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王牌特工80大寿，夜晚开门惊喜发现：周总理带酒前来祝贺

文|掘密探索家

编辑|掘密探索家

1966年1月4日，居住在北京的熊瑾玎老人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大寿，这一天儿孙们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为老人家祝寿。

儿孙满堂，熊瑾玎老人本该与老伴朱端绶共享天伦，但是自从早上接到了一同电话之后熊瑾玎就魂不守舍。

他一直在院子里向外张望，老伴也不顾儿女反对坚持要亲自下厨，一直到了晚上7点，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快步走到了门口。

门口站着的竟然是周总理，他手里还提着两瓶绍兴花雕酒，满脸笑容地给熊瑾玎祝寿。

这位熊瑾玎老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周总理为何在百忙之中亲自来给他祝寿呢？

周总理亲自前来祝寿

1966年1月4日，熊瑾玎80大寿的一早，他的儿孙们就早早来到了他在北京居住的房子，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前来贺寿，院子里的欢声笑语在巷子外都能听到。

吃完早饭之后，小孩子们在院里玩耍，儿女们陪着熊瑾玎和老伴朱端绶在屋子里说话聊天，这时电话铃声响起，距离最近的女儿熊畅苏接了起来，但是对面并没有直接表明身份，而是要求熊瑾玎接电话。

熊瑾玎接起电话，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之后就挂断了，之后他附身对坐在旁边的妻子说了些什么，妻子有些惊喜，但是很快就敛下神色，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但是中午过后两位老人就表现得非常反常，熊瑾玎也没有再坐在屋子里，而是搬着小椅子坐在了院子里，开始儿女还以为他是想看着孩子们玩耍，但发现他的目光一直向门外看去。

之前孩子们过来的时候他可是一门心思和孩子玩闹，这次竟然只是坐在旁边看着，还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朱端绶的表现也有些反常，往常只要是儿女过来，她就不进厨房乐得清闲，这次竟然不顾孩子们反对坚持要亲自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

父母的表现让儿女们摸不着头脑，直到晚上7点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7点整的时候，熊瑾玎和朱端绶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门口，儿女们跟着出来，看到了门口站着的人，顿时大吃一惊。

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周总理和他的卫士长，周总理的手里还提着两瓶绍兴花雕酒，原来老两口盼望了一天的人是周总理。熊瑾玎和朱端绶连忙将周总理请到了屋里，晚饭才开始。

周总理将酒递给了熊瑾玎，并且告诉他自己是借花献佛，这两瓶花雕老酒是之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送的。周总理还对朱端绶说今天可要和熊瑾玎好好喝两杯，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她的手艺是一绝，这么多年过去了可得再好好尝尝。

说完之后周总理还拿出来一封信交给了熊畅苏，这是周总理给她写的证明材料。熊畅苏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但是一直都没能入党，原因就是曾经交上去的家庭材料中有一个叫熊笑三的人。

这个熊笑三是熊瑾玎和前妻的孩子，曾经担任过国名党的军长，熊畅苏虽然没有见过这个哥哥，但是却受到了他的影响不能入党，周总理得知后特意写了一封证明信让她交给领导。

周总理和熊瑾玎在席间推杯换盏，朱端绶也端上了几道拿手好菜，三个老朋友边吃边聊，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他们谈到了很多事情，最感慨的还是曾经并肩的峥嵘岁月。

为《新华日报》倾尽一切

1937年，熊瑾玎来到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想要让领导给他派发一些任务，但是领导的回应却是让他在家里等通知，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受重用了，就心灰意冷的离开。

没想到不久之后就接到了工作的通知，要求他和妻子朱端绶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创办《新华日报》，熊瑾玎担任报社的总经理，朱端绶成为了发行科的科长。

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夫妻俩将孩子们送到了长沙老家，寄养在亲戚家里。破碎的山河、动荡的局势让两人并肩投入到了抗战的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新华日报》是唯一一家能够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国民党表面上同意共产党发行报纸，但是背地里没少搞小动作。

他们先是派出特务到报社将营业部打砸一空，随后又随便找个理由将街上的报童抓起来，这些问题虽然都被熊瑾玎一一解决，但是报社还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纸张短缺。

发行报纸如果没有纸张，无论多好的文章和营销策略全部都是空谈。当时抗战已经爆发，大城市沦陷，而能够生产纸张的地区如四川等地已经被国民党垄断，就算是有钱也难买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熊瑾玎亲自到纸张的产地进行探访，经过多方寻找，他终于打听到有一个人的手里可能会有纸张的存货。

此人是一个纸商，手里之所以还有纸，是因为酷爱旧诗和书法，并且为人极具正义感，所以才没有将所有纸张都让国民党囤积在手里，为了能够买到他手里的纸，熊瑾玎想方设法接近他，很快两人就熟悉了起来。

这位名叫王炽森的纸商对于《新华日报》的创办理念非常认同，对于熊瑾玎这个人也是十分的敬佩，在得知报社面临无纸可用的困境时，不仅大手一挥拿出了自己所存的全部纸张，还帮助熊瑾玎联系其他手里有货的纸商。

尽管眼下的危机暂时解决，但是熊瑾玎明白靠人不如靠自己，他想创办一家纸厂，这个想法与王炽森不谋而合，两人当即达成了合作，熊瑾玎出资王炽森出力，一同创办了川东纸厂。

这一举措不仅彻底解决了《新华日报》的用纸难题，就连国民党的报社也要来借纸。虽然解决了纸张短缺，但是更大的问题接踵而来，报社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了对新四军以及八路军的补给，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报社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能让报社运转下去，熊瑾玎决定降低除了工作以外的一切开支。

但是不管其他成本怎么压缩，饭总是要吃的，熊瑾玎就号召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养猪种菜，食材尽量自给自足，不再额外花钱。然后再对办公的经费进行压缩，这样一来就为报刊省下了不少钱。

但是一直这样省也不是办法，熊瑾玎开始寻找企业家进行合作。当时重庆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厂长任宗德与熊瑾玎是至交好友，不仅《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开设在酒精厂，两人对于中共的主张也是一样的认可。

有了任宗德的资金支持，《新华日报》蒸蒸日上，不仅获得了大批订户，更是力压国民党创办的报刊，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传递给了全国的人民。

熊瑾玎虽然整日和钱打交道，但自己的生活却是一贫如洗，即使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动用过一分钱的公款，而他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就，离不开妻子的支持。

当周总理举杯敬朱端绶的时候，还提到了夫人邓颖超曾经夸赞熊瑾玎和朱端绶两人是党内的模范夫妻。听到周总理这样说，朱端绶很不好意思，而熊瑾玎则想起了自己和老伴相识相知的时光。

周总理为两人甘当“月老”

熊瑾玎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医世家，后看来成为了徐特立的学生，因为受到了徐特立的影响，立志学成后报效国家，在老家长沙就已经和伟大领袖、何叔衡等人是至交好友。

熊瑾玎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见地，他认为成大事者一定要有经济实体的支持，他的主张得到了新民学会成员的一致认可，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了筹款的不二人选。

1927年熊瑾玎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而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年轻有为的周恩来。周总理慧眼识英雄，当时就觉得他会成为悬在敌统头上的一把利剑，就将他安排在了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会计。

为了掩人耳目，他伪装成“福兴商号”的老板，经营长沙布匹丝纱生意，时间一久，同志们也都和客人一样戏称熊瑾玎为熊老板，这个称呼也成为了他身份的象征。

没人能想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的地址，竟然藏在人声鼎沸的商号二楼，而一副不起眼的普通商人打扮的熊老板竟然是一名隐匿身份的共产党员。

福兴商号的生意越来越好，但是周总理的担心却日益增加，因为这个商号的发展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却有一个漏洞，那就是老板熊瑾玎始终是一个人经营这个商号。

一个四十多岁的外地男人突然间开了一家商号，始终独来独往，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这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周总理就委托湖南省委，让他们给熊瑾玎找一个合适的搭档。

最终同为长沙人的朱端绶被选中，她只知道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却不知道是要和一个陌生男人假扮夫妻，这让她在听到任务的那一刻就红了脸，连忙说自己还没有嫁人呢。

熊瑾玎看出来朱端绶的顾虑，立马就解释是假的，对内仍然是同志，只是在外人面前做做样子，朱端绶这才放下心来执行任务。虽然是假夫妻，但是在外人面前却表现得比真正的夫妻还要恩爱。

两人相处的时间久了，彼此又知根知底，很快就互生情愫，熊瑾玎被年轻的朱端绶身上的善良坚毅吸引，而朱端绶也欣赏熊瑾玎的成熟稳重和才华横溢，只是碍于工作，两人谁都没有主动说出来。

周总理看出来两人的心意，就想帮他们一把，他先找到了朱端绶，希望她能够成为福兴商号真正的老板娘，成为熊瑾玎的妻子、革命伴侣，而不仅仅是在外人面前演戏。

朱端绶虽然心仪熊瑾玎，但是两人毕竟相差22岁，所以还是有些顾虑。周总理明白朱端绶的想法，就告诉他虽然熊瑾玎比她大一些，但是他有一颗年轻的心。

对于周总理的话，朱端绶心里很高兴，他能够主动撮合就说明熊瑾玎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于是就害羞地点了点头。就这样，周总理亲自做媒，两人正式结为了夫妻。

之后的几年，熊老板和老板娘将福兴商号经营得井井有条，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我党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来源于经商，而福兴商号发展壮大，不仅经营布匹生意，还有酒店、钱庄等生意，为党的活动筹集了大量的经费。

上海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大量的地下人员因为工作实在是难以开展，纷纷选择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谋发展，但是熊瑾玎夫妻两人在撤离后不久就回来了。

上海虽然危险，但是却是地下交通最重要的枢纽，潜伏在敌人身边的特工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简简单单就能离开上海，他们背负着重要的情报，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必须有人与组织联系，更需要大量的经费。

1933年，叛徒出卖了我党的机要情报，因此贺龙的家眷被逮捕，国民党特务还设下了重重埋伏等待着与贺龙家眷有来往的人，熊瑾玎没有得到异常信息，在给他们送物资的时候遭到了埋伏。

熊瑾玎出门后朱端绶就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被抓到巡捕房的消息传回来后，她就想尽办法营救，但是熊瑾玎刚还没救出来，朱端绶也被抓了起来，她一口咬定和地下党没有关系。

敌人手上并没有能够证明朱端绶身份的证据，8个月之后她就被无罪释放，但是熊瑾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长达四年的官司之后仍然没有被成功营救出来，而是被判刑8年。

1937年，毛泽民被派到上海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临行之前周总理亲自找到他并叮嘱一定要将熊瑾玎营救出来，在组织的积极推动下，熊瑾玎终于结束了牢狱之灾与妻子孩子相聚。

1941年，《新华日报》成立3周年，周总理与报社成员一同庆祝，晚会上周总理问朱端绶几个孩子在什么地方，朱端绶说他们被寄养在老家的亲戚那里，周总理鼻头一酸，一个母亲怎么舍得与骨肉分离，这都是为了党的工作。

周总理让朱端绶把孩子接回来，他会派人送孩子们到延安学习，之后夫妻二人携手共度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直到抗战胜利，两人才和分离已久的孩子们团聚。

新中国成立之后，熊瑾玎申请不担任职务，但是他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多不胜数，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一个既符合他的贡献又不劳累的工作，于是他就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

为国家操劳了三十年的夫妻二人终于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两人兢兢业业直到退休，就居住在北京的一个院子里，每天写字赋诗，就像他们曾经无数次梦想的那样，过着安稳平淡的生活。

寿宴结束的时候，熊瑾玎还与周总理约定，等到周总理过80大寿的时候，他一定亲自前往，还像这次一样喝酒聊天共同庆贺寿辰。周总理也十分高兴，还让朱端绶到时候一同前来，她做的菜自己永远也吃不够。

只可惜两人都没能等到那一天，1973年熊瑾玎病重的时候，周总理还派去了自己的专属医生，熊瑾玎入院后周总理亲自前往探望，只是他年事已高药石无医，不久后就病逝了，临终前给周总理留下了一句话：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结尾

熊瑾玎直到临终心中挂念的仍然是国家和人民，周总理看着他留下的话，深知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到底，继续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的未来努力。

周总理将熊瑾玎给他留下的字条妥善保管，心中时刻牢记着老战友的叮嘱。此时的周总理已经身患癌症，但他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和希望，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国家和人民考虑，没有一刻是存着私心的。

当年的寿宴相聚，酒席间的谈话不仅仅有三人对往事的追忆，更是他们换来和平盛世的革命青春，时光不会倒流，但是他们所作的贡献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