廷又没有改革的诚意,内外矛盾激化,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
革命党人先前发动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唯有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的革命浪潮,给了清王朝致命一击,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皇权专制,使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功莫大焉——秦与清,一音之差,时隔两千年,皆亡于楚,真天意也!
武昌起义发生在湖北,策划者和实施者也以湖北人为多。在起义前夜因事泄被捕,被清政府杀害的三位烈士中,有两位是湖北人(刘复基为湖南籍)——彭楚藩(鄂城)和杨宏胜(襄阳),直接打响起义的指挥者熊秉坤是湖北人(江夏),被起义军强迫上位,后来成为北洋政府总统的新军协统黎元洪也是湖北人(黄陂)。至今武汉仍有用三位烈士命名的“彭刘杨路”,还有首义广场、首义路、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纪念园等一系列与武昌起义相关的纪念设施(还有一条“黎黄陂路”),彰显着这座城市以及湖北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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